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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山寨之都，在硬件供应链、创业基因和政府激励的三方推动下，正成为创客追梦的好莱坞。不过，当各种创客空间和孵化器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之时，泡沫也随之而来。
2011年，北大硕士毕业的黄锦锋创办了迈迪加公司，第一款产品是新生儿睡眠监测仪。当时公司创始团队都是工科背景，对营销并不擅长，而在中国照顾新生儿的主力是老人，市场需求也存在偏差的情况下，这款产品最终在2013年黯然中止。
“2013年年底，我们在营业上还没有起色，现金流快断了，要坚持下去的话钱怎么办？”黄锦锋回忆当时的情况，“拿到融资之前，我们在苦苦挣扎，那时候应该是整个智能硬件行业还没有起来，我们在默默做一些技术性的积累和工作。”
公司早期发展阶段，黄锦锋自行投入了数百万元，但还是抵不住硬件创业的烧钱之战。幸运的是，他申请到了深圳政府平台发布的的科技项目立项支持，累计获得了上百万元的政府资助，而这笔钱正成了公司的“救命钱”，让公司在未实现盈利的情况下生存了下来。
“我们在4年多以前，看准了智能硬件这个方向，当时并没有积累太多的相关市场调研数据，只是凭着感觉和身边人的一些感悟，选择了这样一个方向。还好，我们坚持到了今天，随着智能硬件这波起来之后，我们的产品得到了认可，曝光率也明显增加。”黄锦锋说。
2014年1月，谷歌以32亿美元收购Nest，引爆了智能家居领域的热潮。几乎与谷歌收购案同一时间，迈迪加获得了来自微纳研究院的20万元天使轮融资—后者是在深圳市科创委、发改委和南山区政府指导下，成立的聚焦于集成电路及其应用领域的科技创新研究院。
之后，迈迪加的发展可谓是顺风顺水，乘着智能硬件如火如荼的东风，2014年7月，其获得了来自戈壁投资的2000万元A轮融资。这一年，公司新产品非可穿戴智能睡眠监测器RestOn在国际上获得了多项发明和设计奖项，并于12月正式向全球用户推出。2015年7月，公司获得了来自罗莱家纺领投，京东旗下甲盛投资跟投的4405万元B轮融资。
抗起中国市场半边天
“如果不是身处深圳，我可能熬不过创业第三年的那个寒冬。”黄锦锋的感叹并非没有依据。
深圳目前已是中国智能硬件产业最发达的地方。易观智库分析显示，截至2015年8月，中国创新智能硬件主要集中在深圳，占比高达44.4%，远高于排名第二的北京12.4%的水平（图1）。
随着资本市场对创新智能硬件的逐步认可，其他地区也逐步崛起，包括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区域，工业、制造业较为集中的广州、杭州等地也占有一定的份额。但在黄锦锋看来，深圳依然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适合硬件创业的地方，因为“这里有最好的硬件供应链、物流”，在工业设计和结构设计等领域都具有优势，跟北京相比，“唯一落后的地方在营销和传媒”。
供应链是深圳在硬件创业上的公认优势。创业者在深圳可以找到齐全的电子零件、加工厂和技术人员，快速完成从创意到样品再到小量生产的过程。在华强北，随意走进商圈内的一栋大楼，都聚集了各种电子产品和元器件，从原材料到晶片、电路板等零件，直看得人眼花缭乱。拜山寨所赐，深圳的工厂早已习惯了少量多样生产，永远不排斥来自创业者的小订单。
“工厂鱼龙混杂，初创企业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实力区分它们的质量，”黄锦锋如是表示。在获得天使轮融资之前的2013年年底，迈迪加与科通芯城旗下硬蛋合作，由后者提供包括寻找原材料、小批量采购、开模具以及后续生产测试等在内的一揽子供应链服务。在黄锦锋看来，迈迪加之所以能够顺利熬到今天的好时光，硬蛋的供应链服务举足轻重。
