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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首届中国建筑展览会在上海开幕。据说这次展览会“因为得到全国建筑界通力合作”，所以能够“将中国建筑艺术过去成绩、现在实况、未来趋势，荟集一堂”，从而给世人“清晰的印象”和“深刻的注意”（《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459页，上海书店1984年版）。正因为如此，展览会呈现出1935年“第六届全国运动大会后未曾有过的热闹”（同上，第481页）。
我注意到，沈君怡不仅是这次展览会的发起人之一，还与曾养甫并列为名誉副会长。据百度百科介绍，曾养甫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享有“中国土木水利（交通）建设之父”和“孙中山建国方略实践第一人”的美誉。相比之下，沈君怡却很少有人知道。
一、家庭出身 社会关系
沈君怡原名沈景清，后改名沈怡（字君怡），1901年出生于浙江嘉兴。他的父亲沈秉钧（字衍清，号叔和）是光绪年间举人。据沈君怡说，当时“科举已成驽末，我父亲自此也就绝意仕进，转身文化教育事业”。先是在嘉兴一带任教，后来“应聘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在此期间，他曾经独立校订《资治通鉴》，并参与《新字典》和《辞源》的编纂工作。（《沈怡自述》，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沈君怡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她们及其丈夫都是显赫一时的人物。
大姐沈亦云（原名性真）是个敢作敢为的“女漢子”。辛亥革命那年她才18岁，就在《申报》发表文章，号召妇女参军参战推翻清廷。随后她组织女子北伐敢死队，准备直捣北京。为此，沪军都督陈其美称赞她虽是“女子之身，（却）有慷慨兴师之志”。
沈亦云的丈夫是著名外交家黄郛。他在辛亥革命时被陈其美招至上海，担任都督府参谋长兼第2师师长，当时蒋介石是他手下的一个团长。因为志趣相投，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1933年，黄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谈判，最终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使他成为一个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的人物。3年后，黄郛在上海病逝，享年56岁。沈亦云晚年定居美国，她撰写的《亦云回忆》被胡适给予很高评价。胡认为“很少人能有这闲暇，有这文学修养，更少人能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参见《亦云回忆》“胡函代序”影印件，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二姐沈性仁自幼喜欢数学，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因父亲生病而回国，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就读。1917年她与北大教授、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结婚，并翻译介绍了许多世界名著，其中有王尔德的《遗扇记》、德林瓦脱的历史剧《林肯》、法朗士的《哑妻》、詹姆士·斯蒂芬斯的《玛丽玛丽》（与徐志摩合译）、培克耳·霍尔登的《生物学与日常生活》和房龙的《人类的故事》。据说《人类的故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在社会上掀起经久不衰的“房龙热”。可惜到了上世纪80年代大陆再次出现“房龙热”的时候，许多人并不知道最早把房龙介绍到中国来的是沈性仁。
最近有研究认为，20世纪初的中国，是女翻译家群体崛起的时代，而沈性仁就是这个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除此之外，沈性仁还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一夜不安静》（译作）和《欧洲中世纪的武士与都市》。沈性仁才貌双全，引来无数赞叹，其中金岳霖的藏头诗“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兰香静处风”最有代表性。
