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面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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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勢依然严峻,我竟和姜来见了一面。
  即便被旷日持久的疫情折磨得日渐麻木,走上街头,还是会略觉不安,心中有股顶风作案般的、生动的刺激感。
  看上去,这次见面没什么必要性,我和姜来之间的友谊,就算在正常时期也谈不上特别深厚——我们做同事的经历,都是三年前的往事了。是她主动联系的我,在微信里用语音邀请我出门吃顿饭。本来寻常的事情,如今都变得非同寻常。这“吃顿饭”的邀约,现在就像是拉着你一同去赴汤蹈火。可我没怎么迟疑就答应了下来。
  也许的确是因为快要被关疯了。但我知道,促使我赴约的理由一定没这么简单。我只是无从将那种复杂的线头择清,于是只有将其甩给最轻易的理由。人类行为线索的乱麻,基本上你自己都是理不清的。你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冒雨跑到了空无一人的街上,你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在某个夏天的黄昏打起了寒战。你不能直视自己,既无那样的勇气,也缺乏超然冷静的神禀。更何况,如今世界都陷入了空前的迷茫里。
  丽都广场前的露天餐吧我并不陌生,三年前,我和姜来供职的那栋写字楼就在近旁。远远地,当我望到餐吧支起的遮阳伞时,心里居然涌动起一丝慰藉。昔日重现,那滋味,就是重逢某个久违了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此刻对你具有连你自己都未曾擦亮过的意义。“久违”与“意义”,三个月前,无论如何我也是没法跟这家露天餐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还放慢了脚步,不过是想延宕内心这种新鲜的、令人有些目眩的感受。
  姜来已经坐在一张桌子前了。她要了杯水,在我看来仅是为了理直气壮地用水杯给世界一个摘掉口罩的理由。我从她身边绕过,坐到她的对面,一时间不知采用怎样的方式启动这个非常时期的谋面。还好,我也摘下了口罩。这简直是非常时期最高的礼仪。
  两张一览无余的脸,竟让我们彼此都有一瞬间的尴尬。
  我有些不自然地对她说:“周末好。”
  她也有些不自然地笑了,问我:“今天是周末吗?”
  我一下子拿不准了,好在她紧跟着也回了我一句:
  “周末好。”
  我听出来了,其实她也是拿不准的。这有些美好。当大家对世界都拿不准的时候,世界一下子就显得没那么奇怪了。
  她显然是精心打扮过,在我看来还有些过分精心,以至于都不太能和我的记忆对上号。三月末的天气谈不上温暖,可她已经穿着条紫色的纱裙了。
  “不冷吗?”我说。
  我控制了语气,但我仍然感到自己有可能要冒犯到她了。
  “还好。”她答道,表情反倒像是担心自己光着的小腿冒犯了我。
  大家都有些心照不宣的小心翼翼。我又一次感到了有些美好,随之还找到了另外一条此行的动机,那就是,人和人交际时这种微妙的迂回与躲避,亦是我愿意重温的旧时滋味。
  不曾想到,我们竟是从口罩聊起的。上帝知道,三个月来,口罩已经成了我不折不扣的噩梦。没错,我就职的公司的确在从事医疗器械的国际贸易,但这并不是我的错,那只是一份糊口的工作,和从前我们一起卖保险没什么两样。我不该承受如此蛮横的摧残——我们这个行当一夜之间成了风口浪尖上的重灾区,全世界的人都跑来跟你谈口罩,有口罩卖吗,或者买口罩吗?这买和卖的背后,是你以前完全无从想象的量级。不到一百天,从我口头周转的口罩大概有几亿只,然而事实则是,几亿只虚拟的口罩充斥在我的艰难日子里,让我焦虑不堪,迄今却没有一只有效地兑现在现实的交易中。
  此刻,面对又一个说出口罩的人,我知道了,原来我顶风作案般地跑出来,最大的动机不过是为了暂时逃脱那令人绝望的荒谬。
  “全世界都在倒霉,只有你们这行因祸得福,”她并不像是调侃,反而像是要令我开心的样子,“你卖口罩都卖到手软了吧。”
  “都这么认为,我要是跟你说,我实际上却降薪了,你会信吗?”
