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近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尽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续性理论研究必不可少，但是实证性研究和深化探索更是迫在眉睫。本研究选取北京作为节点，意在通过对其的实证研究进而指出，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利用时，必须安排好三大环节的前期准备——即必须注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和现状的实地调查，必须注意旅游利用时旅游者需求的调查，必须注意遗产利用中相关者的利益协调。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三欠环节；实证研究
[中国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6一0050—07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遗产旅游是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国外，文化遗产旅游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热点，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时间尚短，因此，其相关理论也不够成熟，研究成果也多集中在保护方面，旅游开发的研究显得较少。除了鲍勃·麦克彻(Bob McKereher)、希拉里·迪克罗(Hilary Du Cros)、格雷格·理查兹(Greg Richards)等对文化旅游、遗产旅游等的全面阐述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艾哈迈德·亚哈雅(Ahmad Yabaya)、范黛华(Vandiver Pamela B.)等学者也都各有不同的论述。其中，在《文化旅游：旅游与文化遗产伙伴关系的管理》中，鲍勃·麦克彻(Bob McKercher)等不仅提出了“文化旅游的四要素”，而且还进一步阐述了“并非所有文化资源都是文化旅游的吸引物”的观点。在《文化旅游：局部和全局的观点》中，格雷格-理查兹(Greg Riehads)也用了第12章的整章篇幅来讨论“将旅游资源作为当地有关遗产意识的培育工具”的做法和意义。
近年来，我国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研究也正在开始成为热点。如吴馨萍、刘魁立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梳理，田美蓉、保继刚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现状的考查，林秋朔、崔风军、罗春培等对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分析，梁保尔、马波等对其旅游利用的探讨，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其中不少学者，不仅对各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提出了有关开发的原则与建议，而且还明确地指出，旅游开发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如：田美蓉、保继刚在《游客对歌舞旅游产品真实性评判研究》文中对西双版纳傣族歌舞的考察与分析；梁保尔、马波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研究》文中对旅游利用“有助于承传”的论述；而崔凤军、罗春培的《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明确地指出，旅游是“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渠道”)。
就总体而言，在我国更多的研究中，却仍偏重于宏观层面的定性研究，多是对保护与利用的一般化论述，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转化为旅游产品，如何在转化的过程中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以及寻找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旅游开发模式等，深入论者仍然有限。
如果从工作层面来考察，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下，文化和旅游的相互促进与融合也的确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一定的经济效益。在总体上，仍然存在着二者结合发展不够理想的问题。为此，2009年9月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联合出台了《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的十项“推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主要措施”，不少内容都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问题。而要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的基础上得到恰如其分的利用，笔者认为，其前期的三大准备环节是不可缺少的。
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2003年10月17日在巴黎通过以来，其《保护民间创作建议书》、《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伊斯坦布尔宣言》所强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更得到了全球更多的关注。《公约》第十三条第四款所规定的“各缔约国应努力做到”的“采取适当的法律、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更提出了有关机构建设、培训管理、提供活动和表现的场所和空间、确保享用、尊重传统习俗、建立文献机构、创造利用条件等多方面的课题。如果结合到公约第十三条第一、第二、第三款关于保护利用的规定，需要做的工作就更多。
这些年来我国的研究已经很有成就，笔者认为，当前实证性研究的不足，已经羁绊了我们的步伐。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和课题组成员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方面，也特地注意到了其旅游利用的研究。恰巧2009年我们有幸投标成功北京市旅游局招标的课题，所以我们就把二者结合起来研究。既可以避免某些理论研究的空洞性，也可以防止某些实践研究的短视性。
一、“实地调查”与北京节点的选择
按照《公约》和国家政策落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表现，并进一步实现它的合理利用，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保护与利用的内容十分广阔，尤其是对于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和9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300万平方公里的主张管辖海域的中国，要全面系统的研究也还有相当的困难。为此，我们将非物质遗产旅游利用的供需基础作为“实地调查”的主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利用现状的调查、有关消费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需求的调查——因为这是下一步保护利用的两大基础环节。
