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年来，协助自杀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热议：在痛苦的人生最后阶段，让亲朋或医生帮助自己结束生命，究竟是维护了生命的尊严，还是蔑视了生命的可贵？在生死的问题上，人究竟能自主决定到何种程度？怎样的人生就是值得活的，什么是有尊严的死亡，什么是无法忍受的痛苦？应该允许一个人帮助他人自杀吗？
2015年7月，德国议会就协助自杀主题进行了讨论。共有4份议案摆在议院的桌子上：最严厉的一份要求完全禁止协助自杀，最自由的一份明确要求允许协助自杀组织的存在。据调查，德国人中支持协助自杀合法化的占多数，但大部分议员则表现得更加谨慎保守。《明镜周刊》杂志记者和9位议员就这个主题进行了私人会谈，记录了他们的个人经历和故事，以及他们的看法主张。他们中的有些人曾陪伴朋友或父母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有些曾作为医生或护工直面过死亡，还有些自身就是个病人。11月6日，联邦议院作出决议，禁止协助自杀商业行为，但允许家人实施协助自杀。
议案1
协助自杀行为不该被判刑，除非它是一种商业行为，具有重复性，这意味着协助自杀联合会等组织以及多次实施协助自杀的医生的存在被禁止。亲密家属的协助自杀行为应该继续被允许。
议案2
应该明确规定医生可以帮助生命垂危或疼痛难忍的病人自杀，无需更改《刑法》，该规定应该出现在《民法》中。亲密家属应该继续保持协助自杀的权利。
议案3
煽动和协助自杀的行为将来应被判处最高6年监禁，医生或亲密家属也不例外。这样，德国发生的任何协助自杀行为均被禁止。
议案4
应一个有责任能力成年人的愿望实施的协助自杀行为应该免受刑罚，但在那之前，想自杀的人必须接受咨询。这意味着，不仅家属和医生，协助自杀联合会也可以实施协助自杀，但必须遵守规定的条件，例如该组织不允许盈利。
卡尔·劳特尔巴赫，52岁
社民党，医生，健康经济学家，支持议案2
大部分人都在晚上死亡。在我还是个医学专业的学生时，曾目睹很多人死去。那时我在一家小医院的急救室中值夜班，照顾垂死者很费精力，为了不影响医院的日常工作，医院一般会增派一位医学生做这件事，那个人常常就是我。
医生之间有些禁忌话题。当病人和死亡较劲，明显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时，医生常常会使用超高剂量的止痛剂，而这往往会加速病人死亡。我经常观察到这一现象，它的发生简简单单悄无声息，医生们也从不会谈论它。我甚至不确定，他们在这样做之前是否征求过病人同意。我常常想起一些案例，怀疑它们是否合法、正确，那时将吗啡的剂量调得太高的现象并不是个例，如今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和很多年轻医生一样，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可以通过最优预防措施或完美治疗控制每一种重病。但事实是，很多癌症病人最后都变得非常绝望，有些人被说服接受只会加重他们痛苦的无意义治疗。即便我们能够做到让所有病人都不必接受无意义治疗，都有个体面的人生最后阶段，仍有人希望接受协助自杀。肿瘤非常残酷，有些恶性肿瘤带来的痛苦令人无法忍受。每个医生都知道这一点。
对我来说，协助自杀也是一种人道主义行为：绝症病人应该在自己信任的医生的帮助下，有尊严、无痛苦地步入死亡。还没有人请我协助自杀，我也很少思考过自己的死亡方式。我想我希望能够保持健康、毫无征兆地突然死亡，虽然这听起来有些矛盾。长年重病和有些死亡方式，是我肯定不想经历的。
卡萝拉·莱希曼，47岁
社民党，生物工艺学家，支持议案2
