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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从宝兴县大熊猫科学发现的原点，回望公元1869年那次意外但预料之中的重大发现时，一个问题再一次困扰了我们：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大熊猫何以在20世纪中叶，才正式登上外交舞台，广泛被全球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们“迷之倾倒”？历史记载里，有没有一个被淡忘了的某个高光时刻，是属于这个动物的？
我们决定从动物的出使历史中寻找答案。
文献记载最早的动物使节，是东汉时期西域呈贡的狮子。
《尔雅·释兽》记录狮子：“狻魔如兢（音zhan）猫，食虎豹。”晋人郭璞注释《尔雅》认为：狻魔即狮子。这可能是狮子在中国文献中的第一次出现，时间节点大约在战国和西汉之前。作为神格化的动物，在实物东来之前，狮子在这时已经由口传传入中国。
而中国人要一睹狮子的真容，大约还要往后推几百年。
据《后汉书》记载，公元87年（东汉章和元年），“月氏国献师子”，次年（公元88年），“安息国献师子”，公元133年，“疏勒国献师子”。
频繁由西域进入中国的狮子，实质上承担了西域国家动物使节的特殊使命。作为活物贡品，这种稀缺而威猛但被驯化后的动物在东汉时期受到汉人的关注和喜爱，是不容否认的。由于贡狮数量的稀少以及相对封闭式驯养，当时恐怕只有少数人能近距离接触和欣赏这样的外来动物，因此，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读到类似“全城瞻视，官民交传”的文献记载了。直到公元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这样的文献记载才被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补上：“暹逻贡狮，每止处，观者如堵。其形状与世传绣画者迥异，毛黑黄色，长数寸。或投以鸡，先以爪抟而吹之;一吹，则毛尽落如扫，亦理之奇也。”
这段记录的珍贵之处，在于普通人终于有机会一睹狮子的真面目。从东汉而至清初，经过1500多年的历史演进，人们通过文字与绣画认识了解到的狮子，终于在实体动物面前得到了正确的验证。
“观者如堵”说明了人们对异域来的动物使节的高度关注，但却也并非都喜欢。更早的《明史》记录了时人对狮子的观感：“此无用之物，在郊庙不可为牺牲，在乘舆不可被骖服，宜勿受。”这句话简单翻译一下，大体可以看出当时国人对狮子的心态：这是没什么用的动物，不能用来祭拜祖宗，又无法驯服用来拉车，还是不要了吧。
百姓的爱憎决定了贡狮惨淡的命运。历史上，贡狮在中国大都命运多舛，或被遣返，或被囚禁，如北魏孝明帝时波斯赠给中国的一头狮子，六年后就被遣还。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里，这样高大、凶猛，难以驯服，且具有强大攻击力和破坏力，又难以和普通人亲近的动物，是很难受到公众喜爱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被“驯服”的狮子，是经过中国人长期的温良恭俭让教化的守门神物，而非活化的食肉猛兽。
除了“引进来”，动物们也“走出去”，尽管有时候并非朝廷的官方行为而是民间行为。孔雀在六世纪到十二世纪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在中日两国之间承担的关系融合作用，是非常突出的。在日本学者皆川雅树《孔雀的赠答——日本古代对外研究的一个片段》中，对中日两国的孔雀赠送及其意义有非常全面的阐述。
孔雀美丽，它在中国历来被称为瑞鸟、珍禽。“萧史吹箫，常致孔雀”的传说，无限提高了孔雀在禽鸟中的地位和影响。比及狮子的凶猛“无用”，孔雀的美丽高贵，恰好是亲民的最重要特性。两宋时期，为了鼓励贸易，朝廷派往日本的使节大都由商人充当，孔雀作为投日本朝廷及其皇亲国戚所好的动物，承担了“动物使节”的功能。据考证，9世纪以后，中国商人纷纷携孔雀渡海赴日，将孔雀作为强化与日本朝廷及皇亲贵戚联系的礼品。因此，一定程度上，孔雀在这一历史期内，是“走出去”的动物使节。
但并非所有“走出去”的孔雀，都能受到外国友人的喜爱。在欧洲，孔雀就因为“骄傲自大”的动物特性而不被欧洲人接受。在19世纪初，长颈鹿是欧洲大陆的动物使节明星，1820年，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就曾向欧洲送了三头长颈鹿。1924年，第一只长颈鹿Zarafa从苏丹南部出发，经过了近5000公里的艰苦跋涉，在1827年春天成为第一只踏上法国土地的长颈鹿，在巴黎引发了万人空巷的狂潮。