据沈亦云说，性仁因为家庭人口众多，曾在北京借钱买了一套房。为了还债，她不但生活清苦，还不顾“多产而病”的身体“译书售稿”。为此，她积劳成疾，染上当时无药可治的肺结核病。抗日战争中，沈怡君在兰州任职，她乘便前往治病，不料竟然在那里去世。为此，金岳霖写《悼念沈性仁》一文，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沈君怡的小妹沈性元酷爱书法、擅长昆曲，也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子。她的丈夫钱昌照因为黄郛的关系，深受蒋介石青睐。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曾经担任过外交部秘书、文官处简任秘书、教育部常务次长、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不过，沈君怡好像和他不是一路人。他说自己的这个妹夫有四大特点：一是“聪明乖巧有余，很能吸收别人的东西”；二是“任何专门问题，一经他过目，都能……头头是道地成了他独到之见”；三是“颇能识人用人，……有时未免贪小便宜”，资源委员会的送礼之风与他有关；四是做事很有魄力，但也浪费了很多钱财。
沈君怡还说，钱昌照还有若干短处，其中最要命的是毫无根基却又目中无人。另外，胡适对钱昌照及其顶头上司翁文灏也有批评。他说：这两个人由于反对美国、羡慕苏俄，因此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垄断了中国的工矿业，并对私有企业进行蚕食鲸吞，甚至使其窒息而死。（参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374页，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二、求学经历 初涉政治
沈君怡4岁识字，5岁入学，曾读过“一册孝经，一部孟子，半部论语”，所以他自嘲地说：“我的国文根柢说穿了，只是如此而已。”（《沈怡自述》，第13页）
辛亥革命以后，他跟随亲戚到了青岛，入德国人办的黑兰大学堂（即中德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就读，当时他才11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趁机攻打青岛，学校被迫停办，学生转入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沈君怡插入语言科第二班（相当于中学三年级）。因年幼贪玩、课程艰深，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差。直到父母双亡后，他才如梦方醒有所转变。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沈君怡经同学魏时珍和宗白华介绍，在上海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并结识王光祈、左舜生、恽震、王崇植等人。沈君怡说，因为该会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再加上对会员要求相当严格，所以会员人数虽然不多，“但其份子可以说包括了南北各大学的优秀青年”（同上，第39页）。
1920年，沈君怡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从同济毕业，随后参加浙江省举行的选拔留学生考试并荣获第二名。当时该省共有5个留学名额，初试后加倍录取参加复试。复试在北京举行，沈君怡在复试中名列第五，本来应予录取，却因教育部临时插入1人，把他挤了下去。 事情过后，沈君怡对此有所反思。他认为这次失败除了自己“在中学时代游嬉心重，数理化基础没有打好”之外，当时的考试制度也有很多问题（同上，第41-42页）。
这次参加复试的另外一个收获，就是他在北京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多有聚会，地点不是在李大钊家，就是在中山公园或陶然亭。
1921年交通部公开招聘职员，沈怡君通过考试被分发到该部路政司工作。他本来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但是上任不久却遇上一件改变命运的好事。有一天，路政司司长突然找到他，说部里有一个出国留学名额，问他想不想去。当时沈君怡万万没有想到天上会掉下这么大的“馅儿饼”砸在自己头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交通总长叶恭绰因为政局变化而离任，所以在离任前要满足下属的一些要求，这种做法在当时俗称“起身炮”。但是叶总长怎么会想到渴望出国留学的沈君怡呢？起初沈以为是他的姐夫黄郛与叶恭绰打了招呼，后来才知道是那位司长想让他成为自己的乘龙快婿，所以为他争取到这个名额。
出国之前，沈君怡还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第二届年会。会议期间，他认识了恽代英、张闻天、邓中夏、方东美、陈启天、杨效春等人。他认为：“以这样一群富热情有志气的中国青年，倘能在同一信仰、同一目标之下共同努力，于国家社会不知要发生多大作用。”不幸的是，其中许多人“竟如彗星一现，毫无一点成就，这也可说是国家毫无补偿的一种损失”（同上，第40页）。
1921年9月，沈君怡进入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开始为期4年的留学生活。这所大学历史悠久，是德国乃至欧洲最有名的大学之一。沈君怡到校后，恰逢他的大姐与黄郛来欧洲游。为陪伴他们，沈君怡耽搁半年学业，直到二人走后他才开始安心读书。
