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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养儿防老”的养老观念，作为我国自农业时代时诞生的朴素家庭养老思想，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多年发展。对其的研究在我国逐步形成多元化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尝试通过经济学的角度，以理性人假设和风险最小化理论，通过五个主要经济特征对养儿防老进行分析。
【关键词】“养儿防老”；理性人假设；风险最小化；经济特征
一、引言
在我国居于传统农耕社会的古代开始，“养儿防老”就作为一种传统观念被广大群众接受，提倡和奉行，并且，在当政者制定的法律条文中，也明文规定了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在当代的中国，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子女（尤其是儿子）养老或者不养老的故事和实例广泛流传，在这些故事的流传过程中，“养儿防老”的观念再三被强调。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到来，现当代中国人面临的养老问题也日渐突出，“养儿防老”的理念，在大背景下受到了严峻挑战。解决养老问题，对于国家而言，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还要辅以调整人口政策和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考虑到受“养儿防老”理念所影响的养老观念会直接影响养老模式的选择和实践效果，探讨“养儿防老”观念并从经济学角度对其加以解释，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二、研究综述
养老问题，即子女对父母的支持和照顾的方式选择问题，是个具有周期性的社会问题，其主要表征方式可以被归纳为尊重、经济支持、和人力照顾3个主要方面。我国的农业时代的思潮以儒家思想和孝道为主，人民的经济活动也受相关学说的影响，使得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在近几千年来备受尊崇。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出和日渐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父母养育孩子的隐性成本相比于生育无限制的年代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使得现代社会与“养儿防老”的观念逐渐淡化，不再推崇。
业界对养老问题的研究众多，但主要集中于对包括社保方案等等养老方案的政策性研究上，缺乏对养老观念的经济学研究，而这也是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对“养儿防老”本质的讨论，对于其本质上究竟是一种模式，一种手段还是一种观念，并没有得到严格的界定和区分。中国研究者对此进行了很多研究。民俗学者费孝通认为，养儿防老的本质是一种养老模式，旨在平衡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取予。而经济学家陈志武认为，养儿防老是一种类似保险的，用以规避风险的经济手段，为了适应农业社会经济而具有了一定的人格化。葛剑雄和赵丙奇则坚持养儿防老仅仅作为一种传统观念为人们的实际行为提供了指导。 谢幼伟则指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孝道，而这一思潮从反向支持了广大人民群众选择养儿防老的模式作为自己的养老选择。
同时，在养儿防老的影响研究上，各级学者各抒己见。邓聿文指出，目前的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和覆盖范围都无法达到较大的水平，同时农村老龄化人口比例已经超过城镇，为了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必须充分发挥养儿防老这一思潮的正面作用。高辉清则表示，中国在未来20年后即将迎来第一个人口老龄化高峰，在这20年内，准需要养老人口尚不具备完成足够养老的财富累计活动，所以养儿防老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思潮支点。
三、原理分析
1.风险最小化和理性人假设
分析养儿防老的原理，首先从该观念的持有者开始分析。根据经济学和管理学界的经典假定，人类具有厌恶风险的特征，即人是风险厌恶型的。具有這一特点的人的每一种行为，都追求风险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原则。纵观中国人的养老观念，不难发现，其背后反映的是民众在养老风险与保障权衡和之后的理性选择结果。换言之，尤其是在传统农业时代，养儿防老是一种具有农民阶层特点的应对风险的最小化选择。在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不够繁荣的传统农业时代，农民主要运营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单元，但其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的消费需要，而并不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可以大致将农民的经济行为定性为理性的，符合理性人假设，他们的决策行为与一般的企业决策行为没有什么区别，但不是理性最大化行为的理性人，而是有条件的最大化，即仅仅满足有条件的经济理性。
