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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扭转贫富差距拉大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贫富差距悬殊的资源型区域尤其值得关注。文章基于矿业收益分配使用的偏差性分析了资源型区域多维贫富差距的形成，矿业收益的波动在“荷兰病”效应下带来了行业贫富差距，矿业收益分配的耗散在贪婪效应下导致了“利益群体—普通民众”贫富差距，矿业收益误用中财富配置的空间效应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资源诅咒”效应导致了资源型区域与非资源型区域的贫富差距。山西的煤炭开发历程也显示了资源型区域多维度贫富差距的存在。贫富差距的原因主要在于矿业开发主导的资源型经济缺乏包容性、普惠性，基于此，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提出了治理资源型区域贫富差距的思路：通过调节矿业繁荣缩小行业贫富差距，矿业收益共享治理“利益群体—普通民众”贫富差距，优化矿业收益使用的空间布局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破解“资源诅咒”提升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关键词]贫富差距;资源型区域;矿业收益;“资源诅咒”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4-0067-07
一、问题的提出
贫富差距拉大是我国改革开放至今需要面对的一个较为棘手的难题，贫富差距的拉大不仅会影响到国家持续增长的能力，同时也导致部分人群的贫困，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扭转贫富差距拉大的局面，促进共同富裕。
资源型区域作为以矿产、能源等可耗竭资源开发主导的经济区域，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更为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Buccellato and Alessandrini，2009[1];Papyrakis and Gerlagh，2004[2]）。受矿产开发的影响，资源型区域的贫富差距表现出了复杂的特征：在资源繁荣的过程中，采掘业成为山西工资水平最高的行业（陈晋玲，2011[3]）;而自2000年以来，随着山西资源依赖度的提升，山西的行业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都呈现了拉大的趋势（景普秋，2013[4]）;在内蒙古，伴随煤炭开发，鄂尔多斯成为全国的首富城市，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拉大（郝丽芬，2013[5]）;资源的开发也形成了由煤老板、国有企业、政府、腐败官员等部分群体所组成的利益群体，拉大了与普通民众的贫富差距（景普秋，2011[6]）;在资源枯竭地区，因为失业而导致的贫困问题较为突出。资源型区域贫富差距的原因与矿产开发直接相关，资源收益分配制度的不合理、资源型区域产业结构的单一性、遭遇“资源诅咒”的风险、资源的耗竭性都成为贫富差距拉大的元凶。当前学者们也关注到了资源型区域的贫富差距问题，但是却缺乏系统的认识，也没有从矿产开发特殊性的角度对资源型区域贫富差距的形成进行解释。本文以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省为例，对山西存在的多维贫富差距进行系统研究，并在包容性增长视角下提出治理贫富差距的基本思路。
二、资源型区域贫富差距的多维特征
在资源型区域，矿业开发特殊性所带来的矿业收益分配使用的偏差性（即：矿业收益配置偏离了区域可持续发展轨道，矿业收益的形成、分配与使用环节存在不合理现象）是形成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源（张复明，2013[7]）。矿业收益形成、分配与使用的不合理在“荷兰病”效应、贪婪效应、财富配置空间效应、“资源诅咒”效应的影响下形成了资源型区域的行业贫富差距、“利益群体—普通民众”贫富差距、城乡贫富差距、区域贫富差距（见图1）。
（一）矿业收益波动、“荷兰病”效应与行业贫富差距
矿产品价格强烈波动是资源型区域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外部条件，价格波动会带来矿业收益形成的波动，当矿产品价格高涨的时候，矿业繁荣带来大量的矿业收益，而当矿产品价格低落的时候，矿业萧条导致收益锐减。矿业收益波动形成了矿业收益分配使用的第一次偏差现象，其中，在矿业繁荣时期，较高的矿产品价格使得矿业劳动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高于其他行业，在“荷兰病”效应（Corden and Neary，1982[8]）的作用下，要素向矿业部门流入，导致矿业与其他行业工资收入差距拉大①：第一，当矿业工人看到自己劳动创造的市场价值较高时，就有可能寻求涨工资，要求分享矿业收益;第二，当矿业的边际产品价值较高时，矿业企业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从事矿业，也会主动抬高工资;第三，按照要素流动的规律，只有当各部门劳动工资均等的时候，要素才会停止流动，但是各个行业由于工资合同、转岗就业成本、技术专用性的限制，其他行业劳动力向矿业部门流动时很难实现工资均等，进而产生矿业与其他行业工资收入拉大的局面。而在矿业萧条时期，过低的矿产品价格使得矿业的收益减少，矿业工人的工资收入也减少，行业收入差距出现缩小的局面。
矿产品价格波动下的行业收入差距拉大在资源型省份山西较为突出，从图2中可以看出，1999年、2000年煤炭价格增长率为-8.10%、-0.10%，煤炭价格低迷导致采掘业与制造业、农业以及全行业平均的工资收入差距缩小，1999年三者分别为1.04、1.52、1.07，2000年为1.02、1.44、1.02;自2001年开始到2011年，煤炭价格增长率都大于0，而且煤炭价格的增长率远远大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增长率，在此阶段煤炭繁荣使得采掘业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出现了明显拉大的局面，采掘业与制造业、农业以及全行业平均的收入差距从2001年的1.14、1.39、1.04拉大到2011年的2.13、2.75、1.62;2012年以来煤炭价格的回落使得行业贫富差距有所减轻，2012年煤炭价格增长率为-5.40%，采掘业与制造业、全行业平均的收入差距分别为2.05、1.60，但是与农业的收入差距仍在进一步拉大，达到了空前的2.87的水平。与全国进行比较发现，山西的行业收入差距高于全国，《中国统计年鉴2012》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采掘业与制造业、农业以及全行业平均的收入差距分别为1.42、2.68、1.25，都比同年山西的行业收入差距小，这也凸显了山西行业收入差距过于悬殊。 （二）矿业收益耗散、贪婪效应与“利益群体—普通民众”贫富差距
