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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首届中国建筑展览会在上海开幕。据说这次展览会“因为得到全国建筑界通力合作”,所以能够“将中国建筑艺术过去成绩、现在实况、未来趋势,荟集一堂”,从而给世人“清晰的印象”和“深刻的注意”(《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459页,上海书店1984年版)。正因为如此,展览会呈现出1935年“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后未曾有过的热闹”(同上,第481页)。
我注意到,沈君怡不仅是这次展览会的发起人之一,还与曾养甫并列为名誉副会长。据百度百科介绍,曾养甫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享有“中国土木水利(交通)建设之父”和“孙中山建国方略实践第一人”的美誉。相比之下,沈君怡却很少有人知道。
一、家庭出身 社会关系
沈君怡原名沈景清,后改名沈怡(字君怡),1901年出生于浙江嘉兴。他的父亲沈秉钧(字衍清,号叔和)是光绪年间举人。据沈君怡说,当时“科举已成驽末,我父亲自此也就绝意仕进,转身文化教育事业”。先是在嘉兴一带任教,后来“应聘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在此期间,他曾经独立校订《资治通鉴》,并参与《新字典》和《辞源》的编纂工作。(《沈怡自述》,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沈君怡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她们及其丈夫都是显赫一时的人物。
大姐沈亦云(原名性真)是个敢作敢为的“女漢子”。辛亥革命那年她才18岁,就在《申报》发表文章,号召妇女参军参战推翻清廷。随后她组织女子北伐敢死队,准备直捣北京。为此,沪军都督陈其美称赞她虽是“女子之身,(却)有慷慨兴师之志”。
沈亦云的丈夫是著名外交家黄郛。他在辛亥革命时被陈其美招至上海,担任都督府参谋长兼第2师师长,当时蒋介石是他手下的一个团长。因为志趣相投,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1933年,黄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谈判,最终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使他成为一个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的人物。3年后,黄郛在上海病逝,享年56岁。沈亦云晚年定居美国,她撰写的《亦云回忆》被胡适给予很高评价。胡认为“很少人能有这闲暇,有这文学修养,更少人能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参见《亦云回忆》“胡函代序”影印件,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二姐沈性仁自幼喜欢数学,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因父亲生病而回国,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就读。1917年她与北大教授、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结婚,并翻译介绍了许多世界名著,其中有王尔德的《遗扇记》、德林瓦脱的历史剧《林肯》、法朗士的《哑妻》、詹姆士·斯蒂芬斯的《玛丽玛丽》(与徐志摩合译)、培克耳·霍尔登的《生物学与日常生活》和房龙的《人类的故事》。据说《人类的故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在社会上掀起经久不衰的“房龙热”。可惜到了上世纪80年代大陆再次出现“房龙热”的时候,许多人并不知道最早把房龙介绍到中国来的是沈性仁。
最近有研究认为,20世纪初的中国,是女翻译家群体崛起的时代,而沈性仁就是这个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除此之外,沈性仁还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一夜不安静》(译作)和《欧洲中世纪的武士与都市》。沈性仁才貌双全,引来无数赞叹,其中金岳霖的藏头诗“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兰香静处风”最有代表性。