我的父亲患有癌症，一种堵住了胆总管的罕见肿瘤让他痛苦不已，我们所有人都清楚，他的病不可能痊愈了。我们多次在家谈论“想如何死亡”这个话题，或者更准确地说，讨论“无论如何都不想如何死亡”。我的父亲不想忍受疼痛，这对他来说很重要，因此对我来说也是最重要的。
去年夏天，我的父亲必须定期去医院治疗，认识了很多接受化疗的病人。输液时，他们有很多聊天的时间。这些男人之前从未谋面，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很快就开始谈论死亡，讲述他们能想到的自己生命的终结方式。
姑息医疗当然是一种方法，但是它有局限性。有些情况下，疼痛是无法容忍的，而这让人恐惧。那些病人尝试了所有可能性。那所医院靠近荷兰边境，他们常常说：“那我干脆去荷兰好了。”荷兰允许协助自杀，但是对医生有严格规定。病人们也知道，不可能直接跑到那边去死，他们只是需要这种想法作为一个释放口和一种逃避方式。实际上，就我所知，没有人真的去那边申请协助自杀。
病人们公开讨论能否加速死亡，但没人敢和自己的主治医生直接提这事。他们不想让医生陷入两难困境。生命垂危的病人不敢和医生交谈，因为他们知道让医生提供帮助可能会违反相关法律，我觉得这让人受不了。如果可以坦诚交流，会给很多病人安心感，也能避免很多自杀的悲剧。
9月，我的父亲去世了。电话打来说他情况很糟糕，我很快赶回了家。医生想再给他做个手术，他拒绝了。我们都知道他有个遗愿，并决定尊重他的愿望。他想要一个草地墓，这也是我们之前就说好的。尽管很悲伤，但我们仍然认为应该更多地谈论生死问题。
卡特琳·福格勒，51岁
左派党，商人，支持议案1
对于我临终时的样子，我已经知道大约20年了。20年前我得知自己患上了多发性硬化症，右臂渐渐不能动弹。我在康复医院住了6周，那时我就知道自己将来可能会怎样，因为我看到了其他病人：有些人坐在轮椅中，大部分人都依赖他人看护。
是的，我可能成为别人的负担。但是必须请求别人帮助，对我来说已经很难了，我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人们不会宁愿一个病人快点死去的世界。
2015年7月，德国议会就协助自杀主题进行了讨论。共有4份议案摆在议院的桌子上：最严厉的一份要求完全禁止协助自杀，最自由的一份明确要求允许协助自杀组织的存在。据调查，德国人中支持协助自杀合法化的占多数，但大部分议员则表现得更加谨慎保守。《明镜周刊》杂志记者和9位议员就这个主题进行了私人会谈，记录了他们的个人经历和故事，以及他们的看法主张。他们中的有些人曾陪伴朋友或父母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有些曾作为医生或护工直面过死亡，还有些自身就是个病人。11月6日，联邦议院作出决议，禁止协助自杀商业行为，但允许家人实施协助自杀。
议案1
协助自杀行为不该被判刑，除非它是一种商业行为，具有重复性，这意味着协助自杀联合会等组织以及多次实施协助自杀的医生的存在被禁止。亲密家属的协助自杀行为应该继续被允许。
议案2
应该明确规定医生可以帮助生命垂危或疼痛难忍的病人自杀，无需更改《刑法》，该规定应该出现在《民法》中。亲密家属应该继续保持协助自杀的权利。
议案3
煽动和协助自杀的行为将来应被判处最高6年监禁，医生或亲密家属也不例外。这样，德国发生的任何协助自杀行为均被禁止。
议案4
应一个有责任能力成年人的愿望实施的协助自杀行为应该免受刑罚，但在那之前，想自杀的人必须接受咨询。这意味着，不仅家属和医生，协助自杀联合会也可以实施协助自杀，但必须遵守规定的条件，例如该组织不允许盈利。
卡尔·劳特尔巴赫，52岁
社民党，医生，健康经济学家，支持议案2
大部分人都在晚上死亡。在我还是个医学专业的学生时，曾目睹很多人死去。那时我在一家小医院的急救室中值夜班，照顾垂死者很费精力，为了不影响医院的日常工作，医院一般会增派一位医学生做这件事，那个人常常就是我。