学校里有一位名叫恩格思的教授，是欧洲水利界的泰斗。他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是对治理黄河却颇有研究。在他的熏陶下，沈君怡逐渐对水利产生浓厚的兴趣。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欧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好像有一种重学问、轻学历的“名士风度”，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傅斯年和陈寅恪。一开始沈君怡也有这样的倾向，为此他和老同学郑肇经一道放弃了学位考试。直到临毕业时，教授们才知道这一情况。出于爱惜人才的考虑，他们向有关部门发出呼吁，迫使教育当局向他们网开一面。最后，他们以优异考试成绩获得“特许工程师”称号。紧接着沈君怡又获得工学博士学位。
随后他专程前往美国，从波士顿出发，经过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和港口城市新奥尔良，最后到达旧金山，几乎游遍了美国。
三、研究黄河 投身革命
1925年4、5月间，沈君怡从旧金山出发，经夏威夷、神户等地抵达上海。10多天以后，他回到北京交通部报到。
当时国民革命的风暴已经在南方兴起，但北京交通部还是死气沉沉，无所事事。交通部离京师图书馆很近，为了找点事做，沈君怡便想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完善一下。这篇论文的标题是《中国之河工》，其中对黄河水患作了详细统计，因此受到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长费礼门先生的充分肯定。为了进一步收集黄河资料，经科长批准，他可以不到科里上班，每天泡在图书馆里做他喜欢的工作。
在此期间，他因为二姐夫陶孟和的关系，认识了胡适、蒋梦麟、徐志摩、杨振声、王世杰、周鲠生、颜任光、彭学沛等一大批著名知识分子。在陶孟和的鼓励下，他写了几篇关于黄河的文章，发表在《现代评论》、《东方杂志》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会刊上。正好我手头有全套《现代评论》复印本，在第四卷中除了他写的《黄河问题》（上、中、下）分三期连载外，还有《小说家与治河》、《治理潜江县水患之商榷》等文章。其中《小说家与治河》介绍了《镜花缘》与《老残游记》中治理水患的故事，颇有可读性。
对于沈君怡的上述表現，他的两个姐姐看法不一。二姐对他十分欣赏，并把他引为同调；但是大姐却怕他成了“书呆子”，劝他努力从政，学以致用。
正在这时，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汉口市市长刘文岛邀请他前去帮忙，于是他停止手头工作去了武汉，出任该市工务局工程师兼设计科科长。当时国共两党尚未决裂，但汉口形势已经极为混乱。时隔不久沈君怡便离开武汉去了上海。
当时白崇禧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前锋已经抵达嘉善附近。这时黄郛有一封重要信件需要送到白崇禧手中，于是他把这个任务交给沈君怡。随后沈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任务。据白崇禧回忆，他当时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组织总指挥部，在讨论攻打上海的会议上，他不顾俄国顾问的反对，“率铁甲车以猛烈炮火压制沿河固守之敌，继以机关枪掩护步兵冲锋，敌始不支溃退”（《白崇禧先生访问录》下册第837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印）。至于沈君怡说的这个细节，白没有谈到。
四、上海十年 功不可没
国民革命军攻克上海以后，鉴于上海是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但是其建制却是一个县，所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成立直属中央管辖的上海特别市。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黄郛担任市长并宣布政府人选，沈君怡担任工务局局长，当时沈还不到30岁。
当时上海的租界和华界，完全是两个世界。据说在此之前，曾担任淞沪商埠会办的著名学者丁文江说过这样的话：“从租界到华界，就好像过了阴阳河，租界是阳界，华界是阴界。华界的马路、建筑、卫生，没有哪一件能与租界相比。这是我们国民最大的耻辱，比丧权辱国还要可耻得多。”黄郛出任市长时也指出：“所谓全国第一巨大之上海埠，其精华悉在租界，界外之地，商业既萧条，居民又甚多，……故所谓大上海市者，细细分析，实属有名无实。”对于这种状况，蒋介石非常关注。他在亲临上海特别市成立大会时说：“上海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即不能有头绪。”（《民国也有个造城运动》，《时代周报》2013年3月28日）