这一特征也造成中国的“养儿防老”思潮较为浓烈的地区的主要农民阶层的生产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野较小。基于这一分析，中国人传统的养老观念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基于保障老年生活安全的理性预期下，权衡养老风险与保障之后对于养老模式进行理性权衡的结果。同时，考虑到中国式家庭的观念特征，对于一般人而言，子女往往是最亲近和值得信任的，对于风险规避的养老模式而言，较为可靠安全。但同时也具有相当程度的私力救济的意味，主要考道德和伦理维系，却依旧是中国在农业时代没有广泛养老保险情况下，民众对于养老需求的最好选择。
2.经济特征
“养儿防老”作为一种经济行为，直接表明了中国未来的待养老群体，将“养儿”作为一种经济决策来考虑，在其实施过程中，生养几个孩子，是否生养孩子具有不同的成本收益配置，而这一点也是群体在考虑养儿防老时最主要的指导方针。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将人民对“养儿防老”的态度归为一种经济理性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包括个人情况，家庭状况，收入状况，地域特征，养老保障供给强度五个大的经济特征的共同作用。
个人情况除了性别，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外，最主要的重要影响因素是文化程度。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三点共同组成了个人的基本情况，代表了人力资本的素质。一般，人力素质较高的个人代表着更高的平均收入和观念开放度，相对来说更不需要“养儿防老”。
家庭状况即子女个数和年龄，一般而言，子女个数越多，子女年龄越小代表着父母的抚养压力越大，但子女越多代表着老年时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赡养，但其相关性的大小还需要基于实证分析加以考虑。
收入状况是最为重要的经济特征，就收入状况和社会常识而言，高收入家庭可以选择高收益性的养老保险作为其养老的主要渠道，相反低收入家庭往往需要依靠子女的经济支持作为主要养老手段。一般家庭获取经济收入的渠道有如下几种：经营性收入（针对农村人口），工资性收入（针对城市人口），财产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支付。几种收入渠道基本上囊括了所有中国民众，对于此的分析，收入状况与“养儿防老”观念的接受度是严格负相关的，即收入越高，可能就越不必要使用“养儿防老”的措施。
地域特征相对于其余特征，其文化意义更强，经济意义稍弱。依据相关研究表面，中国北方省份和西部省份“养儿防老”的思想更深，相反东部及南部省份这一思潮则相对较弱，其主要理由包括地区经济发展和历史固有观念，量化起来相对困难，故此不再赘述。
养老保障供给强度是从政府的角度看待“养儿防老”问题。作为刚性需求，养老保障的需求总是能够处于一种较高的水平，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具有鲜明的上升趋势。政府供给在这一过程中所表征出的重要性十分明显，主要体现在而今政府尝试普及全民养老保险，而显而易见养老保险可以替代“养儿防老”的态势。
四、结论和建议
养老问题作为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值得当政机构研究考虑。综合上述分析，文化程度在经济学层面具有基础的，显著的对于“养儿防老”的负向影响，这从基础上说明了加大对民众的人力投资的重要意义。为了逐渐扭转人民对“养儿防老”的依赖程度，政府对养老保险服务加强供给和增加人民收入必须得到共同作用，缺一不可。而且，在目前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中国，“养儿防老”尽管是具有争议的养老方式且不再呗广大待养老人群所期待，但家庭养老的作用依然十分重要。虽然养儿防老的养老思潮备受指责，但它依旧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在我国逐步形成多元化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中，依旧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德元，李静. “养儿防老”及其检验：基于安徽的经验研究[J].宿州学院学报，2013，28（10）：1-5+17.
[2]陈志武. 儒家孝道文化的终结与中国金融业的兴起[J]. 华人世界，2007，（02）：106-109.
[3]高辉清，麦凯诗. 为“养儿防老”一辩[J]. 经济，2004，（09）：30-31.
[4]刘中一. “养儿防老”观念的后现代主义解读[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3）：86-90.
[5]于长永. 农民“养儿防老”观念的代际差异及转变趋向[J]. 人口学刊，2012，（06）：40-50.