  我勉力想要给她做出点儿解释,尽量用舒缓的口气,跟她说说沉船时刻甲板上没有哪只烟囱会幸免什么的。但我说不下去了,感觉胃液已经翻涌了上来。
  我的表情让姜来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替我叫了杯柠檬水。
  “嗯,这个我的确不太了解,”她说,“嗯,你是有些消沉。”
  这话我还是接不上来。我何止“有些消沉”,而且听上去从前我不消沉似的,那并不符合事实。
  好在姜来没有等着我回应她的意思,飞快地转移了话题。她告诉我这段时间自己成了家里的全职保姆,照顾一个不足周岁的女婴足以让她无暇顾及轰轰烈烈遭难的世界。听上去,她不是在诉苦,是在向我炫耀自己的幸运。我装作饶有兴趣,心里做着换算:如果在一个女婴和漫天的口罩之间做出抉择,此刻我会投奔怎样的生活?这很难,真的很难,不是因为两者都对我构成恐吓,而是我意识到了,世界给予你的选项原来就是没得选,要么你去面对女婴,要么你去面对口罩。这个发现令人松了口气,我想,这可能也是姜来约我见面的愿望所在,共享一下自己的困境,赋予困境某种“庆幸”的色彩,于是分摊掉实实在在的重荷。
  在我们昔日的交往中,就曾经如此共享与分摊过。那时我刚刚毕业不久,拿了文学硕士的文凭,却只能跑到保险公司谋职。我天真地认为,学以致用,至少我可以用被文学史训练过的笔法去胜任一份文秘之类的工作,孰料直接被安顿到了实打实去做业务的岗位上。那是一个厮杀的疆场。我以为这很不幸,姜来却让我相信这是幸运。她比我大七岁,当时在我眼里都算是一个长辈了。尽管和我所学的专业相同,她手里攥着的,却是博士文凭。博士都不用对硕士过多解释,在她的共享之下,我很快觉得没有被安排去做保洁已经是中了大奖。她从安徽来到北京,不用说,是上了某个男人的当,人生一下子被悬置在了古怪的区间里。她不能抽身了,只能顽强地浮动在好像是被规定好了的引力当中。她要留在北京。这里面肯定有赌气的成分,似乎要如此证明点儿什么。对此,我向她部分地分享了自己的境遇:与她的方向相反,我那时最大的目标是将自己从北京发射出去,无论是哪儿,安徽也行,火星当然最好。我有一个后父,麻烦到像所有麻烦的后父一样。两个目标南辕北辙的女人交汇在了同一栋写字楼里,彼此分享了秘密,这个事实对我有效,我想,对她大概也起到了疗愈的作用。   卖保险原本也算得上是一份体面活儿,可谁都应该明白,世界上所有的体面活儿都不是那么实至名归,它们肯定会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跟教科书上的不一样,跟电视剧中的更不一样。当年我们被组织在同一个团队里,收入是以集体业绩来绩效的。姜来的业务量比我强,尽管也只能算作是差强人意,但我总是觉得我在很长的一个阶段里,不仅分享着她的秘密,还分享到了她的劳动果实。我将自己视为一个不劳而获的受惠者,不免对她怀有隐秘的感激之情。因此,我还有种从业的不洁感,这种“不洁”之感,一直贯穿到了今天,不出意外的话,还将是我职业生涯毕生的滋味。就像现在,谁能想到呢,我这个医疗器械的国际贸易从业者,不过是在兢兢业业地做着虚空的数字游戏。
  “我可能不该跟你扯这些。”姜来终于意识到了不妥。
  我好像一直在等待她的这个意识到来。不同的是,我并没有觉得她有何不妥。就是说,我并没有感到不适,我只是认为她应该会有可能意识到她所说的话题将引起我的不适。所以我就不动声色,在等着她的这个意识降临。
  三年前姜来陪我堕过胎。你瞧,现在谈论一个女婴,对这段往事有可能构成影射。
