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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生活
1956年7月26日， 交通大学文治堂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学校正在隆重举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大规模招生达1200名的1952级学生毕业典礼。会上，学校领导、老师、家长，青年团和学生会代表热情祝福走向生活的青年建设者，预祝他们为祖国创造奇迹；毕业同学表示决心服从国家统一分配，积极投身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把青春献给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作为毕业生的一员，回顾四年的辛勤学习，也是思绪万千、情绪激动。第二天，即7月27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就登载了我写的“祝福走向生活的青年建设者”500字的短新闻。至今，我还珍藏着这一份历史的剪报，每看到它，就会勾起我对四年学习生涯的无限眷恋和深情的回忆。
毕业时，为迎接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需要，有近百位毕业生服从分配留校作师资，我留在机械制造工艺教研室做助教；1958年9月，我作为迁校人员的最后一批，打点行装，告别大上海，来到西北黄土高原。弹指一挥间，60年过去了。当迎来交通大学建校120周年校庆和迁校60周年时，回顾从黄浦江畔到西北高原，从懵懂少年到耄耋老者，诸事历历印在脑海里……
随校西迁
1957年3月初，开学不久，学校组织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共产党进行整风。开始时，学校内一些不良现象（如少数教师举办私人补习班）受到揭露和批评，接着，就有不少意见集中到党、政工作，特别是迁校问题上来。工会会员大会上发言集中的问题是：“交通大学已经有60年历史，迁校等于把一棵60年大树移栽到黄土高原，能成活吗？”几十人的发言，促使高教部充分重视交大的迁校问题。周恩来总理亲自召开了国务院会议。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周恩来总理集中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提出了解决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高、中、低的三种方案。周恩来总理的讲话既高屋建瓴又循循善诱，既晓以大义又启发群众自觉。在讲清楚情况后，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让群众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之后，高教部部长、副部长分别到西安、上海两地传达总理讲话精神。终于，使得迁校方案得以顺利实现。在1996年4月建校100周年、迁校40周年纪念活动中，我写了“迁校惊动了周总理”一文。
迁校方案经调整后，学校精心组织，坚决贯彻中央决定，教授带头西迁，使开发大西北成为全校师生的共同心声，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副校长、教务长、总务长、人事处处长等主要领导干部以及各系、专业的党员和骨干教师中的大多数都迁到了西安，交通大学1955年底原有教师556人，迁到西安的有341人（占61.3%），1956年底原有教师767人，迁到西安有537人（占70.0%），1956年、1957年两届毕业新教师的大部分（约80%）分配到西安部分工作，实现了交通大学的主体西迁。交通大学西迁的教职工中，要解决调动配偶、家属去西安工作和安家的有近300人，他们分布在上海、江苏等各省市。经国家有关部门发出通知，由学校人事部门派出专人，长途跋涉，取得支持，陆续调往西安市。当时我还担任机械制造系教师团总支委员，负责统计了机械制造系7个教研室中青年教师自愿迁校的有116人，占青年教师总数的85%。各教研室主任及老教师除少数有困难的，大部分也自愿迁到了西安，如周惠久、顾崇衔、吴之凤、乐兑谦、庄礼庭、褚家麟诸位老教师等。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安和西北地区的条件远比现在艰苦。交通大学师生员工以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觉悟，毅然放弃在上海比较舒适的生活、工作条件，甚至不惜无偿上交上海的住房，自觉来到西北，对于当时沿海支援内地的其他院校和工厂企业，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不少内迁单位都向交通大学看齐，以交大为榜样。交通大学师生对迁校问题的正确处理和主体内迁成功，不仅是交通大学一所学校的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务院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和沿海支援内地的战略步骤，其影响是很大的。西迁教职工贯彻了党和国家的意图，维护了大局，稳定了局势，安定了人心，增进了全国人民的团结。这种响应号召，服从祖国需要，沿海支援内地，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勇挑重担，开发大西北的拓荒者精神，是永远值得纪念和倡导的。
如今，交通大学西迁已届一甲子。60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白驹过隙的一瞬间，但当年20来岁的教职工，而今已都是白发苍苍的耄耋老者。那么，西迁给交大人带来了什么影响？西迁给西北人民又带来了哪些变化？
艰苦创业
西迁长安，对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它需要人们舍弃太多熟悉的东西，改变已形成多年的生活习惯，辞别自己的年老父母、至亲好友，舍小家，为大家，勇于到一个陌生和艰苦的环境去养育子女，成家立业，去担负新的使命，开拓自己的事业。