[6]叶男. 农民“养儿防老”观念实证研究[J]. 西北人口，2012，33（05）：24-28.
【关键词】“养儿防老”；理性人假设；风险最小化；经济特征
一、引言
在我国居于传统农耕社会的古代开始，“养儿防老”就作为一种传统观念被广大群众接受，提倡和奉行，并且，在当政者制定的法律条文中，也明文规定了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在当代的中国，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子女（尤其是儿子）养老或者不养老的故事和实例广泛流传，在这些故事的流传过程中，“养儿防老”的观念再三被强调。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到来，现当代中国人面临的养老问题也日渐突出，“养儿防老”的理念，在大背景下受到了严峻挑战。解决养老问题，对于国家而言，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还要辅以调整人口政策和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考虑到受“养儿防老”理念所影响的养老观念会直接影响养老模式的选择和实践效果，探讨“养儿防老”观念并从经济学角度对其加以解释，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二、研究综述
养老问题，即子女对父母的支持和照顾的方式选择问题，是个具有周期性的社会问题，其主要表征方式可以被归纳为尊重、经济支持、和人力照顾3个主要方面。我国的农业时代的思潮以儒家思想和孝道为主，人民的经济活动也受相关学说的影响，使得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在近几千年来备受尊崇。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出和日渐严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父母养育孩子的隐性成本相比于生育无限制的年代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使得现代社会与“养儿防老”的观念逐渐淡化，不再推崇。
业界对养老问题的研究众多，但主要集中于对包括社保方案等等养老方案的政策性研究上，缺乏对养老观念的经济学研究，而这也是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对“养儿防老”本质的讨论，对于其本质上究竟是一种模式，一种手段还是一种观念，并没有得到严格的界定和区分。中国研究者对此进行了很多研究。民俗学者费孝通认为，养儿防老的本质是一种养老模式，旨在平衡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取予。而经济学家陈志武认为，养儿防老是一种类似保险的，用以规避风险的经济手段，为了适应农业社会经济而具有了一定的人格化。葛剑雄和赵丙奇则坚持养儿防老仅仅作为一种传统观念为人们的实际行为提供了指导。 谢幼伟则指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孝道，而这一思潮从反向支持了广大人民群众选择养儿防老的模式作为自己的养老选择。
同时，在养儿防老的影响研究上，各级学者各抒己见。邓聿文指出，目前的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和覆盖范围都无法达到较大的水平，同时农村老龄化人口比例已经超过城镇，为了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必须充分发挥养儿防老这一思潮的正面作用。高辉清则表示，中国在未来20年后即将迎来第一个人口老龄化高峰，在这20年内，准需要养老人口尚不具备完成足够养老的财富累计活动，所以养儿防老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思潮支点。
三、原理分析
1.风险最小化和理性人假设
分析养儿防老的原理，首先从该观念的持有者开始分析。根据经济学和管理学界的经典假定，人类具有厌恶风险的特征，即人是风险厌恶型的。具有這一特点的人的每一种行为，都追求风险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原则。纵观中国人的养老观念，不难发现，其背后反映的是民众在养老风险与保障权衡和之后的理性选择结果。换言之，尤其是在传统农业时代，养儿防老是一种具有农民阶层特点的应对风险的最小化选择。在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不够繁荣的传统农业时代，农民主要运营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单元，但其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家庭的消费需要，而并不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可以大致将农民的经济行为定性为理性的，符合理性人假设，他们的决策行为与一般的企业决策行为没有什么区别，但不是理性最大化行为的理性人，而是有条件的最大化，即仅仅满足有条件的经济理性。