按照科通芯城董事长康敬伟的说法，智能硬件考验的是创业团队软硬结合的综合能力，而创业团队通常只在某一个方面很强，对于不擅长的方面，借助硬蛋采用众包的模式，降低了失败的成本。
联想旗下的星云加速器同样为硬件创业企业提供供应链服务，其CEO杨海涛表示：“硬件投入时间比较长，要跟工厂对接，开模、备料，如果犯了错误，基本很难有机会再起来了。硬件产品60%是要靠协作来完成，不可能由一家工厂全部完成。我们调研了50多家团队，70%的问题出现在硬件核心开发制造上，所以有好的供应商，好东西才能做出来。”
类似硬蛋和星云加速器这样的供应链服务商，在深圳还有很多，他们凭借集团化作业的方式将深圳供应链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而且这一服务目前多是免费的。对于这一点，康敬伟的解释是，“我们干这个事，有点吃力不讨好，但是却能跟客户建立起联系”。对于将创业企业集中在一起而产生的乘数效应，康敬如的心里当然十分有谱。
除了供应链服务商，培养创客文化的创客空间、众多硬件加速孵化器以及各种高峰论坛和展会，共同构成了深圳一个相对完善的创客帮扶圈。以柴火创客空间为例，一方面提供开源硬件工具和各种桌面工具，例如3D打印机、激光切割机，并展示国内外的创客产品，另一方面还会定期举办各种聚会和工作坊，让创客们聚在一起分享彼此的观点。创客可以在这里找到兴趣相投的人，成为搭档，组建团队。对于优秀的项目，柴火创客空间还会介绍投资人，协助创客和投资人进行资源对接。随着影响力的扩大，柴火空间成为许多美国创客来到深圳的第一个落脚点，一年一度的国际创客周活动（Maker Faire）正是由其承办。
Maker Faire由美国《Make》杂志发起，在中国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之前这一活动一直由柴火创客空间的投资人—深圳矽递科技公司（Seeed Studio）代理，2015年深圳市政府首次接手。由于官方资源的介入，与前两届相比，媒体的宣传力度显著提高，市内交通干道、公交站台，都悬挂了相关活动宣传。于6月举行的第三届深圳国际创客周吸引了来自全球的500余个创客个人和团队参展，5天时间内共有近20万人次入园参观。
事实上，深圳一直从政府层面上推动发展着创客文化。深圳市设立了2亿元创客专项资金，对创客空间、创客项目、创客服务、成果转化和创客活动予以支持，并制定了《深圳市创客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此外，市政府还设立了创客母基金，支持社会资本发起设立创客投资基金，引导创投机构投资创客项目和创客初创企业。 除了提供科技项目资助，解决资金问题，政府还专门制定了各级领导挂点联系服务企业的制度，以便及时了解企业的需求，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包括资金、场地、甚至市场推广等。据黄锦锋介绍，2015年，深圳市副市长张虎挂职督导迈迪加，多个政府部门前来公司进行调研，了解需求。在他眼中，深圳市政府服务意识强，近民开明，效率高，是非常适合创业的城市。
离硅谷最近的中国城市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是中国最早布局制造业的基地，它成就于山寨，如今却也受困于山寨。作为深圳的一个缩影，华强北是世界级的电子产品制造中心和全球最大的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在山寨手机的辉煌时代，这里曾创造了上万家小公司，养活了上百万人。如今，在电子产品技术升级、成本下降和电商的冲击下，华强北遭遇了整改转型之痛，它也被最大的“山寨”电子产品生产地之名所累。