以北京为调查区域，是因为：①北京曾是元明清以来统一的中国的京都，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从而使得它的历史文化遗存最具集中性；②元明清三代，执政的民族分别是蒙、汉、满，这又使得它的文化遗存更具有多元民族的包容性；③从1949年到现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从当年的420万人增加到2009年末的1755万人。60余年北京新增的1300余万人中，大多是由全国各地迁来北京的，所以北京的非物质文化传承更具有了全国各地的多样综合性。④中国的56个兄弟民族中，每个民族都有人在京生活，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除汉族外，在京兄弟民族常住人口约为58.5万人(占当时全市总人口的4.3％)；在常住人口中，满、回、蒙古、朝鲜、土家、壮、苗、维吾尔、藏、彝、侗、白、锡伯、瑶、布依等15个民族人口均已超过千人，其中满族、回族、蒙古族、朝鲜族等4个民族均超过万人，因此，各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在北京都有可能得到体现。有鉴于此，本研究对调查地域的选择，在中国的确具有不可取代的典型性。
另一方面，北京又是全国旅游者最为集中的地区。如果以区域面积作为统计考虑因素，那么北京市更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旅游者密集区，加之全国百姓的首都情结，所以来京旅游者又更具全国的普遍覆盖度(没有国内其他一些城市那样明显的客源市场偏移性)。所以在对旅客进行抽样调查时，北京的调查也就能够少一些偏差。
二、重要环节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利用 现状调查
(一)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现状
1 总量较大
北京作为文明古都，历史悠久，拥有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各类有关资料汇总，目前，我国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028项。第一批中北京市共有13项(占全国的2.5％)；第二批中北京市共有35项(占全国的6.9％)；合计48项(占全国的4.7％)。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14项)和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15项)。
2 类型繁多
目前，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为十大类，即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而在北京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数量最多的是传统手工技艺类(41.7％)，其次为杂技与竞技(8.7％)、民间美术(8.7％)、民间文学(8.3％)、曲艺(8.3％)。
3 分布广泛
目前，北京市城八区和各郊区县均拥有数量众多、不同等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但是，从总量上看，城八区比郊区县更集中，其遗产的等级也普遍较高。例如，城八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占北京市的87.5％，郊区县占很少的比重。而在城八区中，南城的宣武和崇文两区最为集中。
4 综合性的生存模式
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民俗学的研究发现，在现存的民间节日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留的数量特征、类型特征、分布特征往往能够得到综合性的显现。其中又以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以及传统手工技艺作品的集中表现更为突出。
目前，很多杂技与竞技类、民间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是因为其与传统节日的共存(或者参与到了旅游的节事活动中等)，不仅得以较好地保存，而且还在民众中提升了知名度。例如，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京西太平鼓”，就是北京十分悠久的文化传承。京西太平鼓与京西居民节日生活相当密切(历史上门头沟的很多村落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击打太平鼓，在每年的腊月和正月最为活跃)，改革开放30多年间，太平鼓更是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国家庆典或一些重大活动场合，都能看到京西太平鼓的精彩表演。2009年，太平鼓表演队又参加了国庆之夜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晚会，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上了太平鼓声。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现状
为了了解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现状和旅游利用现状，课题组在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首先对北京的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等类的十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和企业进行了访谈和考察，重点了解当前的传承和传承人状况，了解其在传承利用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其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支持。其次，课题组也对文化馆、文委和旅游局的相关部门进行了访谈，主要了解从政府的角度如何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利用，应该完善哪些政策法规与办法等。
1 资源价值极高
北京市拥有4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致均匀分布在十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中。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表演艺术类遗产。北京的昆曲和京剧，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典型代表，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它蕴涵着丰富的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的遗存，而昆曲又已经进入了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录，其价值之高均是人之共识。又如厂甸庙会节日民俗、传统的手工艺制品、北京同仁堂的传统中医药等等，在国内外旅游市场中也正在显示出它们的魅力。
2 旅游利用积极性普遍很高
随着北京市旅游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希望借助旅游市场这一重要平台，实现其传承的推广，有的并已通过一些渠道与旅游局的相关部门或相关企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但是调查中发现，也有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对旅游市场开发不感兴趣，不愿意加入旅游市场。如北京同仁堂集团目前的战略便是以为全国人民的健康服务为己任，没有考虑要进入旅游市场。