我要离开上海、离家去西北高原安家落户了，妈妈已届60高龄，却默默无语为我准备着行装。她深深懂得，解放后我能上大学，完全是靠国家助学金的培养。毕业了，就应该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为国家效劳。她提早半年就为我缝制棉布短裤，翻做丝棉背心、丝棉棉袄，做缚带式的猪头棉鞋。妈妈戴着老花镜，从一针一线纳布鞋底开始，在缝纫机上用灯芯绒布做鞋帮、打鞋洞，再送到弄堂口叫老鞋匠绱鞋、并钉上用旧车胎做的前后鞋掌。这样的棉鞋结实、透气、防滑又舒适，一双猪头棉鞋可以穿三个冬天，妈妈为我做了三双。正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针针密密缝，难舍母子情。穿着妈妈做的猪头棉鞋，我暖暖和和地在西安度过了10年寒冬，没有生冻疮。
自1956年开始的三年西迁，只是初步的考验。1958年教育大革命，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踵而至，而后又有长达10多年的“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的到来。在这20多年时间里，西迁师生员工不辱使命，备尝艰辛，克服生活上种种困难，艰苦创业，奋力前行。在那物质匮乏、计划经济的年代，要为每月每人30斤定量（其中粗粮占30%）而精打细算。教职工还要轮流去五七干校劳动半年，为深挖洞（地道）而在校园里建砖窑烧砖，到陕西靖边等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关键是缺人才。交通大学西迁后，人才培养规模进一步扩大，迁校最初10年间向社会输送的人才即达万人之多，接近解放前交通大学53年培养的毕业生总数的两倍。西安交大培养了大批国家建设急需的毕业生，大批人才在西部和全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骨干生力军作用，为西部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持。
开拓新方向
西迁交大人牢记周总理的教导，他说：“上海基础厚、发展快，有责任去支援内地；上海高级知识分子多，技术条件先进，因此，要从上海多调动，使全国均衡发展。”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电机系、动力制造系等专业和师生全部或大部分迁至西安后，学校又进行了学科布局的调整，请黄席椿教授担纲重建了无线电工程系，设：无线电技术、计算机、自动控制、无线电元器件、电真空等专业。汪应洛教授在企业经济及安全防火教研室的基础上，恢复管理学院，长期致力于管理科学与工程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率先将管理工程、系统工程、工业工程三个领域融会贯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管理学派，培养了大批高层次管理专门人才，主持了多项重大课题，为中国管理学科发展和管理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是中国管理工程教育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2003年任中国工程院院士，2015年获“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蒋大宗教授原本在工企教研室，西迁后是西安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奠基人。几十年来，为西安交大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发展倾注了满腔的心血，在计算机辅助医学诊断、功能性神经电刺激、生理信息的提取和信号处理技术、X线数字直接成像和双能量成像等方面均取得了杰出成就。2006年10月，蒋先生更当选为IEEE Life Fellow（终身会士），也是当选IEEE Life Fellow的第二位中国人。
1958年，学校按照中央要求，成立应用数学专业和应用力学专业，兴建工程物理系。这些新兴专业和系制定培养计划和明确专业方向，编写高水平教材，承担八六三高技术领域科研课题。力学专业培养了全国劳动模范陈惠波以及锁志刚、卢天健、高华健等国际力学界杰出人才。核工程与技术系为中国核电的兴起和发展输送和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将交通大学的大部分从上海搬迁到西安，改变了整个中国西部地区没有一所规模宏大的多科性工业大学的局面。
交大人自觉传承“工业救国”思想，听从周总理的召唤，发扬爱国爱校、顾全大局，明大理、识大体，一心为中国富强、要建设好大西北的革命精神，在迁校后继续发挥作用：一级教授陈大燮与著名热工专家杨世铭，是西安交大国家级热工基础团队的奠基人。这个团队60年来人才辈出，包括陶文铨院士、何雅玲院士、长江学者王秋旺、杰青何茂刚等。数学教授张鸿、陆庆乐，严谨治学，创建了工科高等数学国家级团队，60年来一直领先全国高等学校。一级教授钟兆琳是我国电机制造事业的奠基人，是民族工业发展的先驱。他培养了江泽民、钱学森、王安、丁舜年、张钟俊等等著名的政治家、学者、教授和实业家。他不顾年迈体弱，带头西迁。周惠久教授西迁后在材料强度、塑性和韧性合理配合理论、小能量多次冲击理论和低碳马氏体强化理论的科学研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主持的课题组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金属材料及强度研究”重大成果在1965年被誉为全国高校“五朵金花”之一。大量学术成果应用于生产实际，创造的经济效益数以亿计，培养出成百上千有成就的科学技术人才，在西部和全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骨干生力军作用。陈学俊院士在1979年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工程热物理研究所，进行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使得西安交通大学在两相流与传热方面的研究成为国际知名的高校之一。
