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苗族服饰不单纯表现为某个民族专有的艺术形态，它的艺术创新过程，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经过接触、混杂、分裂、融合，按照人类造物的需要，通过群体审美观念的规范，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苗族服饰作为民族文化的有形载体，反映出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凸显了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主义精神，蕴藏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内涵。
【关键词】：苗族服饰；文化；民族精神
服饰是人类生活中重要的物质资料，具有实用功能、审美功能、伦理功能三方面的特性，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彼得·彼格达列夫在《作為记号的服饰》中说，作为服饰，“既是物质的客体，又是记号”。 民族服饰不仅表现了实用、审美、巫术等功能，也成为穿着者年龄、职业的标记。此外，服装还是社会地位、阶级、地域、民族、宗教方面区分辨别的标志，以及一个民族精神风貌的展现。在社会环境下，民族服饰凸现着民族精神，它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以及对伦理道德和美好生活追求的理想[1]。
一、苗族服饰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
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自觉认知，比其他认同有着更为强固的聚合力。王希恩在《论民族认同》一文中，认为民族认同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认同的基础是文化。说到底认同是一种心理活动，它基于物质生活。民族存在的根基在于人类文化的不同。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物质环境中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内容，而不同群体的人们也正是从这些文化的不同中感悟自我，认识自己的民族归属的。文化是民族存在的基础，也是民族认同存在的根基。这一特点使得民族认同比其他认同有着更为持久的聚合力。其二，认同的归结点常常指向血统渊源。民族的要素中不一定存在血缘关系，尤其现代民族，但人们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民族与血缘联系起来。民族认同的这种血缘溯源倾向源于早期民族的血缘性：氏族、部落及其他早期民族都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2]
每个民族都有着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它一方面表现为民族的尊严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面又表现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抗拒感。苗族历经磨难、辗转迁徙之后，具有相同服饰的人会显得格外亲切，特征鲜明的服饰无疑是相互识别的重要依据。苗族社会中，由于民族的压迫及统治者施行的民族同化及民族隔离政策，这种民族自我认同意识更为突出，我们从苗族服装的衣裙款式所表现出的文化内涵中，不难感受到其蕴藏着的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如苗族银帽上浮雕的“骑马飞渡”图案，不仅仅只是一种装饰性纹样，它还喻意了更深层的文化内涵，向人们诉说了一段艰辛而酸苦的往事：苗族先祖从前生活在富饶的大河平原地带，由于战争所迫，跨黄河、过长江，迁徙到西南地区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开荒斩草、繁衍生息。将这段历史刻在银帽檐上，是要告诫后人牢记历史，不忘先民们英勇奋战顽强拼搏、勤劳勇敢、刻苦耐劳、艰苦创业的优良品质。苗族银帽多在祭祀、集会等大型活动时佩戴，服饰上所喻意的象征性符号，更能唤起民众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感。
二、苗族服饰表现出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古代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特别是封建社会以后，等级观念更加突出。服饰作为客观存在的物质和文化资料，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统治阶级划分尊卑、区别贵贱的附属品。正如贾谊《新书·服疑》里所说的那样：“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势位”。 《后汉书·舆服志》说：“非其人不得服其服”，不同等级的人为了区别其社会地位、贫富贵贱，制定了不同的服饰，这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极其严格的服制。俗话语：“只认衣衫不认人”，服饰往往作为识别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尊卑贵贱和区分一个人的等级高下的标志。
在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出现了等级制度的萌芽。从服饰的社会属性来看，本身包涵着浓厚的政治、宗教、等级各方面的意义。不可否认，苗族社会内部，也存在着这种等级的差别。然而，表现在服饰方面，从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来看，苗族服饰的等级差别多体现在贫富差距上面，而不在于其社会地位的高低。如苗族“其妇皆插排钗，状如纱帽展翅。富者以银为之，贫者以木为之”；“绾发，以簪博，可七八分。富者以银丝作假髻，两旁副以银笏，形仿雁翎”等等。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历史自然环境，苗族受儒家男尊女卑性别观影响较少，仍然保留了原始社会男女平等思想甚至是母系氏族女权思想的遗风；另一方面，苗族社会长期处于不稳定的战争与迁徙之中，抵御外强需要团结一致的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因此，相对于封建专制的大民族主义来说，苗族服饰的等级意识并不浓郁。