3 客源市场多层次化
调查表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较大需求的群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爱好者，这些群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市场基础；其二，观光游客，这些人对传统文化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兴趣，大部分是团体观光游客；其三，潜在市场，以前从未接触和了解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易于被这些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吸引，一旦与之接触，便产生了浓厚兴趣，这应该是今后市场关注的对象。从目前情况看，外国人对北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更强烈的兴趣，因此，入境旅游市场将是今后最为重要的市场。
三、重要环节之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的消费需求调查
同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消费行为一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消费行为也是在游客的旅游需求心理支配下发生的，是旅游消费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相关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决策和行为过程。
为了全面地了解消费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和诉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形式的偏好等，以便有利于今后的旅游利用与决策，2009年9月。课题组在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比较集中的天坛、智化寺、皇家粮仓、长安大戏院、琉璃厂等5个地点开展了“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消费行为”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25份，回收423份。有效问卷共计421份(有效率为99.05％)。基于此调查在北京还是第一次，据课题组随后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问卷进行的统计分析，其结果的确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一)样本统计特征
本次调查的统计样本显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消费活动中：①女性消费者略微偏多，占57.86％；②18—55岁的消费者是消费主体，其中36—55岁的比例最高；③60％左右消费者的月收入高于2000元；④有近1／2的消费者受教育水平为本科及以上；⑤在消费群体中，职业差别不大；⑥已婚和北京籍的消费者比例较高。
(二)对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
调查结果表明，消费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及其保护和生存现状的认知度较高，基本属于比较了解(均值都在3.00以上)，而其中对“北京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恰巧是最高的一项。
为了进一步了解消费者对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项目的了解，课题组对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了消费者认知的调查。从统计结果看，消费者对厂甸庙会、抖空竹、同仁堂中医药、京剧的认知度较高，均值都在3①4以上；而对智化寺音乐、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的认知度偏低。这正反映着大众与遗产专注者的区别。同时也说明，只要通过进一步的保护和表现，民众的认知也一定能够得到大的提升。
(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求 如果以类别来考察，受访者感兴趣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戏剧、民俗活动、民间美术、民间舞蹈和民间音乐是最受欢迎的，这也是以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中重点考虑和开发的对象。而根据SPSS的多重对应分析表明，不同性别的消费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偏好方面存在差别。例如，男性更偏好民俗、传统戏剧、民间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女性更偏好民间音乐、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利益诉求
调查表明，80％的消费者表示愿意体验并消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这一项的均值达到4①14。而这些消费者非常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历史价值、审美价值、教育价值以及文化价值，其中历史价值是现代消费者最重要的利益诉求。
(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形式的偏好
目前，我国各地正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同步进行，旅行社也将一些展示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或民俗陈列室嵌入到旅游线路之内，使消费者能够了解到异域的民风民俗。本次调查发现，消费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形式的偏好顺序为：最喜欢参加重大节日的民俗庙会；其次，手工制作的旅游商品、现场参观并动手参与的手工技艺等。这一结果显示，现代消费者更喜欢参与性、互动性强的旅游产品，希望通过其消费活动，一方面增长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开阔眼界，另一方面，获得独特的文化与娱乐体验。相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大型舞台情景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或陈列室，因为属于欣赏型和参观型产品，消费者的参与度和体验性较弱，人们的偏好相对低些。
四、重要环节之三：保护和利用中的利益平衡与协调
(一)利益平衡的现实基点
1 旅游利用主体的多元化
调查发现，目前北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利用模式方面主要有三大类。
(1)企业运作
