山东泰山脚下的洼里村，是远近闻名的“状元村”。改革开放40年来，这个村子走出了9位博士、9位硕士，以及将近60位大学生。考学改变了他们个人的命运，但没有改变村子的命运。那些在城里做了教授、公务员的后生，却无法反哺更多，也无力阻止故乡的空心化。
　　洼里村原来叫彭家洼，村里有320户、960多人，绝大部分姓彭。这个在当地被人们称为“状元村”的村子，是一个典型的“空心村”，农耕废弛、人员流失，走在村里，好半天才能见到一两个老人慢慢悠悠地经过，几乎没有年轻人留在村里。如果只是走马观花一般地路过洼里村，不会有人知道，这个村子就是远近闻名的“状元村”。

在这个有尊师重教传统的村子，家里再穷也要供孩子上学

　　“这个是1978年考上清华的，他是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现在是教授。这个是山东大学的博士后，这个是硕士……”洼里村会计彭淑禄手里，有一本打印的红色小册子，这些年来，所有走出村庄在城里安家落户的人，都在上面。
　　改革开放40年来，洼里村出了9位博士、9位硕士，将近60位大学生。几年前，因为当地媒体一次偶然的报道，洼里村有了一个“状元村”的称号。其实，洼里村并没有高考状元，无论是任何意义上的状元都没有。之所以被称为“状元村”，是因为这里走出去了数量远超其他村子的大學生。
　　这个有500多年历史的村子，曾经以出教书先生而闻名。据村委会主任彭乐冬说，旧时县太爷下乡经过洼里村的时候，都会主动“落驴”，以示尊重。村主任讲这个故事，似乎想证明，洼里村的尊师重教是有传统的。但在村里小学的老校长彭西庆看来，孩子们之所以拼命读书的原因只有一个——穷。
　　彭西庆的儿子，是中科院的博士，他至今还记得当年供养孩子上学的艰难。那是1992年，彭西庆的儿子考上了师专，入学时要交700元。此时的彭西庆，已经当了12年小学校长，经济条件在村里算是好的，但依然拿不出700块钱，只好东拼西凑才借齐。后来，彭西庆的小儿子又进入山东大学读本科，入学时还要交1200元，彭西庆不得不再次借钱。
　　彭兴坤已经60多岁了，为了供孩子读书，仍旧在外地打工。超过了55岁，建筑工地就不要了，极少的看门、看料场之类的工作，都得是老板的熟人才能干。彭兴坤只能到处打点儿零工，“有什么活儿，就干什么活儿。老人苦点，都是为了孩子有出息，以后再不受穷了。”彭兴坤的妻子说。
　　彭兴坤的一儿一女，都是大学生。女儿读博士，去年刚刚毕业，在一所高校任教；儿子去年本科毕业，已经工作。
　　彭兴坤的妻子不太愿意谈及那些年的艰苦，也不觉得她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彭兴坤的侄儿告诉记者，彭兴坤的孩子考上大学后，夫妻俩掏不出孩子的生活费，甚至在村里也借不到足够的钱，最终还是靠贷款，才能送孩子去上学。
　　彭兴坤的妻子说：“我们自己哪儿能贷出来款，什么抵押也没有，还是托人担保才贷到。”前前后后，彭兴坤一家贷了6000元到7000元，一点一点的还，还了好些年才还清。
　　彭淑庆的求学经历，或许是这个村子里所有大学生的一个缩影。1993年，彭淑庆小学毕业进入中学，要到乡里上学。“那时候国家经济已经不错了，但村里还是非常穷。我和哥哥两个人上中学，每周生活费加起来也就两三块钱。这点儿钱，不用说在食堂吃饭了，就连馒头都买不起。仅有的两三块钱，用来买圆珠笔芯、本子都很紧张。”彭淑庆说，兄弟两个人只能从家里带煎饼、咸菜充作口粮，“夏天热，不能带太多，爱坏；冬天冷，煎饼都冻硬了。”考大学时，彭淑庆选择了师范专业，因为每个月有70块钱的补助，他就是靠着这些补助，加上勤工俭学，才勉强完成了学业。

读书改变了农家孩子的命运，村里的小学却早就撤消了

　　从彭兴坤家里出来，记者碰到了一位刚要出门的杨大姐。杨大姐的丈夫在广东打工，留下她在家里照顾上学的小儿子。
　　杨大姐的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她希望孩子毕业后，接着考研究生。“学历低了不行，找不到好工作，硕士都不行，最好是博士。”她说。或许是因为村里考出去的大学生足够多，也可能是村里重教的风气所致，许多村民都很重视学历，希望自己孩子的学历越高越好。但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其实并不了解学历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会觉得博士后比博士的学历要高，留美的博士比博士后还高，有时候也会把山东大学和济南大学弄混。村里面走出去几十位大学生，但村民记得最清楚的，还是清华大学、山东大学、中科院等极少数几个名字，大多数孩子究竟考上了哪个学校，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的家人才能说得清。
　　不仅是杨大姐，村里的人们几乎都有着类似的观念，学历高了才好找工作。这样的逻辑简单而朴素，就是彻底离开穷困的乡村。而要想走出乡村，考学要远比打工好得多。“打工也行，但那是吃青春饭，就干那么几年，老了还得回来。而且现在结婚要房子、要车，得打多少年工才能赚到。考学出去就不一样，最起码工作轻松，不用风吹日晒，老了也有保障，一辈子的问题都解决了。”
　　洼里村的小学，改革开放后，经历过3任校长，彭西庆是第二任，第三任叫彭淑德，如今也已经退休10多年了。村里的小学，也早就撤消了，如今改成了村委会。唯一还和当年的小学有关系的，只剩下院子里的两棵合欢树。
　　彭淑德现在还记得，合欢树是1978年栽的，那时候他还只是个教员。如今40多年过去了，合欢树已经长得高耸入云，树荫遮住了小半个院子，而彭淑德已记不清他教过的学生中，到底有多少考上了大学。