迁校时的中青年教师，也勇于探索、奋力开辟学科新方向，涌现出一批杰出专家、院士。林宗虎教授195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在气液两相流方面，创建的林氏公式，被国际上推荐为最佳式，并被收入国内外6本著作，被引用数十次。在热能、核电、石化等工程的重要理论——气液两相流与传热学科领域取得多方面开创性成果，开拓了传热研究新方向，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57年毕业的姚熹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材料科学家，也是国际陶瓷科学院院士，是我国在铁电陶瓷研究方面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并被国内外同行看成是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代表，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7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195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的谢友柏教授，西迁后创建润滑理论及轴承研究所，荣任第一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屈梁生教授原本主讲《夹具设计原理》课程，举家西迁后，一心执着于教学和科研。他首创以全息谱理论，全面集成机器振动的幅、频、相信息，显著提高机械故障识别率，成为中国机械设备运行状态监测与机械故障领域公认的诊断人。他的多项发明成就，广泛应用于电力、化工、冶金行业，产生巨大经济效益，为国家节省亿万资金。是中国机械故障学的奠基人之一，2003年晋升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孟庆集教授可以说是西迁年轻教师的杰出代表。1980年5月他应企业邀请任主谈，在与外商谈判中以其真才实学显才能，有理有据地分析质量事故，赢得了赔偿，为中国人民争了一口气，为“臭老九”平了反，为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争了光。5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为此作了报道，并配发了“有真才实学才能建设四化”的社论。次日，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作了转载，有的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1980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再次以孟庆集的先进事迹为背景发表了《论破格》的社论。
而今，西迁一甲子，令西迁人感到欣慰和自豪的是：我们是开发大西北的排头兵，我们传承和创新了交通大学的传统和文化，我们在西北高原上为祖国贡献了一所高水平的著名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已成为闪耀在西北高原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代老交大人顾全大局、不畏艰苦、默默奉献、艰苦奋斗的西迁精神是一座无字的精神丰碑，是一首中国知识分子为建设祖国西部英勇奉献的壮丽凯歌。西迁精神是个宝，是西安交大人的骄傲，发展交大需要它，开发西部仍然需要它。
1956年7月26日， 交通大学文治堂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学校正在隆重举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大规模招生达1200名的1952级学生毕业典礼。会上，学校领导、老师、家长，青年团和学生会代表热情祝福走向生活的青年建设者，预祝他们为祖国创造奇迹；毕业同学表示决心服从国家统一分配，积极投身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把青春献给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作为毕业生的一员，回顾四年的辛勤学习，也是思绪万千、情绪激动。第二天，即7月27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就登载了我写的“祝福走向生活的青年建设者”500字的短新闻。至今，我还珍藏着这一份历史的剪报，每看到它，就会勾起我对四年学习生涯的无限眷恋和深情的回忆。
毕业时，为迎接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需要，有近百位毕业生服从分配留校作师资，我留在机械制造工艺教研室做助教；1958年9月，我作为迁校人员的最后一批，打点行装，告别大上海，来到西北黄土高原。弹指一挥间，60年过去了。当迎来交通大学建校120周年校庆和迁校60周年时，回顾从黄浦江畔到西北高原，从懵懂少年到耄耋老者，诸事历历印在脑海里……
随校西迁
1957年3月初，开学不久，学校组织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共产党进行整风。开始时，学校内一些不良现象（如少数教师举办私人补习班）受到揭露和批评，接着，就有不少意见集中到党、政工作，特别是迁校问题上来。工会会员大会上发言集中的问题是：“交通大学已经有60年历史，迁校等于把一棵60年大树移栽到黄土高原，能成活吗？”几十人的发言，促使高教部充分重视交大的迁校问题。周恩来总理亲自召开了国务院会议。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周恩来总理集中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提出了解决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高、中、低的三种方案。周恩来总理的讲话既高屋建瓴又循循善诱，既晓以大义又启发群众自觉。在讲清楚情况后，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让群众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之后，高教部部长、副部长分别到西安、上海两地传达总理讲话精神。终于，使得迁校方案得以顺利实现。在1996年4月建校100周年、迁校40周年纪念活动中，我写了“迁校惊动了周总理”一文。