北京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已采取完全的企业运作模式，最典型的表现在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上，不少是有百年历史的“老字号”的企业，如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荣宝斋、北京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等。而在杂技与竞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类项目中，也有一些以企业运作模式重新获得了生机，如成立于1985年的北京付氏天桥宝三民俗文化艺术团，其前身为北京天桥老艺人演出团，主要以中幡、艺术摔跤、硬气功、拉洋片、双簧、古典戏法为主，特别是“天桥中幡”和“天桥摔跤”已成为国家级保护项目，目前其技艺主要由北京付氏天桥宝三民俗文化艺术团继承。此外，北京皇家粮仓、景泰蓝生产等企业，都以成熟的市场运作模式进行经营，也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2)政府介入
现在，政府在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中也有较多的参与，并发挥着一些特殊的作用。例如，厂甸庙会是北京春节传统文化的显著标志，充分表现出了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都市民俗特征。它作为大城市庙会活动的典型代表，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区别于全国其他各大庙会。2001年，当厂甸庙会以崭新的面貌和深厚的民俗内涵再次出现时，它就已经采取了政府介入的方式——即由宣武区政府下属的京都公司来策划每年的厂甸庙会，宣武区政府作为组织者每年都投入上百万元资金。再如，传统戏剧的保护与发展，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如绝大多数国家级重点京剧院团，都获得了全额拨款。
(3)个体小作坊运作
现在，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传承人流失和资金严重缺乏等原因，其生存已经受到威胁。一些传承人甚至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小作坊中艰难生存，其技艺的保护与传承成了最重要的问题。例如，北京“瞎掰”(鲁班枕)制作技艺目前只有一位传承人，只有在自家一个简陋的小作坊中艰难生产，生存是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2 旅游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不同追求
目前，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发展历史、保存现状的不同，以及其商业运作模式、市场定位等不同，其生存与发展状况也是参差不齐的。
调查发现，北京皇家粮仓厅堂版昆曲《牡丹亭》于2007年5月开业以来，经过出品方普罗文化公司的策划，在一个有600年历史的古老的粮仓里上演了一部有600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使人们近距离地、面对面地感受中国传统戏曲的艺术魅力。根据该公司提供的数据，大部分场次的上座率都能达到8成左右，约200场演出的票房收入总计已达540万元。
而同样是作为艺术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虽然也有很好的文化特色和旅游利用条件，却受天坛公园整体定位的限制，无法实现其经济效益。目前，天坛公园隶属于公园管理处，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定位在为游客服务，主要追求的是社会效益。虽然有一场15分钟左右的精彩表演，再加内容丰富的中国古代皇家音乐展馆和免费讲解服务，门票却只需10元／人。
与上面的情况不同，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的资金非常匮乏。例如，北京付氏天桥宝三民俗文化艺术团的基本运作，年需资金100万元左右，而当前稳定筹集资金仅为30～40万元左右，目前还只能够为生存而努力。
(二)相关者的利益协调
理论研究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讲究“活态”保护，因此，文化遗产旅游，便成了有效地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途径。如今，伴随居民对多样性文化的兴趣的增长，文化旅游已成为当今全球旅游业中一个重要的持续增长部分，体验目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一项时尚的旅游活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不同的形态向居民展现，进入市场既是它表现的一种方式，也是其获得生存的条件之一。这种市场展示，是利弊共存的：处理得当，则相得益彰；处理不当，则两败俱伤。因此，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随意开发，也不能因担心负面影响而停止思考(因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同时利用非物质遗产的商业活动是难以阻遏的，只有积极思考与探索，才能够把对其的保护建立在科学和可行的基础之上)。
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也会涉及到众多的利益相关主体，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之外，如传承人、开发商、消费者、社区、专家、政府、民间社团等。这些利益主体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所以互相博弈、互相制衡，从而构成复杂的利益主体关系圈。
在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益主体中，传承人是利益主体圈的核心，其他的利益主体都是围绕着传承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政府作为特殊的利益主体，具有超越于其他任何经济利益体之上的调控能力，能够将保护放在开发利用之上，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政府的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利用的结合，必然吸引大量的开发商进入这一市场，从而形成开发商与传承人之间复杂的商品经济联系。消费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商品的最终检验者，消费者在整个商品利益链中的位置和作用至关重要。社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大土壤”，他们往往既是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人，又是广泛的受众群体，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专家、民间社团，以及媒体，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大多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为己任，因此，他们的利益诉求与政府大体相似，可以成为社会监督的中坚力量，遏止过度的商业开发和庸俗化现象的出现。
为了寻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利用的双赢目标，政府必须平衡各利益主体的需求，以利益机制调动各利益主体，引导他们在正确地追求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积极投身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之中。
五、结语