据沈亦云说,性仁因为家庭人口众多,曾在北京借钱买了一套房。为了还债,她不但生活清苦,还不顾“多产而病”的身体“译书售稿”。为此,她积劳成疾,染上当时无药可治的肺结核病。抗日战争中,沈怡君在兰州任职,她乘便前往治病,不料竟然在那里去世。为此,金岳霖写《悼念沈性仁》一文,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沈君怡的小妹沈性元酷爱书法、擅长昆曲,也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子。她的丈夫钱昌照因为黄郛的关系,深受蒋介石青睐。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曾经担任过外交部秘书、文官处简任秘书、教育部常务次长、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不过,沈君怡好像和他不是一路人。他说自己的这个妹夫有四大特点:一是“聪明乖巧有余,很能吸收别人的东西”;二是“任何专门问题,一经他过目,都能……头头是道地成了他独到之见”;三是“颇能识人用人,……有时未免贪小便宜”,资源委员会的送礼之风与他有关;四是做事很有魄力,但也浪费了很多钱财。
沈君怡还说,钱昌照还有若干短处,其中最要命的是毫无根基却又目中无人。另外,胡适对钱昌照及其顶头上司翁文灏也有批评。他说:这两个人由于反对美国、羡慕苏俄,因此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垄断了中国的工矿业,并对私有企业进行蚕食鲸吞,甚至使其窒息而死。(参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374页,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二、求学经历 初涉政治
沈君怡4岁识字,5岁入学,曾读过“一册孝经,一部孟子,半部论语”,所以他自嘲地说:“我的国文根柢说穿了,只是如此而已。”(《沈怡自述》,第13页)
辛亥革命以后,他跟随亲戚到了青岛,入德国人办的黑兰大学堂(即中德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就读,当时他才11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趁机攻打青岛,学校被迫停办,学生转入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沈君怡插入语言科第二班(相当于中学三年级)。因年幼贪玩、课程艰深,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差。直到父母双亡后,他才如梦方醒有所转变。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沈君怡经同学魏时珍和宗白华介绍,在上海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并结识王光祈、左舜生、恽震、王崇植等人。沈君怡说,因为该会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再加上对会员要求相当严格,所以会员人数虽然不多,“但其份子可以说包括了南北各大学的优秀青年”(同上,第39页)。
1920年,沈君怡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从同济毕业,随后参加浙江省举行的选拔留学生考试并荣获第二名。当时该省共有5个留学名额,初试后加倍录取参加复试。复试在北京举行,沈君怡在复试中名列第五,本来应予录取,却因教育部临时插入1人,把他挤了下去。 事情过后,沈君怡对此有所反思。他认为这次失败除了自己“在中学时代游嬉心重,数理化基础没有打好”之外,当时的考试制度也有很多问题(同上,第41-42页)。
这次参加复试的另外一个收获,就是他在北京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多有聚会,地点不是在李大钊家,就是在中山公园或陶然亭。
1921年交通部公开招聘职员,沈怡君通过考试被分发到该部路政司工作。他本来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但是上任不久却遇上一件改变命运的好事。有一天,路政司司长突然找到他,说部里有一个出国留学名额,问他想不想去。当时沈君怡万万没有想到天上会掉下这么大的“馅儿饼”砸在自己头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交通总长叶恭绰因为政局变化而离任,所以在离任前要满足下属的一些要求,这种做法在当时俗称“起身炮”。但是叶总长怎么会想到渴望出国留学的沈君怡呢?起初沈以为是他的姐夫黄郛与叶恭绰打了招呼,后来才知道是那位司长想让他成为自己的乘龙快婿,所以为他争取到这个名额。
出国之前,沈君怡还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第二届年会。会议期间,他认识了恽代英、张闻天、邓中夏、方东美、陈启天、杨效春等人。他认为:“以这样一群富热情有志气的中国青年,倘能在同一信仰、同一目标之下共同努力,于国家社会不知要发生多大作用。”不幸的是,其中许多人“竟如彗星一现,毫无一点成就,这也可说是国家毫无补偿的一种损失”(同上,第40页)。
1921年9月,沈君怡进入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开始为期4年的留学生活。这所大学历史悠久,是德国乃至欧洲最有名的大学之一。沈君怡到校后,恰逢他的大姐与黄郛来欧洲游。为陪伴他们,沈君怡耽搁半年学业,直到二人走后他才开始安心读书。