迁校方案经调整后，学校精心组织，坚决贯彻中央决定，教授带头西迁，使开发大西北成为全校师生的共同心声，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副校长、教务长、总务长、人事处处长等主要领导干部以及各系、专业的党员和骨干教师中的大多数都迁到了西安，交通大学1955年底原有教师556人，迁到西安的有341人（占61.3%），1956年底原有教师767人，迁到西安有537人（占70.0%），1956年、1957年两届毕业新教师的大部分（约80%）分配到西安部分工作，实现了交通大学的主体西迁。交通大学西迁的教职工中，要解决调动配偶、家属去西安工作和安家的有近300人，他们分布在上海、江苏等各省市。经国家有关部门发出通知，由学校人事部门派出专人，长途跋涉，取得支持，陆续调往西安市。当时我还担任机械制造系教师团总支委员，负责统计了机械制造系7个教研室中青年教师自愿迁校的有116人，占青年教师总数的85%。各教研室主任及老教师除少数有困难的，大部分也自愿迁到了西安，如周惠久、顾崇衔、吴之凤、乐兑谦、庄礼庭、褚家麟诸位老教师等。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安和西北地区的条件远比现在艰苦。交通大学师生员工以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觉悟，毅然放弃在上海比较舒适的生活、工作条件，甚至不惜无偿上交上海的住房，自觉来到西北，对于当时沿海支援内地的其他院校和工厂企业，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不少内迁单位都向交通大学看齐，以交大为榜样。交通大学师生对迁校问题的正确处理和主体内迁成功，不仅是交通大学一所学校的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务院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和沿海支援内地的战略步骤，其影响是很大的。西迁教职工贯彻了党和国家的意图，维护了大局，稳定了局势，安定了人心，增进了全国人民的团结。这种响应号召，服从祖国需要，沿海支援内地，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勇挑重担，开发大西北的拓荒者精神，是永远值得纪念和倡导的。
如今，交通大学西迁已届一甲子。60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白驹过隙的一瞬间，但当年20来岁的教职工，而今已都是白发苍苍的耄耋老者。那么，西迁给交大人带来了什么影响？西迁给西北人民又带来了哪些变化？
艰苦创业
西迁长安，对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它需要人们舍弃太多熟悉的东西，改变已形成多年的生活习惯，辞别自己的年老父母、至亲好友，舍小家，为大家，勇于到一个陌生和艰苦的环境去养育子女，成家立业，去担负新的使命，开拓自己的事业。
我要离开上海、离家去西北高原安家落户了，妈妈已届60高龄，却默默无语为我准备着行装。她深深懂得，解放后我能上大学，完全是靠国家助学金的培养。毕业了，就应该服从国家的统一分配，为国家效劳。她提早半年就为我缝制棉布短裤，翻做丝棉背心、丝棉棉袄，做缚带式的猪头棉鞋。妈妈戴着老花镜，从一针一线纳布鞋底开始，在缝纫机上用灯芯绒布做鞋帮、打鞋洞，再送到弄堂口叫老鞋匠绱鞋、并钉上用旧车胎做的前后鞋掌。这样的棉鞋结实、透气、防滑又舒适，一双猪头棉鞋可以穿三个冬天，妈妈为我做了三双。正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针针密密缝，难舍母子情。穿着妈妈做的猪头棉鞋，我暖暖和和地在西安度过了10年寒冬，没有生冻疮。
自1956年开始的三年西迁，只是初步的考验。1958年教育大革命，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踵而至，而后又有长达10多年的“文化大革命”，直到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的到来。在这20多年时间里，西迁师生员工不辱使命，备尝艰辛，克服生活上种种困难，艰苦创业，奋力前行。在那物质匮乏、计划经济的年代，要为每月每人30斤定量（其中粗粮占30%）而精打细算。教职工还要轮流去五七干校劳动半年，为深挖洞（地道）而在校园里建砖窑烧砖，到陕西靖边等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关键是缺人才。交通大学西迁后，人才培养规模进一步扩大，迁校最初10年间向社会输送的人才即达万人之多，接近解放前交通大学53年培养的毕业生总数的两倍。西安交大培养了大批国家建设急需的毕业生，大批人才在西部和全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骨干生力军作用，为西部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持。
开拓新方向
西迁交大人牢记周总理的教导，他说：“上海基础厚、发展快，有责任去支援内地；上海高级知识分子多，技术条件先进，因此，要从上海多调动，使全国均衡发展。”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电机系、动力制造系等专业和师生全部或大部分迁至西安后，学校又进行了学科布局的调整，请黄席椿教授担纲重建了无线电工程系，设：无线电技术、计算机、自动控制、无线电元器件、电真空等专业。汪应洛教授在企业经济及安全防火教研室的基础上，恢复管理学院，长期致力于管理科学与工程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率先将管理工程、系统工程、工业工程三个领域融会贯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管理学派，培养了大批高层次管理专门人才，主持了多项重大课题，为中国管理学科发展和管理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是中国管理工程教育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2003年任中国工程院院士，2015年获“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蒋大宗教授原本在工企教研室，西迁后是西安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奠基人。几十年来，为西安交大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发展倾注了满腔的心血，在计算机辅助医学诊断、功能性神经电刺激、生理信息的提取和信号处理技术、X线数字直接成像和双能量成像等方面均取得了杰出成就。2006年10月，蒋先生更当选为IEEE Life Fellow（终身会士），也是当选IEEE Life Fellow的第二位中国人。
