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杭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询问和质询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明确规定,五种情形下,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可联名提出质询案。
　　询问和质询,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的一个重要方式。我国宪法第七十三条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的监督法对质询权行使的程序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尽管法律早有规定,但是质询权还是被我国各级人大长期“晾”在了一边,处于虚置不用的状态。直到如今,质询案在全国人大仍然是空白,地方人大偶尔出现的质询案,则常常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质询作为一种刚性的监督方式,为什么一直被“束之高阁”,成为“休眠”的权力呢?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思想顾虑。在监督实践中,人大代表或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质询这种针锋相对形式往往不愿使用,怕让“一府两院”难堪。二是难以操作。有关法律对质询权的规定较为笼统空泛,缺乏可操作性。如质询案的提出和形成、质询人如何发问、被质询者如何申辩等诸多环节,皆未做出规定。正是缺乏规范性文件作依据,即便各地人大对质询这种方式“心向往之”,最后也不得不因“难以使用”、“于法无据”等而不了了之。
　　通过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规定,力图将监督法赋予人大的质询和询问权予以细化,将文本里的权力真正“激活”,这是杭州市人大常委会给询问和质询“立规矩”的价值所在,也是各级人大今后工作中值得重点着力的一个方面。
　　监督法规定了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七种基本方式。不但像询问和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等“非常规武器”的动用,需要全国和地方人大常委会在法律的框架内完善细则、作出规定,然后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完善,而对于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预算和审计报告、执法检查、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等“常规动作”,也需要在制度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除此以外,各地人大在进行监督工作创新的时候,尤其应当先定规矩、再有行动。比如,目前不少地方人大正在进行的专项工作报告满意度测评和审议意见落实情况满意度测评,由于缺乏事先规范,因而在测评对象的确定、方式的选择、结果的公开,以及对测评不满意的处理上,各地做法不一,随意性很大,从而降低和弱化了人大监督的效力。
　　人大工作要善于依靠和彰显制度的力量。唯有在制度内发力,才可避免地方人大在创新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有无法律依据”、“是否越权”等等质疑之声;才能避免人走茶凉、朝令夕改的窘况。这样,“束之高阁”的人大权力才能被真正“激活”,人大的监督能量方能得到进一步的持续释放。
　　我们期待,在未来的政治生活中,人大能够理直气壮地对政府官员提出质询,财政预算报告的审议不再“冷场”,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有所交待,关乎百姓利益的每一项政策的出台,都经得起公众的质疑和推敲,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