  医院是她替我选的,以我之意,本来是想找个小诊所了事。这里面当然有捉襟见肘的经济考量,但事后我审视过内心,承认还有某种自弃与自毁的冲动在唆使着我。从手术室出来后,姜来陪着我在空空荡荡的医院走廊里坐了很久。她坚持选择了这家费用昂贵的医院,和我一起在黄昏中感受走廊高耸的立柱投射而下的粗壮倒影。昂贵当然有昂贵的道理,我是没有见过哪家医院的空间奢侈得宛如圣殿一般深阔,连柱子都做成哥特式的风格。外面已经是盛夏的季节,我们置身的圣殿温度适宜,肯定谈不上寒冷,我却打着剧烈的寒战。说起来这很好理解,我刚刚被掏空了。但这肯定不是唯一的原因,它只是更显而易见。
  她握着我的手,劝慰性地对我说出一些令人咋舌的知识。男性的精子对女性来说是异性抗原,按照移植学说,这个外来的抗原会受到排斥,绝大多数女性怀孕后并没有流产,原因是母胎免疫耐受机制的存在发挥了作用,但是,如果这个机制不够完善,那就可能会出现流产。她当时就是这么告诉我的。可这跟我眼下的处境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呢?我想,她事先一定专门补了课,否则她不可能如此专业,即便她是一个文学博士。她也的确像是在背书,脸上是知识未曾消化过的费劲表情。
  “还有另外一种状况,”她认真地说,“那就是偶发性流产,发生了自然淘汰,淘汰率达到百分之五六十。”
  这很神奇。不是吗?我不能确定她的科普是否准确,也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准确理解了人类生育的规矩,我只是觉得自己被有效地说服了。既然那是一个高达“百分之五六十”的人类事实,你还有什么理由继续打着寒战呢?“自然淘汰”这个词发挥了效力,那就像是在说花开花落与春去秋来,是在说自然那庞然的意志与你那只能的逆来顺受。就算你刚刚经受的,是一个血淋淋的非自然掏空。
  我拿不准自己是否曲解了这堂生殖课的真谛,就我当时的理解,我认为有许多流产是在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着的。自然在悄悄地搞着神秘的平衡,这赋予了事情不由分说的色彩,它在源源不断地淘汰着胎儿,女性的身体不过恰好是一个搬运现场。这样的认知,一直保持到了今天。
  那天黄昏,我在夕阳的余晖中渐渐平静。姜来始终把我的手握在她的掌心,循循善诱。我从未对她表达过谢意,就好像我们不曾想过要对大自然表达点儿什么。直到有一天我不告而别地离职。
  是的,在大多数时候我都显得冷漠。但我知道,这只是当我必须向世界描述自己时,能够用来保护自己的最安全也最廉价的一个说辞。我知道自己有多么地不讨人喜欢。除了将一切推诿给那天赐的性格本身,我没有力量与胆识坦陈自己所有的深情或者绝望,当然,也有愚蠢和贪婪。
  我们那时就是处在这种不温不火的友谊里。有时候一起在天台上抽支烟,有时候一起在丽都广场前的露天餐吧吃顿饭。她原本并不抽烟,是跟着我才染上了恶习;我原本也对意大利面毫无兴趣,跟着她,才开始觉得原来也还不错。现在盘点一下,我觉得我从两个人之间的友谊中获益更多:我教会了她一个恶习,她拓展了我的味蕾。何况,那时的饭钱基本上也是她出的。这个认知此刻令我惭愧,我想要对她释放出适度的善意与热情,如果有可能,我还想向她道歉,请她原谅我无可救药的冷漠,并接受我笨拙的示好。可是我真的不知从何说起。
  戴着口罩的服务生端来了食物。原来她在我到来之前已经提前点好了。这没什么问题,本来就是简餐,薯条、鸡翅、意大利面。从前她就是这么干的。
  “保险餐。”我脱口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什么?”姜来显然听不懂,“噢,应该是保险的,现在能被允许营业,应该就是保险的。”
