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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湘鄂赣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六大苏区之一。湘鄂赣苏区的十年浴血奋斗，在土地革命战争史、中国苏维埃运动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湘鄂赣苏区是最早进入游击战争的南方主要老苏区。湘鄂赣苏区的游击战争，历经艰难困苦局面、艰险残酷考验、艰苦卓绝斗争，谱写了湘鄂赣苏区史最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深入探讨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的特征，对深化湘鄂赣苏区历史地位和突出贡献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湘鄂赣苏区 游击战争 特征
湘鄂赣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六大苏区之一，处在三条铁路（株萍、粤汉、南浔铁路），一条大江（长江），三个省会（湖南长沙、湖北武汉、江西南昌）之间，位居湖南省东北部、湖北省东南部、江西省西北部交界，其核心地区包括湖南省东北部平江、浏阳及汩罗、岳阳、临湘、长沙的一部分，湖北省东南部阳新、通山、大冶、通城、崇阳及蒲圻、咸宁、鄂城的一部分，江西省西北部修水、铜鼓、万载、武宁、宜丰及瑞昌、宜春、奉新、高安、萍乡、靖安的一部分，共20余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湘鄂赣苏区鼎盛时期，南接湘赣苏区，东临鄂豫皖苏区，西连湘鄂西苏区，涵盖湘、鄂、赣3省40余县，人口300万，东西数百里，南北上千里，可谓“位居中流，力尽砥柱”，成为中央苏区不可或缺的战略侧翼。湘鄂赣苏区的十年浴血奋斗，在土地革命战争史、中国苏维埃运动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地位。中央红军及其他主力红军陆续离开南方主要老苏区开始长征之际，湘鄂赣苏区是最早进入游击战争的南方主要老苏区，是南方八省最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湘鄂赣苏区的游击战争，屡受挫折，饱受摧残，饱尝磨难，其历经艰难困苦局面、艰险残酷考验、艰苦卓绝斗争，谱写了湘鄂赣苏区史最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深入探讨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特征，对深化湘鄂赣苏区历史地位和突出贡献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始终历经极其险恶的艰难态势
提前进入游击战争。众所周知，随着1934年夏秋中央红军和其他主力红军陆续开始长征，南方主要苏区相继进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就湘鄂赣苏区而言，早在长征开始前就进入三年游击战争。1934年1月4日，新任省委书记陈寿昌、新任军区司令员徐彦刚所率中央工作团抵达湘鄂赣苏区首府万载县小源镇，新老省委交接还不到半个月，湘鄂赣苏区首府小源就被强大的国民党军攻陷。2月，国民党军企图攻占铜鼓排埠。此时，湘鄂赣红十六师主力奉命执行破坏南浔铁路任务，根据地只有主要是由归队伤病员组成的红十六师第四十七团，人数不足800，装备很差。排埠之敌为湘军彭位仁部一个加强团。徐彦刚率红十六师第四十七团和地方武装浏宜万独立团仓促出击，战斗僵持两天，未能将来犯之敌歼灭，不得已撤出战斗。此役虽予敌以一定杀伤，但未打垮敌嚣张气焰，开局相当不利。随后，湘鄂赣省委即按中革军委向东南发展的指令，朝修水、铜鼓、宜丰、奉新边界地区转移。5月间，省委与出师南浔路的红十六师主力会合。在修水画坪地区，遇国民党军第三十三、第五十、第二十六师和地方保安团的包围。突围中，红十六师师长高咏生牺牲。以后，红十六师和省级机关转移到修铜宜奉边的龙门山一带，又遭国民党军重重包围。结果部队损失严重，大部分牺牲溃散，只剩下一营人。这就是湘鄂赣苏区“六七月事件”。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就此失败。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以小源失守、排埠失利及其一系列失败为开端，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提前开始了。
特殊地理环境与特殊压力。湘鄂赣苏区系国民党当局和三省地方军阀封建统治的心腹之地。当红军主力长征时，这里可以牵制、迟滞围追堵截长征之国民党军部分兵力，配合红军主力长征。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或对湘赣、湘鄂西、鄂豫皖等老苏区发动“围剿”时，湘鄂赣苏区又将牵制国民党军部分兵力，对中央苏区及湘赣、湘鄂西、鄂豫皖等老苏区的革命斗争，起到互相策应、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援目的。因此，对国民党反动当局和湘鄂赣三省地方军阀势力而言，湘鄂赣苏区的存在、壮大，可谓心腹之患。湘鄂赣苏区战略地位愈发重要，承受的压力、受到的摧残也愈加沉重。游击战争期间，湘鄂赣苏区先后抗击了国民党正规军16个师的“围剿”。仅1934年夏，就承受了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嫡系精锐主力汤恩伯纵队、樊松甫纵队和湘军谭道源部、豫鄂皖“剿总”等部9个师又3个旅及湘鄂赣三省地方保安团队的严密封锁，集中“清剿”。
三落三起。湘鄂赣苏区的游击战争，自1934年1月28日首府小源失陷，到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历时三年零八个月，经受的挫折失败相当惨重，曾经三次几乎陷入灭顶之灾，史称“三落三起”。第一次是1934年的六七月失败，也就是“六七月事件”。这次失败几乎把湘鄂赣苏区的地盘丢光，3个团建制的湘鄂赣主力红军红十六师仅剩一营兵力；第二次是1935年7月麦市突围受挫和紧接着的两次损失，使重新发展到5000多人的红十六师，只剩下七八十人，几块较大的游击区又被国民党军分割；第三次是1937年3月从红十六师师长方步舟及继任者冯育云的叛变到连遭国民党军袭击，使再度发展起来的红十六师1000余人，只剩下100余人。这样大的三次跌落，使湘鄂赣苏区军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仅1934年前后方共损失10000人左右。教训极其深刻，虽然最后湘鄂赣苏区还是坚持住了，没有崩溃垮台，但是来之不易。
