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禹襄创编的太极拳别有神韵、自成一家，是最早形成文人化的太极拳。所谓文人化，首先是开创武派太极拳的武禹襄兄弟与李亦兄弟都出身于书香门第，历代传人也以文化人居多，他们对于拳艺纯属兴趣爱好，相似于文人绘画，强调灵性，强调逸兴。由于是在这种超脱心态下，其对太极拳的钻研，是以研究学术为目的，具有精益求精之心，而不为世俗利益和习惯所累，这就淡化了授艺中师徒父子家长式的关系，重心传不重仪式，表现出在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的社会责任感。
　　其次，武派太极拳的文人化着重表现在对武术深层理论的探讨。武氏得到王宗岳《太极拳谱》后，依靠自身的文化素养和练功实践，毕一生精力予以生发扩充，使拳论与拳架的联系愈益紧密入微，乃披沙凿石所得，可说字字金玉，故近代习练太极拳者，十有八九皆以《太极拳论》与武、李文章为理论支柱。这种深思熟虑、勤于笔耕的文人作风，至第四代传人郝月如先生，第五代传人徐哲东先生，莫不如此。其中徐哲东撰写的《太极拳考信录》、《太极拳谱理研究辨伪合编》早已成为研究太极拳史的权威著作。


　　文人气质必然影响到太极拳的演练。拳架是拳论的体现，对拳论的不同理解，势必导致太极拳形成不同的风格和流派。这一思想正是武派太极拳的形成原因。太极拳拳势脱胎于长拳，在某些拳势上带有清晰的长拳痕迹。武派太极拳最大限度地削弱了长拳痕迹，尤其表现在以“起承转合”为主线的拳架改革上。
　　关于起承转合，元·范德机《诗格》说：“作诗有四法，起要平直，承要春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永。”元·杨载《诗法家数》说：“破题，要突兀高远，如狂风卷浪，势欲滔天；颔联，要如骊龙之珠抱而不脱；颈联要变化，如疾雷破山，观者惊愕；结句，如剡溪之棹，自去自回，言有尽而意无穷。”清·刘熙载《艺概》说：“起有分合缓急，收有虚实顺逆，对有反正平串，接有远近曲直。起承转合四字，起者起下也，连合亦起在内；合者合上也，连起亦合在内；中间用承用转，皆兼顾起合也。”


　　由此可知，武氏将之引入太极拳，使之成为太极拳训练的一个新内容，颇具良苦用心。这一程式由“懒扎衣”一直贯穿于结尾，成为武派太极拳区别它派太极的重要标志。起承转合的每一动作过程，都须以武氏所揭示的身法规范为依托，令此四节既具连贯技击意义，同时也是独立桩法训练。强调桩法，深化拳势内涵，武氏完成这项工作，来源于对拳法理论的精确把握和对自身千百次实验成果的自信。
　　武派太极拳的特点之一是跟步紧凑，完整圆充。这与文人的身体素质有关。文人习武，其本力实逊于壮汉，为此就需寻找加大冲击力的方法。武氏拳之跟步前冲并加以圆整充固的身法，加之起承转合与十三势的有机结合，形成螺旋翻转的劲力，成为推手发放的基本功。在拳架中反复操练“懒扎衣”等式，无非是熟悉“五技八法”，以利在推手中造成敷盖对吞的态势。用现代西方理论来解释，就是在原材料相同的情况下，最佳的组合能发挥出最佳的功能。
　　文人化太极拳的形成，是太极拳从技艺型向学术技艺型转变的伊始，是“太极文化”的伊始。研习者不再是纠纠武夫，而是文质彬彬的雅士。受其影响，各派太极拳都相继出现了一批融技艺、学术于一身的太极拳家，为拓展太极拳研究领域，提高太极拳的社会地位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