  她会错意了,我并不是在担心食品安全。“保险餐”只是我从前在心里对这组食物的一个命名,除了对应着彼时我们从事的行当,还隐含着某种内心的感受,它代表着妥帖、恰当、心安理得和不事声张。由此,你该明白为何意大利面会让我觉得也还不错了,因为它介于可口與难吃之间,刚好是一个能够下咽却也能够微弱奖赏你味蕾的口感。谁都吃不下太难吃的东西,但我的舌头也消受不了过于丰盈的犒劳,那样会吓到我,让我觉得自己是在染指不切实际的幸福。所以遇到团队聚餐的时候,我基本上会找个借口缺席。姜来却不行,她的年龄在我们当中算是大的了,于是就承担了团队成员对她“大姐”的预期,十有八九,大姐姜来都会配合着大家的兴头。无论谁做成了单子,大家都要去找地方集体庆祝一番,吃顿火锅,或者烧烤。这个不成文的规矩发展到后来,没有单子,有了意向,也得去吃一顿。我因此承受了更多的难堪,婉拒时难堪,第二天见到大家时,也无端地难堪——仿佛每一个人的嘴上还泛着油光,而这油光辉映着的,是对于一个孤立者的讥讽。
  “我一点儿也不担心它的安全。”我抓起一根薯条塞进嘴里,脑洞大开地对姜来说,“它们就像杰西卡一样的安全。”
  “杰西卡?”姜来怔了一下,马上反应了过来,皱着眉阻止我说,“你最好还是别用手吧。”   杰西卡也是我们曾经的同事,是团队里最小的成员。她那时刚刚本科毕业,学的是金融。她来卖保险才是真正的学以致用,但实际上,比我这个学中文的更像入错了行。她太独特了,总感觉处在一种行将闯下弥天大祸的紧张之中,本来并不很白的皮肤,由于神经紧张,像是常年涂抹了不太均匀的粉霜。我用了不短的时间,才把自己心里的感受对上号——杰西卡看上去像一件树脂做的那种所谓的前卫艺术品,不能简单地以美或者丑来理解,但是有强烈的感染力。和你说话时,你会感到她随时会哭泣起来,泪光在她的眼睛里闪烁,让你难以判断这是事实还是幻觉。要知道,你跟她谈论的可能只是早餐吃了点儿什么,这并不构成哭诉的理由,可她的确是发出了哭腔,于是你只好跟着陷入紊乱里,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出了问题。她和大家的交流几近于无,谁都不想惹她哭,以至于“杰西卡”这个英文名字完全抹去了她的本名。大概每个人都琢磨过,如果你非要去向她求证一个中国名字,势必会搞出惊天动地的哀恸,她会哭泣,直至在哭泣中融化。大家的心里有着共识:紧张不安的杰西卡却是团队里最安全的那个人。只要你别去多跟她说话,她就是空气一般无害的存在。
  既然说到了安全,只能说明不安才是那个小团体中最普遍的情绪。警惕让每个人的汗毛都耸立着。当大家被以团队精神的名义组织起来时,也只能说明充满敌意的竞争才是最大的事实。我也被人从手里抢走过单子,也被客户下流地侵扰过,个中曲折,肮脏到我都不愿再去回忆。但我能够记得有那么几次,因为羞辱之感,我跑到天台上去不可遏制地呕吐。这让我害怕,除了呕吐,从天台上纵身跃出的冲动也伴生而来,那可绝不是个形容和比喻,既然呕吐已经是纯然的生理性行为,那么跳楼也就极有可能不再止步于一个念头。我甚至会这么认为:公司将杰西卡安排在这个团队中绝对是一个英明的决策,也许,在每一个团队里都有一个杰西卡,她的无害,就是用来舒缓大家情绪的,类似军队里在硝烟后给大家唱歌的文艺兵。
  “安全的杰西卡。”我不由得又自言自语了一句。
  杰西卡的处境构成了对我的安慰。我还能婉拒掉自己难以适应的团队聚餐,而她连拒绝的选项都没有,只能脸色苍白地尾随着集体的纵队,如同被一群野蛮人从战场上掳掠回来的人质,惊恐而无辜地看着他们狂欢,甚而还要惊恐地为他们奏乐助兴。
  “事实也证明了,她也并不是那么安全。”姜来说。
  她的表情一下子变得有些让我陌生,好像戴上了无形的口罩,人应该还是那个人,但看上去,变成了另一个人。
  “是,所以这才是最让人震惊的。”我一边说,一边用眼神质询她的状况。
  姜来歪头笑了一下,表示她没什么问题。