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已经为全球关注，对它的合理利用也正在积极开展。笔者认为，在持续性理论研究积极开展的同时，实证性研究和深化探索实在是不可或缺的。本文前面指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利用前期准备的三大环节(必须注意非物质遗产的历史和现状的实地调查，必须注意旅游利用中旅游者需求的调查，必须注意遗产利用中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协调)如果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重视，不仅可以建立起其旅游利用的基础，而且也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建立起稳固的基础。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三欠环节；实证研究
[中国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6一0050—07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遗产旅游是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国外，文化遗产旅游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热点，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时间尚短，因此，其相关理论也不够成熟，研究成果也多集中在保护方面，旅游开发的研究显得较少。除了鲍勃·麦克彻(Bob McKereher)、希拉里·迪克罗(Hilary Du Cros)、格雷格·理查兹(Greg Richards)等对文化旅游、遗产旅游等的全面阐述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艾哈迈德·亚哈雅(Ahmad Yabaya)、范黛华(Vandiver Pamela B.)等学者也都各有不同的论述。其中，在《文化旅游：旅游与文化遗产伙伴关系的管理》中，鲍勃·麦克彻(Bob McKercher)等不仅提出了“文化旅游的四要素”，而且还进一步阐述了“并非所有文化资源都是文化旅游的吸引物”的观点。在《文化旅游：局部和全局的观点》中，格雷格-理查兹(Greg Riehads)也用了第12章的整章篇幅来讨论“将旅游资源作为当地有关遗产意识的培育工具”的做法和意义。
近年来，我国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研究也正在开始成为热点。如吴馨萍、刘魁立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梳理，田美蓉、保继刚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现状的考查，林秋朔、崔风军、罗春培等对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分析，梁保尔、马波等对其旅游利用的探讨，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其中不少学者，不仅对各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提出了有关开发的原则与建议，而且还明确地指出，旅游开发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如：田美蓉、保继刚在《游客对歌舞旅游产品真实性评判研究》文中对西双版纳傣族歌舞的考察与分析；梁保尔、马波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研究》文中对旅游利用“有助于承传”的论述；而崔凤军、罗春培的《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明确地指出，旅游是“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渠道”)。
就总体而言，在我国更多的研究中，却仍偏重于宏观层面的定性研究，多是对保护与利用的一般化论述，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转化为旅游产品，如何在转化的过程中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以及寻找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旅游开发模式等，深入论者仍然有限。
如果从工作层面来考察，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重视下，文化和旅游的相互促进与融合也的确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一定的经济效益。在总体上，仍然存在着二者结合发展不够理想的问题。为此，2009年9月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联合出台了《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的十项“推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主要措施”，不少内容都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问题。而要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的基础上得到恰如其分的利用，笔者认为，其前期的三大准备环节是不可缺少的。
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2003年10月17日在巴黎通过以来，其《保护民间创作建议书》、《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伊斯坦布尔宣言》所强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更得到了全球更多的关注。《公约》第十三条第四款所规定的“各缔约国应努力做到”的“采取适当的法律、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更提出了有关机构建设、培训管理、提供活动和表现的场所和空间、确保享用、尊重传统习俗、建立文献机构、创造利用条件等多方面的课题。如果结合到公约第十三条第一、第二、第三款关于保护利用的规定，需要做的工作就更多。
这些年来我国的研究已经很有成就，笔者认为，当前实证性研究的不足，已经羁绊了我们的步伐。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和课题组成员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方面，也特地注意到了其旅游利用的研究。恰巧2009年我们有幸投标成功北京市旅游局招标的课题，所以我们就把二者结合起来研究。既可以避免某些理论研究的空洞性，也可以防止某些实践研究的短视性。
一、“实地调查”与北京节点的选择
按照《公约》和国家政策落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表现，并进一步实现它的合理利用，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保护与利用的内容十分广阔，尤其是对于有着数千年历史传承和9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300万平方公里的主张管辖海域的中国，要全面系统的研究也还有相当的困难。为此，我们将非物质遗产旅游利用的供需基础作为“实地调查”的主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利用现状的调查、有关消费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需求的调查——因为这是下一步保护利用的两大基础环节。