学校里有一位名叫恩格思的教授,是欧洲水利界的泰斗。他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是对治理黄河却颇有研究。在他的熏陶下,沈君怡逐渐对水利产生浓厚的兴趣。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欧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好像有一种重学问、轻学历的“名士风度”,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傅斯年和陈寅恪。一开始沈君怡也有这样的倾向,为此他和老同学郑肇经一道放弃了学位考试。直到临毕业时,教授们才知道这一情况。出于爱惜人才的考虑,他们向有关部门发出呼吁,迫使教育当局向他们网开一面。最后,他们以优异考试成绩获得“特许工程师”称号。紧接着沈君怡又获得工学博士学位。
随后他专程前往美国,从波士顿出发,经过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和港口城市新奥尔良,最后到达旧金山,几乎游遍了美国。
三、研究黄河 投身革命
1925年4、5月间,沈君怡从旧金山出发,经夏威夷、神户等地抵达上海。10多天以后,他回到北京交通部报到。
当时国民革命的风暴已经在南方兴起,但北京交通部还是死气沉沉,无所事事。交通部离京师图书馆很近,为了找点事做,沈君怡便想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完善一下。这篇论文的标题是《中国之河工》,其中对黄河水患作了详细统计,因此受到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长费礼门先生的充分肯定。为了进一步收集黄河资料,经科长批准,他可以不到科里上班,每天泡在图书馆里做他喜欢的工作。
在此期间,他因为二姐夫陶孟和的关系,认识了胡适、蒋梦麟、徐志摩、杨振声、王世杰、周鲠生、颜任光、彭学沛等一大批著名知识分子。在陶孟和的鼓励下,他写了几篇关于黄河的文章,发表在《现代评论》、《东方杂志》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会刊上。正好我手头有全套《现代评论》复印本,在第四卷中除了他写的《黄河问题》(上、中、下)分三期连载外,还有《小说家与治河》、《治理潜江县水患之商榷》等文章。其中《小说家与治河》介绍了《镜花缘》与《老残游记》中治理水患的故事,颇有可读性。
对于沈君怡的上述表現,他的两个姐姐看法不一。二姐对他十分欣赏,并把他引为同调;但是大姐却怕他成了“书呆子”,劝他努力从政,学以致用。
正在这时,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汉口市市长刘文岛邀请他前去帮忙,于是他停止手头工作去了武汉,出任该市工务局工程师兼设计科科长。当时国共两党尚未决裂,但汉口形势已经极为混乱。时隔不久沈君怡便离开武汉去了上海。
当时白崇禧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前锋已经抵达嘉善附近。这时黄郛有一封重要信件需要送到白崇禧手中,于是他把这个任务交给沈君怡。随后沈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任务。据白崇禧回忆,他当时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组织总指挥部,在讨论攻打上海的会议上,他不顾俄国顾问的反对,“率铁甲车以猛烈炮火压制沿河固守之敌,继以机关枪掩护步兵冲锋,敌始不支溃退”(《白崇禧先生访问录》下册第837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印)。至于沈君怡说的这个细节,白没有谈到。
四、上海十年 功不可没
国民革命军攻克上海以后,鉴于上海是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但是其建制却是一个县,所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成立直属中央管辖的上海特别市。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黄郛担任市长并宣布政府人选,沈君怡担任工务局局长,当时沈还不到30岁。
当时上海的租界和华界,完全是两个世界。据说在此之前,曾担任淞沪商埠会办的著名学者丁文江说过这样的话:“从租界到华界,就好像过了阴阳河,租界是阳界,华界是阴界。华界的马路、建筑、卫生,没有哪一件能与租界相比。这是我们国民最大的耻辱,比丧权辱国还要可耻得多。”黄郛出任市长时也指出:“所谓全国第一巨大之上海埠,其精华悉在租界,界外之地,商业既萧条,居民又甚多,……故所谓大上海市者,细细分析,实属有名无实。”对于这种状况,蒋介石非常关注。他在亲临上海特别市成立大会时说:“上海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即不能有头绪。”(《民国也有个造城运动》,《时代周报》2013年3月28日)
蒋介石讲话时,沈君怡就在现场。他说:“市政府成立这一天,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特由南京赶来观礼,中央党部派古应芬,国民政府派郑毓秀代表监督。地方人士到的,有虞洽卿、冯少山、李平书等。市政府没有礼堂,所有的房间都很小,容不了这么多人,因此市长就职典礼就在外面院子里举行。蒋总司令、监督代表和就职的市长黄膺白(郛)先生都站立在走廊下,所有来宾则在院子里立着,一切虽是因陋就简,却也另有一番气象。”(《沈怡自述》第100页) 沈君怡上任后,遇上好几起突发事件:一是闸北苏州河上一座年久失修的木桥突然垮塌,一位正在现场的工务局技师因此掉进河里折了一条腿;二是南市的一个小菜场在早上人多的时候突然倒塌,伤亡人数众多;三是闸北一个三层楼的茶馆突然垮掉,当时许多女工正在上面开会,因此死伤特别惨重。为了避免类似事故发生,沈君怡不得不把全部精力放在排查建筑物的安全隐患上。