杨海涛指出，深圳目前的消费电子产业链与以前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以前有很多小厂，它们主要接山寨订单，从VCD时代开始，每两三年都会有一波产品起来。但是从2013年年底到现在，新的一波没出来，因为智能手机的出现把大批产品都干掉了，大屏手机出来把平板干掉了，小米出来把山寨手机干掉了。这两年洗牌特别快”。
也正是从2013年开始，大量手工作坊式的工厂倒闭。这是因为新的智能硬件需要软件、云和专业的客户服务，讲求用户交互，这些小工厂显然都不在行，必然走向末路。
尽管如此，杨海涛仍然认为，中国的硬件创新之都，只有深圳可以做到。在中国一线城市中，深圳是唯一以创新和创业作为核心竞争力的城市。深圳的创新是建立在野蛮生长和山寨的基础上的，这种创新是自发的，由市场推动的。“深圳的供应链优势和高端制造业基础，“深圳既有硬件基础，也有务实的基因，现在整个行业都面临转型，人，当活不了的时候，爆发出来的能量是巨大的。”
国家物联网标准专家、前华为技术副总裁、赛伯乐合伙人张俊认为，中国制造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转向中国创造，深圳有创新创业的激情和政府的鼓励，一旦聚集了雄厚的资金和ICT行业精英，完全有希望可以成为下一个硅谷。硅谷的优势在于它不仅聚集了全球的精英、也吸引了来自华尔街和全世界的钱。
而在康敬伟心中，深圳已经是下一个硅谷了，从2014年开始，深圳就已成为世界级的智能硬件创新之都，“深圳的供应链优势和高端制造业基础，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比拟，深圳还拥有最市场化的政府，只要不限制，市场就可以发展起来。现在中国的企业不是抄美国，而是跟美国平行发展的竞争态势，特别是这一波智能硬件”。
泡沫暗涌
能否成为下一个硅谷还有待时间来检验，但深圳这个昔日的山寨大本营俨然已经摇身成为创客的代表城市。根据《促进创客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从2015年开始，深圳计划每年至少新增50个创客空间、10个创客服务平台及新增创客3万人。按照这个速度，到2017年底，深圳的创客空间将达200个、创客服务平台达50个、全市创客超过10万人。
在创客空间上，据深圳市科创委主任陆健介绍，到2015年6月，深圳市创业型的创客和带有兴趣爱好的创客加在一块有1万多人；各种各样能够为创客提供硬件和软件服务的机构差不多有40来家，其中集中从事创客活动的机构，上规模的则有30多家。再来看孵化器，2013年深圳市共有20家孵化器，2014年迅速增至107家，包括创业苗圃型、单纯的科技型孵化器和加速器，并且这个数字还在继续扩大。
对于创客空间和孵化器数量快速膨胀的现象，张俊援引周鸿祎的观点指出，互联网+的兴起让房企一夜之间变身孵化器，主要是因为国家在打压房地产，房企没法融资贷款，因此只能把空置的厂房换一块牌子，这样就可以找政府要钱，吸收一些创客过来，但其实哪儿有这么多创客让你孵化，大部分孵化器恐怕都只是空壳。
按照2015年深圳各个级别的创客加起来约有1万余人，创客服务机构却有40多家来计算，就算平均分配，每家可以分到的创客数量也只有250人左右。而这些空间中又有一些具有知名度和先发优势的，例如柴火创客空间，仅一家的注册会员人数就达到3000多人，也就是说，剩余的40家创客空间可以吸引到的创客数量将进一步缩水。
柴火创客空间CEO刘得志认为，深圳的创客热潮是个很好的开端，但可能导致一定的泡沫出现，事实上大家都还没想清楚为什么创客热潮会到来。
对于创业企业来说，泡沫还体现在人力成本的提高上。欧瑞博CEO王雄辉诉苦道，资本向智能硬件领域潮涌也导致了行业的人才成本水涨船高，现在招人特别难，毕业没多久、稍微沾点边的大学生要价都在1万元/月。
张俊表示，创业就好比练最高级别的武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在拥有资金、人才和文化的美国硅谷，创业成功率也才5%，而中国的成功率更只有千分之五。“创客，和功夫一样是只有极少数人才玩得起的奢侈的人生游戏”。在这场不乏泡沫的创业热潮里，每个创业者都应该认清自己，没有最好的路，只有最适合自己的选择，明白创业的动机，有社会责任担当，回归创业的本质，从而远离“被创业者”。