在矿业开发所形成的矿业收益当中，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归矿业工人所支配之外，仍然有大量的矿业收益，这一部分矿业收益在分配的时候则容易形成矿业收益的耗散，表现为政府、企业、武装团体、居民等利益主体对矿业收益的争夺。对矿业收益的争夺往往使得矿业收益集中在政府部门、官员、企业主、武装团体等少数群体手中，形成了依赖于矿业开发的利益群体。对于政府部门而言，政府部门在矿业征收权利金、稳定基金、环境税、资源税、营业税等多项税收，在资源繁荣时期，政府部门的税收大幅度的增加，往往超过了居民收入的增加，使得政府部门收入与居民收入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对于官员而言，资源型区域的寻租腐败问题比较严重，在矿业相关的资格审查、项目审批、税费征收等方面，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职权将矿业收益贪为己有，因而部分官员也成为矿业开发的既得利益群体。对于企业主而言，他们愿意冒着矿产品价格波动、矿业生产高风险的危险将资本投入到矿业开发中，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获得利润，因而矿业繁荣中企业主也是矿业收益的既得利益群体。在资源型区域，尤其是在非洲的资源丰裕国家，国家政局不稳、武装冲突频发，而矿产资源及其收益都掌握在武装分子手中，他们利用矿业收益用于武器装备升级、奢侈性消费等，形成矿业收益的无效率耗费。政府部门、腐败官员、企业主、武装团体等将资源收益用于无效率投资、奢侈性消费、国外旅游等，与资源型区域普通居民相比形成了悬殊的贫富差距，成为区域矛盾冲突、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另外，国企从业人员和矿区受补偿居民也是矿业开发的利益主体，矿业开发在许多国家为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导致国有企业从业人员收入较高;在农村，因为矿产开发需要占用土地、导致生态破坏等缘故，矿业企业会对直接利益受损居民进行补偿，这种补偿金额往往很高，使得受到补偿的居民与没有受到补偿的普通居民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距。
自2000年以来的数据显示（见表1），虽然山西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GDP都呈现了较快地增长，但是二者比较可以发现，除了2000年、2007年、2010年外，人均财政收入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比值都大于1，导致山西人均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较快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说明在山西GDP当中，政府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可以通过人均财政收入与人均GDP的比值看出，2000年这一比值为0.10，而到了2012年达到了最高的0.22;2012年山西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为16.42%，也高于全国水平的15.89%，山西在全国排第10位，远高于2012年GDP的第21位。这些都说明山西政府部门变得较为富裕，这些收益主要得益于煤炭行业的贡献，成为资源型经济发展的受益者。政府部门在变得富裕的同时，政府官员也因为煤炭繁荣而得益，煤焦领域成为山西腐败的重灾区，腐败官员从中贪污受贿的具体金额也许无法得知，但是从2008年7月开始山西开展的煤焦领域反腐败中，两年时间立案查处案件2 185件，处分官员2 353人，部分官员的腐败金额动辄数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这些都说明在山西煤炭繁荣中政府部门、腐败官员成为煤炭开发的既得利益群体，拉大了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收入差距。
山西煤炭繁荣的另一获利群体是煤炭企业的所有者，他们塑造了山西特有的“煤老板”现象，“煤老板”成为暴发户、土豪的代名词。许多煤矿矿主都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低价获得了煤炭资源的开发权，他们赶上了21世纪初十年的煤炭繁荣，从表1中可以看出，煤炭行业的利润常以超过50%、100%的速度增加，结果“煤老板”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使得山西的富人数量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胡润财富榜显示到2010年底山西有亿万富豪1 250人，在全国排在第10位，远高于山西经济总量、农民收入在全国的排名，二者分别为第21、22位，显示出山西财富分布较为集中、贫富差距较大。
国有企业职工和矿区受补偿群众也是煤炭开发的利益主体。山西的国有企业主要为几大国有煤炭企业集团，这些国有企业在煤炭的繁荣中为员工提供了较高的收入，从图2中可以看出，国有控股企业的工资高于山西的平均工资，二者的比值从2003年的1.07，提升到了2011年的1.27，2012年由于煤价下跌，这一比值下降为1.25，这说明国有企业职工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矿区群众因为煤炭开发占用土地、生态破坏等问题得到煤炭企业的补偿，山西许多有煤村庄的百姓都较为富裕，但是在争取利益补偿的过程中，却也付出了较为惨重的代价，群众与煤矿的打架斗殴、流血牺牲事件、村矿冲突常有发生（赵康杰，2012）[9]。
（三）矿业收益误用、财富配置空间效应与城乡贫富差距
资源型区域矿业开发形成了严重的资源依赖文化，表现在：矿业开发带来的大量收益分配给各个利益群体之后，利益群体往往会产生一种“财富幻觉”，政府、企业、居民都会认为矿业收益是一种可靠的资产，安于现状的心态使得他们不愿意将矿业收益用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且当政府将矿业收益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投资时，往往此类公共支出只是为了安抚民众，公共投资的效率较为低下，企业主、居民也是将矿业收益用于奢侈性消费、向区外转移财富等，没有能够在资源型区域形成新的投资。资源财富没有能够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物质资本财富、人力资本财富。
矿业收益的误用从空间配置的角度看，形成了城乡贫富差距。城乡贫富差距与行业贫富差距、“利益群体—普通民众”贫富差距是相关的，城乡贫富差距更多地体现在区域空间分布上的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在于矿业收益在空间配置时较多地用于城市建设，而农村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从矿业收益使用的空间布局看，城市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聚集地，各个利益群体在得到矿业收益之后，追求城市化是一个必然趋势，大量的矿业收益被用于城市房地产建设、高档消费产业、奢侈品行业等，进而带动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农村地区，一少部分人因为矿产开发得到利益补偿而变得富裕，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因为农业发展滞后（矿业开发的“荷兰病”效应对制造业、农业会产生挤出效应）而陷入贫困。总的来看，资源型区域在矿业繁荣的过程中，城市发展较快而农村发展较慢，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在全国看都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山西也是如此，如表1所示，2000年以来，山西的城乡收入差距从2000年的2.48拉大到2009年的最大值3.30，到2012年略微下降为3.21，山西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在于煤炭收益较多地用于城市建设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但是与全国相比，山西的城乡收入差距也不算过大，比如2000年的时候全国为2.79，最大值为2009年的3.33，全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都大于山西，但是山西自2000年到2009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程度高于全国，山西变动了0.82，全国变动了0.54，这还是显示出山西的城乡收入差距出现了较快地拉大，2012年山西城乡收入差距3.21已经高于全国的3.10。
