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媒体的头版都充斥着H7N9禽流感的消息，网站上更是随时更新疫情，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恐慌的可能反而不是疫情，而是恐慌本身了——和十年前面对SARS来袭的时候不同，中国公共卫生管理有了足够成熟的体系和技术用于追踪一种刚刚迁移到人体并且可以致病的病毒。如今，迈过了对传染病疫情“无知者无畏”的阶段以后，我们更需要的，是把目光向前移一步，来审视一下一个又一个病毒是如何“找上门来”的。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警报与反应”网页上，除了有关中国禽流感疫情的动态信息外，还有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病情况。截至今年3月26日，在世卫组织接到报告的17例确诊病人中，已有11人死亡。一位来自英国的病人在发病前有过在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旅行的历史。另一位在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确诊的病人则是从阿联酋的阿布扎比转运过来的。目前，世卫组织官员怀疑，现有的患者都是从动物身上感染的。
　　另一种凶险的病毒感染是埃博拉出血热，它迄今还在中部非洲肆虐着。在去年11月世卫组织的报告中，乌干达的7例患者中有4例死亡。刚果出现的埃博拉出血热爆发，导致81名感染患者中的36人丧生。埃博拉病毒可能起源于蝙蝠，猿或者猩猩可能通过接触蝙蝠的粪便而被感染，这种病毒随后又传染给出没于丛林的猎人。实际上，这与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模式相似——它被认为可能起源于喀麦隆的一只黑猩猩。
　　始于2009年并至少造成18000多人死亡的H1N1猪流感病毒被认为起源于墨西哥的猪群，病毒“跟随”感染者乘坐飞机前往不同地方，很快导致全球性爆发。有关中国禽流感病毒来源的最新信息是，H7N9禽流感病毒的基因与韩国的野鸟和中国江浙地区的鸡鸭有关。而早前的另一项研究把导致SARS的元凶定位为一种叫做“中华菊头蝠”的动物，最初认定的传染源果子狸被认为是一种中间宿主，它只是在广东的野生动物市场里负责把病毒传给人类。
　　“人类疾病源自动物这一问题是构成人类历史最广泛模式的潜在原因，也是构成今天人类健康的某些最重要问题的潜在原因。”美国生物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专门讲述了传染病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其中一章的题目就叫做“来自动物的致命礼物”。
　　及至今日，戴蒙德所总结的“最广泛模式”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出现了新的趋势。从1970年代起，已有40余种新的病原体被发现，其中病毒占大多数，而且有超过70%的源头来自动物。随着越来越多的病菌从动物迁移到人体并造成难以预测的传染病爆发，1990年代医学界提出“新发传染病”的概念，将其定义为“在人群中新出现的感染性疾病，或者是原有的感染性疾病在发病率或地理分布上迅速增加的疾病。”
　　上世纪70年代，天花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灭绝极大地鼓舞了人类抗击传染性疾病的信心。医学界曾经普遍乐观地认为：病菌的感染已经在人类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人们应该把疾病防治的重点转移到癌症等非感染性疾病上。但是以艾滋病的出现为标志，其后三四十年的历史表明，快速的城市化、人口激增、农业产业化、飞机带来洲际旅行的便利、全球贸易发达等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在带给我们更舒适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危机。新发传染病的不断涌现重新改变了医学界对于传染性疾病的想法。
　　1993年，美国新墨西哥州出现一例奇怪的肺炎病例，病人死后数周分离出的病毒，被证明是存在于鼠类等啮齿动物的汉坦病毒。科学家们相信，当年的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美国西南部地区气候变暖，使得啮齿动物大量繁衍，增加了把病毒传播给人的机会。除了气候因素，生态学家研究了许多新发传染病的成因后认为，人类改变自然环境的活动才是激活病毒的最大推动力。其中，快速城市化被认为是引起新发传染病的重要因素。1990年代由伊蚊传播的登革热病毒在印度的流行被认为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此外，由于人类大肆侵占丛林，因而被野生动物感染各种致命传染病的风险也在增加。而亚洲人饲养家禽、喜欢进食珍奇野味的习惯，则是引发各种新型传染病的特殊原因。
　　考虑到各种新发传染病的涌现与生态环境的密切关系，有人最新提出了“生态传染病”的概念。美国公共卫生学家卡尔·怀特在《弥合裂痕》一书中写道，医学家们越来越寻求描述微生物而忽略了对环境的研究。虽然不可否认在控制主要疫情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但由于医学的视野长期局限于如此狭窄的范围内，结果使这些成就被抵消了。这种19世纪的模式现在是否还未过时呢？

安然

（作者系本刊科学编辑、医学科学硕士、哈佛大学尼曼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