　　村主任彭乐冬说，现在留在村里的人太少了，以前每年都有二三十个适龄学生，如今也就五六个，开不了一个班了。洼里村的孩子们，只好都去隔壁村的小学校上学。那是一个大村子，有2000多人，周边五六个村的孩子，都在那儿上小学。
　　洼里村的孩子上中学，则要到乡里去上。杨大姐的女儿，就曾在乡里上中学，每两周回家一次，“那时候连公交车都没有，附近村里有大车的人家，定期接送孩子们，收很少一点儿钱。”后来，县里的中学招生，杨大姐的女儿看到招生启事后，自己跑去考试，被录取了，上学也就更远了。
　　在老校长彭西庆家里，夫妻俩正在剥花生。他说，这是今年的种子，早年民办教师转正时，他们家里几乎就没有地了。仅有的一点儿地，种点儿花生之类，权作消遣，他的退休金足够他们老两口生活。孩子们都在城里成家立业了，偶尔回来，也不会再去地里，他们已经彻底和土地告别了。

现在村里的大部分土地，都已改种白杨树

　　洼里村是典型的农耕村落，村里人世世代代以种地为生。虽然东临泰山，但实际上离泰山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泰山的旅游业，几乎不可能辐射到这个村子里。村子西面有一条河，叫做淘河，是汶水的支流，但远没有出过大汶口遺址的汶水那么有名。
　　那山那水，对洼里村来说，都是靠不住的。和传说中的“教书先生之乡”相比，它还有一个更有可信度的称号“建筑之乡”，这是无数村里人出外打工，在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上“拼”出来的。
　　尽管洼里村的大学生很多，但也不是每一个读了书的孩子都能考上大学。考不上的，只能出去打工，“年轻人不会留在村里，更不愿意种地。”彭乐冬说。
　　村里的大部分土地，都改种白杨树了。杨木质地疏松，不算是好的经济树种，从经济效益上看，还不如种粮食。村里的白杨树，长成后都是卖给附近的板材厂，板材厂切削、粉碎之后，直接压成制作家具的复合板。
　　种树唯一的好处，就是它几乎不用看管。“七八年就可以卖了，中间很少需要照顾，人们可以腾出时间去打工。”会计彭淑禄说。
　　对干不动农活的老人来说，种白杨树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只是不能以此为生。“真的老了，还是要靠孩子，地里的产出，补贴点儿还成，靠不住。”彭淑禄说。

　　走在村里，路上背柴的、打水的，骑着电动三轮的，几乎都是老人。村里唯一的小磨坊，几个年迈的老人，正在这里粉碎饲料，材料是花生壳，在粉碎机上粉碎之后，可以喂猪、喂鸡、喂狗。除此之外，村里几乎没有任何发出声音的地方。
　　考学走出去的孩子，意味着个人命运被彻底改变了，但村子还是那个村子，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出去的人偶尔回来，也帮不上村里什么忙。有时候他们也会给村里提一些建议，但最好的建议，就是让孩子们好好学习。”彭淑德说。
　　走出去的学生们，对于日渐凋敝的故乡，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已经博士毕业两年，在一所大学里教书的彭淑庆说，“我们村里出来的学生，很多都在学术方面发展，都没有太大的能力帮助村里”。

“状元村” 振兴的无奈，可能是很多乡村在现代化转型中共同的困难

　　在谈起洼里村的振兴时，村主任彭乐冬有些无奈，“还是要靠产业扶贫，但资源太少了，也就背后的那条河，整理整理，可能还会有点儿游客”。
　　但即便这么一条河，也不是洼里村独有的，村主任的振兴计划，是否有成功的可能，依旧不可知。“这可能是很多乡村在现代化转型中共同的困难。”著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阳说，“任何农业社会在现代化转型中，都是以人口大规模流失为特征的，完成转型的标志，不是人口回乡，而是生产模式的转变。”
　　出外的大学生，他们比村民更有知识、眼界，但同样抵挡不住传统村庄和传统农业的衰落。杨阳说：“我们还处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直到今天，考大学依旧是很多农村孩子摆脱贫穷、迈向中产的最好途径。他们考上大学，不仅是从乡村走向城市，更是身份的变化，他们可以考公务员，可以进入大企业，可以不断地晋升。也就是说，他们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城市人，不再是村里人，想要回报乡村，非常难。”
　　学生们出走之后的乡村，又该如何振兴？杨阳认为，“还是要依靠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转为相对集约化的现代农业。至于人才的问题，乡村振兴也好，现代农业发展也好，确实都需要大量的人才。但吸引人才的方式，不是靠情怀，而是靠制度。通过制度化的支持，让愿意去乡村的人，可以得到和城市相同甚至更好的待遇，比如住房、保险、养老等。人才的流动一定是自由的、也是自愿的。只要乡村确实有吸引人的东西，且没有后顾之忧，自然有大量的人会去乡村发展。”
　　（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