主要领导人先后牺牲遇难或动摇叛变。1934年11月21日，湘鄂赣红十六师在崇阳、通城交界的老虎洞、老鸦尖一带，与国民党军第三十三师激战，湘鄂赣苏区最高领导人湘鄂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寿昌不幸牺牲。10个月后，即1935年9月下旬，湘鄂赣苏区最高军事领导人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在赣北永修养伤时，被当地歹徒谋杀。徐彦刚的继任者，“湘鄂赣叱咤风云的著名英雄人物”严图阁，因战伤和肺病恶化，于1937年2月初不幸病逝。湘鄂赣军区两任司令员徐彦刚、严图阁先后牺牲，两任参谋长魏平、郭子明先后阵亡，两任政治部主任林瑞笙、黎申庚先后牺牲。红十六师四任师长，前两任高咏生、徐彦刚先后牺牲，后两任方步舟、冯育云接连叛变。在湘鄂赣苏区周边，国民党当局还设立大叛徒孔荷宠的“招抚公署”和聂海如、熊式平的“招抚处”等所谓“招抚”机关，竭尽招降纳叛蛊惑分化之能事。孔荷宠原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中革军委委员、湘鄂赣军区原总指挥。孔叛变被蒋介石亲自任命为“湘鄂赣边区招抚公署”特派员后，纠集原红十六军政委李楚平、原湘鄂赣军区中路指挥部指挥林楚才等一批叛徒，先后进驻永修、修水等地，对湘鄂赣苏区进行策反破坏活动。被孔荷宠招抚叛变的有，湘鄂赣军区第一作战分区司令员邹之漠，第二作战分区司令员方浩然，红十六军师政委温景惠，修武通县委书记陈建筑等，团级以下更是不胜枚举。傅秋涛在延安时期一个报告称：“当时叛徒有很大的力量，有一两千人。我们跑到哪个地方，他就招抚到哪个地方……”孔荷宠叛变危害之巨，由此可见一斑。熊式平、聂海如的“招抚处”驻宜丰县潭山镇。熊原为红十六师副官，聂原为湘鄂赣东西北军分区司令员，在熊、聂等叛徒“招抚”下，东北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赵龙、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红军游击大队政委樊哲早等先后动摇叛变，湘鄂赣东北分区一度濒临溃散混乱局面。 湘鄂赣苏区外有强敌大兵压境，“围剿”“驻剿”“进剿”“清剿”“追击堵截”年复一年日甚一日，内忧层出不穷举步维艰，领导人牺牲遇难病故阵亡叛变投敌接踵而至似无止尽，使得游击战争艰苦卓绝态势，比南方其他老苏区更加险象环生，更加危机四伏，艰难困苦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始终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尽管湘鄂赣苏区主要领导人或红军最高指挥员先后牺牲、遇难或叛变，但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却始终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在这个坚强核心的领导下，湘鄂赣苏区红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克艰履险，万死不辞，英勇无畏，浴血坚持，保存了湘鄂赣革命斗争的火种，保卫了湘鄂赣苏区这一南方战略支点。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领导核心，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陈寿昌、徐彦刚时期；徐彦刚、傅秋涛时期；傅秋涛时期。
陈寿昌、徐彦刚时期。陈徐时期，可称之为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前期，即1934年1月至1934年11月底。这一时期，陈寿昌为最高领导人，徐彦刚辅之，领导核心层还包括傅秋涛等。陈寿昌为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兼湘鄂赣军区政委和红十六师政委，陈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陈在湘鄂赣苏区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陈牺牲前指定傅秋涛为湘鄂赣省委代理书记，并不顾自身体弱，执意坚决亲赴前方。陈牺牲后，湘鄂赣苏维埃政府为纪念陈，特决定在鄂东南崇阳、通城两县各一部建立寿昌县。傅秋涛称，寿昌同志的光荣牺牲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我们永远怀念他。
徐彦刚、傅秋涛时期。徐傅时期，可称之为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中期，即1934年11月至1935年9月。这一时期，徐彦刚为最高军事领导人、游击战争核心决策指挥者。徐参加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历任红军团参谋长、师长、军长、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与陈寿昌同时派赴湘鄂赣苏区后，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曾指挥湘鄂赣红军杨芳林、大屋场、大源桥、高枧、木瓜、虹桥、黄岸等连战连捷，开辟扩大平浏长等六块游击区。徐彦刚遇难后，傅秋涛称“彦刚同志军政双全，是湘鄂赣人民的又一重大损失”。朱德总司令曾高度赞誉：“徐彦刚同志不幸牺牲，此不仅为本党一重大损失，亦为中国革命之重大损失。彦刚同志虽不幸中途牺牲，但精神不死，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光荣一页。”
傅秋涛时期。傅时期，可称之为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中后期，即1935年9月至1937年9月。这一时期，傅秋涛为最高领导人，具有绝对权威，属绝对核心。傅是陈寿昌指定的负责人，省委代理书记兼军区代理政委，后历任湘鄂赣军区政委、湘鄂赣省苏主席、中革军委湘鄂赣军区人民抗日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是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中后期真正的实际核心。这一领导核心层还包括严图阁、涂正坤及邓洪、谢乾、曾国旗、钟期光等。傅秋涛是湘鄂赣苏区土生土长的群众领袖，坚持湘鄂赣苏区革命斗争的突出代表。他面对困难从不低头、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革命的“蛮劲”，赢得湘鄂赣同志战友的拥戴支持；他对敌人“一是斗，二是斗，三还是斗，没有坚决的斗争，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一条枪，也要打下去”的坚韧不拔革命精神，受到湘鄂赣部属群众景仰崇敬。傅秋涛并非苏区中央局或中革军委正式任命的湘鄂赣苏区最高领导人，但的的确确是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中后期真正实际核心、最高决策人。自1935年6月后，湘鄂赣苏区曾数次请求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领导人来，“省委本身除副书记傅秋涛代书记”，“要求中央派省委书记来，并请转军委派人来担任军区政委”。[1]P2231937年，湘鄂赣苏区给中共中央的综合报告要求“派党的领袖”，“派军事高级干部来指挥部队”并说明“几个月没有司令员”的情况。1937年8月23日，傅秋涛本人以湘鄂赣省苏主席名义，又一次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打报告，“要求苏府转告党中央与中革军委，须派重要军政干部各一人来湘鄂赣主持工作”。但这一切，丝毫不影响陈徐之后傅秋涛当之无愧的核心地位。
三、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始终有一支打不烂摧不垮成建制的主力红军