1958年，学校按照中央要求，成立应用数学专业和应用力学专业，兴建工程物理系。这些新兴专业和系制定培养计划和明确专业方向，编写高水平教材，承担八六三高技术领域科研课题。力学专业培养了全国劳动模范陈惠波以及锁志刚、卢天健、高华健等国际力学界杰出人才。核工程与技术系为中国核电的兴起和发展输送和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将交通大学的大部分从上海搬迁到西安，改变了整个中国西部地区没有一所规模宏大的多科性工业大学的局面。
交大人自觉传承“工业救国”思想，听从周总理的召唤，发扬爱国爱校、顾全大局，明大理、识大体，一心为中国富强、要建设好大西北的革命精神，在迁校后继续发挥作用：一级教授陈大燮与著名热工专家杨世铭，是西安交大国家级热工基础团队的奠基人。这个团队60年来人才辈出，包括陶文铨院士、何雅玲院士、长江学者王秋旺、杰青何茂刚等。数学教授张鸿、陆庆乐，严谨治学，创建了工科高等数学国家级团队，60年来一直领先全国高等学校。一级教授钟兆琳是我国电机制造事业的奠基人，是民族工业发展的先驱。他培养了江泽民、钱学森、王安、丁舜年、张钟俊等等著名的政治家、学者、教授和实业家。他不顾年迈体弱，带头西迁。周惠久教授西迁后在材料强度、塑性和韧性合理配合理论、小能量多次冲击理论和低碳马氏体强化理论的科学研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主持的课题组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金属材料及强度研究”重大成果在1965年被誉为全国高校“五朵金花”之一。大量学术成果应用于生产实际，创造的经济效益数以亿计，培养出成百上千有成就的科学技术人才，在西部和全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骨干生力军作用。陈学俊院士在1979年主持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工程热物理研究所，进行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使得西安交通大学在两相流与传热方面的研究成为国际知名的高校之一。
迁校时的中青年教师，也勇于探索、奋力开辟学科新方向，涌现出一批杰出专家、院士。林宗虎教授195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在气液两相流方面，创建的林氏公式，被国际上推荐为最佳式，并被收入国内外6本著作，被引用数十次。在热能、核电、石化等工程的重要理论——气液两相流与传热学科领域取得多方面开创性成果，开拓了传热研究新方向，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57年毕业的姚熹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材料科学家，也是国际陶瓷科学院院士，是我国在铁电陶瓷研究方面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并被国内外同行看成是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代表，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7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195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的谢友柏教授，西迁后创建润滑理论及轴承研究所，荣任第一批中国工程院院士。屈梁生教授原本主讲《夹具设计原理》课程，举家西迁后，一心执着于教学和科研。他首创以全息谱理论，全面集成机器振动的幅、频、相信息，显著提高机械故障识别率，成为中国机械设备运行状态监测与机械故障领域公认的诊断人。他的多项发明成就，广泛应用于电力、化工、冶金行业，产生巨大经济效益，为国家节省亿万资金。是中国机械故障学的奠基人之一，2003年晋升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孟庆集教授可以说是西迁年轻教师的杰出代表。1980年5月他应企业邀请任主谈，在与外商谈判中以其真才实学显才能，有理有据地分析质量事故，赢得了赔偿，为中国人民争了一口气，为“臭老九”平了反，为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争了光。5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为此作了报道，并配发了“有真才实学才能建设四化”的社论。次日，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作了转载，有的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1980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再次以孟庆集的先进事迹为背景发表了《论破格》的社论。
而今，西迁一甲子，令西迁人感到欣慰和自豪的是：我们是开发大西北的排头兵，我们传承和创新了交通大学的传统和文化，我们在西北高原上为祖国贡献了一所高水平的著名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已成为闪耀在西北高原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一代老交大人顾全大局、不畏艰苦、默默奉献、艰苦奋斗的西迁精神是一座无字的精神丰碑，是一首中国知识分子为建设祖国西部英勇奉献的壮丽凯歌。西迁精神是个宝，是西安交大人的骄傲，发展交大需要它，开发西部仍然需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