蒋介石讲话时，沈君怡就在现场。他说：“市政府成立这一天，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特由南京赶来观礼，中央党部派古应芬，国民政府派郑毓秀代表监督。地方人士到的，有虞洽卿、冯少山、李平书等。市政府没有礼堂，所有的房间都很小，容不了这么多人，因此市长就职典礼就在外面院子里举行。蒋总司令、监督代表和就职的市长黄膺白（郛）先生都站立在走廊下，所有来宾则在院子里立着，一切虽是因陋就简，却也另有一番气象。”（《沈怡自述》第100页） 沈君怡上任后，遇上好几起突发事件：一是闸北苏州河上一座年久失修的木桥突然垮塌，一位正在现场的工务局技师因此掉进河里折了一条腿；二是南市的一个小菜场在早上人多的时候突然倒塌，伤亡人数众多；三是闸北一个三层楼的茶馆突然垮掉，当时许多女工正在上面开会，因此死伤特别惨重。为了避免类似事故发生，沈君怡不得不把全部精力放在排查建筑物的安全隐患上。
随后，他又组织人员全面测量道路情况，并将未来规划公之于众。除此之外，他还根据黄郛的指示，一方面准备围绕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修一条环路，目的是限制租界当局的“越界筑路”；另一方面把原来属于江苏的宝山、青浦等县纳入上海管辖范围。这样一来，所谓“大上海”的轮廓就基本形成了。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就在上海特别市成立之后一个月左右，蒋介石忽然下野，黄郛也随之去职。随后，上海市市长换了好几任。但由于他们都奉行“萧规曹随”的施政方针，所以都没有影响到“大上海”计划的实施进程。
1928年10月，由沈君怡主持制定的《上海分区计划草案》正式出炉，对上海城市的整体布局和未来交通作了详细合理规划。这份文件最大的亮点是市政府的办公楼和市政广场。多年以后，沈君怡仍然自豪地说：“上海尽管有极其考究的房屋，但如此宏伟庄严的中国建筑物，还找不到一个。我们若从大厦下面石阶拾级而上，走进那个大礼堂，真可说是美轮美奂，气象万千。”（同上，第121页）他还说，当时“我初出茅庐，在上海市工务局的岗位上，一下子就待了10年有余。我的这点小小成绩，皆因上有贤明长官，下有齐心协力的同僚，际遇之好，在我30年做公务人员的历史记录上，是绝无仅有的”。（同上，第134页）
五、并非尾声
抗日战争开始后，沈君怡辗转于上海、武汉、香港、重庆、兰州等地，经历十分复杂，可谓一言难尽。抗战胜利后，他还担任过大连、南京两市市长。大连市长因内战未能到任，至于南京市长的所作所为，则从当年《大公报》的一篇报道可略见一斑。这篇报道的标题是《沈市长的作风》，文章说：
沈的作风是相当精明实干，为政不在多言，一切讲效率。他主持的市政会议，每次不超过一小时，纪念周不超过半小时，公文简单明了，尽量避免繁文缛节，他并且强调了用人的制度，只要用人得当，就不一定事必躬亲，像一般官场的习惯，反是于事无补的。他这一些办事精神博得了他属下的赞美。（《沈怡自述》第232頁）
1949年4月，沈君怡担任联合国防洪局局长，曾主持制定了《湄公河水利发展计划》。他认为该计划是“国际合作的示范”。
1960年，沈君怡应召返回台湾，担任交通部部长一职。想当年他通过招聘考试在交通部找到人生的第一份工作，至今已经将近40年了。当时台湾正在为经济起飞作准备，沈君怡就任此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980年沈君怡去世后，王开节先生曾写下“事大记曾容众议，位尊不掩是清名”的诗句。用这两句诗来概括沈君怡的一生，可谓恰如其分。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我注意到，沈君怡不仅是这次展览会的发起人之一，还与曾养甫并列为名誉副会长。据百度百科介绍，曾养甫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享有“中国土木水利（交通）建设之父”和“孙中山建国方略实践第一人”的美誉。相比之下，沈君怡却很少有人知道。
一、家庭出身 社会关系
沈君怡原名沈景清，后改名沈怡（字君怡），1901年出生于浙江嘉兴。他的父亲沈秉钧（字衍清，号叔和）是光绪年间举人。据沈君怡说，当时“科举已成驽末，我父亲自此也就绝意仕进，转身文化教育事业”。先是在嘉兴一带任教，后来“应聘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在此期间，他曾经独立校订《资治通鉴》，并参与《新字典》和《辞源》的编纂工作。（《沈怡自述》，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沈君怡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她们及其丈夫都是显赫一时的人物。
大姐沈亦云（原名性真）是个敢作敢为的“女漢子”。辛亥革命那年她才18岁，就在《申报》发表文章，号召妇女参军参战推翻清廷。随后她组织女子北伐敢死队，准备直捣北京。为此，沪军都督陈其美称赞她虽是“女子之身，（却）有慷慨兴师之志”。
沈亦云的丈夫是著名外交家黄郛。他在辛亥革命时被陈其美招至上海，担任都督府参谋长兼第2师师长，当时蒋介石是他手下的一个团长。因为志趣相投，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1933年，黄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谈判，最终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使他成为一个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的人物。3年后，黄郛在上海病逝，享年56岁。沈亦云晚年定居美国，她撰写的《亦云回忆》被胡适给予很高评价。