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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毕业后选择留在北京，是觉得这里是首都，机会遍地，发展前景更好。几年后，由于工作和生活各种原因，回了东北老家。现在，我又回来创业了。”寥寥数语，张羽总结了大学毕业后自己闯荡过的8年时光。
毕业后“北漂”的那5年，张羽供职于地处国贸的一家私企，做到市场总监，租住在南二环的一处老小区，每天按部就班，过着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大都市白领生活。两年前，创业潮兴起，他按捺不住，回到东北，打算干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如今，他再次回到北京。
在国家意志的大力推动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上升为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双“新引擎”之一。从中央到地方，大量“双创”资源和政策投入，激起朵朵浪花，“双创潮”在全国各地兴起。
在时代大潮下，像当初的张羽那样“自主创业”、“返乡创业”的人自然不在少数。仅大学生创业领域，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5届680.9万本专科毕业生中，如今约有20.4万人选择了创业，自主创业比例3%，比2014届高出0.1个百分点。大学生毕业返乡创业的比例，也从之前的0.5%增至1%。
创业者一腔热血，人人争当弄潮儿，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双创”的相关政策，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各种方式营造创业生态环境，以期吸引更多创业者和创新资源，为本地城市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不过从各地实践来看，这个探路过程并不如表面看起来那般热闹喜人。随着“双创”朝着“深水区”方向迈进，中国近千个发展速度不一、地方特色多样的城市，各有喜忧。
而传导到张羽这样的一线创业者，这种差异性用他的话说，“感觉就像是你在大海里游惯了却在养育自己的小河里呛了水。”虽然之前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想到，地方城市与一线大城市相比，创业环境相差如此之大。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吉林、天津、山西、广东等地走访过程中，经常能听到张羽这样的感慨，这也让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进“双创”工作时出现迷茫：“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扶持政策和优惠措施，但还是吸引不来高质量创业者。”
“现实很骨感”
创业者到底需要什么？
张羽两年前的创业项目是互联网家装，按照他最初的规划，先做线上推广然后开设线下门店，撑过B轮融资就离成功不远了。
这是一个有前景的行业，020是热门的创业领域之一，互联网家装在当时更是一片空白，绝佳的创业概念、精准的痛点打击、较高的客单价格，往往可以轻易为创业团队拉来众多大牌投资者。
也正因此，这个行业近两年挤进了大量创业者。一份《中国互联网家装行业报告》显示，2013年正经做互联网家装的企业只有10家左右，2014年整个行业参与融资的企业翻了一番，达到22家，到2015年这一数据上升到了59家，并且还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
前赴后继的创业公司何其多，但能成功活下来的只有那么几家。张羽的公司就没能成为后者“终究还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说。
且不说从来没接触过工商税务，“谁来做APP，谁来做线上优化，线下门店怎么设计，都不清楚，都需要招人来做，要是图省事把这些外包出去，又很难在地方找到合适的团队，很难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在采访中，《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苦水”：最开始做项目策划的时候想得很好，但真的一步步开始干起来，就会发现问题多如牛毛。
是地方政府没有出台帮助创业者解决问题的利好政策吗？显然不是。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各部门围绕“双创”出台的引导政策和意见不下2000件。而这其中，创业培训和创业公共服务均是重中之重。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
“完善的政策体系当然是创业者需要的”，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副司长曹国英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但是，问题在于，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及企业对“双创”的规律认识不够，要么施策时“以文件落实文件”、不适应本地经济和产业发展状况；要么刻意求新求变，搁置已有成熟经验而盲目推出新规定新办法，导致政策落实效率低下，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城市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黄斌认为，地方政府需要从施策前、施策时、施策后三方面入手，针对不同层级、不同对象因地制宜地制定精准策略。