（四）矿业收益偏差、“资源诅咒”效应与区域贫富差距
资源型区域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在资源收益波动、资源收益耗散、资源收益误用的过程中，产生了“资源诅咒”效应，“资源诅咒”效应表现为资源型区域与其他区域相比长期经济增长缓慢，进而产生了区域间的贫富差距。在价格波动效应、“荷兰病”效应、制度弱化效应、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挤出效应的作用下，资源型区域会出现产业结构单一、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制度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最终导致区域经济陷入贫困。
对于全国省域层面存在的贫富差距，近年来有学者从“资源诅咒”的角度进行了解释，资源丰裕的省份经济增长慢，经济发展水平低（徐康宁、王剑，2006[10]）。从图3中也能够看出，无论是使用2000年、还是2010年的数据，都能够显示出全国层面存在资源依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负相关性，山西属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一个省份，2000年山西人均GDP为5 137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 857元，2010年山西人均GDP为25 449元，也是低于全国平均的30 015元，位居全国中下等的水平。山西与全国相比较为贫困也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从农村贫困人口看，2009年山西农村人口中收入低于2 500元的比重为31.39%，全国为20.44%，山西高出全国10.95个百分点，这说明山西农村的贫困人口比重要比全国高出很多。
三、资源型区域贫富差距的治理
多维度的贫富差距是资源型区域在持续稳定发展中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资源型区域贫富差距形成的根源在于矿业收益形成、分配与使用中的偏差问题，也在于矿业开发主导的资源型经济增长当中，经济增长的速度较慢，导致了与其他区域的贫富差距，同时经济增长缺乏包容性，矿业收益只是带来了部分人口的富裕，而资源型区域的大部分人并未从中获益。因而治理贫富差距需要从矿业收益的纠偏入手，构建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模式，对贫富差距开展治理。
（一）包容性增长理论的含义
国内学者对包容性增长的研究是从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讲话中逐渐认识的，胡锦涛（2010）[11]提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包容性增长实际上是学术界已经普遍接受的概念，属于发展经济学的前沿。21世纪以来，面对亚洲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收入与非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出现恶化的局面，亚洲开发银行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包容性增长是对涓滴式增长、基础广泛的增长、益贫式增长的延续，强调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贫困人口，缩小贫富差距。发展经济学对贫困的认识经历了绝对收入贫困、相对收入贫困、能力贫困、以及权力贫困几个阶段，包容性增长强调对贫富差距、贫困人口的关注，贫富差距不仅仅是收入的不平等，更是能力、权利的不平等，是发展机会的不平等。Ali（2007）[12]指出包容性增长的本质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蔡荣鑫（2010）[13]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通过高速、有效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来创造更多和更高质量的发展机会，并保证所有社会成员尤其是贫困弱势群体能平等地利用发展机会参与经济增长，共享增长成果，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包容性增长对于资源型区域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也是适用的，资源型区域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就在于在资源型经济中，矿业收益只是富了少数人而多数人相对贫困，资本密集的资源产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资源型区域的制度弱化减少了居民分享矿业收益的权利，城市导向的发展战略导致农村较为贫困，“资源诅咒”使得资源型区域经济持续增长难以为继。因而资源型区域贫富差距的治理就需要建立矿业收益共享机制，将矿业收益惠及大多数人群，同时通过产业转型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将矿业收益用于真实财富的积累，增强区域持续增长的能力。
（二）包容性增长视角下资源型区域贫富差距的治理
包容性增长视角下治理资源型区域贫富差距就是要使得矿业开发的经济模式具有包容性，同时实现可持续增长，进而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利益群体—普通民众”贫富差距、城乡贫富差距以及区域贫富差距。