苗族人民为反对强暴、抵御侵略、追求自由与和平而表现出的团结一致、坚忍不拔、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可以说在其服饰穿着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历朝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采取精神与文化的剥削与压迫，对平民百姓服饰穿着上实施的种种禁令，都受到了崇尚美好生活与热爱民主自由的苗族人民不同程度的反抗。封建统治者为“分尊卑、别贵贱、辨亲疏”，划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将衣裳以“十二章”制。十二章就是十二种图案，即日、月、星辰、山、华虫（雉）、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亞形）。不同级别的阶层所穿著的纹饰都有严格的区分。历代以来，各个朝代对服饰穿著都有禁例，例如：汉景帝后三年：“禁采黄金珠玉以为服，违者制罪”；明英宗天顺二年：“令官民衣服不得用蟒龙、飞鱼、斗牛、大鹏、像生狮子、四宝相花、大西番莲、大云花样，并玄、黄、紫、及玄色、黑、绿、柳黄、姜黄、明黄诸色。”[[3]周汛、高春明.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 年版，第784页。
作者简介：龙湘平（1966—），男，湖南永顺人，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南城市学院艺术学院院长，研究方向为民间美术。本文系2010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立项课题《苗族服饰历史演变与现代转型对策研究》（立项号：2010ZDB33）阶段性成果。][3]苗族虽被历代各封建王朝统治，但在衣饰服装穿著上，始终不忘自己的先祖，在历代种种严格的禁例下，仍然顽强地保留着本民族的传统。服饰的“十二章”制将“日、月、星辰、山”这四种图案被列为皇帝所独用。原始时代，苗族远祖崇拜日、月、星、辰、并对大山河流有着深厚的感情，此图案虽为禁物，但苗族子孙不惧强暴，仍然将它绣制在服装上。“龙”是王权的象征，“华虫”近似于凤，这两种图案先秦古制为天子、三公诸侯所用。远古时代，龙、凤也是苗族先祖的图腾崇拜物，在苗族服饰中，龙凤纹几乎成为最常用的纹饰，头帽上、围裙上、袖口上、裤脚边上、鞋面上都要绣上龙凤。湘西苗族每年都要举行“接龙”盛大祭祀活动，接龙时要由村寨中年长有威望的人穿上“接龙衣”，接龙衣最显眼的前后两个部位一定得绣上“升龙”，升龙是帝王龙袍上绣制的龙头朝上尾朝下的龙，取“飞龙在天”之意。如果按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乐定下的规矩，苗族这件“接龙衣”只有周王才有资格穿著，三公虽然位极人臣，但却不能僭“九五之尊”，只能穿著将龙头绣在下面、龙尾绣在上面的“降龙”。
三、结束语
服饰是一个民族精神风貌的展现。它不仅表现出民族的尊严感和自豪感，而且也表现了一个民族的抗拒感，体现了一个民族的认同意识和民族精神，从苗族服饰所反映出的历史文化内涵，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
参考文献：
[1]龙湘平.苗族服饰文化内涵研究[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97-100.
[2]王希恩.论民族认同[M].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 2004-01-15.
[3]周汛、高春明.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 年版，第784页。
【关键词】：苗族服饰；文化；民族精神
服饰是人类生活中重要的物质资料，具有实用功能、审美功能、伦理功能三方面的特性，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彼得·彼格达列夫在《作為记号的服饰》中说，作为服饰，“既是物质的客体，又是记号”。 民族服饰不仅表现了实用、审美、巫术等功能，也成为穿着者年龄、职业的标记。此外，服装还是社会地位、阶级、地域、民族、宗教方面区分辨别的标志，以及一个民族精神风貌的展现。在社会环境下，民族服饰凸现着民族精神，它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以及对伦理道德和美好生活追求的理想[1]。
一、苗族服饰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
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自觉认知，比其他认同有着更为强固的聚合力。王希恩在《论民族认同》一文中，认为民族认同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认同的基础是文化。说到底认同是一种心理活动，它基于物质生活。民族存在的根基在于人类文化的不同。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物质环境中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内容，而不同群体的人们也正是从这些文化的不同中感悟自我，认识自己的民族归属的。文化是民族存在的基础，也是民族认同存在的根基。这一特点使得民族认同比其他认同有着更为持久的聚合力。其二，认同的归结点常常指向血统渊源。民族的要素中不一定存在血缘关系，尤其现代民族，但人们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民族与血缘联系起来。民族认同的这种血缘溯源倾向源于早期民族的血缘性：氏族、部落及其他早期民族都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2]
每个民族都有着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它一方面表现为民族的尊严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面又表现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抗拒感。苗族历经磨难、辗转迁徙之后，具有相同服饰的人会显得格外亲切，特征鲜明的服饰无疑是相互识别的重要依据。苗族社会中，由于民族的压迫及统治者施行的民族同化及民族隔离政策，这种民族自我认同意识更为突出，我们从苗族服装的衣裙款式所表现出的文化内涵中，不难感受到其蕴藏着的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意识。如苗族银帽上浮雕的“骑马飞渡”图案，不仅仅只是一种装饰性纹样，它还喻意了更深层的文化内涵，向人们诉说了一段艰辛而酸苦的往事：苗族先祖从前生活在富饶的大河平原地带，由于战争所迫，跨黄河、过长江，迁徙到西南地区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开荒斩草、繁衍生息。将这段历史刻在银帽檐上，是要告诫后人牢记历史，不忘先民们英勇奋战顽强拼搏、勤劳勇敢、刻苦耐劳、艰苦创业的优良品质。苗族银帽多在祭祀、集会等大型活动时佩戴，服饰上所喻意的象征性符号，更能唤起民众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感。