吉林建筑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许超说，创业者“不会创业”，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原因：一个是，毕业生普遍存在眼高手低现象，只瞄准一线城市，造成二三线城市人才供应跟不上；另一个是，多年以来校企信息不对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考核机制不统一、研发经费投入不合理。
这就不是出台一两个政策，要求各部门提供财税优惠，或者要求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双创”培训就能够解决的。在许超看来，“双创”基础能力的培育，不仅是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事，还需要渗透性地加强公民科学文化素养，营造“双创”文化氛围。
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主任助理韩强说，我国目前在创新创业科技文化素养的培养上欠缺。
韩强认为，“双创精神”应该是从公民青少年起就着意培养的素养，加强公民对工业和科技基础知识的认知与掌握，增强全社会对“双创”的关注度，从根本上营造创新创业的城市环境。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万劲波认为，地方政府可结合各地基础，与本地的企业、学校以及社会组织合作，提供常态化的创新创业培训，为初创者识别机会、整合资源、建设团队和开发运营项目提供全程辅导。“这会帮很多创业者解决起步的问题。” 在许超看来，这种理念和机制要想转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要想着很快出成绩，需要一定时间适应和过渡。
“创业圣地”密码
起步阶段解决“不会创业”，走入正轨的创业者，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则是“不能创业”。
在许多地方，城市管理者往往把“不能创业”的原因归结为缺资金，出台的针对性举措也因此集中于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协助创业者拉投资、提供财税优惠等等。资金的确是创业的一件大事，但实际上，从创业者的角度，阻碍创业者前进的还有他因。
张羽创业的互联网家装行业是一个典型的“互联网+”跨界行业，它需要建材、家居、设计、互联网等多个领域的资源整合，对于初创公司而言，要想打通各环节，构建起平台系统，必将耗费极大的精力财力。也就是说，一般的创业公司很难负担起产业协同的成本。
“刚创业那会儿，天天在建材市场、家居城、设计公司之间来回奔波，不仅需要谈合同，还要趁机挖人，经常这边谈妥了那边又有新变动，遇上几个定制的单子就更辛苦了，几个月下来身心俱疲。”回忆起来，张羽一把辛酸。
韩强认为，创新创业不能仅靠单一的产业链支持，更需要产业链上下游数据的打通、建立起信息共享平台，最终实现产业协同。但问题在于，一般的创业者由于能力有限，很难获得整个产业链的各种资源，创新创业的成本高昂。
“如果能够通过建立公共服务，全面整合上下游及横向各环节的数据等资源，从各环节扶持那些初创企业，可以帮助其大大降低创业成本和社会资源消耗。”他说。
这也正是美国硅谷的互联网创业、以色列的高技术创业、深圳的智能硬件创业、德国的汽车创业等全球“创业圣地”的成功密码。
清华大学启迪研究院院长助理杨红梅介绍，以硅谷为例，硅谷提供了一套一应俱全的创业服务平台：周边顶尖大学跟企业紧密连结、交流，卓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如潮水般涌入，再加上大大小小的各种高技术周边产业支撑，让很多拥有核心创新技术的创业企业可以快速找到做大做强所需要的产业配套资源。
韩强对此深有感受。他曾经考察过一家名为Rainspeed的德国汽车公司，虽然只是一个20人左右的初创工作室，但这家公司生产的汽车已经成功挂牌上路。怎么做到的？
他介绍说，首先在德国，拥有数十年从业经验的汽车人才非常多，对每个领域都了解，小规模的团队都具备总成汽车的能力。其次，德国汽车行业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产业基础数据库和配套加工能力，各类供应商和汽车各部件的数据有一个系统的集合，全产业链的资源能够得到快速有效地调配。
在如此完备的产业链基础上，当某车企计划做一个碳纤维车身时，订单发出后可以迅速找到专业给宝马、玛莎拉蒂等做车身的供应商；工程师在确认好底盘设计后，也可以在基础数据库中快速匹配相应的动力系统、管理系统、外壳等数据和供应商，最终找代工车厂把自家品牌的汽车生产出来。
这种产业环境的营造，正是政策和资金之外，城市管理者需要为创业者提供的“双创”要素，而且是“双创”向专业领域扩展之后，一个城市必备的要素。
多样性才是魅力所在
实际上，地方政府也并非毫无行动，尤其是二三线城市，传统产业面临更迫切的转型创新需求，在提高地方产业基础与“双创”衔接方面一直较为积极。
