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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首都空气质量的争论，已经不再是环保局和美国大使馆谁更可信的问题。
早晨，PM 2.5浓度：23；PM2.5空气质量指数：69；空气质量等级：中等(Moderate)。
2011年11月9日早上9时刚过，妮基·纽博尔德(NicolaNewbold)就将这一系列空气质量数据提交给英国哈罗公学北京分校的校体育部，为他们每天的体育课程安排提供参考。
在大多数情况下，提交空气质量数据是妮基每天需要完成的第一项工作——妮基是哈罗公学北京分校的校医，2008年来到北京。然而，哈罗公学在英国的学校以及曼谷分校在校园管理方面，都没有空气质量数据报告这一环节。妮基解释道：“英国的空气很好，人们甚至都没有‘空气质量’这一概念，不过在北京，我们意识到这(空气质量监测)是必要的。”
他们都相信美国使馆
哈罗公学根据空气质量指数(AQI)，制定了一项相对应的学生户外活动的政策。当空气质量处于“中等(Moderate)”时，校体育部就要开始注意一些有相关病史的学生是否对空气质量有反应，并且学生的户外活动时间也要尽量控制；空气质量“很不健康(Very Unhealthy)”时，学生只能在特定情况下才能参加户外活动；而一旦空气质量是“有害的(Hazardous)，学生们就只能老实地呆在室内了。只有在空气质量处于“好(good)”的情况下，学生们才有户外活动的绝对自由。
哈罗公学根据空气质量指数的6个不同等级，制作了6种不同颜色的卡片，挂在学校的相应区域，让学生对于空气质量保持敏感，从而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们要保证对学生负责。明年我们在香港开设分校时，也会有同样的监测。”妮基说。
离哈罗公学北京分校不过500米左右，BISS国际学校也对空气质量保持了同样的关注——据了解，在北京的大多数国际学校都非常重视空气质量的相关监测数据，而他们的数据来源都是同一个：美国驻华大使馆空气质量监测站。
美国大使馆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是两个进行北京空气质量指数监测的主要机构。那么，为什么国际学校都选择美国大使馆的数据作为自己的教学参考指标?在哈罗公学北京分校关于空气质量指数的相
关规定中，答案很明显：美国大使馆的监测数据每个小时更新一次，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数据是过去几天数值的平均值，每天公布一次；美国大使馆提供空气中PM2.5颗粒物含量的监测数据，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在这一项上欠缺。
事实上，对于美国大使馆提供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关注，在这个10月骤增——即时转发美国大使馆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新浪微博，在10月下旬的粉丝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同样骤增的，还有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所面临的社会压力。这都缘于在北京城紧锁了近一个月的一场雾。
静默的“呛声”
整个10月，北京城被雾霾所困，难见阳光。然而，在北京城生活的人们渐渐发现，这雾不那么简单，尤其在10月30日至11月1日，许多网友表示“街上没一辆干净的车”、“空气中有股呛人的味儿”，著名广告文案创作者东东枪甚至戏谑北京是在“办首届‘伦敦周’”，公众纷纷对首都的空气质量抛出问号。
当公众向权威寻求答案时，他们得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10月30日至11月1日，北京市环保局公布的空气质量仅是“轻度污染”，而同一时间内美国大使馆发布的44次数据中，有30次空气健康等级为“有害的(Hazardous)”。两个答案南辕北辙，公众自然选择与自己感受更贴近的那一个，于是向另一个抛出了更多的问号，而问题的焦点落在了PM2.5上。
PM2.5是一个环境科学概念，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直径不到人的头发丝粗细的1／20。与较粗的大气颗粒物如PM 10相比，PM2.5粒径小，富含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且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
但目前，北京市环保局只公布PMlO浓度数值，也就是粗大气颗粒浓度。
对此，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用人体健康标准指标打了个比方，表示指标越高达标越难，而PMlO与PM2.5的监测同等重要。“想健康，就应该锻炼身体，大气治理也是一样，改善空气质量，减排才是硬道理。”北京市环保局同时对外宣称，奥运会后北京的空气质量并未恶化，今年前十个月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239天，占78.6％，一级天数甚至超过了2010年全年一级天数的总和。对于美国大使馆公布的空气质量数值，杜少中也说“愿意对数据”。
《世界博览》记者就PMIO和PM2.5浓度的监控标准问题询问了四位大气监控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专家，得到的回复却是不约而同的“目前我们不方便回答这个问题”。
美国大使馆至今没有任何公开回应。在使馆网站关于空气质量监测站的介绍中有这样一段话：“美国大使馆的空气质量监测站在使馆馆区内通过衡量PM2.5悬浮颗粒监测空气质量，目的是为了给美国驻京外交人员提供健康方面的资讯。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是无法通过单一空气监测站的数据得到的。”这段话里，美方的立场已经很鲜明。