  那“让人震惊”的事,是指有一天杰西卡被一群人堵在了公司里,她被指控拐走了别人的丈夫。
  团队周五下班前都会开一个例会,这时候部门经理就会露面。我们的经理姓刘,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迄今我也没有获悉她的名字。一方面,可能是我并无这样的需要,我压根儿不想知道她叫什么;另一方面,可能这也是公司想要达成的效果。我不觉得她是一个真实的人,在我眼里,她更像是一个符号,代表着组织、管理、纪律,还有分配原则什么的。她长得并不漂亮,但颇具说服力,那是一种泡沫聚苯乙烯之类的合成材料塑造出的魅力。
  刘经理在那个周五的黄昏又一次出现了。大家已经分坐在会议桌两侧。我的身体仍未康复,堕胎后我压根儿没有休息,似乎让自己硬挺住这个行为本身,才是一个正确的自愈良方。而且我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康复,或者干脆就不需要康复。杰西卡恰好坐在我的对面,一贯的脸色苍白。她的双手放在桌面上,面前摆着打开的笔记本,没谁要求,但她总是在例会的时候认真地在小本子上做着记录。
  刘经理进来后直接坐在了她的位置上,一言不发地坐了一分钟左右,她用手指扣了扣桌面。这是一个信号,会议室的门应声推开,公司保安的半个身子先露了下头,随后,他放进了那队人马。
  “那天像是排练好的一出戏。”我说。
  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一切都极具仪式感,彩排过一般,像是舞台剧,逼真地模拟着生活,但又时时强调着,不,这是精湛的表演。也有可能这只是我的主观感受,谁知道呢,那时我湿漉漉的,感觉自己的身体仍然在持续不断地“自然淘汰”着,这种状况,也难保不会被幻觉蒙蔽。至少在我看来,拥进来的追责者并不吵闹,每个人的腔调都是清晰而夸张的,丝毫不杂乱。因此,原本应该显得比较复杂的事件,居然被我很快理解了。喏,杰西卡的一位男性客户失踪了,而她,是有迹可循的责任人中最后与此人联系的那一个。现在,她需要交代出失踪者的去向。
  “我也是这种感觉。”姜来说。
  她一边用叉子挑着意面,一边用另一只手撩起垂下的头发。我发现她变得迷人了。
  “现在我还会偶尔想起杰西卡的那个回答。”我说。
  没错,那个回答神奇极了,既是一个确凿的答案,又是一个崭新的提问,基本上,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命题”。杰西卡竟然没有哭泣,她竟然显得空前镇定与平静。她一边说,一边在小本子上写着什么,好像是在同步記录着自己所说的话。这让她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又让她显得有些郑重其事。
  杰西卡承认自己三天前与这个男人一同吃了饭,并且,也知道他去哪儿了。
  “她说,”姜来复述出了这句话,“——他去一个朋友的家了。”
  看来她也难以忘记。
  一个两三岁大的男孩儿跑到了我们桌前,他把口罩戴在自己的脑门儿上,连带着把眼睛也遮住了。
  “回来!”他的妈妈在后面大声呵斥。
  他去一个朋友的家了。没错,杰西卡当时就是这么回答的,给人的感觉是,她完全掌握那男人的行踪,而这个掌握,像是一个只有她才能够拥有的特权——嗯,他去一个朋友的家了。连我都因之产生了希望,接下去,就等着她告诉大家这个朋友的家在哪儿了。
  “但是她也不知道这个朋友的家在哪儿,”我忍不住笑了,不,不是觉得滑稽,是被某种悲伤的东西猛烈地触发了笑点,“何处是那朋友的家?这都像是一个哲学命题了。”   “你会同情她吗?”姜来看着我问。