医生之间有些禁忌话题。当病人和死亡较劲，明显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时，医生常常会使用超高剂量的止痛剂，而这往往会加速病人死亡。我经常观察到这一现象，它的发生简简单单悄无声息，医生们也从不会谈论它。我甚至不确定，他们在这样做之前是否征求过病人同意。我常常想起一些案例，怀疑它们是否合法、正确，那时将吗啡的剂量调得太高的现象并不是个例，如今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和很多年轻医生一样，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可以通过最优预防措施或完美治疗控制每一种重病。但事实是，很多癌症病人最后都变得非常绝望，有些人被说服接受只会加重他们痛苦的无意义治疗。即便我们能够做到让所有病人都不必接受无意义治疗，都有个体面的人生最后阶段，仍有人希望接受协助自杀。肿瘤非常残酷，有些恶性肿瘤带来的痛苦令人无法忍受。每个医生都知道这一点。
对我来说，协助自杀也是一种人道主义行为：绝症病人应该在自己信任的医生的帮助下，有尊严、无痛苦地步入死亡。还没有人请我协助自杀，我也很少思考过自己的死亡方式。我想我希望能够保持健康、毫无征兆地突然死亡，虽然这听起来有些矛盾。长年重病和有些死亡方式，是我肯定不想经历的。
卡萝拉·莱希曼，47岁
社民党，生物工艺学家，支持议案2
我的父亲患有癌症，一种堵住了胆总管的罕见肿瘤让他痛苦不已，我们所有人都清楚，他的病不可能痊愈了。我们多次在家谈论“想如何死亡”这个话题，或者更准确地说，讨论“无论如何都不想如何死亡”。我的父亲不想忍受疼痛，这对他来说很重要，因此对我来说也是最重要的。
去年夏天，我的父亲必须定期去医院治疗，认识了很多接受化疗的病人。输液时，他们有很多聊天的时间。这些男人之前从未谋面，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很快就开始谈论死亡，讲述他们能想到的自己生命的终结方式。
姑息医疗当然是一种方法，但是它有局限性。有些情况下，疼痛是无法容忍的，而这让人恐惧。那些病人尝试了所有可能性。那所医院靠近荷兰边境，他们常常说：“那我干脆去荷兰好了。”荷兰允许协助自杀，但是对医生有严格规定。病人们也知道，不可能直接跑到那边去死，他们只是需要这种想法作为一个释放口和一种逃避方式。实际上，就我所知，没有人真的去那边申请协助自杀。
病人们公开讨论能否加速死亡，但没人敢和自己的主治医生直接提这事。他们不想让医生陷入两难困境。生命垂危的病人不敢和医生交谈，因为他们知道让医生提供帮助可能会违反相关法律，我觉得这让人受不了。如果可以坦诚交流，会给很多病人安心感，也能避免很多自杀的悲剧。
9月，我的父亲去世了。电话打来说他情况很糟糕，我很快赶回了家。医生想再给他做个手术，他拒绝了。我们都知道他有个遗愿，并决定尊重他的愿望。他想要一个草地墓，这也是我们之前就说好的。尽管很悲伤，但我们仍然认为应该更多地谈论生死问题。
卡特琳·福格勒，51岁
左派党，商人，支持议案1
对于我临终时的样子，我已经知道大约20年了。20年前我得知自己患上了多发性硬化症，右臂渐渐不能动弹。我在康复医院住了6周，那时我就知道自己将来可能会怎样，因为我看到了其他病人：有些人坐在轮椅中，大部分人都依赖他人看护。
是的，我可能成为别人的负担。但是必须请求别人帮助，对我来说已经很难了，我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人们不会宁愿一个病人快点死去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