某市政府接待办公室的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因为在创新创业领域走在全国前列，自从“双创”上升成国家战略后，各地前来该市考察调研“双创”工作的团队明显增多，这其中，除了媒体和研究机构，就属二三线城市的政府部门考察团居多。
但韩强介绍，在走访中发现，部分地方政府的做法有些浮于表面：名为学习经验、促进产业合作，实际上，往往握个手、签个合作备忘录、拍个照，就回去了，后续没有真正进入实质性的产业层面，对本地的产业链资源拓展基本没有产生应有的实效。
当然，除了主观因素，这其中也有地方差异性的客观因素存在。清华大学启迪创新研究院研究总监林碧扬分析，与海外一些“创业圣地”相比，中国地方城市推进“双创”的一个最大难题在于
差异性实在太大。
例如，一些省会城市创新效率并不高，面临将人力成本、研发能力、中介服务和商贸环境等方面的优势转化为创新能力提升的问题；一些沿海城市面临产业转移和空心化的考验，需将区位优势、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进行整合，进一步提升创新竞争力；资源型城市则普遍需要创客增强创新意识和内在动力的问题，亟待利用突出的经济基础优势来完善“双创”环境的短板要素。
可以说，“家家有自己难念的经”，就像地方经济一样，无论是政策制定、产业合作还是公共服务，可能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双创工作指南”，多样性是“双创”及“双创”服务的一大魅力所在。
不过，与必要的“不学”相比，更需要避免的是“乱学”，最典型的是各大城市“遍地开花”的众创空间。
张羽两年前的初创公司就入住了吉林某创业孵化基地，可一年期满后，他选择的是退出。“这个基地的挂牌看着很正规，可实际上能提供的服务并不多，价格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来说也比较难负担。”
实际上，这样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少见。天津市滨海新区科委高新技术产业处副处长张昭遂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双创”开始之初，众创空间等迅速遍地开花，可随着双创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问题浮出水面，“一些园区的情况是有人来检查时热热闹闹，没人检查里头就冷冷清清了。”
山西省人力资源研究会会长王重一也说到，许多创业服务方对创业者提供的商业模式辅导、市场项目筛选、融资解决渠道等服务十分有限，基本还是在做“房地产生意”。
在他看来，作为“双创”的重要载体，地方政府切不可过于急躁，更不能为了要政绩搞“面子工程”，创业服务平台绝不可仅局限于提供物理空间这样的硬件设施，必须不断提升税法、融资、推介等服务的软实力，通过整合、融合各方资源让创业人才和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价值。
这也是吸引“张羽们”再次返乡创业的前提。
毕业后“北漂”的那5年，张羽供职于地处国贸的一家私企，做到市场总监，租住在南二环的一处老小区，每天按部就班，过着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大都市白领生活。两年前，创业潮兴起，他按捺不住，回到东北，打算干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如今，他再次回到北京。
在国家意志的大力推动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上升为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双“新引擎”之一。从中央到地方，大量“双创”资源和政策投入，激起朵朵浪花，“双创潮”在全国各地兴起。
在时代大潮下，像当初的张羽那样“自主创业”、“返乡创业”的人自然不在少数。仅大学生创业领域，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5届680.9万本专科毕业生中，如今约有20.4万人选择了创业，自主创业比例3%，比2014届高出0.1个百分点。大学生毕业返乡创业的比例，也从之前的0.5%增至1%。
创业者一腔热血，人人争当弄潮儿，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双创”的相关政策，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各种方式营造创业生态环境，以期吸引更多创业者和创新资源，为本地城市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不过从各地实践来看，这个探路过程并不如表面看起来那般热闹喜人。随着“双创”朝着“深水区”方向迈进，中国近千个发展速度不一、地方特色多样的城市，各有喜忧。
而传导到张羽这样的一线创业者，这种差异性用他的话说，“感觉就像是你在大海里游惯了却在养育自己的小河里呛了水。”虽然之前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想到，地方城市与一线大城市相比，创业环境相差如此之大。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吉林、天津、山西、广东等地走访过程中，经常能听到张羽这样的感慨，这也让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进“双创”工作时出现迷茫：“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扶持政策和优惠措施，但还是吸引不来高质量创业者。”