  我抓紧吃掉了一根鸡翅。
  “我也说不好,可能我也被现场的气氛搞蒙了。至少,我是不反感杰西卡的,我想,我们大概所有人都不会反感她。没错,为了签下单子,她竟然也使出这种手段去接近客户了,但这不是每个人心照不宣的秘密吗?知道她也这么去干了,我会感到有些心痛,可这心痛又不太像是在同情她,反倒有些像是在可怜自己。我也说不清楚,总之,我经常会想到她最后的那个回答,她简直就是很认真地把一个谜语当作答案来看待了,她肯定确信自己知道那男人的下落,而这个下落就是——他去一个朋友的家了。至于这个朋友的家在哪儿,并不是她要求证的问题,她认为她已经得到了答案。”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竟然变得有些激动,更没指望姜来能听明白我是想表达什么。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姜来这么说实在令我意外,“你是在说软弱者的无助,当强悍的世界完全令人招架不住的时候,弱者会沉浸在自己的逻辑里——这让你感同身受。”
  “是,好像是……”
  我真的有些发抖,向后靠在塑料椅背上,环顾四周一番,好像这样就能把疫情都给解决掉了。
  “對了,刘经理叫什么?”我随口抛出一个问题。
  “刘经理?”姜来咬住叉子,说,“刘经理,她的名字叫刘经理。”
  我开怀大笑起来,连嘴里的薯条都掉在了胸前。
  姜来放下了叉子,开始用餐巾纸擦嘴。我真害怕她随后会戴上口罩。
  “那么,你想过那个朋友的家在哪儿吗?”还好,她又把叉子拿起来了,“对于这个答案后面的答案,你从没感到过好奇吗?”她再次埋头吃东西,一边吃,一边问我。
  “好像没有过。那不该是我关心的事儿……”一瞬间,我剧烈地意识到了什么,我能感受到她身上的坚定性,那是一种天生所具有的类似禀赋一样的东西,那是一种能量。“好吧,”我竟是一种认命的心情,“他去了你家,你就是那个朋友。”
  “严格说,不是家,你知道,那时候我也是跟人在三环边合租了一套老式房子。”她头也不抬地说。
  “你不是在逗我吧?”
  我知道她不是,我只是好像还不甘于失败。
  她依然低头面对着食物,就像当年杰西卡低头面对着小本子。
  “好吧,那么,你是知道那男人下落的啰?他去哪儿了?”我知道这并不是我关心的问题。
  “是的,我知道。”她一根一根地挑着面条往嘴里送,“他在我那儿过了一夜,第二天就走了。”
  “去哪儿了?”
  “他去一个朋友的家了。”她停顿了一下,补充说,“分手的时候,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这个答案一点儿也不让我惊讶,或者说,我是被某种更大的、我完全无从想象的惊讶罩住了。即便现在她抬手把一只口罩塞进嘴里吃下去,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他就是一个谜面的制造者,给一个又一个他经过的女人,留下了不可追问的去向。”我不是在跟她说,我是在跟自己说。
  对,就是不可追问。姑娘们都止步于他给出的那个“命题”,因为继续探究,已经超出了她们权力给定的边界。
  “的确,他很吸引人,甚至可以说有股魔力。我想,杰西卡接近他,并不完全只因为他是一个潜在的大客户。至少,这不是我的全部原因。没错,他太有钱了,风度和教养都很好,而且看上去很有保险意识,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目标人群。但我不会跟所有这样的人去上床。”姜来说。
  “可他使用自己的魔力跟你们都上了床。”
  “他应该不是故意的,是杰西卡主动撞上去的。”
  “怎么说呢?”