胡认为“很少人能有这闲暇，有这文学修养，更少人能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参见《亦云回忆》“胡函代序”影印件，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二姐沈性仁自幼喜欢数学，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因父亲生病而回国，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就读。1917年她与北大教授、著名社会学家陶孟和结婚，并翻译介绍了许多世界名著，其中有王尔德的《遗扇记》、德林瓦脱的历史剧《林肯》、法朗士的《哑妻》、詹姆士·斯蒂芬斯的《玛丽玛丽》（与徐志摩合译）、培克耳·霍尔登的《生物学与日常生活》和房龙的《人类的故事》。据说《人类的故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在社会上掀起经久不衰的“房龙热”。可惜到了上世纪80年代大陆再次出现“房龙热”的时候，许多人并不知道最早把房龙介绍到中国来的是沈性仁。
最近有研究认为，20世纪初的中国，是女翻译家群体崛起的时代，而沈性仁就是这个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除此之外，沈性仁还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一夜不安静》（译作）和《欧洲中世纪的武士与都市》。沈性仁才貌双全，引来无数赞叹，其中金岳霖的藏头诗“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兰香静处风”最有代表性。
据沈亦云说，性仁因为家庭人口众多，曾在北京借钱买了一套房。为了还债，她不但生活清苦，还不顾“多产而病”的身体“译书售稿”。为此，她积劳成疾，染上当时无药可治的肺结核病。抗日战争中，沈怡君在兰州任职，她乘便前往治病，不料竟然在那里去世。为此，金岳霖写《悼念沈性仁》一文，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沈君怡的小妹沈性元酷爱书法、擅长昆曲，也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子。她的丈夫钱昌照因为黄郛的关系，深受蒋介石青睐。南京政府成立后，他曾经担任过外交部秘书、文官处简任秘书、教育部常务次长、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不过，沈君怡好像和他不是一路人。他说自己的这个妹夫有四大特点：一是“聪明乖巧有余，很能吸收别人的东西”；二是“任何专门问题，一经他过目，都能……头头是道地成了他独到之见”；三是“颇能识人用人，……有时未免贪小便宜”，资源委员会的送礼之风与他有关；四是做事很有魄力，但也浪费了很多钱财。
沈君怡还说，钱昌照还有若干短处，其中最要命的是毫无根基却又目中无人。另外，胡适对钱昌照及其顶头上司翁文灏也有批评。他说：这两个人由于反对美国、羡慕苏俄，因此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垄断了中国的工矿业，并对私有企业进行蚕食鲸吞，甚至使其窒息而死。（参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374页，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二、求学经历 初涉政治
沈君怡4岁识字，5岁入学，曾读过“一册孝经，一部孟子，半部论语”，所以他自嘲地说：“我的国文根柢说穿了，只是如此而已。”（《沈怡自述》，第13页）
辛亥革命以后，他跟随亲戚到了青岛，入德国人办的黑兰大学堂（即中德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就读，当时他才11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趁机攻打青岛，学校被迫停办，学生转入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沈君怡插入语言科第二班（相当于中学三年级）。因年幼贪玩、课程艰深，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差。直到父母双亡后，他才如梦方醒有所转变。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沈君怡经同学魏时珍和宗白华介绍，在上海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并结识王光祈、左舜生、恽震、王崇植等人。沈君怡说，因为该会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再加上对会员要求相当严格，所以会员人数虽然不多，“但其份子可以说包括了南北各大学的优秀青年”（同上，第39页）。
1920年，沈君怡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从同济毕业，随后参加浙江省举行的选拔留学生考试并荣获第二名。当时该省共有5个留学名额，初试后加倍录取参加复试。复试在北京举行，沈君怡在复试中名列第五，本来应予录取，却因教育部临时插入1人，把他挤了下去。 事情过后，沈君怡对此有所反思。他认为这次失败除了自己“在中学时代游嬉心重，数理化基础没有打好”之外，当时的考试制度也有很多问题（同上，第41-42页）。