第一，通过调节矿业繁荣治理行业贫富差距。行业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矿业繁荣所导致的矿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拉大，为了避免收入差距拉大以及收入差距拉大可能对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带来的不利影响，首先需要调节矿业繁荣，具体对策为从价征收资源税或征收稳定基金，矿产品价格越高，征收的资源税或稳定基金越多，起到减缓矿产品价格高涨时期的矿业部门繁荣的目的，矿业繁荣程度的降低会减少矿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矿业的工资水平也会相应下降，行业收入差距得到调节;其次，通过增强转型产业竞争力提升非矿产业的收入水平，行业收入差距大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在“荷兰病”效应地作用下，形成了矿业“一业独大”的局面，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农业的竞争力衰退，劳动生产率较低，因而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关键在于通过非矿产业发展的激励政策（包括土地、财税、补贴、融资等多方面的政策）形成非矿产业的竞争优势，进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并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工资水平也得到提升;最后，维持适当的行业收入差距是行业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矿业本身具有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风险高的特征，这就要求高工资的支撑，不然劳动力需求很难满足，因而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并不意味着各行业工资水平都均等，而是要使得行业收入差距维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第二，通过矿业收益共享治理“利益群体—普通民众”贫富差距。对于从矿业开发中获益的企业家而言，获益企业需要在矿区履行社会责任，对矿区居民因为土地塌陷、生态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补贴，开展道路、交通、水利、教育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生态环境治理，提升矿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也可以发展转型产业、公益产业，提升矿区居民的就业水平。在资源型区域的实践中，山西乡宁、吕梁通过“一矿一业一事”、“一企一事一业”、（董江爱，2013[14]）等方式，促进了矿业收益与矿区居民的共享，增进了社会和谐程度，这些都是在资源型区域发展中探索的有益经验。对于政府部门而言，首先要建立廉洁的政府，防范政府官员在矿业领域的寻租腐败;其次最核心的是政府要将繁荣时期的高额矿业收益用于有效率的公共支出，增进社会福利。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矿业一般为国企所有，而且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较高，对于国有企业的高收益进行治理主要将国有资本获得的利润上缴给政府，提高上缴比例，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的重要内容，对于国有企业的垄断性收益要进行反垄断管制，包括增加企业的数量，向民间资本开放矿业领域。对于矿区因利益补偿而富裕起来的村庄、居民，引导鼓励他们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公共服务，适当进行投资，将补偿费用资本化，实现价值增值。
第三，优化矿业收益使用的空间布局，治理城乡贫富差距。首先，在城市发展制造业、服务业创造就业机会，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进程，鼓励农民进城，使更多的人可以迈向城市化所带来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享受城市文明;其次，通过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确保农民不用进城也能享受到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辐射效应，通过政府社会救助减少农村特贫人口数量;另外，要结合矿区实际，对农村及农民进行补偿，适当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就地实现非农就业;最后，加大对资源枯竭工矿区的失业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对远离城市的独立工矿区进行棚户区改造，搬迁入城，改善失业人口的生活水平，对失业人口开展就业再培训。
第四，破解“资源诅咒”治理区域贫富差距。资源型区域的包容性增长就是要实现资源型经济发展惠及所有行业、人群、城乡，但其前提是要实现高速增长，“资源诅咒”导致资源型区域经济增长缓慢，拉大了与其他区域的差距，因而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是要破解“资源诅咒”。破解“资源诅咒”需要从其成因着手采取相应的措施：一是要建立稳定高效的政府，健全资源型区域制度体系，包括完善的资源税费制度、矿业收益的透明化管理制度、改变资源依赖文化等;二是要加快产业转型，通过发展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等，实现产业的多元化;三是要破解资源型经济对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加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资本形成，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破解“资源诅咒”对资源型区域而言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项长期任务，因而在短期内，资源型区域难以摆脱资源产业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是却要处理好有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行业贫富差距、“利益群体—普通民众”贫富差距、城乡贫富差距等问题，关键则在于是否能够对矿业收益的分配使用进行有效管理，增强资源型经济发展的包容性。
四、结 论
在资源型区域，矿业开发的特殊性带来了悬殊的贫富差距，在资源繁荣时期表现的尤为突出：在矿产品价格强烈波动和矿业收益波动的背景下，“荷兰病”效应使得矿业繁荣时期为了吸引要素流向矿业，矿业不得不提高工资，采矿业的收入水平高于其他行业，带来了行业贫富差距问题;在矿业收益分配中，高额的矿业收益使得各个利益群体竞相追逐，出现了矿业收益耗散现象，政府部门、官员、企业主、受补偿群众、国有企业从业人员等成为矿业开发的既得利益群体，而普通人无法从中获益，形成了“利益群体—普通民众”贫富差距;在矿业收益的使用中，财富空间配置的不合理导致收益主要用于城市建设而农村发展缓慢，形成了城乡贫富差距问题;而在矿业收益波动、分配与使用的各个环节，伴随出现了导致“资源诅咒”的价格波动效应、“荷兰病”效应、制度弱化效应、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挤出效应，最终导致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缓慢，拉大了与非资源型区域的贫富差距。山西的数据证实了资源型区域存在的多维度贫富差距。
较大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出资源型经济增长方式不是普惠式的、不是包容性的，本文基于包容性增长的理论，提出了治理资源型区域贫富差距需要在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增强对各个行业、人群、城乡的包容性，具体可以通过调节矿业繁荣缩小行业贫富差距，矿业收益共享治理“利益群体—普通民众”贫富差距，优化矿业收益使用的空间布局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破解“资源诅咒”提升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注 释]