坚持南方老苏区游击战争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待下山改编为新四军之时，大多为红军游击队，成建制主力红军尚不多见，湘鄂赣主力红军红十六师是为数不多成建制的主力红军之一。诞生于湘鄂赣苏区的红十六师，系长期独立战斗在湘鄂赣苏区的一支主力红军部队。自1933年6月奉中革军委之命，全国红军统一编制，红十六军改称红十六师后，这支部队饱经战火洗礼，饱尝严酷“围剿”考验，饱受强敌进攻，“五六次被消灭，五六次又重新成立”，这种百折不挠、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令世人肃然起敬。
1934年“六七月事变”时，红十六师与国民党“围剿”军第五十师、第七十七师、第十八师和第二十六师激战，大部牺牲溃散，部队仅剩一营人。8月，省委在平江黄金洞召集紧急会议，确定恢复重建红十六师是最主要工作任务。9月上旬，省委副书记傅秋涛奉命率7人短枪队与军区参谋长严图阁所率鄂东南地方武装800余人会合，不久即将部队扩充至1100人。在高度重视学习借鉴中央苏区扩红经验的同时，省委提出“为创造新军团斗争”的口号，湘鄂赣红军主力红十六师得以恢复重建。经湘鄂赣苏区“一个半月动员计划”、“一、二、三月动员计划”和“红五月冲锋计划”等持续扩红工作的开展，陈寿昌、徐彦刚于1934年11月间重新成立第四十六团，正式宣布恢复红十六师。至1935年5月间，又陆续恢复重建第四十七、第四十八团。“自1934年9月间起，集中各县游击队参加红十六师的四五百人，1935年1月至3月参加红十六师的近千人，8月至9月又扩大九百余人，至浏西失败后，又扩大四百余人，1936年2月间扩大一千余人。两广事变，把平浏长修咏五县游击队又编成红四十六团（红十六师）。”在湘鄂赣苏区扩红运动经常持续不断开展下，红十六师得到不断补充，并始终保持了战斗力。红十六师恢复重建不断发展壮大，开创了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的鼎盛时期。麦市突围后，历经艰辛恢复起来的红十六师主力第四十六团、第四十八团基本损失，5000余人的红十六师仅剩第四十七团1700人。由于战略指导思想的固化和战略方向的失误，在其后两次向东南行动欲往湘赣苏区取得联系，遭受巨大挫折失败，部队几乎全军覆灭，红十六师仅存第四十七团七八十人。1936年3月，湘鄂赣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心重整旗鼓，从头再来，任命方步舟为师长、刘玉堂为政委、黄家高为政治部主任，决定重新恢复红十六师。 1937年三四月间，湘鄂赣省委、省苏发出新的扩红指令，要求各地“进行猛烈的扩红动员，造成群众的扩红热潮，创造一县一区一乡的动员模范”，强调“对动员工作扩大红军成为每个工农群众的义务”，“苏区不容许一个群众不武装”，号召“每个支部动员一班人当红军”，“每一个男女老幼都动员他武装起来，为保卫苏区而斗争”。湘鄂赣苏区重又出现“群众不断地涌入红军，现在除老小以外，青年十分之八九到红军中去了”的大好局面，红十六师逐渐恢复元气，部队逐步扩大到1000人。
1937年5月10日，傅秋涛等9人领衔成立中革军委湘鄂赣军区人民抗日军事委员会。5月15日，中革军委湘鄂赣军区人民抗日军事委员会发出快邮代电，主张和平合作，一致对外抗日。湘鄂赣苏区红十六师即改为人民抗日红十六师。这是我们所见反映红十六师战斗历程的最后直接文献，证明至少到1937年5月中旬，红十六师番号仍然存在，只不过由工农红军第十六师改称人民抗日红十六师而已。所谓方步舟、冯育云叛变后，红十六师与独立团合并，不再保留红十六师番号建制等等，显然缺乏第一手权威文献史料依据。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听取湘鄂赣代表邓洪、罗其南的工作汇报。当毛泽东听到红十六师所保持几百人枪和一批党政干部时，高兴地频频点头，并把这两个数字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毛泽东对湘鄂赣省委和红十六师坚持游击战争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扬，并对今后开展抗日斗争作了重要指示。毛泽东指出，湘鄂赣坚持三年艰苦游击战争，在同党中央没有联系的情况下，能坚持斗争，为革命保卫了苏区，保存了有生力量，这是很不错的。这是党的领袖对湘鄂赣苏区，对湘鄂赣红十六师的最高褒奖。
四、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始终有一块山岭坳洞连绵纵横的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都失掉了依托。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2]P418毛泽东进而指出：“处在四面或三面被敌包围的中间，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山地建立根据和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2]P424毛泽东上述关于游击战争和在山地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思想，虽然出自抗战爆发后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但却是二战时期共产党人、各苏区红军，包括湘鄂赣苏区党和红军伟大创造、血的教训和集体智慧结晶。湘鄂赣党和红军深谙此道。游击战争时期，纵横湘鄂赣交界平浏修铜广大山岭坳洞区域根据地，无疑是湘鄂赣党和红军赖以生存发展，湘鄂赣土地革命战争赖以开展坚持的最基本战略基地和后方依托。
湘鄂赣苏区中心区山岭坳洞连绵不绝。湘鄂赣苏区中心区20余县，位于罗霄山脉前段三省交界地方，境内山势连绵，峰峦耸立，林深树密，野蔓丛生，地形至为险要。特别这一地方，反动势力相对薄弱，人民群众觉悟较高，革命基础好，便于坚持革命斗争，长期以来一直是湘鄂赣红军主要活动区域和休养生息的大本营。具体而言，湘东北、鄂东南、赣西北有黄龙山、幕阜山、连云山、九宫山、七峰山、药姑大山、龙门山、黄茅山等，有米脂岭、八斗岭、南头岭、苦竹岭、麻窝岭、黄土岭等，有土地坳、斗头坳、三溪坳、分水坳、黄泥坳、周家坳、大坳等，有黄金洞、大江洞、萤火洞、辜家洞、彭家洞等三四十座高山峻岭，这些山岭坳洞可以隐蔽周旋，也可以伺机出击，长期坚持。这些山岭坳洞，不仅是红军藏身的天然后方基地，更是红军进退攻守的战略基地。
中心根据地与游击根据地。“六七月事件”后，湘鄂赣苏区被国民党军分割截断为15块，但平江县境的黄金洞、通山县境的九宫山、湘鄂边的药姑大山、万载县境的小源、高村、修铜宜奉边的铜官山等根据地依然存在，是湘鄂赣红军最主要活动区域，省党政军最高统帅机关驻地从来没有离开平修铜中心苏区。平浏修铜中心苏区，游击战争期间始终是湘鄂赣省委、红军巩固发展的中心根据地，是湘鄂赣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战略大本营，始终领导着湘鄂赣苏区各游击根据地的游击战争。
非但省级，湘鄂赣苏区所辖特委分区也有中心根据地。湘鄂赣省东北特委、军分区就有三个中心根据地：一是奉新县茅岭，活动范围在奉新、高安、宜丰；二是修水县黄沙港、马洞；三是铜鼓与宜丰交界的铜官山。此外，宜丰的找桥、高岭等山区也是湘鄂赣东北特委、军分区、红军游击大队活动的重点地区。这三个活动点联系着宜丰、奉新、高安、靖安、铜鼓、修水等县。
在中心根据地周边，还有若干块小游击根据地，或曰支撑点。这些零星小游击根据地，作为中心根据地外围重要的支撑点，既可以牵制、分散敌人的兵力，又可以作为红军向敌后进攻的桥梁、前哨阵地。支撑点越多，天地越广阔，红军机动范围就越大，国民党军就越难“围剿”捕捉红军，既有利于保存各地红军的有生力量，又可以保卫中心根据地。“围剿”湘鄂赣苏区的国民党军有中央军有地方军，有嫡系有非嫡系，湘鄂赣红军就利用这些矛盾，依托三省交界纵横连绵的山岭坳洞根据地，争取对敌作战的主动权。江西国民党军来进攻，就往湖南转移；湖南国民党军来进攻，则往江西跑，运筹帷幄，机动灵活，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湘鄂赣苏区中心根据地还有小型医院、被服厂和兵工厂。尤其兵工厂，经常机动于平江、浏阳县境连云山、徐家洞、辜家洞、宝盖洞、燕子崖等地的深山中，有力保障了红军武器弹药的供应。