2011年，北大硕士毕业的黄锦锋创办了迈迪加公司，第一款产品是新生儿睡眠监测仪。当时公司创始团队都是工科背景，对营销并不擅长，而在中国照顾新生儿的主力是老人，市场需求也存在偏差的情况下，这款产品最终在2013年黯然中止。
“2013年年底，我们在营业上还没有起色，现金流快断了，要坚持下去的话钱怎么办？”黄锦锋回忆当时的情况，“拿到融资之前，我们在苦苦挣扎，那时候应该是整个智能硬件行业还没有起来，我们在默默做一些技术性的积累和工作。”
公司早期发展阶段，黄锦锋自行投入了数百万元，但还是抵不住硬件创业的烧钱之战。幸运的是，他申请到了深圳政府平台发布的的科技项目立项支持，累计获得了上百万元的政府资助，而这笔钱正成了公司的“救命钱”，让公司在未实现盈利的情况下生存了下来。
“我们在4年多以前，看准了智能硬件这个方向，当时并没有积累太多的相关市场调研数据，只是凭着感觉和身边人的一些感悟，选择了这样一个方向。还好，我们坚持到了今天，随着智能硬件这波起来之后，我们的产品得到了认可，曝光率也明显增加。”黄锦锋说。
2014年1月，谷歌以32亿美元收购Nest，引爆了智能家居领域的热潮。几乎与谷歌收购案同一时间，迈迪加获得了来自微纳研究院的20万元天使轮融资—后者是在深圳市科创委、发改委和南山区政府指导下，成立的聚焦于集成电路及其应用领域的科技创新研究院。
之后，迈迪加的发展可谓是顺风顺水，乘着智能硬件如火如荼的东风，2014年7月，其获得了来自戈壁投资的2000万元A轮融资。这一年，公司新产品非可穿戴智能睡眠监测器RestOn在国际上获得了多项发明和设计奖项，并于12月正式向全球用户推出。2015年7月，公司获得了来自罗莱家纺领投，京东旗下甲盛投资跟投的4405万元B轮融资。
抗起中国市场半边天
“如果不是身处深圳，我可能熬不过创业第三年的那个寒冬。”黄锦锋的感叹并非没有依据。
深圳目前已是中国智能硬件产业最发达的地方。易观智库分析显示，截至2015年8月，中国创新智能硬件主要集中在深圳，占比高达44.4%，远高于排名第二的北京12.4%的水平（图1）。
随着资本市场对创新智能硬件的逐步认可，其他地区也逐步崛起，包括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区域，工业、制造业较为集中的广州、杭州等地也占有一定的份额。但在黄锦锋看来，深圳依然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适合硬件创业的地方，因为“这里有最好的硬件供应链、物流”，在工业设计和结构设计等领域都具有优势，跟北京相比，“唯一落后的地方在营销和传媒”。
供应链是深圳在硬件创业上的公认优势。创业者在深圳可以找到齐全的电子零件、加工厂和技术人员，快速完成从创意到样品再到小量生产的过程。在华强北，随意走进商圈内的一栋大楼，都聚集了各种电子产品和元器件，从原材料到晶片、电路板等零件，直看得人眼花缭乱。拜山寨所赐，深圳的工厂早已习惯了少量多样生产，永远不排斥来自创业者的小订单。
“工厂鱼龙混杂，初创企业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实力区分它们的质量，”黄锦锋如是表示。在获得天使轮融资之前的2013年年底，迈迪加与科通芯城旗下硬蛋合作，由后者提供包括寻找原材料、小批量采购、开模具以及后续生产测试等在内的一揽子供应链服务。在黄锦锋看来，迈迪加之所以能够顺利熬到今天的好时光，硬蛋的供应链服务举足轻重。
按照科通芯城董事长康敬伟的说法，智能硬件考验的是创业团队软硬结合的综合能力，而创业团队通常只在某一个方面很强，对于不擅长的方面，借助硬蛋采用众包的模式，降低了失败的成本。