① 除了矿业繁荣，矿业工资收入高于其他行业的原因还有矿业的高风险性、较差的就业环境，矿业高工资可以看作是对风险与较差就业环境的一种补偿。这里主要分析矿业收益波动所带来的行业收入差距的异常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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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贫富差距;资源型区域;矿业收益;“资源诅咒”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4-0067-07
一、问题的提出
贫富差距拉大是我国改革开放至今需要面对的一个较为棘手的难题，贫富差距的拉大不仅会影响到国家持续增长的能力，同时也导致部分人群的贫困，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扭转贫富差距拉大的局面，促进共同富裕。
资源型区域作为以矿产、能源等可耗竭资源开发主导的经济区域，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更为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Buccellato and Alessandrini，2009[1];Papyrakis and Gerlagh，2004[2]）。受矿产开发的影响，资源型区域的贫富差距表现出了复杂的特征：在资源繁荣的过程中，采掘业成为山西工资水平最高的行业（陈晋玲，2011[3]）;而自2000年以来，随着山西资源依赖度的提升，山西的行业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都呈现了拉大的趋势（景普秋，2013[4]）;在内蒙古，伴随煤炭开发，鄂尔多斯成为全国的首富城市，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拉大（郝丽芬，2013[5]）;资源的开发也形成了由煤老板、国有企业、政府、腐败官员等部分群体所组成的利益群体，拉大了与普通民众的贫富差距（景普秋，2011[6]）;在资源枯竭地区，因为失业而导致的贫困问题较为突出。资源型区域贫富差距的原因与矿产开发直接相关，资源收益分配制度的不合理、资源型区域产业结构的单一性、遭遇“资源诅咒”的风险、资源的耗竭性都成为贫富差距拉大的元凶。当前学者们也关注到了资源型区域的贫富差距问题，但是却缺乏系统的认识，也没有从矿产开发特殊性的角度对资源型区域贫富差距的形成进行解释。本文以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山西省为例，对山西存在的多维贫富差距进行系统研究，并在包容性增长视角下提出治理贫富差距的基本思路。
二、资源型区域贫富差距的多维特征
在资源型区域，矿业开发特殊性所带来的矿业收益分配使用的偏差性（即：矿业收益配置偏离了区域可持续发展轨道，矿业收益的形成、分配与使用环节存在不合理现象）是形成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源（张复明，2013[7]）。矿业收益形成、分配与使用的不合理在“荷兰病”效应、贪婪效应、财富配置空间效应、“资源诅咒”效应的影响下形成了资源型区域的行业贫富差距、“利益群体—普通民众”贫富差距、城乡贫富差距、区域贫富差距（见图1）。
（一）矿业收益波动、“荷兰病”效应与行业贫富差距
矿产品价格强烈波动是资源型区域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外部条件，价格波动会带来矿业收益形成的波动，当矿产品价格高涨的时候，矿业繁荣带来大量的矿业收益，而当矿产品价格低落的时候，矿业萧条导致收益锐减。矿业收益波动形成了矿业收益分配使用的第一次偏差现象，其中，在矿业繁荣时期，较高的矿产品价格使得矿业劳动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品价值高于其他行业，在“荷兰病”效应（Corden and Neary，1982[8]）的作用下，要素向矿业部门流入，导致矿业与其他行业工资收入差距拉大①：第一，当矿业工人看到自己劳动创造的市场价值较高时，就有可能寻求涨工资，要求分享矿业收益;第二，当矿业的边际产品价值较高时，矿业企业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从事矿业，也会主动抬高工资;第三，按照要素流动的规律，只有当各部门劳动工资均等的时候，要素才会停止流动，但是各个行业由于工资合同、转岗就业成本、技术专用性的限制，其他行业劳动力向矿业部门流动时很难实现工资均等，进而产生矿业与其他行业工资收入拉大的局面。而在矿业萧条时期，过低的矿产品价格使得矿业的收益减少，矿业工人的工资收入也减少，行业收入差距出现缩小的局面。
矿产品价格波动下的行业收入差距拉大在资源型省份山西较为突出，从图2中可以看出，1999年、2000年煤炭价格增长率为-8.10%、-0.10%，煤炭价格低迷导致采掘业与制造业、农业以及全行业平均的工资收入差距缩小，1999年三者分别为1.04、1.52、1.07，2000年为1.02、1.44、1.02;自2001年开始到2011年，煤炭价格增长率都大于0，而且煤炭价格的增长率远远大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增长率，在此阶段煤炭繁荣使得采掘业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出现了明显拉大的局面，采掘业与制造业、农业以及全行业平均的收入差距从2001年的1.14、1.39、1.04拉大到2011年的2.13、2.75、1.62;2012年以来煤炭价格的回落使得行业贫富差距有所减轻，2012年煤炭价格增长率为-5.40%，采掘业与制造业、全行业平均的收入差距分别为2.05、1.60，但是与农业的收入差距仍在进一步拉大，达到了空前的2.87的水平。与全国进行比较发现，山西的行业收入差距高于全国，《中国统计年鉴2012》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采掘业与制造业、农业以及全行业平均的收入差距分别为1.42、2.68、1.25，都比同年山西的行业收入差距小，这也凸显了山西行业收入差距过于悬殊。 （二）矿业收益耗散、贪婪效应与“利益群体—普通民众”贫富差距