五、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始终有一座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
毛泽东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中谈到国民党实行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认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时，郑重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是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3]P139毛泽东高度赞誉苏区的人民群众，“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3]P139。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正是有这样千百万“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的苏区人民群众，构成了湘鄂赣苏区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充分验证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拥护革命的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伟大理论。 没有群众，就没有红军的生存。面对残酷战争浩劫灾难，英雄的湘鄂赣苏区人民群众，把阶级压迫化为仇恨和不可战胜的力量，表现出三“不”，始终不动摇、不害怕、不埋怨。对反对当局的白色恐怖，表现出三“越”，反动派越凶恶，人民群众越坚强，反抗斗争越坚决。苏区人民群众始终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相信工农红军；把共产党作为革命的灯塔，把毛主席作为胜利的旗帜，把工农红军作为亲子弟。没有湘鄂赣苏区的人民群众，湘鄂赣苏区的红军就像鱼儿离开了水，寸步难行。湘鄂赣游击战争之所以三落三起，屡受挫折一再崛起，坚持到底，除了党的坚强领导，红军指战员的浴血奋战，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无私奉献也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在红军面临最困难之际，苏区人民群众无私支援，掩护了红军，对坚持游击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奉新县迟源村群众熊其吉，经常把药品和粮食悄悄放在无人居住的屋内，让湘鄂赣东北特委、军分区去取；奉新县何竹坑群众何保罗，经常冒险通过封锁线，与红军联系约定把信件和情报放在坟墓或神龛下，让红军去取。还有许多无名英雄，经常给湘鄂赣红军和游击队送粮、油、盐、布鞋等物资。平江、浏阳交界地区，至今还流传一个“百家饭”的故事。一次，红十六师一个连队转战平浏交界山村，乡亲们闻知战士们几天来全靠野草充饥，肚子里粒米未进，于是不顾自家存粮无几，竭力凑米给战士们。有的一升，有的半筒，有的一碗，有的一捧。这餐饭，虽说战士们只能吃个半饱，可是大家都很感激，说是吃了一餐“百家饭”。有个战士风趣地表示：“吃了百家饭，红军万万岁！”[4]P101
“骨肉关系”。湘鄂赣苏区“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和苏维埃运动，特别是废除了封建占有制度，实行土地革命，苏区人民分得了土地，得到了利益，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与共产党和红军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骨肉关系”。他们把自己的亲人送去当红军。父亲牺牲了，儿子去继承。哥哥牺牲了，弟弟去接班；丈夫牺牲了，妻子去报仇；哪怕是在地主武装挨户团旁边和碉堡底下，他们一样送亲人当红军。尽管国民党当局实行严密的保甲联防制度，成千上万苏区群众被扣上“通匪”“窝匪”罪名，甚至出现“屠刀血浸洗平江，山城十里逢人杀，万落千村瓦砾场”“搜得婴儿肢解后，竹竿杈起喂乌鸦”[4]P100—101的骇人听闻、惨无人道情景，苏区人民群众仍然以“牺牲我们一个人，一家人没关系，只要红军和苏维埃存在，大家就都有希望”的英雄气概，保护红军指战员，保护党和苏维埃干部。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配合帮助红军，为红军当向导，探敌情，送情报，站岗，放哨，配合红军作战；许多妇女日夜辛劳，做衣服，做军鞋，送茶，送饭，慰问红军。平江黄金洞苏区易丙凤老大娘送唯一的儿子参加红军，临走时，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易大娘只好把仅有的一条床单交给儿子。儿子不要。最后，母子各分一半，儿子带着半条床单参加了红军。这就是湘鄂赣苏区盛传的“半条床单送子参军”的感人故事。1937年秋，平江十字墩陈、李、林斋公等三户农民群众，以生命保护、接力掩护身负重伤的湘鄂赣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秦化龙的故事，更是湘鄂赣苏区群众热爱红军的真实缩影，是湘鄂赣苏区群众和共产党、红军“骨肉关系”的典型写照。
“活碉堡”。国民党军以“驻剿”“清剿”来进攻湘鄂赣苏区和红军，用碉堡政策来包围湘鄂赣苏区和红军，湘鄂赣红军就依靠人民群众这座铜墙铁壁、“活碉堡”来包围国民党军的死碉堡，以包围来反包围，以小包围来粉碎国民党军的大包围，不仅疲劳了国民党军，打乱了国民党军“围剿”计划，而且摧毁了国民党的许多基层政权，消灭了国民党的有生力量；不仅鼓舞锻炼了部队，而且有效保存了骨干力量。中心苏区的基本群众，始终全力支持红军。一次傅秋涛率数百人部队转战平江嘉义与长寿街间大水塅一带村庄，周围国民党碉堡林立，封锁严密，随时都有被发现可能。当地群众为掩护傅秋涛及其部队，一些人轮流在敌军碉堡田间做活，借此警戒碉堡中国民党军动向；一些人轮流挑柴或其他日常用品到嘉义、长寿两个集镇售卖，借此监视镇上国民党军；还有一些则留在家中，分头杀猪、磨豆腐，热情慰问红军指战员。平江恩溪乡一位60多岁的老人，不顾杀头的危险，为苏维埃保存了250多份重要文件；另一位名叫张贡生的农协主席，保存了一个苏区乡政府的大招牌，直至全国解放完好无损地交给当地人民政府。平江黄金洞盖板洞的一位群众，为归还红军匆忙撤退时丢失的一支枪，中途被追赶的国民党军发现向他开枪时，他毫不犹豫放下背上的孩子，终于把枪送给红军。最后，这位可亲可爱的苏区群众和他的孩子都被打死，光荣牺牲。游击区或国统区的群众，也千方百计掩护红军。国民党军要山区人民迁移，有的群众就在山上藏起来，并用暗号来掩护党的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老大娘以喊“细牙崽（自己的儿子）你要多扒柴呀”，暗示国民党军来了，不要到她家里去；以喊“牛吃菜了，快去牵开哟”，暗示国民党军在这里，要赶快离开；以喊“细牙崽，你捆柴回来吧”，暗示国民党走了，可以到她家休息或吃饭。可亲可爱的湘鄂赣苏区人民，就是这样与党和苏维埃同生死、共患难，英勇顽强地配合红军坚持斗争。湘鄂赣的党和红军，正是依靠这座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伟大的铜墙铁壁，粉碎了国民党军无数次“围剿”“进剿”和“清剿”，胜利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参考文献：