城市化是因污染是果
那么，北京以及中国的其他城市PM2.5的污染程度有多严重?人们纷纷开始自己寻找答案。在相关资讯中，被援引得最多的一项素材，是去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的2001年至2006年全球空气质量图——在图中，华北地区PM2.5均值达到80，甚至超过中东和撒哈拉沙漠地区，为全球最高。
今年5月，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开始进行PM2.5的测量一不过最初的主要监测目标并不是城市大气。达尔问的志愿者们对吸烟环境下的PM2.5浓度进行了监测，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公众了解公共空间吸烟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年7月，达尔问将城市大气PM2.5监测的数值放在了网站上。北京10月的空气质量引发的社会讨论，使越来越多的居民向达尔问申请借用PM2。5的监测仪器，自行测量，了解自己身边的环境状况。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更新了《空气质量准则》，修订了PM2，5的基准值。2006年，美国主动将PM2.5的24小时标准由65微克／立方米升为35微克／立方米，印度与香港2009年也在空气质量监测中增加了PM2.5标准。2010年，环保部在最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中，仅仅给出了PM2.5的参考限值，PM2.5依旧未能成为正式指标。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一位志愿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个标准，但不同国家所面临的自然以及社会情况不同，因此在实施上有先后并制定不同的标准，是无可厚非的。”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一位教授也表示，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已经度过了城市化中的污染高峰期，并且有相对健全的法律法规，因此在空气监测方面体系更完善。
一位与环境部门联系频繁的环保人士说：“环保部门其实相对弱势，他们其实是承受城市化负面结果的一方。就这次事件来说，环保局无法转嫁压力，因为他们无力推动其他相关部门采取措施，限制城市交通尾气污染。”
据了解，北京市环保局已经在北京市二环区域进行了PM2.5和PM1监测的布点与测量，不过数据的公布与否“得服从国家统一安排”。
“公众能提高环保意识，自觉审视身边的环境，这样政府才能意识到问题所在，环境问题才可能得到治理，”达尔问成员王秋霞说，“而环境信息公开，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这也是公众期待着的一步。
早晨，PM 2.5浓度：23；PM2.5空气质量指数：69；空气质量等级：中等(Moderate)。
2011年11月9日早上9时刚过，妮基·纽博尔德(NicolaNewbold)就将这一系列空气质量数据提交给英国哈罗公学北京分校的校体育部，为他们每天的体育课程安排提供参考。
在大多数情况下，提交空气质量数据是妮基每天需要完成的第一项工作——妮基是哈罗公学北京分校的校医，2008年来到北京。然而，哈罗公学在英国的学校以及曼谷分校在校园管理方面，都没有空气质量数据报告这一环节。妮基解释道：“英国的空气很好，人们甚至都没有‘空气质量’这一概念，不过在北京，我们意识到这(空气质量监测)是必要的。”
他们都相信美国使馆
哈罗公学根据空气质量指数(AQI)，制定了一项相对应的学生户外活动的政策。当空气质量处于“中等(Moderate)”时，校体育部就要开始注意一些有相关病史的学生是否对空气质量有反应，并且学生的户外活动时间也要尽量控制；空气质量“很不健康(Very Unhealthy)”时，学生只能在特定情况下才能参加户外活动；而一旦空气质量是“有害的(Hazardous)，学生们就只能老实地呆在室内了。只有在空气质量处于“好(good)”的情况下，学生们才有户外活动的绝对自由。
哈罗公学根据空气质量指数的6个不同等级，制作了6种不同颜色的卡片，挂在学校的相应区域，让学生对于空气质量保持敏感，从而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我们要保证对学生负责。明年我们在香港开设分校时，也会有同样的监测。”妮基说。
离哈罗公学北京分校不过500米左右，BISS国际学校也对空气质量保持了同样的关注——据了解，在北京的大多数国际学校都非常重视空气质量的相关监测数据，而他们的数据来源都是同一个：美国驻华大使馆空气质量监测站。
美国大使馆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是两个进行北京空气质量指数监测的主要机构。那么，为什么国际学校都选择美国大使馆的数据作为自己的教学参考指标?在哈罗公学北京分校关于空气质量指数的相
关规定中，答案很明显：美国大使馆的监测数据每个小时更新一次，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数据是过去几天数值的平均值，每天公布一次；美国大使馆提供空气中PM2.5颗粒物含量的监测数据，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在这一项上欠缺。
事实上，对于美国大使馆提供的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关注，在这个10月骤增——即时转发美国大使馆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新浪微博，在10月下旬的粉丝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同样骤增的，还有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所面临的社会压力。这都缘于在北京城紧锁了近一个月的一场雾。