在矿业开发所形成的矿业收益当中，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归矿业工人所支配之外，仍然有大量的矿业收益，这一部分矿业收益在分配的时候则容易形成矿业收益的耗散，表现为政府、企业、武装团体、居民等利益主体对矿业收益的争夺。对矿业收益的争夺往往使得矿业收益集中在政府部门、官员、企业主、武装团体等少数群体手中，形成了依赖于矿业开发的利益群体。对于政府部门而言，政府部门在矿业征收权利金、稳定基金、环境税、资源税、营业税等多项税收，在资源繁荣时期，政府部门的税收大幅度的增加，往往超过了居民收入的增加，使得政府部门收入与居民收入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对于官员而言，资源型区域的寻租腐败问题比较严重，在矿业相关的资格审查、项目审批、税费征收等方面，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职权将矿业收益贪为己有，因而部分官员也成为矿业开发的既得利益群体。对于企业主而言，他们愿意冒着矿产品价格波动、矿业生产高风险的危险将资本投入到矿业开发中，其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获得利润，因而矿业繁荣中企业主也是矿业收益的既得利益群体。在资源型区域，尤其是在非洲的资源丰裕国家，国家政局不稳、武装冲突频发，而矿产资源及其收益都掌握在武装分子手中，他们利用矿业收益用于武器装备升级、奢侈性消费等，形成矿业收益的无效率耗费。政府部门、腐败官员、企业主、武装团体等将资源收益用于无效率投资、奢侈性消费、国外旅游等，与资源型区域普通居民相比形成了悬殊的贫富差距，成为区域矛盾冲突、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另外，国企从业人员和矿区受补偿居民也是矿业开发的利益主体，矿业开发在许多国家为国有企业垄断经营，导致国有企业从业人员收入较高;在农村，因为矿产开发需要占用土地、导致生态破坏等缘故，矿业企业会对直接利益受损居民进行补偿，这种补偿金额往往很高，使得受到补偿的居民与没有受到补偿的普通居民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距。
自2000年以来的数据显示（见表1），虽然山西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GDP都呈现了较快地增长，但是二者比较可以发现，除了2000年、2007年、2010年外，人均财政收入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比值都大于1，导致山西人均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较快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说明在山西GDP当中，政府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可以通过人均财政收入与人均GDP的比值看出，2000年这一比值为0.10，而到了2012年达到了最高的0.22;2012年山西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重为16.42%，也高于全国水平的15.89%，山西在全国排第10位，远高于2012年GDP的第21位。这些都说明山西政府部门变得较为富裕，这些收益主要得益于煤炭行业的贡献，成为资源型经济发展的受益者。政府部门在变得富裕的同时，政府官员也因为煤炭繁荣而得益，煤焦领域成为山西腐败的重灾区，腐败官员从中贪污受贿的具体金额也许无法得知，但是从2008年7月开始山西开展的煤焦领域反腐败中，两年时间立案查处案件2 185件，处分官员2 353人，部分官员的腐败金额动辄数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这些都说明在山西煤炭繁荣中政府部门、腐败官员成为煤炭开发的既得利益群体，拉大了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收入差距。
山西煤炭繁荣的另一获利群体是煤炭企业的所有者，他们塑造了山西特有的“煤老板”现象，“煤老板”成为暴发户、土豪的代名词。许多煤矿矿主都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低价获得了煤炭资源的开发权，他们赶上了21世纪初十年的煤炭繁荣，从表1中可以看出，煤炭行业的利润常以超过50%、100%的速度增加，结果“煤老板”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使得山西的富人数量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胡润财富榜显示到2010年底山西有亿万富豪1 250人，在全国排在第10位，远高于山西经济总量、农民收入在全国的排名，二者分别为第21、22位，显示出山西财富分布较为集中、贫富差距较大。
国有企业职工和矿区受补偿群众也是煤炭开发的利益主体。山西的国有企业主要为几大国有煤炭企业集团，这些国有企业在煤炭的繁荣中为员工提供了较高的收入，从图2中可以看出，国有控股企业的工资高于山西的平均工资，二者的比值从2003年的1.07，提升到了2011年的1.27，2012年由于煤价下跌，这一比值下降为1.25，这说明国有企业职工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矿区群众因为煤炭开发占用土地、生态破坏等问题得到煤炭企业的补偿，山西许多有煤村庄的百姓都较为富裕，但是在争取利益补偿的过程中，却也付出了较为惨重的代价，群众与煤矿的打架斗殴、流血牺牲事件、村矿冲突常有发生（赵康杰，2012）[9]。
（三）矿业收益误用、财富配置空间效应与城乡贫富差距
资源型区域矿业开发形成了严重的资源依赖文化，表现在：矿业开发带来的大量收益分配给各个利益群体之后，利益群体往往会产生一种“财富幻觉”，政府、企业、居民都会认为矿业收益是一种可靠的资产，安于现状的心态使得他们不愿意将矿业收益用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且当政府将矿业收益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投资时，往往此类公共支出只是为了安抚民众，公共投资的效率较为低下，企业主、居民也是将矿业收益用于奢侈性消费、向区外转移财富等，没有能够在资源型区域形成新的投资。资源财富没有能够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物质资本财富、人力资本财富。
矿业收益的误用从空间配置的角度看，形成了城乡贫富差距。城乡贫富差距与行业贫富差距、“利益群体—普通民众”贫富差距是相关的，城乡贫富差距更多地体现在区域空间分布上的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在于矿业收益在空间配置时较多地用于城市建设，而农村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从矿业收益使用的空间布局看，城市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聚集地，各个利益群体在得到矿业收益之后，追求城市化是一个必然趋势，大量的矿业收益被用于城市房地产建设、高档消费产业、奢侈品行业等，进而带动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农村地区，一少部分人因为矿产开发得到利益补偿而变得富裕，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因为农业发展滞后（矿业开发的“荷兰病”效应对制造业、农业会产生挤出效应）而陷入贫困。总的来看，资源型区域在矿业繁荣的过程中，城市发展较快而农村发展较慢，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在全国看都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山西也是如此，如表1所示，2000年以来，山西的城乡收入差距从2000年的2.48拉大到2009年的最大值3.30，到2012年略微下降为3.21，山西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在于煤炭收益较多地用于城市建设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但是与全国相比，山西的城乡收入差距也不算过大，比如2000年的时候全国为2.79，最大值为2009年的3.33，全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都大于山西，但是山西自2000年到2009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程度高于全国，山西变动了0.82，全国变动了0.54，这还是显示出山西的城乡收入差距出现了较快地拉大，2012年山西城乡收入差距3.21已经高于全国的3.10。