[1]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3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红旗飘扬湘鄂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张荣辉
[关键词] 湘鄂赣苏区 游击战争 特征
湘鄂赣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六大苏区之一，处在三条铁路（株萍、粤汉、南浔铁路），一条大江（长江），三个省会（湖南长沙、湖北武汉、江西南昌）之间，位居湖南省东北部、湖北省东南部、江西省西北部交界，其核心地区包括湖南省东北部平江、浏阳及汩罗、岳阳、临湘、长沙的一部分，湖北省东南部阳新、通山、大冶、通城、崇阳及蒲圻、咸宁、鄂城的一部分，江西省西北部修水、铜鼓、万载、武宁、宜丰及瑞昌、宜春、奉新、高安、萍乡、靖安的一部分，共20余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湘鄂赣苏区鼎盛时期，南接湘赣苏区，东临鄂豫皖苏区，西连湘鄂西苏区，涵盖湘、鄂、赣3省40余县，人口300万，东西数百里，南北上千里，可谓“位居中流，力尽砥柱”，成为中央苏区不可或缺的战略侧翼。湘鄂赣苏区的十年浴血奋斗，在土地革命战争史、中国苏维埃运动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地位。中央红军及其他主力红军陆续离开南方主要老苏区开始长征之际，湘鄂赣苏区是最早进入游击战争的南方主要老苏区，是南方八省最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湘鄂赣苏区的游击战争，屡受挫折，饱受摧残，饱尝磨难，其历经艰难困苦局面、艰险残酷考验、艰苦卓绝斗争，谱写了湘鄂赣苏区史最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深入探讨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特征，对深化湘鄂赣苏区历史地位和突出贡献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始终历经极其险恶的艰难态势
提前进入游击战争。众所周知，随着1934年夏秋中央红军和其他主力红军陆续开始长征，南方主要苏区相继进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就湘鄂赣苏区而言，早在长征开始前就进入三年游击战争。1934年1月4日，新任省委书记陈寿昌、新任军区司令员徐彦刚所率中央工作团抵达湘鄂赣苏区首府万载县小源镇，新老省委交接还不到半个月，湘鄂赣苏区首府小源就被强大的国民党军攻陷。2月，国民党军企图攻占铜鼓排埠。此时，湘鄂赣红十六师主力奉命执行破坏南浔铁路任务，根据地只有主要是由归队伤病员组成的红十六师第四十七团，人数不足800，装备很差。排埠之敌为湘军彭位仁部一个加强团。徐彦刚率红十六师第四十七团和地方武装浏宜万独立团仓促出击，战斗僵持两天，未能将来犯之敌歼灭，不得已撤出战斗。此役虽予敌以一定杀伤，但未打垮敌嚣张气焰，开局相当不利。随后，湘鄂赣省委即按中革军委向东南发展的指令，朝修水、铜鼓、宜丰、奉新边界地区转移。5月间，省委与出师南浔路的红十六师主力会合。在修水画坪地区，遇国民党军第三十三、第五十、第二十六师和地方保安团的包围。突围中，红十六师师长高咏生牺牲。以后，红十六师和省级机关转移到修铜宜奉边的龙门山一带，又遭国民党军重重包围。结果部队损失严重，大部分牺牲溃散，只剩下一营人。这就是湘鄂赣苏区“六七月事件”。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就此失败。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以小源失守、排埠失利及其一系列失败为开端，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提前开始了。
特殊地理环境与特殊压力。湘鄂赣苏区系国民党当局和三省地方军阀封建统治的心腹之地。当红军主力长征时，这里可以牵制、迟滞围追堵截长征之国民党军部分兵力，配合红军主力长征。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或对湘赣、湘鄂西、鄂豫皖等老苏区发动“围剿”时，湘鄂赣苏区又将牵制国民党军部分兵力，对中央苏区及湘赣、湘鄂西、鄂豫皖等老苏区的革命斗争，起到互相策应、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援目的。因此，对国民党反动当局和湘鄂赣三省地方军阀势力而言，湘鄂赣苏区的存在、壮大，可谓心腹之患。湘鄂赣苏区战略地位愈发重要，承受的压力、受到的摧残也愈加沉重。游击战争期间，湘鄂赣苏区先后抗击了国民党正规军16个师的“围剿”。仅1934年夏，就承受了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嫡系精锐主力汤恩伯纵队、樊松甫纵队和湘军谭道源部、豫鄂皖“剿总”等部9个师又3个旅及湘鄂赣三省地方保安团队的严密封锁，集中“清剿”。
三落三起。湘鄂赣苏区的游击战争，自1934年1月28日首府小源失陷，到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历时三年零八个月，经受的挫折失败相当惨重，曾经三次几乎陷入灭顶之灾，史称“三落三起”。第一次是1934年的六七月失败，也就是“六七月事件”。这次失败几乎把湘鄂赣苏区的地盘丢光，3个团建制的湘鄂赣主力红军红十六师仅剩一营兵力；第二次是1935年7月麦市突围受挫和紧接着的两次损失，使重新发展到5000多人的红十六师，只剩下七八十人，几块较大的游击区又被国民党军分割；第三次是1937年3月从红十六师师长方步舟及继任者冯育云的叛变到连遭国民党军袭击，使再度发展起来的红十六师1000余人，只剩下100余人。这样大的三次跌落，使湘鄂赣苏区军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仅1934年前后方共损失10000人左右。教训极其深刻，虽然最后湘鄂赣苏区还是坚持住了，没有崩溃垮台，但是来之不易。