随后,他又组织人员全面测量道路情况,并将未来规划公之于众。除此之外,他还根据黄郛的指示,一方面准备围绕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修一条环路,目的是限制租界当局的“越界筑路”;另一方面把原来属于江苏的宝山、青浦等县纳入上海管辖范围。这样一来,所谓“大上海”的轮廓就基本形成了。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就在上海特别市成立之后一个月左右,蒋介石忽然下野,黄郛也随之去职。随后,上海市市长换了好几任。但由于他们都奉行“萧规曹随”的施政方针,所以都没有影响到“大上海”计划的实施进程。
1928年10月,由沈君怡主持制定的《上海分区计划草案》正式出炉,对上海城市的整体布局和未来交通作了详细合理规划。这份文件最大的亮点是市政府的办公楼和市政广场。多年以后,沈君怡仍然自豪地说:“上海尽管有极其考究的房屋,但如此宏伟庄严的中国建筑物,还找不到一个。我们若从大厦下面石阶拾级而上,走进那个大礼堂,真可说是美轮美奂,气象万千。”(同上,第121页)他还说,当时“我初出茅庐,在上海市工务局的岗位上,一下子就待了10年有余。我的这点小小成绩,皆因上有贤明长官,下有齐心协力的同僚,际遇之好,在我30年做公务人员的历史记录上,是绝无仅有的”。(同上,第134页)
五、并非尾声
抗日战争开始后,沈君怡辗转于上海、武汉、香港、重庆、兰州等地,经历十分复杂,可谓一言难尽。抗战胜利后,他还担任过大连、南京两市市长。大连市长因内战未能到任,至于南京市长的所作所为,则从当年《大公报》的一篇报道可略见一斑。这篇报道的标题是《沈市长的作风》,文章说:
沈的作风是相当精明实干,为政不在多言,一切讲效率。他主持的市政会议,每次不超过一小时,纪念周不超过半小时,公文简单明了,尽量避免繁文缛节,他并且强调了用人的制度,只要用人得当,就不一定事必躬亲,像一般官场的习惯,反是于事无补的。他这一些办事精神博得了他属下的赞美。(《沈怡自述》第232頁)
1949年4月,沈君怡担任联合国防洪局局长,曾主持制定了《湄公河水利发展计划》。他认为该计划是“国际合作的示范”。
1960年,沈君怡应召返回台湾,担任交通部部长一职。想当年他通过招聘考试在交通部找到人生的第一份工作,至今已经将近40年了。当时台湾正在为经济起飞作准备,沈君怡就任此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980年沈君怡去世后,王开节先生曾写下“事大记曾容众议,位尊不掩是清名”的诗句。用这两句诗来概括沈君怡的一生,可谓恰如其分。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我注意到,沈君怡不仅是这次展览会的发起人之一,还与曾养甫并列为名誉副会长。据百度百科介绍,曾养甫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享有“中国土木水利(交通)建设之父”和“孙中山建国方略实践第一人”的美誉。相比之下,沈君怡却很少有人知道。
一、家庭出身 社会关系
沈君怡原名沈景清,后改名沈怡(字君怡),1901年出生于浙江嘉兴。他的父亲沈秉钧(字衍清,号叔和)是光绪年间举人。据沈君怡说,当时“科举已成驽末,我父亲自此也就绝意仕进,转身文化教育事业”。先是在嘉兴一带任教,后来“应聘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在此期间,他曾经独立校订《资治通鉴》,并参与《新字典》和《辞源》的编纂工作。(《沈怡自述》,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沈君怡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她们及其丈夫都是显赫一时的人物。
大姐沈亦云(原名性真)是个敢作敢为的“女漢子”。辛亥革命那年她才18岁,就在《申报》发表文章,号召妇女参军参战推翻清廷。随后她组织女子北伐敢死队,准备直捣北京。为此,沪军都督陈其美称赞她虽是“女子之身,(却)有慷慨兴师之志”。
沈亦云的丈夫是著名外交家黄郛。他在辛亥革命时被陈其美招至上海,担任都督府参谋长兼第2师师长,当时蒋介石是他手下的一个团长。因为志趣相投,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1933年,黄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谈判,最终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使他成为一个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的人物。3年后,黄郛在上海病逝,享年56岁。沈亦云晚年定居美国,她撰写的《亦云回忆》被胡适给予很高评价。