以北京为调查区域，是因为：①北京曾是元明清以来统一的中国的京都，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从而使得它的历史文化遗存最具集中性；②元明清三代，执政的民族分别是蒙、汉、满，这又使得它的文化遗存更具有多元民族的包容性；③从1949年到现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从当年的420万人增加到2009年末的1755万人。60余年北京新增的1300余万人中，大多是由全国各地迁来北京的，所以北京的非物质文化传承更具有了全国各地的多样综合性。④中国的56个兄弟民族中，每个民族都有人在京生活，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除汉族外，在京兄弟民族常住人口约为58.5万人(占当时全市总人口的4.3％)；在常住人口中，满、回、蒙古、朝鲜、土家、壮、苗、维吾尔、藏、彝、侗、白、锡伯、瑶、布依等15个民族人口均已超过千人，其中满族、回族、蒙古族、朝鲜族等4个民族均超过万人，因此，各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在北京都有可能得到体现。有鉴于此，本研究对调查地域的选择，在中国的确具有不可取代的典型性。
另一方面，北京又是全国旅游者最为集中的地区。如果以区域面积作为统计考虑因素，那么北京市更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旅游者密集区，加之全国百姓的首都情结，所以来京旅游者又更具全国的普遍覆盖度(没有国内其他一些城市那样明显的客源市场偏移性)。所以在对旅客进行抽样调查时，北京的调查也就能够少一些偏差。
二、重要环节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利用 现状调查
(一)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现状
1 总量较大
北京作为文明古都，历史悠久，拥有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各类有关资料汇总，目前，我国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1028项。第一批中北京市共有13项(占全国的2.5％)；第二批中北京市共有35项(占全国的6.9％)；合计48项(占全国的4.7％)。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14项)和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15项)。
2 类型繁多
目前，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分为十大类，即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而在北京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数量最多的是传统手工技艺类(41.7％)，其次为杂技与竞技(8.7％)、民间美术(8.7％)、民间文学(8.3％)、曲艺(8.3％)。
3 分布广泛
目前，北京市城八区和各郊区县均拥有数量众多、不同等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但是，从总量上看，城八区比郊区县更集中，其遗产的等级也普遍较高。例如，城八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占北京市的87.5％，郊区县占很少的比重。而在城八区中，南城的宣武和崇文两区最为集中。
4 综合性的生存模式
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民俗学的研究发现，在现存的民间节日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留的数量特征、类型特征、分布特征往往能够得到综合性的显现。其中又以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以及传统手工技艺作品的集中表现更为突出。
目前，很多杂技与竞技类、民间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是因为其与传统节日的共存(或者参与到了旅游的节事活动中等)，不仅得以较好地保存，而且还在民众中提升了知名度。例如，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京西太平鼓”，就是北京十分悠久的文化传承。京西太平鼓与京西居民节日生活相当密切(历史上门头沟的很多村落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击打太平鼓，在每年的腊月和正月最为活跃)，改革开放30多年间，太平鼓更是焕发出勃勃生机，在国家庆典或一些重大活动场合，都能看到京西太平鼓的精彩表演。2009年，太平鼓表演队又参加了国庆之夜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晚会，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上了太平鼓声。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现状
为了了解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现状和旅游利用现状，课题组在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首先对北京的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等类的十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和企业进行了访谈和考察，重点了解当前的传承和传承人状况，了解其在传承利用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其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支持。其次，课题组也对文化馆、文委和旅游局的相关部门进行了访谈，主要了解从政府的角度如何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利用，应该完善哪些政策法规与办法等。
1 资源价值极高
北京市拥有4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致均匀分布在十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中。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表演艺术类遗产。北京的昆曲和京剧，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典型代表，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它蕴涵着丰富的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的遗存，而昆曲又已经进入了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录，其价值之高均是人之共识。又如厂甸庙会节日民俗、传统的手工艺制品、北京同仁堂的传统中医药等等，在国内外旅游市场中也正在显示出它们的魅力。
2 旅游利用积极性普遍很高
随着北京市旅游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希望借助旅游市场这一重要平台，实现其传承的推广，有的并已通过一些渠道与旅游局的相关部门或相关企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合作。但是调查中发现，也有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对旅游市场开发不感兴趣，不愿意加入旅游市场。如北京同仁堂集团目前的战略便是以为全国人民的健康服务为己任，没有考虑要进入旅游市场。
3 客源市场多层次化