（四）矿业收益偏差、“资源诅咒”效应与区域贫富差距
资源型区域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在资源收益波动、资源收益耗散、资源收益误用的过程中，产生了“资源诅咒”效应，“资源诅咒”效应表现为资源型区域与其他区域相比长期经济增长缓慢，进而产生了区域间的贫富差距。在价格波动效应、“荷兰病”效应、制度弱化效应、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挤出效应的作用下，资源型区域会出现产业结构单一、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制度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最终导致区域经济陷入贫困。
对于全国省域层面存在的贫富差距，近年来有学者从“资源诅咒”的角度进行了解释，资源丰裕的省份经济增长慢，经济发展水平低（徐康宁、王剑，2006[10]）。从图3中也能够看出，无论是使用2000年、还是2010年的数据，都能够显示出全国层面存在资源依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负相关性，山西属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一个省份，2000年山西人均GDP为5 137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 857元，2010年山西人均GDP为25 449元，也是低于全国平均的30 015元，位居全国中下等的水平。山西与全国相比较为贫困也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从农村贫困人口看，2009年山西农村人口中收入低于2 500元的比重为31.39%，全国为20.44%，山西高出全国10.95个百分点，这说明山西农村的贫困人口比重要比全国高出很多。
三、资源型区域贫富差距的治理
多维度的贫富差距是资源型区域在持续稳定发展中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资源型区域贫富差距形成的根源在于矿业收益形成、分配与使用中的偏差问题，也在于矿业开发主导的资源型经济增长当中，经济增长的速度较慢，导致了与其他区域的贫富差距，同时经济增长缺乏包容性，矿业收益只是带来了部分人口的富裕，而资源型区域的大部分人并未从中获益。因而治理贫富差距需要从矿业收益的纠偏入手，构建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模式，对贫富差距开展治理。
（一）包容性增长理论的含义
国内学者对包容性增长的研究是从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讲话中逐渐认识的，胡锦涛（2010）[11]提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包容性增长实际上是学术界已经普遍接受的概念，属于发展经济学的前沿。21世纪以来，面对亚洲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收入与非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出现恶化的局面，亚洲开发银行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包容性增长是对涓滴式增长、基础广泛的增长、益贫式增长的延续，强调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贫困人口，缩小贫富差距。发展经济学对贫困的认识经历了绝对收入贫困、相对收入贫困、能力贫困、以及权力贫困几个阶段，包容性增长强调对贫富差距、贫困人口的关注，贫富差距不仅仅是收入的不平等，更是能力、权利的不平等，是发展机会的不平等。Ali（2007）[12]指出包容性增长的本质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蔡荣鑫（2010）[13]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通过高速、有效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来创造更多和更高质量的发展机会，并保证所有社会成员尤其是贫困弱势群体能平等地利用发展机会参与经济增长，共享增长成果，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包容性增长对于资源型区域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也是适用的，资源型区域贫富差距悬殊的原因就在于在资源型经济中，矿业收益只是富了少数人而多数人相对贫困，资本密集的资源产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资源型区域的制度弱化减少了居民分享矿业收益的权利，城市导向的发展战略导致农村较为贫困，“资源诅咒”使得资源型区域经济持续增长难以为继。因而资源型区域贫富差距的治理就需要建立矿业收益共享机制，将矿业收益惠及大多数人群，同时通过产业转型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将矿业收益用于真实财富的积累，增强区域持续增长的能力。
（二）包容性增长视角下资源型区域贫富差距的治理
包容性增长视角下治理资源型区域贫富差距就是要使得矿业开发的经济模式具有包容性，同时实现可持续增长，进而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利益群体—普通民众”贫富差距、城乡贫富差距以及区域贫富差距。
第一，通过调节矿业繁荣治理行业贫富差距。行业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矿业繁荣所导致的矿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拉大，为了避免收入差距拉大以及收入差距拉大可能对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带来的不利影响，首先需要调节矿业繁荣，具体对策为从价征收资源税或征收稳定基金，矿产品价格越高，征收的资源税或稳定基金越多，起到减缓矿产品价格高涨时期的矿业部门繁荣的目的，矿业繁荣程度的降低会减少矿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矿业的工资水平也会相应下降，行业收入差距得到调节;其次，通过增强转型产业竞争力提升非矿产业的收入水平，行业收入差距大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在“荷兰病”效应地作用下，形成了矿业“一业独大”的局面，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农业的竞争力衰退，劳动生产率较低，因而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关键在于通过非矿产业发展的激励政策（包括土地、财税、补贴、融资等多方面的政策）形成非矿产业的竞争优势，进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并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工资水平也得到提升;最后，维持适当的行业收入差距是行业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矿业本身具有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风险高的特征，这就要求高工资的支撑，不然劳动力需求很难满足，因而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并不意味着各行业工资水平都均等，而是要使得行业收入差距维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第二，通过矿业收益共享治理“利益群体—普通民众”贫富差距。