联想旗下的星云加速器同样为硬件创业企业提供供应链服务，其CEO杨海涛表示：“硬件投入时间比较长，要跟工厂对接，开模、备料，如果犯了错误，基本很难有机会再起来了。硬件产品60%是要靠协作来完成，不可能由一家工厂全部完成。我们调研了50多家团队，70%的问题出现在硬件核心开发制造上，所以有好的供应商，好东西才能做出来。”
类似硬蛋和星云加速器这样的供应链服务商，在深圳还有很多，他们凭借集团化作业的方式将深圳供应链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而且这一服务目前多是免费的。对于这一点，康敬伟的解释是，“我们干这个事，有点吃力不讨好，但是却能跟客户建立起联系”。对于将创业企业集中在一起而产生的乘数效应，康敬如的心里当然十分有谱。
除了供应链服务商，培养创客文化的创客空间、众多硬件加速孵化器以及各种高峰论坛和展会，共同构成了深圳一个相对完善的创客帮扶圈。以柴火创客空间为例，一方面提供开源硬件工具和各种桌面工具，例如3D打印机、激光切割机，并展示国内外的创客产品，另一方面还会定期举办各种聚会和工作坊，让创客们聚在一起分享彼此的观点。创客可以在这里找到兴趣相投的人，成为搭档，组建团队。对于优秀的项目，柴火创客空间还会介绍投资人，协助创客和投资人进行资源对接。随着影响力的扩大，柴火空间成为许多美国创客来到深圳的第一个落脚点，一年一度的国际创客周活动（Maker Faire）正是由其承办。
Maker Faire由美国《Make》杂志发起，在中国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之前这一活动一直由柴火创客空间的投资人—深圳矽递科技公司（Seeed Studio）代理，2015年深圳市政府首次接手。由于官方资源的介入，与前两届相比，媒体的宣传力度显著提高，市内交通干道、公交站台，都悬挂了相关活动宣传。于6月举行的第三届深圳国际创客周吸引了来自全球的500余个创客个人和团队参展，5天时间内共有近20万人次入园参观。
事实上，深圳一直从政府层面上推动发展着创客文化。深圳市设立了2亿元创客专项资金，对创客空间、创客项目、创客服务、成果转化和创客活动予以支持，并制定了《深圳市创客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此外，市政府还设立了创客母基金，支持社会资本发起设立创客投资基金，引导创投机构投资创客项目和创客初创企业。 除了提供科技项目资助，解决资金问题，政府还专门制定了各级领导挂点联系服务企业的制度，以便及时了解企业的需求，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包括资金、场地、甚至市场推广等。据黄锦锋介绍，2015年，深圳市副市长张虎挂职督导迈迪加，多个政府部门前来公司进行调研，了解需求。在他眼中，深圳市政府服务意识强，近民开明，效率高，是非常适合创业的城市。
离硅谷最近的中国城市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是中国最早布局制造业的基地，它成就于山寨，如今却也受困于山寨。作为深圳的一个缩影，华强北是世界级的电子产品制造中心和全球最大的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在山寨手机的辉煌时代，这里曾创造了上万家小公司，养活了上百万人。如今，在电子产品技术升级、成本下降和电商的冲击下，华强北遭遇了整改转型之痛，它也被最大的“山寨”电子产品生产地之名所累。
杨海涛指出，深圳目前的消费电子产业链与以前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以前有很多小厂，它们主要接山寨订单，从VCD时代开始，每两三年都会有一波产品起来。但是从2013年年底到现在，新的一波没出来，因为智能手机的出现把大批产品都干掉了，大屏手机出来把平板干掉了，小米出来把山寨手机干掉了。这两年洗牌特别快”。