主要领导人先后牺牲遇难或动摇叛变。1934年11月21日，湘鄂赣红十六师在崇阳、通城交界的老虎洞、老鸦尖一带，与国民党军第三十三师激战，湘鄂赣苏区最高领导人湘鄂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寿昌不幸牺牲。10个月后，即1935年9月下旬，湘鄂赣苏区最高军事领导人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在赣北永修养伤时，被当地歹徒谋杀。徐彦刚的继任者，“湘鄂赣叱咤风云的著名英雄人物”严图阁，因战伤和肺病恶化，于1937年2月初不幸病逝。湘鄂赣军区两任司令员徐彦刚、严图阁先后牺牲，两任参谋长魏平、郭子明先后阵亡，两任政治部主任林瑞笙、黎申庚先后牺牲。红十六师四任师长，前两任高咏生、徐彦刚先后牺牲，后两任方步舟、冯育云接连叛变。在湘鄂赣苏区周边，国民党当局还设立大叛徒孔荷宠的“招抚公署”和聂海如、熊式平的“招抚处”等所谓“招抚”机关，竭尽招降纳叛蛊惑分化之能事。孔荷宠原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中革军委委员、湘鄂赣军区原总指挥。孔叛变被蒋介石亲自任命为“湘鄂赣边区招抚公署”特派员后，纠集原红十六军政委李楚平、原湘鄂赣军区中路指挥部指挥林楚才等一批叛徒，先后进驻永修、修水等地，对湘鄂赣苏区进行策反破坏活动。被孔荷宠招抚叛变的有，湘鄂赣军区第一作战分区司令员邹之漠，第二作战分区司令员方浩然，红十六军师政委温景惠，修武通县委书记陈建筑等，团级以下更是不胜枚举。傅秋涛在延安时期一个报告称：“当时叛徒有很大的力量，有一两千人。我们跑到哪个地方，他就招抚到哪个地方……”孔荷宠叛变危害之巨，由此可见一斑。熊式平、聂海如的“招抚处”驻宜丰县潭山镇。熊原为红十六师副官，聂原为湘鄂赣东西北军分区司令员，在熊、聂等叛徒“招抚”下，东北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赵龙、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红军游击大队政委樊哲早等先后动摇叛变，湘鄂赣东北分区一度濒临溃散混乱局面。 湘鄂赣苏区外有强敌大兵压境，“围剿”“驻剿”“进剿”“清剿”“追击堵截”年复一年日甚一日，内忧层出不穷举步维艰，领导人牺牲遇难病故阵亡叛变投敌接踵而至似无止尽，使得游击战争艰苦卓绝态势，比南方其他老苏区更加险象环生，更加危机四伏，艰难困苦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始终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尽管湘鄂赣苏区主要领导人或红军最高指挥员先后牺牲、遇难或叛变，但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却始终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在这个坚强核心的领导下，湘鄂赣苏区红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克艰履险，万死不辞，英勇无畏，浴血坚持，保存了湘鄂赣革命斗争的火种，保卫了湘鄂赣苏区这一南方战略支点。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领导核心，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即陈寿昌、徐彦刚时期；徐彦刚、傅秋涛时期；傅秋涛时期。
陈寿昌、徐彦刚时期。陈徐时期，可称之为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前期，即1934年1月至1934年11月底。这一时期，陈寿昌为最高领导人，徐彦刚辅之，领导核心层还包括傅秋涛等。陈寿昌为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兼湘鄂赣军区政委和红十六师政委，陈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陈在湘鄂赣苏区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陈牺牲前指定傅秋涛为湘鄂赣省委代理书记，并不顾自身体弱，执意坚决亲赴前方。陈牺牲后，湘鄂赣苏维埃政府为纪念陈，特决定在鄂东南崇阳、通城两县各一部建立寿昌县。傅秋涛称，寿昌同志的光荣牺牲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我们永远怀念他。
徐彦刚、傅秋涛时期。徐傅时期，可称之为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中期，即1934年11月至1935年9月。这一时期，徐彦刚为最高军事领导人、游击战争核心决策指挥者。徐参加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历任红军团参谋长、师长、军长、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与陈寿昌同时派赴湘鄂赣苏区后，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曾指挥湘鄂赣红军杨芳林、大屋场、大源桥、高枧、木瓜、虹桥、黄岸等连战连捷，开辟扩大平浏长等六块游击区。徐彦刚遇难后，傅秋涛称“彦刚同志军政双全，是湘鄂赣人民的又一重大损失”。朱德总司令曾高度赞誉：“徐彦刚同志不幸牺牲，此不仅为本党一重大损失，亦为中国革命之重大损失。彦刚同志虽不幸中途牺牲，但精神不死，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光荣一页。”
傅秋涛时期。傅时期，可称之为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中后期，即1935年9月至1937年9月。这一时期，傅秋涛为最高领导人，具有绝对权威，属绝对核心。傅是陈寿昌指定的负责人，省委代理书记兼军区代理政委，后历任湘鄂赣军区政委、湘鄂赣省苏主席、中革军委湘鄂赣军区人民抗日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是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中后期真正的实际核心。这一领导核心层还包括严图阁、涂正坤及邓洪、谢乾、曾国旗、钟期光等。傅秋涛是湘鄂赣苏区土生土长的群众领袖，坚持湘鄂赣苏区革命斗争的突出代表。他面对困难从不低头、不达目的势不罢休的革命的“蛮劲”，赢得湘鄂赣同志战友的拥戴支持；他对敌人“一是斗，二是斗，三还是斗，没有坚决的斗争，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一条枪，也要打下去”的坚韧不拔革命精神，受到湘鄂赣部属群众景仰崇敬。傅秋涛并非苏区中央局或中革军委正式任命的湘鄂赣苏区最高领导人，但的的确确是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中后期真正实际核心、最高决策人。自1935年6月后，湘鄂赣苏区曾数次请求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领导人来，“省委本身除副书记傅秋涛代书记”，“要求中央派省委书记来，并请转军委派人来担任军区政委”。[1]P2231937年，湘鄂赣苏区给中共中央的综合报告要求“派党的领袖”，“派军事高级干部来指挥部队”并说明“几个月没有司令员”的情况。1937年8月23日，傅秋涛本人以湘鄂赣省苏主席名义，又一次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打报告，“要求苏府转告党中央与中革军委，须派重要军政干部各一人来湘鄂赣主持工作”。但这一切，丝毫不影响陈徐之后傅秋涛当之无愧的核心地位。
三、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始终有一支打不烂摧不垮成建制的主力红军
坚持南方老苏区游击战争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待下山改编为新四军之时，大多为红军游击队，成建制主力红军尚不多见，湘鄂赣主力红军红十六师是为数不多成建制的主力红军之一。诞生于湘鄂赣苏区的红十六师，系长期独立战斗在湘鄂赣苏区的一支主力红军部队。自1933年6月奉中革军委之命，全国红军统一编制，红十六军改称红十六师后，这支部队饱经战火洗礼，饱尝严酷“围剿”考验，饱受强敌进攻，“五六次被消灭，五六次又重新成立”，这种百折不挠、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令世人肃然起敬。