静默的“呛声”
整个10月，北京城被雾霾所困，难见阳光。然而，在北京城生活的人们渐渐发现，这雾不那么简单，尤其在10月30日至11月1日，许多网友表示“街上没一辆干净的车”、“空气中有股呛人的味儿”，著名广告文案创作者东东枪甚至戏谑北京是在“办首届‘伦敦周’”，公众纷纷对首都的空气质量抛出问号。
当公众向权威寻求答案时，他们得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10月30日至11月1日，北京市环保局公布的空气质量仅是“轻度污染”，而同一时间内美国大使馆发布的44次数据中，有30次空气健康等级为“有害的(Hazardous)”。两个答案南辕北辙，公众自然选择与自己感受更贴近的那一个，于是向另一个抛出了更多的问号，而问题的焦点落在了PM2.5上。
PM2.5是一个环境科学概念，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直径不到人的头发丝粗细的1／20。与较粗的大气颗粒物如PM 10相比，PM2.5粒径小，富含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且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长、输送距离远，因而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更大。
但目前，北京市环保局只公布PMlO浓度数值，也就是粗大气颗粒浓度。
对此，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用人体健康标准指标打了个比方，表示指标越高达标越难，而PMlO与PM2.5的监测同等重要。“想健康，就应该锻炼身体，大气治理也是一样，改善空气质量，减排才是硬道理。”北京市环保局同时对外宣称，奥运会后北京的空气质量并未恶化，今年前十个月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239天，占78.6％，一级天数甚至超过了2010年全年一级天数的总和。对于美国大使馆公布的空气质量数值，杜少中也说“愿意对数据”。
《世界博览》记者就PMIO和PM2.5浓度的监控标准问题询问了四位大气监控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专家，得到的回复却是不约而同的“目前我们不方便回答这个问题”。
美国大使馆至今没有任何公开回应。在使馆网站关于空气质量监测站的介绍中有这样一段话：“美国大使馆的空气质量监测站在使馆馆区内通过衡量PM2.5悬浮颗粒监测空气质量，目的是为了给美国驻京外交人员提供健康方面的资讯。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是无法通过单一空气监测站的数据得到的。”这段话里，美方的立场已经很鲜明。
城市化是因污染是果
那么，北京以及中国的其他城市PM2.5的污染程度有多严重?人们纷纷开始自己寻找答案。在相关资讯中，被援引得最多的一项素材，是去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公布的2001年至2006年全球空气质量图——在图中，华北地区PM2.5均值达到80，甚至超过中东和撒哈拉沙漠地区，为全球最高。
今年5月，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开始进行PM2.5的测量一不过最初的主要监测目标并不是城市大气。达尔问的志愿者们对吸烟环境下的PM2.5浓度进行了监测，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公众了解公共空间吸烟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年7月，达尔问将城市大气PM2.5监测的数值放在了网站上。北京10月的空气质量引发的社会讨论，使越来越多的居民向达尔问申请借用PM2。5的监测仪器，自行测量，了解自己身边的环境状况。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更新了《空气质量准则》，修订了PM2，5的基准值。2006年，美国主动将PM2.5的24小时标准由65微克／立方米升为35微克／立方米，印度与香港2009年也在空气质量监测中增加了PM2.5标准。2010年，环保部在最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中，仅仅给出了PM2.5的参考限值，PM2.5依旧未能成为正式指标。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一位志愿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个标准，但不同国家所面临的自然以及社会情况不同，因此在实施上有先后并制定不同的标准，是无可厚非的。”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一位教授也表示，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已经度过了城市化中的污染高峰期，并且有相对健全的法律法规，因此在空气监测方面体系更完善。
一位与环境部门联系频繁的环保人士说：“环保部门其实相对弱势，他们其实是承受城市化负面结果的一方。就这次事件来说，环保局无法转嫁压力，因为他们无力推动其他相关部门采取措施，限制城市交通尾气污染。”
据了解，北京市环保局已经在北京市二环区域进行了PM2.5和PM1监测的布点与测量，不过数据的公布与否“得服从国家统一安排”。
“公众能提高环保意识，自觉审视身边的环境，这样政府才能意识到问题所在，环境问题才可能得到治理，”达尔问成员王秋霞说，“而环境信息公开，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这也是公众期待着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