  “杰西卡偷看过我的记事本,她给我正在谈的好几个客户打过电话。”
  不可避免,我的眼前浮现出杰西卡那前卫艺术品般的脆弱神情。
  “我一点儿没有责怪她的意思。我知道她有多艰难。我其实还会有些替她担心。这个男人,早晨从自己的太太身边离开,道别时,告诉自己的太太他去一个朋友的家了;他在傍晚和杰西卡吃了晚餐,分手时,同样告诉她自己去一个朋友的家了;然后,他到我那里过了夜,在第二天的清晨对我说,他去一个朋友的家了。就此,他走进了一个闭环里,或者是一个俄罗斯套娃里,不知所踪。但女人们的日子还得过下去,他的太太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你看,我也不会。但杰西卡就说不准了,她依然活在现实里,可意志已经被绑架到另一个维度里了。”
  “没准谁都差不多,和现实脱节,属于一个世界,却在另一个世界。”
  “没听懂。”
  “我也不懂。”我说。
  其实我大致能懂,譬如,当年姜来人在北京,却不属于北京,我在北京,却属于火星。
  姜来终于不再吃了,但也并不看我,而是侧脸看着不远处那个将口罩当帽子戴的小男孩儿。
  “你还是老样子,穿什么都像个学生。”她说。
  我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腿,发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原来穿着条运动裤。其实这是条我的睡裤。
  “不知道杰西卡现在怎样了。”她招手向服务生要了两杯生啤,接着说,“跟你一样,她在第二天也不辞而别了——你为什么离职呢?我一直有些猜不透,只是没问你。”
  姜来直视着我,这不对劲,她显得有些咄咄逼人。有一股暗流在我们之间升起,女人的敏感可能让我们都意识到了点儿什么。
  我再一次忍不住大笑起来,完全莫名其妙。
  “我去一个朋友的家了。”我这么回答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觉得这个回答真的是绝妙极了。
  “去你的!”
  她也跟着笑起来,跟着也上气不接下气了。
  直到两杯生啤摆在了眼前。我们碰杯,各自喝下一大口。我心里的祝词是:嗨,祝贺你,你留在北京了,而我,还没有被发射出去。
  离职后,我和姜来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她结婚时通知了我,但我没去。她嫁给了一个大学教授,是她读博时的同门师兄。这位师兄成功地杀入了北京,就职于一所高校,于是山重水复,姜来借此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在北京也属于了北京。她依然在卖保险,不过成了也只是出现在周五例会上的姜经理,可能也在经历着淬变,正在“泡沫聚苯乙烯化”。她生孩子的时候我去医院看过她,我们一同坐在医院的走廊里,在立柱的阴影中感受神的光环以及自己的平凡,我感到自己的下身湿漉漉的,猜测自己再度经历了一次神不知鬼不觉的自然淘汰。   “你知道吗,我得感谢你。”姜来又一次举杯。
  我和她碰杯,把她的话也当作一个客气的祝酒词。
  “跟着你来这儿我才喜欢上了意面。”她说。
  “什么?”我有些恍惚。
  “这种食物蛮神奇的,嗯,像安慰剂。”
  我大约能够明白她的意思。我只是想不起最先究竟是谁带谁来的这儿。
  “是我带你来的?”
  “你不记得了?那天下雨,我在公司楼下遇到你……”
  我记得了。那天下大雨,我从写字楼冲进了雨里,街道上空无一人。姜来从一辆出租车钻出来,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撞到了世界上唯一的那个幸存者。她也没打伞,不远处露天餐吧的遮阳伞就成了一块天经地义的避难所,让我们不往那儿跑都不行。
  “我没跟你说过,那天我是从一家私人会所跑掉的,几个男人想欺负我,恶心极了。你可能想不到,当我看到同样湿漉漉跑过来的你时,心里有多安慰。那顿饭救了我,薯条、鸡翅、意大利面,简直就是上帝亲自下厨专门为我做出来的。它们就是这个世上属于我的食物——你可能觉得我这么说太夸张了,但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有一種跟你匹配的东西,不多也不少,你就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了。”
  “祝贺你。”我竟说出了这么一句。
  但我真的是想祝贺她,至少她得到了安慰,并且还记得这一切,能够相对容易令人理解地描述出来。而我,压根儿无从说起那天自己究竟为何冒雨跑到了空无一人的街上。
  世界何曾太平过?不戴口罩的日子里,每个人不是照样深陷在各自轰轰烈烈的平庸的困境里?