“现实很骨感”
创业者到底需要什么？
张羽两年前的创业项目是互联网家装，按照他最初的规划，先做线上推广然后开设线下门店，撑过B轮融资就离成功不远了。
这是一个有前景的行业，020是热门的创业领域之一，互联网家装在当时更是一片空白，绝佳的创业概念、精准的痛点打击、较高的客单价格，往往可以轻易为创业团队拉来众多大牌投资者。
也正因此，这个行业近两年挤进了大量创业者。一份《中国互联网家装行业报告》显示，2013年正经做互联网家装的企业只有10家左右，2014年整个行业参与融资的企业翻了一番，达到22家，到2015年这一数据上升到了59家，并且还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
前赴后继的创业公司何其多，但能成功活下来的只有那么几家。张羽的公司就没能成为后者“终究还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说。
且不说从来没接触过工商税务，“谁来做APP，谁来做线上优化，线下门店怎么设计，都不清楚，都需要招人来做，要是图省事把这些外包出去，又很难在地方找到合适的团队，很难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在采访中，《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苦水”：最开始做项目策划的时候想得很好，但真的一步步开始干起来，就会发现问题多如牛毛。
是地方政府没有出台帮助创业者解决问题的利好政策吗？显然不是。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各部门围绕“双创”出台的引导政策和意见不下2000件。而这其中，创业培训和创业公共服务均是重中之重。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
“完善的政策体系当然是创业者需要的”，科技部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司副司长曹国英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但是，问题在于，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及企业对“双创”的规律认识不够，要么施策时“以文件落实文件”、不适应本地经济和产业发展状况；要么刻意求新求变，搁置已有成熟经验而盲目推出新规定新办法，导致政策落实效率低下，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城市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黄斌认为，地方政府需要从施策前、施策时、施策后三方面入手，针对不同层级、不同对象因地制宜地制定精准策略。
吉林建筑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许超说，创业者“不会创业”，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原因：一个是，毕业生普遍存在眼高手低现象，只瞄准一线城市，造成二三线城市人才供应跟不上；另一个是，多年以来校企信息不对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考核机制不统一、研发经费投入不合理。
这就不是出台一两个政策，要求各部门提供财税优惠，或者要求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双创”培训就能够解决的。在许超看来，“双创”基础能力的培育，不仅是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事，还需要渗透性地加强公民科学文化素养，营造“双创”文化氛围。
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主任助理韩强说，我国目前在创新创业科技文化素养的培养上欠缺。
韩强认为，“双创精神”应该是从公民青少年起就着意培养的素养，加强公民对工业和科技基础知识的认知与掌握，增强全社会对“双创”的关注度，从根本上营造创新创业的城市环境。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万劲波认为，地方政府可结合各地基础，与本地的企业、学校以及社会组织合作，提供常态化的创新创业培训，为初创者识别机会、整合资源、建设团队和开发运营项目提供全程辅导。“这会帮很多创业者解决起步的问题。” 在许超看来，这种理念和机制要想转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要想着很快出成绩，需要一定时间适应和过渡。
“创业圣地”密码
起步阶段解决“不会创业”，走入正轨的创业者，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则是“不能创业”。
在许多地方，城市管理者往往把“不能创业”的原因归结为缺资金，出台的针对性举措也因此集中于政府创投引导基金、协助创业者拉投资、提供财税优惠等等。资金的确是创业的一件大事，但实际上，从创业者的角度，阻碍创业者前进的还有他因。
张羽创业的互联网家装行业是一个典型的“互联网+”跨界行业，它需要建材、家居、设计、互联网等多个领域的资源整合，对于初创公司而言，要想打通各环节，构建起平台系统，必将耗费极大的精力财力。也就是说，一般的创业公司很难负担起产业协同的成本。