1934年“六七月事变”时，红十六师与国民党“围剿”军第五十师、第七十七师、第十八师和第二十六师激战，大部牺牲溃散，部队仅剩一营人。8月，省委在平江黄金洞召集紧急会议，确定恢复重建红十六师是最主要工作任务。9月上旬，省委副书记傅秋涛奉命率7人短枪队与军区参谋长严图阁所率鄂东南地方武装800余人会合，不久即将部队扩充至1100人。在高度重视学习借鉴中央苏区扩红经验的同时，省委提出“为创造新军团斗争”的口号，湘鄂赣红军主力红十六师得以恢复重建。经湘鄂赣苏区“一个半月动员计划”、“一、二、三月动员计划”和“红五月冲锋计划”等持续扩红工作的开展，陈寿昌、徐彦刚于1934年11月间重新成立第四十六团，正式宣布恢复红十六师。至1935年5月间，又陆续恢复重建第四十七、第四十八团。“自1934年9月间起，集中各县游击队参加红十六师的四五百人，1935年1月至3月参加红十六师的近千人，8月至9月又扩大九百余人，至浏西失败后，又扩大四百余人，1936年2月间扩大一千余人。两广事变，把平浏长修咏五县游击队又编成红四十六团（红十六师）。”在湘鄂赣苏区扩红运动经常持续不断开展下，红十六师得到不断补充，并始终保持了战斗力。红十六师恢复重建不断发展壮大，开创了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的鼎盛时期。麦市突围后，历经艰辛恢复起来的红十六师主力第四十六团、第四十八团基本损失，5000余人的红十六师仅剩第四十七团1700人。由于战略指导思想的固化和战略方向的失误，在其后两次向东南行动欲往湘赣苏区取得联系，遭受巨大挫折失败，部队几乎全军覆灭，红十六师仅存第四十七团七八十人。1936年3月，湘鄂赣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心重整旗鼓，从头再来，任命方步舟为师长、刘玉堂为政委、黄家高为政治部主任，决定重新恢复红十六师。 1937年三四月间，湘鄂赣省委、省苏发出新的扩红指令，要求各地“进行猛烈的扩红动员，造成群众的扩红热潮，创造一县一区一乡的动员模范”，强调“对动员工作扩大红军成为每个工农群众的义务”，“苏区不容许一个群众不武装”，号召“每个支部动员一班人当红军”，“每一个男女老幼都动员他武装起来，为保卫苏区而斗争”。湘鄂赣苏区重又出现“群众不断地涌入红军，现在除老小以外，青年十分之八九到红军中去了”的大好局面，红十六师逐渐恢复元气，部队逐步扩大到1000人。
1937年5月10日，傅秋涛等9人领衔成立中革军委湘鄂赣军区人民抗日军事委员会。5月15日，中革军委湘鄂赣军区人民抗日军事委员会发出快邮代电，主张和平合作，一致对外抗日。湘鄂赣苏区红十六师即改为人民抗日红十六师。这是我们所见反映红十六师战斗历程的最后直接文献，证明至少到1937年5月中旬，红十六师番号仍然存在，只不过由工农红军第十六师改称人民抗日红十六师而已。所谓方步舟、冯育云叛变后，红十六师与独立团合并，不再保留红十六师番号建制等等，显然缺乏第一手权威文献史料依据。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听取湘鄂赣代表邓洪、罗其南的工作汇报。当毛泽东听到红十六师所保持几百人枪和一批党政干部时，高兴地频频点头，并把这两个数字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毛泽东对湘鄂赣省委和红十六师坚持游击战争给予充分肯定和赞扬，并对今后开展抗日斗争作了重要指示。毛泽东指出，湘鄂赣坚持三年艰苦游击战争，在同党中央没有联系的情况下，能坚持斗争，为革命保卫了苏区，保存了有生力量，这是很不错的。这是党的领袖对湘鄂赣苏区，对湘鄂赣红十六师的最高褒奖。
四、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始终有一块山岭坳洞连绵纵横的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都失掉了依托。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2]P418毛泽东进而指出：“处在四面或三面被敌包围的中间，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山地建立根据和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2]P424毛泽东上述关于游击战争和在山地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思想，虽然出自抗战爆发后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但却是二战时期共产党人、各苏区红军，包括湘鄂赣苏区党和红军伟大创造、血的教训和集体智慧结晶。湘鄂赣党和红军深谙此道。游击战争时期，纵横湘鄂赣交界平浏修铜广大山岭坳洞区域根据地，无疑是湘鄂赣党和红军赖以生存发展，湘鄂赣土地革命战争赖以开展坚持的最基本战略基地和后方依托。
湘鄂赣苏区中心区山岭坳洞连绵不绝。湘鄂赣苏区中心区20余县，位于罗霄山脉前段三省交界地方，境内山势连绵，峰峦耸立，林深树密，野蔓丛生，地形至为险要。特别这一地方，反动势力相对薄弱，人民群众觉悟较高，革命基础好，便于坚持革命斗争，长期以来一直是湘鄂赣红军主要活动区域和休养生息的大本营。具体而言，湘东北、鄂东南、赣西北有黄龙山、幕阜山、连云山、九宫山、七峰山、药姑大山、龙门山、黄茅山等，有米脂岭、八斗岭、南头岭、苦竹岭、麻窝岭、黄土岭等，有土地坳、斗头坳、三溪坳、分水坳、黄泥坳、周家坳、大坳等，有黄金洞、大江洞、萤火洞、辜家洞、彭家洞等三四十座高山峻岭，这些山岭坳洞可以隐蔽周旋，也可以伺机出击，长期坚持。这些山岭坳洞，不仅是红军藏身的天然后方基地，更是红军进退攻守的战略基地。
中心根据地与游击根据地。“六七月事件”后，湘鄂赣苏区被国民党军分割截断为15块，但平江县境的黄金洞、通山县境的九宫山、湘鄂边的药姑大山、万载县境的小源、高村、修铜宜奉边的铜官山等根据地依然存在，是湘鄂赣红军最主要活动区域，省党政军最高统帅机关驻地从来没有离开平修铜中心苏区。平浏修铜中心苏区，游击战争期间始终是湘鄂赣省委、红军巩固发展的中心根据地，是湘鄂赣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战略大本营，始终领导着湘鄂赣苏区各游击根据地的游击战争。
非但省级，湘鄂赣苏区所辖特委分区也有中心根据地。湘鄂赣省东北特委、军分区就有三个中心根据地：一是奉新县茅岭，活动范围在奉新、高安、宜丰；二是修水县黄沙港、马洞；三是铜鼓与宜丰交界的铜官山。此外，宜丰的找桥、高岭等山区也是湘鄂赣东北特委、军分区、红军游击大队活动的重点地区。这三个活动点联系着宜丰、奉新、高安、靖安、铜鼓、修水等县。
在中心根据地周边，还有若干块小游击根据地，或曰支撑点。这些零星小游击根据地，作为中心根据地外围重要的支撑点，既可以牵制、分散敌人的兵力，又可以作为红军向敌后进攻的桥梁、前哨阵地。支撑点越多，天地越广阔，红军机动范围就越大，国民党军就越难“围剿”捕捉红军，既有利于保存各地红军的有生力量，又可以保卫中心根据地。“围剿”湘鄂赣苏区的国民党军有中央军有地方军，有嫡系有非嫡系，湘鄂赣红军就利用这些矛盾，依托三省交界纵横连绵的山岭坳洞根据地，争取对敌作战的主动权。江西国民党军来进攻，就往湖南转移；湖南国民党军来进攻，则往江西跑，运筹帷幄，机动灵活，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湘鄂赣苏区中心根据地还有小型医院、被服厂和兵工厂。尤其兵工厂，经常机动于平江、浏阳县境连云山、徐家洞、辜家洞、宝盖洞、燕子崖等地的深山中，有力保障了红军武器弹药的供应。
五、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始终有一座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