这次参加复试的另外一个收获，就是他在北京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多有聚会，地点不是在李大钊家，就是在中山公园或陶然亭。
1921年交通部公开招聘职员，沈怡君通过考试被分发到该部路政司工作。他本来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但是上任不久却遇上一件改变命运的好事。有一天，路政司司长突然找到他，说部里有一个出国留学名额，问他想不想去。当时沈君怡万万没有想到天上会掉下这么大的“馅儿饼”砸在自己头上。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交通总长叶恭绰因为政局变化而离任，所以在离任前要满足下属的一些要求，这种做法在当时俗称“起身炮”。但是叶总长怎么会想到渴望出国留学的沈君怡呢？起初沈以为是他的姐夫黄郛与叶恭绰打了招呼，后来才知道是那位司长想让他成为自己的乘龙快婿，所以为他争取到这个名额。
出国之前，沈君怡还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第二届年会。会议期间，他认识了恽代英、张闻天、邓中夏、方东美、陈启天、杨效春等人。他认为：“以这样一群富热情有志气的中国青年，倘能在同一信仰、同一目标之下共同努力，于国家社会不知要发生多大作用。”不幸的是，其中许多人“竟如彗星一现，毫无一点成就，这也可说是国家毫无补偿的一种损失”（同上，第40页）。
1921年9月，沈君怡进入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开始为期4年的留学生活。这所大学历史悠久，是德国乃至欧洲最有名的大学之一。沈君怡到校后，恰逢他的大姐与黄郛来欧洲游。为陪伴他们，沈君怡耽搁半年学业，直到二人走后他才开始安心读书。
学校里有一位名叫恩格思的教授，是欧洲水利界的泰斗。他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是对治理黄河却颇有研究。在他的熏陶下，沈君怡逐渐对水利产生浓厚的兴趣。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欧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好像有一种重学问、轻学历的“名士风度”，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傅斯年和陈寅恪。一开始沈君怡也有这样的倾向，为此他和老同学郑肇经一道放弃了学位考试。直到临毕业时，教授们才知道这一情况。出于爱惜人才的考虑，他们向有关部门发出呼吁，迫使教育当局向他们网开一面。最后，他们以优异考试成绩获得“特许工程师”称号。紧接着沈君怡又获得工学博士学位。
随后他专程前往美国，从波士顿出发，经过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和港口城市新奥尔良，最后到达旧金山，几乎游遍了美国。
三、研究黄河 投身革命
1925年4、5月间，沈君怡从旧金山出发，经夏威夷、神户等地抵达上海。10多天以后，他回到北京交通部报到。
当时国民革命的风暴已经在南方兴起，但北京交通部还是死气沉沉，无所事事。交通部离京师图书馆很近，为了找点事做，沈君怡便想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完善一下。这篇论文的标题是《中国之河工》，其中对黄河水患作了详细统计，因此受到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会长费礼门先生的充分肯定。为了进一步收集黄河资料，经科长批准，他可以不到科里上班，每天泡在图书馆里做他喜欢的工作。
在此期间，他因为二姐夫陶孟和的关系，认识了胡适、蒋梦麟、徐志摩、杨振声、王世杰、周鲠生、颜任光、彭学沛等一大批著名知识分子。在陶孟和的鼓励下，他写了几篇关于黄河的文章，发表在《现代评论》、《东方杂志》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会刊上。正好我手头有全套《现代评论》复印本，在第四卷中除了他写的《黄河问题》（上、中、下）分三期连载外，还有《小说家与治河》、《治理潜江县水患之商榷》等文章。其中《小说家与治河》介绍了《镜花缘》与《老残游记》中治理水患的故事，颇有可读性。
对于沈君怡的上述表現，他的两个姐姐看法不一。二姐对他十分欣赏，并把他引为同调；但是大姐却怕他成了“书呆子”，劝他努力从政，学以致用。
正在这时，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汉口市市长刘文岛邀请他前去帮忙，于是他停止手头工作去了武汉，出任该市工务局工程师兼设计科科长。当时国共两党尚未决裂，但汉口形势已经极为混乱。时隔不久沈君怡便离开武汉去了上海。