  “那时候我真的挺难的,”她说,像是要对什么做出解释,“还好,房东人不错,答应我半个月付一次租金。”
  我竟无言以对。她不需要对什么做出解释。她连房租都付不起的时候,却带着我去了圣殿一般的医院。这才是问题所在。
  喝光啤酒,我们起身道别。略微迟疑了一下,我还是向姜来伸出了手。两个女人的手在严峻的时刻坚定地握了握。我们之间的情谊,不会因之变得更加深厚,那本来就不是我们之间的方式,我们没那么开头,就不会那么发展,我们只是撞在了雨里,一起分摊了漫天的大雨。大雨淋了两个人,就比只淋给一个人的份额少了一点儿。但这就到头了,你从来都只能相信,每个人的悲伤都是各自独立的,它们隔绝无依,并不能彼此交汇。
  戴上口罩的姜来显得很轻松,就像一半的不轻松被遮住了。我想,在世界停顿下来的这个当口,掩面时分,大家都该趁机清理清理某些悬而未决的往事。她认领了那个男人“朋友”的身份,有理由轻松起来。我也好了许多,如果见面那会儿我是“消沉”的,那么,现在至少看上去应该不那么消沉了。
  目送着姜来离开,我并不急着回去。她回去是面对一个不足周岁的女婴,我回去,是面对漫天飞舞的口罩外加一个麻烦的后父。对面诺金酒店的玻璃楼面在三月的辉光中熠熠闪亮。我在广场的花坛前坐下,看着那个乱戴口罩的小子到处瞎跑。有几次他都冲到我面前了,我做好了即将被他撞翻在地的心理准备。可最终他也没有撞到我。
  所有发生了的事情,都是你没有防备的事情。
  有一件发生过的事情,我刚刚没有告诉姜来。它在一瞬间都跑到了我的嘴边。可我终究还是没说。要是说出来,太像是一笔交易——喏,我跟你说个秘密,你也跟我说个秘密。这太小儿科,也有失严肃。况且,我们大概也都过了那种分摊大雨的人生阶段。重要的是,这件事不像是件真事。
  但它的确发生了,因为我毫无防备。
  导致我堕胎的那个男人出现在一个午后。我往写字楼里走,他在身后喊住我,用一种狩猎者胜券在握的口气对我说:你是姜来的同事吧?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事情由此发生。他有一种天赋,就是会让你相信,只要稍微再坚持一下,他就能帮你把自己从北京发射到火星去。
  离职后,我竟然还顽固地追踪过他。我找到了他的公司,也找到了他的家。我站在街边观望与等待,如实说,好奇多过痛苦。我可能只是想搞明白这世界是如何运转的,那么多意义非凡的事该如何让我看透本质。这个过程并没有花费我太多的力气,他在十天后就回到了自己的家,进门时的背影就是一副刚从朋友家归来的架势。这个结果让我觉得索然极了。他永不回头就会成为一个奇迹,就可以让姑娘们永远将自己的伤口美化下去,一直假想着被人当回事,或者曾经那么接近过火箭即将发射的一刻。但是他从朋友家串门儿回来了,精疲力竭,手里拎着带给家人的礼物,不是鲜花那类的东西,看包装袋,像是提了堆热乎乎的麻辣烫。
  没有神的光环,只有你的平凡。
  我既没有因之搞明白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对我而言,意义非凡的那些事也照旧闪闪发光地意义非凡着。这并没有摧毁我。我只是想明白并且承认下来,一切其实并没有那么叵测,当我们前赴后继成为他人的下一个“朋友”时,或多或少,都怀有“签下一单”的心情。
  这当然很残酷,可理解了自己之后,我才能平静地、甚而是不带羞愧地去容忍自己与理解世界。为此,现在,就是此刻,我都能穿着睡裤在三月的春光下轻盈起舞。世界当然还会重启,到那时,势必还会有人源源不断地离我而去,形成新的闭环或者套娃,也会对我说一声:我去一个朋友的家了。而我,就可以如同代表着自然的意志一般,勇敢地发出神圣的质询:
  何处是你朋友的家?
  原刊责编    乔晓华
   【作者简介】弋舟,男,1972年生。著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蝌蚪》《战事》《春秋误》《我们的踟蹰》,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随笔集《从清晨到日暮》,小说集《我们的底牌》《所有的故事》《弋舟的小说》《刘晓东》《怀雨人》《平行》《丙申故事集》等。作品多次入选各种选刊、选本及年度排行榜。曾获鲁迅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鲁彦周文学奖、黄河文学奖、敦煌文艺奖及《青年文学》《十月》等刊奖项。中篇小说《所有路的尽头》、短篇小说《出警》获第十六、十七届百花文学奖。现为《延河》杂志社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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