胡认为“很少人能有这闲暇,有这文学修养,更少人能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参见《亦云回忆》“胡函代序”影印件,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二姐沈性仁自幼喜欢数学,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因父亲生病而回国,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就读。1917年她与北大教授、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结婚,并翻译介绍了许多世界名著,其中有王尔德的《遗扇记》、德林瓦脱的历史剧《林肯》、法朗士的《哑妻》、詹姆士·斯蒂芬斯的《玛丽玛丽》(与徐志摩合译)、培克耳·霍尔登的《生物学与日常生活》和房龙的《人类的故事》。据说《人类的故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在社会上掀起经久不衰的“房龙热”。可惜到了上世纪80年代大陆再次出现“房龙热”的时候,许多人并不知道最早把房龙介绍到中国来的是沈性仁。
最近有研究认为,20世纪初的中国,是女翻译家群体崛起的时代,而沈性仁就是这个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除此之外,沈性仁还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一夜不安静》(译作)和《欧洲中世纪的武士与都市》。沈性仁才貌双全,引来无数赞叹,其中金岳霖的藏头诗“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兰香静处风”最有代表性。
据沈亦云说,性仁因为家庭人口众多,曾在北京借钱买了一套房。为了还债,她不但生活清苦,还不顾“多产而病”的身体“译书售稿”。为此,她积劳成疾,染上当时无药可治的肺结核病。抗日战争中,沈怡君在兰州任职,她乘便前往治病,不料竟然在那里去世。为此,金岳霖写《悼念沈性仁》一文,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沈君怡的小妹沈性元酷爱书法、擅长昆曲,也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子。她的丈夫钱昌照因为黄郛的关系,深受蒋介石青睐。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曾经担任过外交部秘书、文官处简任秘书、教育部常务次长、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不过,沈君怡好像和他不是一路人。他说自己的这个妹夫有四大特点:一是“聪明乖巧有余,很能吸收别人的东西”;二是“任何专门问题,一经他过目,都能……头头是道地成了他独到之见”;三是“颇能识人用人,……有时未免贪小便宜”,资源委员会的送礼之风与他有关;四是做事很有魄力,但也浪费了很多钱财。
沈君怡还说,钱昌照还有若干短处,其中最要命的是毫无根基却又目中无人。另外,胡适对钱昌照及其顶头上司翁文灏也有批评。他说:这两个人由于反对美国、羡慕苏俄,因此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垄断了中国的工矿业,并对私有企业进行蚕食鲸吞,甚至使其窒息而死。(参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374页,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二、求学经历 初涉政治
沈君怡4岁识字,5岁入学,曾读过“一册孝经,一部孟子,半部论语”,所以他自嘲地说:“我的国文根柢说穿了,只是如此而已。”(《沈怡自述》,第13页)
辛亥革命以后,他跟随亲戚到了青岛,入德国人办的黑兰大学堂(即中德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就读,当时他才11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趁机攻打青岛,学校被迫停办,学生转入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沈君怡插入语言科第二班(相当于中学三年级)。因年幼贪玩、课程艰深,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差。直到父母双亡后,他才如梦方醒有所转变。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沈君怡经同学魏时珍和宗白华介绍,在上海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并结识王光祈、左舜生、恽震、王崇植等人。沈君怡说,因为该会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再加上对会员要求相当严格,所以会员人数虽然不多,“但其份子可以说包括了南北各大学的优秀青年”(同上,第39页)。
1920年,沈君怡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从同济毕业,随后参加浙江省举行的选拔留学生考试并荣获第二名。当时该省共有5个留学名额,初试后加倍录取参加复试。复试在北京举行,沈君怡在复试中名列第五,本来应予录取,却因教育部临时插入1人,把他挤了下去。 事情过后,沈君怡对此有所反思。他认为这次失败除了自己“在中学时代游嬉心重,数理化基础没有打好”之外,当时的考试制度也有很多问题(同上,第41-42页)。