“刚创业那会儿，天天在建材市场、家居城、设计公司之间来回奔波，不仅需要谈合同，还要趁机挖人，经常这边谈妥了那边又有新变动，遇上几个定制的单子就更辛苦了，几个月下来身心俱疲。”回忆起来，张羽一把辛酸。
韩强认为，创新创业不能仅靠单一的产业链支持，更需要产业链上下游数据的打通、建立起信息共享平台，最终实现产业协同。但问题在于，一般的创业者由于能力有限，很难获得整个产业链的各种资源，创新创业的成本高昂。
“如果能够通过建立公共服务，全面整合上下游及横向各环节的数据等资源，从各环节扶持那些初创企业，可以帮助其大大降低创业成本和社会资源消耗。”他说。
这也正是美国硅谷的互联网创业、以色列的高技术创业、深圳的智能硬件创业、德国的汽车创业等全球“创业圣地”的成功密码。
清华大学启迪研究院院长助理杨红梅介绍，以硅谷为例，硅谷提供了一套一应俱全的创业服务平台：周边顶尖大学跟企业紧密连结、交流，卓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如潮水般涌入，再加上大大小小的各种高技术周边产业支撑，让很多拥有核心创新技术的创业企业可以快速找到做大做强所需要的产业配套资源。
韩强对此深有感受。他曾经考察过一家名为Rainspeed的德国汽车公司，虽然只是一个20人左右的初创工作室，但这家公司生产的汽车已经成功挂牌上路。怎么做到的？
他介绍说，首先在德国，拥有数十年从业经验的汽车人才非常多，对每个领域都了解，小规模的团队都具备总成汽车的能力。其次，德国汽车行业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产业基础数据库和配套加工能力，各类供应商和汽车各部件的数据有一个系统的集合，全产业链的资源能够得到快速有效地调配。
在如此完备的产业链基础上，当某车企计划做一个碳纤维车身时，订单发出后可以迅速找到专业给宝马、玛莎拉蒂等做车身的供应商；工程师在确认好底盘设计后，也可以在基础数据库中快速匹配相应的动力系统、管理系统、外壳等数据和供应商，最终找代工车厂把自家品牌的汽车生产出来。
这种产业环境的营造，正是政策和资金之外，城市管理者需要为创业者提供的“双创”要素，而且是“双创”向专业领域扩展之后，一个城市必备的要素。
多样性才是魅力所在
实际上，地方政府也并非毫无行动，尤其是二三线城市，传统产业面临更迫切的转型创新需求，在提高地方产业基础与“双创”衔接方面一直较为积极。
某市政府接待办公室的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因为在创新创业领域走在全国前列，自从“双创”上升成国家战略后，各地前来该市考察调研“双创”工作的团队明显增多，这其中，除了媒体和研究机构，就属二三线城市的政府部门考察团居多。
但韩强介绍，在走访中发现，部分地方政府的做法有些浮于表面：名为学习经验、促进产业合作，实际上，往往握个手、签个合作备忘录、拍个照，就回去了，后续没有真正进入实质性的产业层面，对本地的产业链资源拓展基本没有产生应有的实效。
当然，除了主观因素，这其中也有地方差异性的客观因素存在。清华大学启迪创新研究院研究总监林碧扬分析，与海外一些“创业圣地”相比，中国地方城市推进“双创”的一个最大难题在于
差异性实在太大。
例如，一些省会城市创新效率并不高，面临将人力成本、研发能力、中介服务和商贸环境等方面的优势转化为创新能力提升的问题；一些沿海城市面临产业转移和空心化的考验，需将区位优势、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进行整合，进一步提升创新竞争力；资源型城市则普遍需要创客增强创新意识和内在动力的问题，亟待利用突出的经济基础优势来完善“双创”环境的短板要素。
可以说，“家家有自己难念的经”，就像地方经济一样，无论是政策制定、产业合作还是公共服务，可能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双创工作指南”，多样性是“双创”及“双创”服务的一大魅力所在。
不过，与必要的“不学”相比，更需要避免的是“乱学”，最典型的是各大城市“遍地开花”的众创空间。
张羽两年前的初创公司就入住了吉林某创业孵化基地，可一年期满后，他选择的是退出。“这个基地的挂牌看着很正规，可实际上能提供的服务并不多，价格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公司来说也比较难负担。”
实际上，这样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少见。天津市滨海新区科委高新技术产业处副处长张昭遂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双创”开始之初，众创空间等迅速遍地开花，可随着双创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问题浮出水面，“一些园区的情况是有人来检查时热热闹闹，没人检查里头就冷冷清清了。”
山西省人力资源研究会会长王重一也说到，许多创业服务方对创业者提供的商业模式辅导、市场项目筛选、融资解决渠道等服务十分有限，基本还是在做“房地产生意”。
在他看来，作为“双创”的重要载体，地方政府切不可过于急躁，更不能为了要政绩搞“面子工程”，创业服务平台绝不可仅局限于提供物理空间这样的硬件设施，必须不断提升税法、融资、推介等服务的软实力，通过整合、融合各方资源让创业人才和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价值。
这也是吸引“张羽们”再次返乡创业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