调查表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较大需求的群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爱好者，这些群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市场基础；其二，观光游客，这些人对传统文化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兴趣，大部分是团体观光游客；其三，潜在市场，以前从未接触和了解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易于被这些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吸引，一旦与之接触，便产生了浓厚兴趣，这应该是今后市场关注的对象。从目前情况看，外国人对北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更强烈的兴趣，因此，入境旅游市场将是今后最为重要的市场。
三、重要环节之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的消费需求调查
同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消费行为一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消费行为也是在游客的旅游需求心理支配下发生的，是旅游消费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相关产品和服务的购买决策和行为过程。
为了全面地了解消费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和诉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形式的偏好等，以便有利于今后的旅游利用与决策，2009年9月。课题组在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比较集中的天坛、智化寺、皇家粮仓、长安大戏院、琉璃厂等5个地点开展了“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消费行为”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25份，回收423份。有效问卷共计421份(有效率为99.05％)。基于此调查在北京还是第一次，据课题组随后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问卷进行的统计分析，其结果的确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一)样本统计特征
本次调查的统计样本显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消费活动中：①女性消费者略微偏多，占57.86％；②18—55岁的消费者是消费主体，其中36—55岁的比例最高；③60％左右消费者的月收入高于2000元；④有近1／2的消费者受教育水平为本科及以上；⑤在消费群体中，职业差别不大；⑥已婚和北京籍的消费者比例较高。
(二)对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
调查结果表明，消费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及其保护和生存现状的认知度较高，基本属于比较了解(均值都在3.00以上)，而其中对“北京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恰巧是最高的一项。
为了进一步了解消费者对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项目的了解，课题组对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了消费者认知的调查。从统计结果看，消费者对厂甸庙会、抖空竹、同仁堂中医药、京剧的认知度较高，均值都在3①4以上；而对智化寺音乐、聚元号弓箭制作技艺的认知度偏低。这正反映着大众与遗产专注者的区别。同时也说明，只要通过进一步的保护和表现，民众的认知也一定能够得到大的提升。
(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求 如果以类别来考察，受访者感兴趣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手工技艺、传统戏剧、民俗活动、民间美术、民间舞蹈和民间音乐是最受欢迎的，这也是以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中重点考虑和开发的对象。而根据SPSS的多重对应分析表明，不同性别的消费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偏好方面存在差别。例如，男性更偏好民俗、传统戏剧、民间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女性更偏好民间音乐、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利益诉求
调查表明，80％的消费者表示愿意体验并消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这一项的均值达到4①14。而这些消费者非常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历史价值、审美价值、教育价值以及文化价值，其中历史价值是现代消费者最重要的利益诉求。
(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形式的偏好
目前，我国各地正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同步进行，旅行社也将一些展示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或民俗陈列室嵌入到旅游线路之内，使消费者能够了解到异域的民风民俗。本次调查发现，消费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形式的偏好顺序为：最喜欢参加重大节日的民俗庙会；其次，手工制作的旅游商品、现场参观并动手参与的手工技艺等。这一结果显示，现代消费者更喜欢参与性、互动性强的旅游产品，希望通过其消费活动，一方面增长民族传统文化知识，开阔眼界，另一方面，获得独特的文化与娱乐体验。相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大型舞台情景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或陈列室，因为属于欣赏型和参观型产品，消费者的参与度和体验性较弱，人们的偏好相对低些。
四、重要环节之三：保护和利用中的利益平衡与协调
(一)利益平衡的现实基点
1 旅游利用主体的多元化
调查发现，目前北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利用模式方面主要有三大类。
(1)企业运作
北京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已采取完全的企业运作模式，最典型的表现在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上，不少是有百年历史的“老字号”的企业，如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荣宝斋、北京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等。而在杂技与竞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类项目中，也有一些以企业运作模式重新获得了生机，如成立于1985年的北京付氏天桥宝三民俗文化艺术团，其前身为北京天桥老艺人演出团，主要以中幡、艺术摔跤、硬气功、拉洋片、双簧、古典戏法为主，特别是“天桥中幡”和“天桥摔跤”已成为国家级保护项目，目前其技艺主要由北京付氏天桥宝三民俗文化艺术团继承。此外，北京皇家粮仓、景泰蓝生产等企业，都以成熟的市场运作模式进行经营，也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2)政府介入