这次参加复试的另外一个收获,就是他在北京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多有聚会,地点不是在李大钊家,就是在中山公园或陶然亭。
1921年交通部公开招聘职员,沈怡君通过考试被分发到该部路政司工作。他本来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但是上任不久却遇上一件改变命运的好事。有一天,路政司司长突然找到他,说部里有一个出国留学名额,问他想不想去。当时沈君怡万万没有想到天上会掉下这么大的“馅儿饼”砸在自己头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交通总长叶恭绰因为政局变化而离任,所以在离任前要满足下属的一些要求,这种做法在当时俗称“起身炮”。但是叶总长怎么会想到渴望出国留学的沈君怡呢?起初沈以为是他的姐夫黄郛与叶恭绰打了招呼,后来才知道是那位司长想让他成为自己的乘龙快婿,所以为他争取到这个名额。
出国之前,沈君怡还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第二届年会。会议期间,他认识了恽代英、张闻天、邓中夏、方东美、陈启天、杨效春等人。他认为:“以这样一群富热情有志气的中国青年,倘能在同一信仰、同一目标之下共同努力,于国家社会不知要发生多大作用。”不幸的是,其中许多人“竟如彗星一现,毫无一点成就,这也可说是国家毫无补偿的一种损失”(同上,第40页)。
1921年9月,沈君怡进入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开始为期4年的留学生活。这所大学历史悠久,是德国乃至欧洲最有名的大学之一。沈君怡到校后,恰逢他的大姐与黄郛来欧洲游。为陪伴他们,沈君怡耽搁半年学业,直到二人走后他才开始安心读书。
学校里有一位名叫恩格思的教授,是欧洲水利界的泰斗。他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是对治理黄河却颇有研究。在他的熏陶下,沈君怡逐渐对水利产生浓厚的兴趣。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欧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好像有一种重学问、轻学历的“名士风度”,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傅斯年和陈寅恪。一开始沈君怡也有这样的倾向,为此他和老同学郑肇经一道放弃了学位考试。直到临毕业时,教授们才知道这一情况。出于爱惜人才的考虑,他们向有关部门发出呼吁,迫使教育当局向他们网开一面。最后,他们以优异考试成绩获得“特许工程师”称号。紧接着沈君怡又获得工学博士学位。
随后他专程前往美国,从波士顿出发,经过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和港口城市新奥尔良,最后到达旧金山,几乎游遍了美国。
三、研究黄河 投身革命
1925年4、5月间,沈君怡从旧金山出发,经夏威夷、神户等地抵达上海。10多天以后,他回到北京交通部报到。
当时国民革命的风暴已经在南方兴起,但北京交通部还是死气沉沉,无所事事。交通部离京师图书馆很近,为了找点事做,沈君怡便想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完善一下。这篇论文的标题是《中国之河工》,其中对黄河水患作了详细统计,因此受到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长费礼门先生的充分肯定。为了进一步收集黄河资料,经科长批准,他可以不到科里上班,每天泡在图书馆里做他喜欢的工作。
在此期间,他因为二姐夫陶孟和的关系,认识了胡适、蒋梦麟、徐志摩、杨振声、王世杰、周鲠生、颜任光、彭学沛等一大批著名知识分子。在陶孟和的鼓励下,他写了几篇关于黄河的文章,发表在《现代评论》、《东方杂志》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会刊上。正好我手头有全套《现代评论》复印本,在第四卷中除了他写的《黄河问题》(上、中、下)分三期连载外,还有《小说家与治河》、《治理潜江县水患之商榷》等文章。其中《小说家与治河》介绍了《镜花缘》与《老残游记》中治理水患的故事,颇有可读性。
对于沈君怡的上述表現,他的两个姐姐看法不一。二姐对他十分欣赏,并把他引为同调;但是大姐却怕他成了“书呆子”,劝他努力从政,学以致用。
正在这时,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汉口市市长刘文岛邀请他前去帮忙,于是他停止手头工作去了武汉,出任该市工务局工程师兼设计科科长。当时国共两党尚未决裂,但汉口形势已经极为混乱。时隔不久沈君怡便离开武汉去了上海。