当时白崇禧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前锋已经抵达嘉善附近。这时黄郛有一封重要信件需要送到白崇禧手中，于是他把这个任务交给沈君怡。随后沈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任务。据白崇禧回忆，他当时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组织总指挥部，在讨论攻打上海的会议上，他不顾俄国顾问的反对，“率铁甲车以猛烈炮火压制沿河固守之敌，继以机关枪掩护步兵冲锋，敌始不支溃退”（《白崇禧先生访问录》下册第837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印）。至于沈君怡说的这个细节，白没有谈到。
四、上海十年 功不可没
国民革命军攻克上海以后，鉴于上海是重要的工商业中心，但是其建制却是一个县，所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成立直属中央管辖的上海特别市。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黄郛担任市长并宣布政府人选，沈君怡担任工务局局长，当时沈还不到30岁。
当时上海的租界和华界，完全是两个世界。据说在此之前，曾担任淞沪商埠会办的著名学者丁文江说过这样的话：“从租界到华界，就好像过了阴阳河，租界是阳界，华界是阴界。华界的马路、建筑、卫生，没有哪一件能与租界相比。这是我们国民最大的耻辱，比丧权辱国还要可耻得多。”黄郛出任市长时也指出：“所谓全国第一巨大之上海埠，其精华悉在租界，界外之地，商业既萧条，居民又甚多，……故所谓大上海市者，细细分析，实属有名无实。”对于这种状况，蒋介石非常关注。他在亲临上海特别市成立大会时说：“上海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即不能有头绪。”（《民国也有个造城运动》，《时代周报》2013年3月28日）
蒋介石讲话时，沈君怡就在现场。他说：“市政府成立这一天，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特由南京赶来观礼，中央党部派古应芬，国民政府派郑毓秀代表监督。地方人士到的，有虞洽卿、冯少山、李平书等。市政府没有礼堂，所有的房间都很小，容不了这么多人，因此市长就职典礼就在外面院子里举行。蒋总司令、监督代表和就职的市长黄膺白（郛）先生都站立在走廊下，所有来宾则在院子里立着，一切虽是因陋就简，却也另有一番气象。”（《沈怡自述》第100页） 沈君怡上任后，遇上好几起突发事件：一是闸北苏州河上一座年久失修的木桥突然垮塌，一位正在现场的工务局技师因此掉进河里折了一条腿；二是南市的一个小菜场在早上人多的时候突然倒塌，伤亡人数众多；三是闸北一个三层楼的茶馆突然垮掉，当时许多女工正在上面开会，因此死伤特别惨重。为了避免类似事故发生，沈君怡不得不把全部精力放在排查建筑物的安全隐患上。
随后，他又组织人员全面测量道路情况，并将未来规划公之于众。除此之外，他还根据黄郛的指示，一方面准备围绕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修一条环路，目的是限制租界当局的“越界筑路”；另一方面把原来属于江苏的宝山、青浦等县纳入上海管辖范围。这样一来，所谓“大上海”的轮廓就基本形成了。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就在上海特别市成立之后一个月左右，蒋介石忽然下野，黄郛也随之去职。随后，上海市市长换了好几任。但由于他们都奉行“萧规曹随”的施政方针，所以都没有影响到“大上海”计划的实施进程。
1928年10月，由沈君怡主持制定的《上海分区计划草案》正式出炉，对上海城市的整体布局和未来交通作了详细合理规划。这份文件最大的亮点是市政府的办公楼和市政广场。多年以后，沈君怡仍然自豪地说：“上海尽管有极其考究的房屋，但如此宏伟庄严的中国建筑物，还找不到一个。我们若从大厦下面石阶拾级而上，走进那个大礼堂，真可说是美轮美奂，气象万千。”（同上，第121页）他还说，当时“我初出茅庐，在上海市工务局的岗位上，一下子就待了10年有余。我的这点小小成绩，皆因上有贤明长官，下有齐心协力的同僚，际遇之好，在我30年做公务人员的历史记录上，是绝无仅有的”。（同上，第134页）
五、并非尾声
抗日战争开始后，沈君怡辗转于上海、武汉、香港、重庆、兰州等地，经历十分复杂，可谓一言难尽。抗战胜利后，他还担任过大连、南京两市市长。大连市长因内战未能到任，至于南京市长的所作所为，则从当年《大公报》的一篇报道可略见一斑。这篇报道的标题是《沈市长的作风》，文章说：
沈的作风是相当精明实干，为政不在多言，一切讲效率。他主持的市政会议，每次不超过一小时，纪念周不超过半小时，公文简单明了，尽量避免繁文缛节，他并且强调了用人的制度，只要用人得当，就不一定事必躬亲，像一般官场的习惯，反是于事无补的。他这一些办事精神博得了他属下的赞美。（《沈怡自述》第232頁）
1949年4月，沈君怡担任联合国防洪局局长，曾主持制定了《湄公河水利发展计划》。他认为该计划是“国际合作的示范”。
1960年，沈君怡应召返回台湾，担任交通部部长一职。想当年他通过招聘考试在交通部找到人生的第一份工作，至今已经将近40年了。当时台湾正在为经济起飞作准备，沈君怡就任此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980年沈君怡去世后，王开节先生曾写下“事大记曾容众议，位尊不掩是清名”的诗句。用这两句诗来概括沈君怡的一生，可谓恰如其分。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