也正是从2013年开始，大量手工作坊式的工厂倒闭。这是因为新的智能硬件需要软件、云和专业的客户服务，讲求用户交互，这些小工厂显然都不在行，必然走向末路。
尽管如此，杨海涛仍然认为，中国的硬件创新之都，只有深圳可以做到。在中国一线城市中，深圳是唯一以创新和创业作为核心竞争力的城市。深圳的创新是建立在野蛮生长和山寨的基础上的，这种创新是自发的，由市场推动的。“深圳的供应链优势和高端制造业基础，“深圳既有硬件基础，也有务实的基因，现在整个行业都面临转型，人，当活不了的时候，爆发出来的能量是巨大的。”
国家物联网标准专家、前华为技术副总裁、赛伯乐合伙人张俊认为，中国制造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转向中国创造，深圳有创新创业的激情和政府的鼓励，一旦聚集了雄厚的资金和ICT行业精英，完全有希望可以成为下一个硅谷。硅谷的优势在于它不仅聚集了全球的精英、也吸引了来自华尔街和全世界的钱。
而在康敬伟心中，深圳已经是下一个硅谷了，从2014年开始，深圳就已成为世界级的智能硬件创新之都，“深圳的供应链优势和高端制造业基础，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地方可以比拟，深圳还拥有最市场化的政府，只要不限制，市场就可以发展起来。现在中国的企业不是抄美国，而是跟美国平行发展的竞争态势，特别是这一波智能硬件”。
泡沫暗涌
能否成为下一个硅谷还有待时间来检验，但深圳这个昔日的山寨大本营俨然已经摇身成为创客的代表城市。根据《促进创客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从2015年开始，深圳计划每年至少新增50个创客空间、10个创客服务平台及新增创客3万人。按照这个速度，到2017年底，深圳的创客空间将达200个、创客服务平台达50个、全市创客超过10万人。
在创客空间上，据深圳市科创委主任陆健介绍，到2015年6月，深圳市创业型的创客和带有兴趣爱好的创客加在一块有1万多人；各种各样能够为创客提供硬件和软件服务的机构差不多有40来家，其中集中从事创客活动的机构，上规模的则有30多家。再来看孵化器，2013年深圳市共有20家孵化器，2014年迅速增至107家，包括创业苗圃型、单纯的科技型孵化器和加速器，并且这个数字还在继续扩大。
对于创客空间和孵化器数量快速膨胀的现象，张俊援引周鸿祎的观点指出，互联网+的兴起让房企一夜之间变身孵化器，主要是因为国家在打压房地产，房企没法融资贷款，因此只能把空置的厂房换一块牌子，这样就可以找政府要钱，吸收一些创客过来，但其实哪儿有这么多创客让你孵化，大部分孵化器恐怕都只是空壳。
按照2015年深圳各个级别的创客加起来约有1万余人，创客服务机构却有40多家来计算，就算平均分配，每家可以分到的创客数量也只有250人左右。而这些空间中又有一些具有知名度和先发优势的，例如柴火创客空间，仅一家的注册会员人数就达到3000多人，也就是说，剩余的40家创客空间可以吸引到的创客数量将进一步缩水。
柴火创客空间CEO刘得志认为，深圳的创客热潮是个很好的开端，但可能导致一定的泡沫出现，事实上大家都还没想清楚为什么创客热潮会到来。
对于创业企业来说，泡沫还体现在人力成本的提高上。欧瑞博CEO王雄辉诉苦道，资本向智能硬件领域潮涌也导致了行业的人才成本水涨船高，现在招人特别难，毕业没多久、稍微沾点边的大学生要价都在1万元/月。
张俊表示，创业就好比练最高级别的武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在拥有资金、人才和文化的美国硅谷，创业成功率也才5%，而中国的成功率更只有千分之五。“创客，和功夫一样是只有极少数人才玩得起的奢侈的人生游戏”。在这场不乏泡沫的创业热潮里，每个创业者都应该认清自己，没有最好的路，只有最适合自己的选择，明白创业的动机，有社会责任担当，回归创业的本质，从而远离“被创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