这一特征也造成中国的“养儿防老”思潮较为浓烈的地区的主要农民阶层的生产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野较小。基于这一分析，中国人传统的养老观念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基于保障老年生活安全的理性预期下，权衡养老风险与保障之后对于养老模式进行理性权衡的结果。同时，考虑到中国式家庭的观念特征，对于一般人而言，子女往往是最亲近和值得信任的，对于风险规避的养老模式而言，较为可靠安全。但同时也具有相当程度的私力救济的意味，主要考道德和伦理维系，却依旧是中国在农业时代没有广泛养老保险情况下，民众对于养老需求的最好选择。
2.经济特征
“养儿防老”作为一种经济行为，直接表明了中国未来的待养老群体，将“养儿”作为一种经济决策来考虑，在其实施过程中，生养几个孩子，是否生养孩子具有不同的成本收益配置，而这一点也是群体在考虑养儿防老时最主要的指导方针。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将人民对“养儿防老”的态度归为一种经济理性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包括个人情况，家庭状况，收入状况，地域特征，养老保障供给强度五个大的经济特征的共同作用。
个人情况除了性别，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外，最主要的重要影响因素是文化程度。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三点共同组成了个人的基本情况，代表了人力资本的素质。一般，人力素质较高的个人代表着更高的平均收入和观念开放度，相对来说更不需要“养儿防老”。
家庭状况即子女个数和年龄，一般而言，子女个数越多，子女年龄越小代表着父母的抚养压力越大，但子女越多代表着老年时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赡养，但其相关性的大小还需要基于实证分析加以考虑。
收入状况是最为重要的经济特征，就收入状况和社会常识而言，高收入家庭可以选择高收益性的养老保险作为其养老的主要渠道，相反低收入家庭往往需要依靠子女的经济支持作为主要养老手段。一般家庭获取经济收入的渠道有如下几种：经营性收入（针对农村人口），工资性收入（针对城市人口），财产性收入和政府转移支付。几种收入渠道基本上囊括了所有中国民众，对于此的分析，收入状况与“养儿防老”观念的接受度是严格负相关的，即收入越高，可能就越不必要使用“养儿防老”的措施。
地域特征相对于其余特征，其文化意义更强，经济意义稍弱。依据相关研究表面，中国北方省份和西部省份“养儿防老”的思想更深，相反东部及南部省份这一思潮则相对较弱，其主要理由包括地区经济发展和历史固有观念，量化起来相对困难，故此不再赘述。
养老保障供给强度是从政府的角度看待“养儿防老”问题。作为刚性需求，养老保障的需求总是能够处于一种较高的水平，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具有鲜明的上升趋势。政府供给在这一过程中所表征出的重要性十分明显，主要体现在而今政府尝试普及全民养老保险，而显而易见养老保险可以替代“养儿防老”的态势。
四、结论和建议
养老问题作为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值得当政机构研究考虑。综合上述分析，文化程度在经济学层面具有基础的，显著的对于“养儿防老”的负向影响，这从基础上说明了加大对民众的人力投资的重要意义。为了逐渐扭转人民对“养儿防老”的依赖程度，政府对养老保险服务加强供给和增加人民收入必须得到共同作用，缺一不可。而且，在目前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中国，“养儿防老”尽管是具有争议的养老方式且不再呗广大待养老人群所期待，但家庭养老的作用依然十分重要。虽然养儿防老的养老思潮备受指责，但它依旧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在我国逐步形成多元化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中，依旧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德元，李静. “养儿防老”及其检验：基于安徽的经验研究[J].宿州学院学报，2013，28（10）：1-5+17.
[2]陈志武. 儒家孝道文化的终结与中国金融业的兴起[J]. 华人世界，2007，（02）：106-109.
[3]高辉清，麦凯诗. 为“养儿防老”一辩[J]. 经济，2004，（09）：30-31.
[4]刘中一. “养儿防老”观念的后现代主义解读[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3）：86-90.
[5]于长永. 农民“养儿防老”观念的代际差异及转变趋向[J]. 人口学刊，2012，（06）：40-50.
[6]叶男. 农民“养儿防老”观念实证研究[J]. 西北人口，2012，33（05）：2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