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再次到深圳视察，组织安排我负责做记录工作。
　　
　　向港媒透露消息
　　　小平同志一行乘专列于1月19日上午到达深圳。次日上午。他到国贸大厦和深飞公司视察。
　　中午，我结束工作回到迎宾馆，整理录音时接到市委宣传部外宣处处长黄新华的电话，说香港无线电视台打电话称，他们上午接到报料：邓小平正在深圳视察。为慎重起见，希望深圳方面能够证实。黄新华问我怎么办。
　　这可把我问住了，这件事情组织上是要求绝对保密的。但是，邓小平上午在国贸大厦、深飞公司已经同成千上万的群众见面。从这一点来说，已经没有“保密”可言。再说，邓小平再一次在关键时刻亲自支持改革开放，是多大的好新闻!
　　我经过一番思考后，对黄新华说：“就回答他们，邓小平是在深圳视察。至于其他情况，暂时还是一句也不能说。”
　　中午，我到餐厅吃饭，看到香港无线电视台正在播送“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特别新闻。
　　当天晚饭后，黄新华神色紧张地到迎宾馆找我，说有关部门正在追查透露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消息的问题。我心里不觉一震，但还是安慰他：“如果有责任，完全由我来承担。”黄新华走后不久，我就到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同志住处，向他“坦白交代”。
　　有为同志听后笑着说：“事情已经过去了，社会上对小平同志到深圳特区视察的新闻反映很好嘛，今天下午香港的股票指数大幅攀升哩。”听了领导的一番话。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好像邓小平根本没来过
　　
　　在跟随邓小平视察过程中，我总感觉到小平同志的谈话意义重大，应该尽快地报道出去。同时，海外尤其是香港的一些媒体作了许多道听途说的报道，应该及早给予澄清。
　　1月23日早餐的时候，我分别向厉有为和市委书记李灏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建议在小平同志离开后，深圳的新闻单位对他在深圳的重要讲话精神进行正面报道。两位领导都很支持。但是，请示后得到的答复是：“不破这个例。”(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邓小平不再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他要求对他的活动不再作宣传报道。)
　　小平同志离开后，我和一起作记录的陈锡添议论：“国家主席杨尚昆也正好在深圳特区视察，过两天杨主席离开深圳之后肯定是要发稿的，发稿时能不能将邓小平部分重要谈话精神带带?”我当即打电话找跟随杨主席采访的《深圳特区报》记者欧阳佳，讲了我和陈锡添的想法，他听后表示赞同。然而，1月25日晚上，欧阳佳告诉我，稿子送杨办审核后，很快就被退回了。杨主席的秘书特别强调：除非你们请示邓办同意，否则，写杨主席的稿子不能带有邓小平视察的内容。
　　这样，1月26日见报的杨尚昆主席在深圳视察的新闻，只字未提两位领导人在深圳相会的事，好像邓小平根本就没来过深圳。
　　
　　冒风险发表
　　
　　转眼到了3月，市委宣传部开始筹划邓小平1月在深圳视察的长篇报道，并将具体事宜交由我来负责。
　　我首先找《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商量，确定长篇通讯由陈锡添来完成，因为他科班出身，又同我一起作记录，情况熟悉。
　　3月25日上午，区汇文给我打电话，说陈锡添的稿子出来了，问最后谁来审稿。我告诉他：“你们直接请示市宣传部部长杨广慧吧。”当他们拿着稿子找杨部长后，杨部长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
　　实际上，我们不看稿子，除了对报社信任，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像这样重大题材的稿件，绝对不是我们一个地方的党委宣传部门可以决定的。宣传部定不了，必然要送市委主管的常委、副书记，如果再定不了，是不是要送市委书记?市委书记已经上北京汇报工作了。难道还要送北京?与其推来推去，不如放手支持报社自己发表，有事的时候，我们宣传部门出来承担责任就是了。
　　到了晚上9点多钟，区汇文给我家打电话，说：“老吴呀，我们考虑了一下，记录稿是你和陈锡添一起完成的，你是不是也署个名?”我听得出，他主要还是担心文章发表以后的责任问题。便笑着回答：“老区，．文章发出去，如果真的有问题，我是会负责任的。”
　　第二天，《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发表。内地一些地方和香港的报纸随即开始转载。
　　由于当时《深圳特区报》在北京的发行量还不大，所以头两天我们无法听到北京有什么反应。中央主管部门没什么动静，连电话批评也没有，这真叫人忐忑不安。
　　到了3月30日，北京有一位同志打电话告诉我：《光明日报》全文转载了。我听了不觉心里一亮。
　　4月1日，即将访日的江泽民总书记在会见日本驻华记者时，被问及对《东方风来满眼春》的评价，他的回答十分肯定：“发表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报道，可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的谈话精神，以便全面地贯彻落实。”随后，新华社正式播发了这条消息。至此，事情画上了完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