二、苗族服饰表现出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古代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特别是封建社会以后，等级观念更加突出。服饰作为客观存在的物质和文化资料，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统治阶级划分尊卑、区别贵贱的附属品。正如贾谊《新书·服疑》里所说的那样：“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势位”。 《后汉书·舆服志》说：“非其人不得服其服”，不同等级的人为了区别其社会地位、贫富贵贱，制定了不同的服饰，这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极其严格的服制。俗话语：“只认衣衫不认人”，服饰往往作为识别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尊卑贵贱和区分一个人的等级高下的标志。
在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出现了等级制度的萌芽。从服饰的社会属性来看，本身包涵着浓厚的政治、宗教、等级各方面的意义。不可否认，苗族社会内部，也存在着这种等级的差别。然而，表现在服饰方面，从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来看，苗族服饰的等级差别多体现在贫富差距上面，而不在于其社会地位的高低。如苗族“其妇皆插排钗，状如纱帽展翅。富者以银为之，贫者以木为之”；“绾发，以簪博，可七八分。富者以银丝作假髻，两旁副以银笏，形仿雁翎”等等。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历史自然环境，苗族受儒家男尊女卑性别观影响较少，仍然保留了原始社会男女平等思想甚至是母系氏族女权思想的遗风；另一方面，苗族社会长期处于不稳定的战争与迁徙之中，抵御外强需要团结一致的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因此，相对于封建专制的大民族主义来说，苗族服饰的等级意识并不浓郁。
苗族人民为反对强暴、抵御侵略、追求自由与和平而表现出的团结一致、坚忍不拔、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可以说在其服饰穿着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历朝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采取精神与文化的剥削与压迫，对平民百姓服饰穿着上实施的种种禁令，都受到了崇尚美好生活与热爱民主自由的苗族人民不同程度的反抗。封建统治者为“分尊卑、别贵贱、辨亲疏”，划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将衣裳以“十二章”制。十二章就是十二种图案，即日、月、星辰、山、华虫（雉）、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亞形）。不同级别的阶层所穿著的纹饰都有严格的区分。历代以来，各个朝代对服饰穿著都有禁例，例如：汉景帝后三年：“禁采黄金珠玉以为服，违者制罪”；明英宗天顺二年：“令官民衣服不得用蟒龙、飞鱼、斗牛、大鹏、像生狮子、四宝相花、大西番莲、大云花样，并玄、黄、紫、及玄色、黑、绿、柳黄、姜黄、明黄诸色。”[[3]周汛、高春明.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 年版，第784页。
作者简介：龙湘平（1966—），男，湖南永顺人，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南城市学院艺术学院院长，研究方向为民间美术。本文系2010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立项课题《苗族服饰历史演变与现代转型对策研究》（立项号：2010ZDB33）阶段性成果。][3]苗族虽被历代各封建王朝统治，但在衣饰服装穿著上，始终不忘自己的先祖，在历代种种严格的禁例下，仍然顽强地保留着本民族的传统。服饰的“十二章”制将“日、月、星辰、山”这四种图案被列为皇帝所独用。原始时代，苗族远祖崇拜日、月、星、辰、并对大山河流有着深厚的感情，此图案虽为禁物，但苗族子孙不惧强暴，仍然将它绣制在服装上。“龙”是王权的象征，“华虫”近似于凤，这两种图案先秦古制为天子、三公诸侯所用。远古时代，龙、凤也是苗族先祖的图腾崇拜物，在苗族服饰中，龙凤纹几乎成为最常用的纹饰，头帽上、围裙上、袖口上、裤脚边上、鞋面上都要绣上龙凤。湘西苗族每年都要举行“接龙”盛大祭祀活动，接龙时要由村寨中年长有威望的人穿上“接龙衣”，接龙衣最显眼的前后两个部位一定得绣上“升龙”，升龙是帝王龙袍上绣制的龙头朝上尾朝下的龙，取“飞龙在天”之意。如果按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乐定下的规矩，苗族这件“接龙衣”只有周王才有资格穿著，三公虽然位极人臣，但却不能僭“九五之尊”，只能穿著将龙头绣在下面、龙尾绣在上面的“降龙”。
三、结束语
服饰是一个民族精神风貌的展现。它不仅表现出民族的尊严感和自豪感，而且也表现了一个民族的抗拒感，体现了一个民族的认同意识和民族精神，从苗族服饰所反映出的历史文化内涵，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
参考文献：
[1]龙湘平.苗族服饰文化内涵研究[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97-100.
[2]王希恩.论民族认同[M].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 2004-01-15.
[3]周汛、高春明.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 年版，第7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