现在，政府在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中也有较多的参与，并发挥着一些特殊的作用。例如，厂甸庙会是北京春节传统文化的显著标志，充分表现出了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都市民俗特征。它作为大城市庙会活动的典型代表，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区别于全国其他各大庙会。2001年，当厂甸庙会以崭新的面貌和深厚的民俗内涵再次出现时，它就已经采取了政府介入的方式——即由宣武区政府下属的京都公司来策划每年的厂甸庙会，宣武区政府作为组织者每年都投入上百万元资金。再如，传统戏剧的保护与发展，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如绝大多数国家级重点京剧院团，都获得了全额拨款。
(3)个体小作坊运作
现在，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传承人流失和资金严重缺乏等原因，其生存已经受到威胁。一些传承人甚至在条件极其恶劣的小作坊中艰难生存，其技艺的保护与传承成了最重要的问题。例如，北京“瞎掰”(鲁班枕)制作技艺目前只有一位传承人，只有在自家一个简陋的小作坊中艰难生产，生存是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2 旅游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不同追求
目前，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发展历史、保存现状的不同，以及其商业运作模式、市场定位等不同，其生存与发展状况也是参差不齐的。
调查发现，北京皇家粮仓厅堂版昆曲《牡丹亭》于2007年5月开业以来，经过出品方普罗文化公司的策划，在一个有600年历史的古老的粮仓里上演了一部有600年历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使人们近距离地、面对面地感受中国传统戏曲的艺术魅力。根据该公司提供的数据，大部分场次的上座率都能达到8成左右，约200场演出的票房收入总计已达540万元。
而同样是作为艺术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虽然也有很好的文化特色和旅游利用条件，却受天坛公园整体定位的限制，无法实现其经济效益。目前，天坛公园隶属于公园管理处，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定位在为游客服务，主要追求的是社会效益。虽然有一场15分钟左右的精彩表演，再加内容丰富的中国古代皇家音乐展馆和免费讲解服务，门票却只需10元／人。
与上面的情况不同，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的资金非常匮乏。例如，北京付氏天桥宝三民俗文化艺术团的基本运作，年需资金100万元左右，而当前稳定筹集资金仅为30～40万元左右，目前还只能够为生存而努力。
(二)相关者的利益协调
理论研究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讲究“活态”保护，因此，文化遗产旅游，便成了有效地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途径。如今，伴随居民对多样性文化的兴趣的增长，文化旅游已成为当今全球旅游业中一个重要的持续增长部分，体验目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一项时尚的旅游活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不同的形态向居民展现，进入市场既是它表现的一种方式，也是其获得生存的条件之一。这种市场展示，是利弊共存的：处理得当，则相得益彰；处理不当，则两败俱伤。因此，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随意开发，也不能因担心负面影响而停止思考(因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同时利用非物质遗产的商业活动是难以阻遏的，只有积极思考与探索，才能够把对其的保护建立在科学和可行的基础之上)。
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也会涉及到众多的利益相关主体，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之外，如传承人、开发商、消费者、社区、专家、政府、民间社团等。这些利益主体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所以互相博弈、互相制衡，从而构成复杂的利益主体关系圈。
在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益主体中，传承人是利益主体圈的核心，其他的利益主体都是围绕着传承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政府作为特殊的利益主体，具有超越于其他任何经济利益体之上的调控能力，能够将保护放在开发利用之上，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政府的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利用的结合，必然吸引大量的开发商进入这一市场，从而形成开发商与传承人之间复杂的商品经济联系。消费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商品的最终检验者，消费者在整个商品利益链中的位置和作用至关重要。社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大土壤”，他们往往既是文化遗产的重要传承人，又是广泛的受众群体，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专家、民间社团，以及媒体，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大多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为己任，因此，他们的利益诉求与政府大体相似，可以成为社会监督的中坚力量，遏止过度的商业开发和庸俗化现象的出现。
为了寻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利用的双赢目标，政府必须平衡各利益主体的需求，以利益机制调动各利益主体，引导他们在正确地追求自身利益的前提下，积极投身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之中。
五、结语
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已经为全球关注，对它的合理利用也正在积极开展。笔者认为，在持续性理论研究积极开展的同时，实证性研究和深化探索实在是不可或缺的。本文前面指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利用前期准备的三大环节(必须注意非物质遗产的历史和现状的实地调查，必须注意旅游利用中旅游者需求的调查，必须注意遗产利用中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协调)如果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重视，不仅可以建立起其旅游利用的基础，而且也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建立起稳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