在长颈鹿风靡欧洲大陆之前，新的、更受异邦人们喜爱的动物使节已经在中国产生。1869年，法国人戴维在偏远的四川宝兴发现了大熊猫。这种黑白两色、憨态可掬的猫科动物迅速俘获了世界人民的目光。它几乎集中了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动物使节们的优点，并以自身优秀的猫科动物特性，完成了人与动物亲密关系的历史超越。
1941年，中国政府给美国纽约的布朗克斯动物园送了一只大熊猫，感谢美国在二战中提供的援助。这是大熊猫科学发现72年后，国与国之间见诸外交历史的“动物”赠送。1950年代，中国确定将大熊猫作为改善对外关系的载体，对苏聯和朝鲜输出大熊猫。由此开始，
“熊猫使节”再未停止过“走出去”的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从1957年到1982年的26年间，中国一共赠送给9个国家23只大熊猫。
1982年以后，中国政府决定不再向国外赠送大熊猫，但向国外租借大熊猫的情况则仍然存在。作为国与国友好交往的载体，大熊猫在新的历史时期承担的“动物使节”功能及其地位影响，是历史上所有动物使节们所无法与之相比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共有43只大熊猫在海外居住，它们或被用于科普教育，或被用于科研合作。而每一次大熊猫亮相国外，都凭借其憨态可掬的可爱形象，受到所到国人民的广泛欢迎。
2006年，作为大熊猫繁育研究重镇的成都，派出全球大熊猫“恳亲团”，前往美国圣地亚哥、孟菲斯、亚特兰大、华盛顿以及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奥地利维也纳和日本、泰国等地，探望生活在那里的大熊猫。这次全球大熊猫恳亲活动，还寻访了法国人戴维神甫的后人，一曲专为大熊猫恳亲创作的《你在他乡还好吗》，唱出了国人对大熊猫使节浓浓的思念之情。
可以预料，以外国友人对大熊猫“神之尊崇”和“迷之倾倒”程度看来，大熊猫作为“动物使节”的历史还将被无限延长，未来，在人类和动物、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中，或许也很难有其他动物能超越和顶替它。
800万年进化史，大熊猫的“高光时刻”似乎来得晚了一些？其实不然，早在它被“科学发现”之前，它就已经作为“动物使节”被荣誉加身：公元685年（武周垂拱元年）9月18日巳刻时分，长安宫廷卫队和两个驯兽人簇拥着两只宽敞高大、披红戴花的兽笼，乘着驿传快车，从长安出发，向东疾驶，一行前往扬州，登上海船，随同日本遣唐使，漂洋过海前往日本。兽笼中，有武则天赠给日本天武天皇的两只“白熊”和70张毛皮。“白熊”实际上就是大熊猫。
1000多年过去，大熊猫重回“高光时刻”，并站在了“动物使节”的王者之巅，这是它的宿命，也是它的使命。
我们决定从动物的出使历史中寻找答案。
文献记载最早的动物使节，是东汉时期西域呈贡的狮子。
《尔雅·释兽》记录狮子：“狻魔如兢（音zhan）猫，食虎豹。”晋人郭璞注释《尔雅》认为：狻魔即狮子。这可能是狮子在中国文献中的第一次出现，时间节点大约在战国和西汉之前。作为神格化的动物，在实物东来之前，狮子在这时已经由口传传入中国。
而中国人要一睹狮子的真容，大约还要往后推几百年。
据《后汉书》记载，公元87年（东汉章和元年），“月氏国献师子”，次年（公元88年），“安息国献师子”，公元133年，“疏勒国献师子”。
频繁由西域进入中国的狮子，实质上承担了西域国家动物使节的特殊使命。作为活物贡品，这种稀缺而威猛但被驯化后的动物在东汉时期受到汉人的关注和喜爱，是不容否认的。由于贡狮数量的稀少以及相对封闭式驯养，当时恐怕只有少数人能近距离接触和欣赏这样的外来动物，因此，今天我们已经很难读到类似“全城瞻视，官民交传”的文献记载了。直到公元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这样的文献记载才被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补上：“暹逻贡狮，每止处，观者如堵。其形状与世传绣画者迥异，毛黑黄色，长数寸。或投以鸡，先以爪抟而吹之;一吹，则毛尽落如扫，亦理之奇也。”
这段记录的珍贵之处，在于普通人终于有机会一睹狮子的真面目。从东汉而至清初，经过1500多年的历史演进，人们通过文字与绣画认识了解到的狮子，终于在实体动物面前得到了正确的验证。
“观者如堵”说明了人们对异域来的动物使节的高度关注，但却也并非都喜欢。更早的《明史》记录了时人对狮子的观感：“此无用之物，在郊庙不可为牺牲，在乘舆不可被骖服，宜勿受。”这句话简单翻译一下，大体可以看出当时国人对狮子的心态：这是没什么用的动物，不能用来祭拜祖宗，又无法驯服用来拉车，还是不要了吧。