毛泽东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中谈到国民党实行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认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时，郑重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是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3]P139毛泽东高度赞誉苏区的人民群众，“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3]P139。湘鄂赣苏区游击战争，正是有这样千百万“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的苏区人民群众，构成了湘鄂赣苏区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充分验证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拥护革命的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伟大理论。 没有群众，就没有红军的生存。面对残酷战争浩劫灾难，英雄的湘鄂赣苏区人民群众，把阶级压迫化为仇恨和不可战胜的力量，表现出三“不”，始终不动摇、不害怕、不埋怨。对反对当局的白色恐怖，表现出三“越”，反动派越凶恶，人民群众越坚强，反抗斗争越坚决。苏区人民群众始终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相信工农红军；把共产党作为革命的灯塔，把毛主席作为胜利的旗帜，把工农红军作为亲子弟。没有湘鄂赣苏区的人民群众，湘鄂赣苏区的红军就像鱼儿离开了水，寸步难行。湘鄂赣游击战争之所以三落三起，屡受挫折一再崛起，坚持到底，除了党的坚强领导，红军指战员的浴血奋战，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无私奉献也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在红军面临最困难之际，苏区人民群众无私支援，掩护了红军，对坚持游击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奉新县迟源村群众熊其吉，经常把药品和粮食悄悄放在无人居住的屋内，让湘鄂赣东北特委、军分区去取；奉新县何竹坑群众何保罗，经常冒险通过封锁线，与红军联系约定把信件和情报放在坟墓或神龛下，让红军去取。还有许多无名英雄，经常给湘鄂赣红军和游击队送粮、油、盐、布鞋等物资。平江、浏阳交界地区，至今还流传一个“百家饭”的故事。一次，红十六师一个连队转战平浏交界山村，乡亲们闻知战士们几天来全靠野草充饥，肚子里粒米未进，于是不顾自家存粮无几，竭力凑米给战士们。有的一升，有的半筒，有的一碗，有的一捧。这餐饭，虽说战士们只能吃个半饱，可是大家都很感激，说是吃了一餐“百家饭”。有个战士风趣地表示：“吃了百家饭，红军万万岁！”[4]P101
“骨肉关系”。湘鄂赣苏区“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和苏维埃运动，特别是废除了封建占有制度，实行土地革命，苏区人民分得了土地，得到了利益，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与共产党和红军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骨肉关系”。他们把自己的亲人送去当红军。父亲牺牲了，儿子去继承。哥哥牺牲了，弟弟去接班；丈夫牺牲了，妻子去报仇；哪怕是在地主武装挨户团旁边和碉堡底下，他们一样送亲人当红军。尽管国民党当局实行严密的保甲联防制度，成千上万苏区群众被扣上“通匪”“窝匪”罪名，甚至出现“屠刀血浸洗平江，山城十里逢人杀，万落千村瓦砾场”“搜得婴儿肢解后，竹竿杈起喂乌鸦”[4]P100—101的骇人听闻、惨无人道情景，苏区人民群众仍然以“牺牲我们一个人，一家人没关系，只要红军和苏维埃存在，大家就都有希望”的英雄气概，保护红军指战员，保护党和苏维埃干部。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配合帮助红军，为红军当向导，探敌情，送情报，站岗，放哨，配合红军作战；许多妇女日夜辛劳，做衣服，做军鞋，送茶，送饭，慰问红军。平江黄金洞苏区易丙凤老大娘送唯一的儿子参加红军，临走时，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易大娘只好把仅有的一条床单交给儿子。儿子不要。最后，母子各分一半，儿子带着半条床单参加了红军。这就是湘鄂赣苏区盛传的“半条床单送子参军”的感人故事。1937年秋，平江十字墩陈、李、林斋公等三户农民群众，以生命保护、接力掩护身负重伤的湘鄂赣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秦化龙的故事，更是湘鄂赣苏区群众热爱红军的真实缩影，是湘鄂赣苏区群众和共产党、红军“骨肉关系”的典型写照。
“活碉堡”。国民党军以“驻剿”“清剿”来进攻湘鄂赣苏区和红军，用碉堡政策来包围湘鄂赣苏区和红军，湘鄂赣红军就依靠人民群众这座铜墙铁壁、“活碉堡”来包围国民党军的死碉堡，以包围来反包围，以小包围来粉碎国民党军的大包围，不仅疲劳了国民党军，打乱了国民党军“围剿”计划，而且摧毁了国民党的许多基层政权，消灭了国民党的有生力量；不仅鼓舞锻炼了部队，而且有效保存了骨干力量。中心苏区的基本群众，始终全力支持红军。一次傅秋涛率数百人部队转战平江嘉义与长寿街间大水塅一带村庄，周围国民党碉堡林立，封锁严密，随时都有被发现可能。当地群众为掩护傅秋涛及其部队，一些人轮流在敌军碉堡田间做活，借此警戒碉堡中国民党军动向；一些人轮流挑柴或其他日常用品到嘉义、长寿两个集镇售卖，借此监视镇上国民党军；还有一些则留在家中，分头杀猪、磨豆腐，热情慰问红军指战员。平江恩溪乡一位60多岁的老人，不顾杀头的危险，为苏维埃保存了250多份重要文件；另一位名叫张贡生的农协主席，保存了一个苏区乡政府的大招牌，直至全国解放完好无损地交给当地人民政府。平江黄金洞盖板洞的一位群众，为归还红军匆忙撤退时丢失的一支枪，中途被追赶的国民党军发现向他开枪时，他毫不犹豫放下背上的孩子，终于把枪送给红军。最后，这位可亲可爱的苏区群众和他的孩子都被打死，光荣牺牲。游击区或国统区的群众，也千方百计掩护红军。国民党军要山区人民迁移，有的群众就在山上藏起来，并用暗号来掩护党的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老大娘以喊“细牙崽（自己的儿子）你要多扒柴呀”，暗示国民党军来了，不要到她家里去；以喊“牛吃菜了，快去牵开哟”，暗示国民党军在这里，要赶快离开；以喊“细牙崽，你捆柴回来吧”，暗示国民党走了，可以到她家休息或吃饭。可亲可爱的湘鄂赣苏区人民，就是这样与党和苏维埃同生死、共患难，英勇顽强地配合红军坚持斗争。湘鄂赣的党和红军，正是依靠这座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伟大的铜墙铁壁，粉碎了国民党军无数次“围剿”“进剿”和“清剿”，胜利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参考文献：
[1]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3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红旗飘扬湘鄂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