当时白崇禧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前锋已经抵达嘉善附近。这时黄郛有一封重要信件需要送到白崇禧手中,于是他把这个任务交给沈君怡。随后沈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任务。据白崇禧回忆,他当时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组织总指挥部,在讨论攻打上海的会议上,他不顾俄国顾问的反对,“率铁甲车以猛烈炮火压制沿河固守之敌,继以机关枪掩护步兵冲锋,敌始不支溃退”(《白崇禧先生访问录》下册第837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印)。至于沈君怡说的这个细节,白没有谈到。
四、上海十年 功不可没
国民革命军攻克上海以后,鉴于上海是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但是其建制却是一个县,所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成立直属中央管辖的上海特别市。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黄郛担任市长并宣布政府人选,沈君怡担任工务局局长,当时沈还不到30岁。
当时上海的租界和华界,完全是两个世界。据说在此之前,曾担任淞沪商埠会办的著名学者丁文江说过这样的话:“从租界到华界,就好像过了阴阳河,租界是阳界,华界是阴界。华界的马路、建筑、卫生,没有哪一件能与租界相比。这是我们国民最大的耻辱,比丧权辱国还要可耻得多。”黄郛出任市长时也指出:“所谓全国第一巨大之上海埠,其精华悉在租界,界外之地,商业既萧条,居民又甚多,……故所谓大上海市者,细细分析,实属有名无实。”对于这种状况,蒋介石非常关注。他在亲临上海特别市成立大会时说:“上海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即不能有头绪。”(《民国也有个造城运动》,《时代周报》2013年3月28日)
蒋介石讲话时,沈君怡就在现场。他说:“市政府成立这一天,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特由南京赶来观礼,中央党部派古应芬,国民政府派郑毓秀代表监督。地方人士到的,有虞洽卿、冯少山、李平书等。市政府没有礼堂,所有的房间都很小,容不了这么多人,因此市长就职典礼就在外面院子里举行。蒋总司令、监督代表和就职的市长黄膺白(郛)先生都站立在走廊下,所有来宾则在院子里立着,一切虽是因陋就简,却也另有一番气象。”(《沈怡自述》第100页) 沈君怡上任后,遇上好几起突发事件:一是闸北苏州河上一座年久失修的木桥突然垮塌,一位正在现场的工务局技师因此掉进河里折了一条腿;二是南市的一个小菜场在早上人多的时候突然倒塌,伤亡人数众多;三是闸北一个三层楼的茶馆突然垮掉,当时许多女工正在上面开会,因此死伤特别惨重。为了避免类似事故发生,沈君怡不得不把全部精力放在排查建筑物的安全隐患上。
随后,他又组织人员全面测量道路情况,并将未来规划公之于众。除此之外,他还根据黄郛的指示,一方面准备围绕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修一条环路,目的是限制租界当局的“越界筑路”;另一方面把原来属于江苏的宝山、青浦等县纳入上海管辖范围。这样一来,所谓“大上海”的轮廓就基本形成了。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就在上海特别市成立之后一个月左右,蒋介石忽然下野,黄郛也随之去职。随后,上海市市长换了好几任。但由于他们都奉行“萧规曹随”的施政方针,所以都没有影响到“大上海”计划的实施进程。
1928年10月,由沈君怡主持制定的《上海分区计划草案》正式出炉,对上海城市的整体布局和未来交通作了详细合理规划。这份文件最大的亮点是市政府的办公楼和市政广场。多年以后,沈君怡仍然自豪地说:“上海尽管有极其考究的房屋,但如此宏伟庄严的中国建筑物,还找不到一个。我们若从大厦下面石阶拾级而上,走进那个大礼堂,真可说是美轮美奂,气象万千。”(同上,第121页)他还说,当时“我初出茅庐,在上海市工务局的岗位上,一下子就待了10年有余。我的这点小小成绩,皆因上有贤明长官,下有齐心协力的同僚,际遇之好,在我30年做公务人员的历史记录上,是绝无仅有的”。(同上,第134页)
五、并非尾声
抗日战争开始后,沈君怡辗转于上海、武汉、香港、重庆、兰州等地,经历十分复杂,可谓一言难尽。抗战胜利后,他还担任过大连、南京两市市长。大连市长因内战未能到任,至于南京市长的所作所为,则从当年《大公报》的一篇报道可略见一斑。这篇报道的标题是《沈市长的作风》,文章说:
沈的作风是相当精明实干,为政不在多言,一切讲效率。他主持的市政会议,每次不超过一小时,纪念周不超过半小时,公文简单明了,尽量避免繁文缛节,他并且强调了用人的制度,只要用人得当,就不一定事必躬亲,像一般官场的习惯,反是于事无补的。他这一些办事精神博得了他属下的赞美。(《沈怡自述》第232頁)
1949年4月,沈君怡担任联合国防洪局局长,曾主持制定了《湄公河水利发展计划》。他认为该计划是“国际合作的示范”。
1960年,沈君怡应召返回台湾,担任交通部部长一职。想当年他通过招聘考试在交通部找到人生的第一份工作,至今已经将近40年了。当时台湾正在为经济起飞作准备,沈君怡就任此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980年沈君怡去世后,王开节先生曾写下“事大记曾容众议,位尊不掩是清名”的诗句。用这两句诗来概括沈君怡的一生,可谓恰如其分。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