百姓的爱憎决定了贡狮惨淡的命运。历史上，贡狮在中国大都命运多舛，或被遣返，或被囚禁，如北魏孝明帝时波斯赠给中国的一头狮子，六年后就被遣还。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里，这样高大、凶猛，难以驯服，且具有强大攻击力和破坏力，又难以和普通人亲近的动物，是很难受到公众喜爱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被“驯服”的狮子，是经过中国人长期的温良恭俭让教化的守门神物，而非活化的食肉猛兽。
除了“引进来”，动物们也“走出去”，尽管有时候并非朝廷的官方行为而是民间行为。孔雀在六世纪到十二世纪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在中日两国之间承担的关系融合作用，是非常突出的。在日本学者皆川雅树《孔雀的赠答——日本古代对外研究的一个片段》中，对中日两国的孔雀赠送及其意义有非常全面的阐述。
孔雀美丽，它在中国历来被称为瑞鸟、珍禽。“萧史吹箫，常致孔雀”的传说，无限提高了孔雀在禽鸟中的地位和影响。比及狮子的凶猛“无用”，孔雀的美丽高贵，恰好是亲民的最重要特性。两宋时期，为了鼓励贸易，朝廷派往日本的使节大都由商人充当，孔雀作为投日本朝廷及其皇亲国戚所好的动物，承担了“动物使节”的功能。据考证，9世纪以后，中国商人纷纷携孔雀渡海赴日，将孔雀作为强化与日本朝廷及皇亲贵戚联系的礼品。因此，一定程度上，孔雀在这一历史期内，是“走出去”的动物使节。
但并非所有“走出去”的孔雀，都能受到外国友人的喜爱。在欧洲，孔雀就因为“骄傲自大”的动物特性而不被欧洲人接受。在19世纪初，长颈鹿是欧洲大陆的动物使节明星，1820年，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就曾向欧洲送了三头长颈鹿。1924年，第一只长颈鹿Zarafa从苏丹南部出发，经过了近5000公里的艰苦跋涉，在1827年春天成为第一只踏上法国土地的长颈鹿，在巴黎引发了万人空巷的狂潮。
在长颈鹿风靡欧洲大陆之前，新的、更受异邦人们喜爱的动物使节已经在中国产生。1869年，法国人戴维在偏远的四川宝兴发现了大熊猫。这种黑白两色、憨态可掬的猫科动物迅速俘获了世界人民的目光。它几乎集中了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动物使节们的优点，并以自身优秀的猫科动物特性，完成了人与动物亲密关系的历史超越。
1941年，中国政府给美国纽约的布朗克斯动物园送了一只大熊猫，感谢美国在二战中提供的援助。这是大熊猫科学发现72年后，国与国之间见诸外交历史的“动物”赠送。1950年代，中国确定将大熊猫作为改善对外关系的载体，对苏聯和朝鲜输出大熊猫。由此开始，
“熊猫使节”再未停止过“走出去”的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从1957年到1982年的26年间，中国一共赠送给9个国家23只大熊猫。
1982年以后，中国政府决定不再向国外赠送大熊猫，但向国外租借大熊猫的情况则仍然存在。作为国与国友好交往的载体，大熊猫在新的历史时期承担的“动物使节”功能及其地位影响，是历史上所有动物使节们所无法与之相比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共有43只大熊猫在海外居住，它们或被用于科普教育，或被用于科研合作。而每一次大熊猫亮相国外，都凭借其憨态可掬的可爱形象，受到所到国人民的广泛欢迎。
2006年，作为大熊猫繁育研究重镇的成都，派出全球大熊猫“恳亲团”，前往美国圣地亚哥、孟菲斯、亚特兰大、华盛顿以及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奥地利维也纳和日本、泰国等地，探望生活在那里的大熊猫。这次全球大熊猫恳亲活动，还寻访了法国人戴维神甫的后人，一曲专为大熊猫恳亲创作的《你在他乡还好吗》，唱出了国人对大熊猫使节浓浓的思念之情。
可以预料，以外国友人对大熊猫“神之尊崇”和“迷之倾倒”程度看来，大熊猫作为“动物使节”的历史还将被无限延长，未来，在人类和动物、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中，或许也很难有其他动物能超越和顶替它。
800万年进化史，大熊猫的“高光时刻”似乎来得晚了一些？其实不然，早在它被“科学发现”之前，它就已经作为“动物使节”被荣誉加身：公元685年（武周垂拱元年）9月18日巳刻时分，长安宫廷卫队和两个驯兽人簇拥着两只宽敞高大、披红戴花的兽笼，乘着驿传快车，从长安出发，向东疾驶，一行前往扬州，登上海船，随同日本遣唐使，漂洋过海前往日本。兽笼中，有武则天赠给日本天武天皇的两只“白熊”和70张毛皮。“白熊”实际上就是大熊猫。
1000多年过去，大熊猫重回“高光时刻”，并站在了“动物使节”的王者之巅，这是它的宿命，也是它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