对于从矿业开发中获益的企业家而言，获益企业需要在矿区履行社会责任，对矿区居民因为土地塌陷、生态环境破坏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补贴，开展道路、交通、水利、教育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生态环境治理，提升矿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也可以发展转型产业、公益产业，提升矿区居民的就业水平。在资源型区域的实践中，山西乡宁、吕梁通过“一矿一业一事”、“一企一事一业”、（董江爱，2013[14]）等方式，促进了矿业收益与矿区居民的共享，增进了社会和谐程度，这些都是在资源型区域发展中探索的有益经验。对于政府部门而言，首先要建立廉洁的政府，防范政府官员在矿业领域的寻租腐败;其次最核心的是政府要将繁荣时期的高额矿业收益用于有效率的公共支出，增进社会福利。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矿业一般为国企所有，而且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较高，对于国有企业的高收益进行治理主要将国有资本获得的利润上缴给政府，提高上缴比例，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的重要内容，对于国有企业的垄断性收益要进行反垄断管制，包括增加企业的数量，向民间资本开放矿业领域。对于矿区因利益补偿而富裕起来的村庄、居民，引导鼓励他们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公共服务，适当进行投资，将补偿费用资本化，实现价值增值。
第三，优化矿业收益使用的空间布局，治理城乡贫富差距。首先，在城市发展制造业、服务业创造就业机会，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进程，鼓励农民进城，使更多的人可以迈向城市化所带来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享受城市文明;其次，通过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确保农民不用进城也能享受到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辐射效应，通过政府社会救助减少农村特贫人口数量;另外，要结合矿区实际，对农村及农民进行补偿，适当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就地实现非农就业;最后，加大对资源枯竭工矿区的失业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对远离城市的独立工矿区进行棚户区改造，搬迁入城，改善失业人口的生活水平，对失业人口开展就业再培训。
第四，破解“资源诅咒”治理区域贫富差距。资源型区域的包容性增长就是要实现资源型经济发展惠及所有行业、人群、城乡，但其前提是要实现高速增长，“资源诅咒”导致资源型区域经济增长缓慢，拉大了与其他区域的差距，因而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是要破解“资源诅咒”。破解“资源诅咒”需要从其成因着手采取相应的措施：一是要建立稳定高效的政府，健全资源型区域制度体系，包括完善的资源税费制度、矿业收益的透明化管理制度、改变资源依赖文化等;二是要加快产业转型，通过发展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等，实现产业的多元化;三是要破解资源型经济对科技创新、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加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资本形成，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破解“资源诅咒”对资源型区域而言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项长期任务，因而在短期内，资源型区域难以摆脱资源产业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是却要处理好有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行业贫富差距、“利益群体—普通民众”贫富差距、城乡贫富差距等问题，关键则在于是否能够对矿业收益的分配使用进行有效管理，增强资源型经济发展的包容性。
四、结 论
在资源型区域，矿业开发的特殊性带来了悬殊的贫富差距，在资源繁荣时期表现的尤为突出：在矿产品价格强烈波动和矿业收益波动的背景下，“荷兰病”效应使得矿业繁荣时期为了吸引要素流向矿业，矿业不得不提高工资，采矿业的收入水平高于其他行业，带来了行业贫富差距问题;在矿业收益分配中，高额的矿业收益使得各个利益群体竞相追逐，出现了矿业收益耗散现象，政府部门、官员、企业主、受补偿群众、国有企业从业人员等成为矿业开发的既得利益群体，而普通人无法从中获益，形成了“利益群体—普通民众”贫富差距;在矿业收益的使用中，财富空间配置的不合理导致收益主要用于城市建设而农村发展缓慢，形成了城乡贫富差距问题;而在矿业收益波动、分配与使用的各个环节，伴随出现了导致“资源诅咒”的价格波动效应、“荷兰病”效应、制度弱化效应、人力资本与科技创新挤出效应，最终导致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缓慢，拉大了与非资源型区域的贫富差距。山西的数据证实了资源型区域存在的多维度贫富差距。
较大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出资源型经济增长方式不是普惠式的、不是包容性的，本文基于包容性增长的理论，提出了治理资源型区域贫富差距需要在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增强对各个行业、人群、城乡的包容性，具体可以通过调节矿业繁荣缩小行业贫富差距，矿业收益共享治理“利益群体—普通民众”贫富差距，优化矿业收益使用的空间布局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破解“资源诅咒”提升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注 释]
① 除了矿业繁荣，矿业工资收入高于其他行业的原因还有矿业的高风险性、较差的就业环境，矿业高工资可以看作是对风险与较差就业环境的一种补偿。这里主要分析矿业收益波动所带来的行业收入差距的异常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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