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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禅性这个全新的角度对出发，以陶渊明和吉田兼好为研究对象，探讨陶渊明和吉田兼好受到禅宗思想影响的可能性并试析两位隐士身上所体现出的禅性，从宏观上把握两位隐士的精神及其隐逸作品的神髓。通过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陶渊明和吉田兼好都很有可能受到了禅宗思想的影响，并且两位隐士身上都体现出了“本心、迷失、开悟、境界”的顿悟蜕变的禅性。
【关键词】中日隐逸文化；禅；陶渊明；吉田兼好；徒然草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出自于陶渊明那篇著名的《饮酒》，为历代文人推崇之至。涉足中国古典文学，不得不提及的就是这种特殊的人文情怀，名为“隐逸文化”。所谓“隐逸文化”是以简单朴素及内心平和为追求目标，不寻求认同为“隐”，自得其乐为“逸”。它是针对世俗文化而言的。而中国在漫漫历史中已经把这种“隐逸文化”发展到极致，其中最为世代文人所津津乐道的隐士自然当属东晋大诗人陶渊明。钟嵘在《诗品》里更是将陶渊明推崇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可见陶渊明在中国隐逸文化中地位之高，已毋庸置疑。无独有偶，日本在中世文学中也涌现出一批著名的隐士，并创造出了一些经典的隐逸文学作品。其中吉田兼好所著的《徒然草》，格调平易而简洁，中世以来的文人都十分爱读，而其影响亦广泛而深入，近世的“浄琉璃”、“浮世草子”都与它一脉相承。江户时代（1603—1867）二百多年间，《徒然草》一共发行了50多种版本，在当时可谓是罕见的“畅销书”了。可见中日这两位隐士对各自本土文学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那么其二者有何相通之处吗？这也是笔者欲意探知一二的。
中日两国关于隐逸文化的研究不在少数，特别是在中国对陶渊明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而日本人也一直都热衷于对吉田兼好及其作品的研究，已得出大量的研究成果。但传统的比较文学或隐逸文学研究大部分是将其作品作为研究主体，从作品中的文字等细节着眼，逐字逐句地分析，因此其得出的结论往往比较微观性。因此，笔者另辟蹊径，从禅性这个全新的角度对出发，对两位隐士自身体现出的禅性进行比较研究，从宏观上把握两位隐士及其隐逸作品的神髓。本文拟从两点切入：1、探讨陶渊明和吉田兼好受到禅宗思想影响的可能性。2、试析两位隐士身上所体现出的禅性。
一
在分析陶渊明和吉田兼好是否收到禅宗影响之前，需了解何谓禅宗。禅宗的这个“禅”字由梵文“禅那”音译而来，意为“静虑”、“思维修”、“定慧均等”。它是指经由精神的集中以进入有层次冥想过程。但是禅宗所谓的禅并不是指某一种特定的修行方法，而是指证悟到本性的一种状态。“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乃禅宗之根本宗旨。那么，陶渊明有没有可能受到禅宗的影响呢？笔者将从禅宗传入的时间及陶渊明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潮两方面加以论述。
禅宗，又称宗门，始于菩提达摩，盛于六祖惠能，是汉传佛教最主要的象征之一。既然禅宗是菩提达摩所创，那么就从菩提达摩来中国传授禅宗的时间来进行分析。据史料记载菩提达摩于南北朝时期来中国传禅宗，具体时间是南朝梁武帝普通七年，这晚于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末年时代近一百年，所以说陶渊明受到正式的禅宗影响是不太可能的。但陶渊明有没有可能受到禅宗早期萌芽思想的影响呢？从时间上来看是完全可能的。早在汉朝时期，安士高、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等佛教翻译家已经开始将如何进行禅定修行的佛教经典引入中国。根据这些经典教授学习禅定方法的僧人，被称为禅师。他们可以被视为中国禅宗的先驱，在他们的努力下，禅宗早期的萌芽思想已经在中国传播。所以说，从时间上看，陶渊明没有受到真正禅宗的影响，却是有可能受到中国禅宗早期萌芽思想影响的。
再从陶渊明所处时代的思潮来看，陶渊明所处的魏晋时期是个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极其活跃的时代。在西汉初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至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的价值体系开始崩溃。到了魏晋，社会思潮的发展趋于复杂化，儒教之外，玄学，佛学盛行，并逐渐形成三教合一之势。也正是在这个时代产生出了一大批的风流名士，谓之魏晋风流。而将当时的核心思潮总结为四个字就是“返璞归真”，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这与禅宗思想核心倡导的“本心、迷失、开悟、境界”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欲超脱世俗，回归本心。综上而知，陶渊明虽未受到正式的禅宗的影响，但从禅宗思想发源时间及社会思潮两方面来看，其受到禅宗思想影响的可能性确是极大的。
前面提到禅宗始于菩提达摩，盛于六祖惠能，中晚唐之后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当禅宗在它的故乡中国发展至最丰富饱满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自然地就传到了东邻这个被称为“扶桑”的岛国。中国禅宗正式传入日本是镰仓初期（1192年），但据记载早在平安时代前期就有唐朝的禅师东渡日本前来传授禅宗，可见禅宗传入日本是较早的。而吉田兼好（公元1283年—1350年），生长于日本镰仓末期至南北朝时期，单从时间上来看，吉田兼好完全有条件接触到系统的且丰富的禅宗思想。再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禅宗自镰仓初期由僧人荣西传入日本后，其影响力迅速扩散至平民和武士阶层，并且迅速渗入到日本生活中，评论家加藤周一曾说到：“镰仓以后的禅宗，一方面其寺院同政治权利结合，另一方面其思想成为文学，成为绘画，终于成为一种美的生活模式，并化为独特的的美的价值”。可见，禅宗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从由禅宗而兴盛的“五山文学时代” 以及禅宗衍生出的“茶道” 便可窥见一二。所以说，处于日本禅宗鼎盛时期的吉田兼好无可置否会一定程度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
以上阐述陶渊明和吉田兼好受到禅宗思想影响的可能性，接着，笔者将继续探讨两位隐士本身所体现出的禅性。
二
前文中提到了禅宗的根本宗旨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认为“心外无法”、“心外无佛”，每个人的心性即佛心，所以成佛只在自悟本性。自心迷则愚则凡则是众生，自心悟则智则圣则是佛。而所谓的顿悟，是指突然理解、体认、领悟佛理，而无需长期的修习。这种顿悟是通过直觉的主观体验，产生内心的神秘启示，达到精神状态的突变。综上，禅宗总结成八个字，即为“本心、迷失、开悟、境界”。以下笔者就按此八个字来分析陶渊明和吉田兼好身上体现出来的禅性。 陶渊明出生于江州浔阳郡浔阳县（今江西九江市西），在乡村里度过了他自由而快乐的少年时光。当时国家太平，社会安定，家庭富足，乡村里优美恬静的自然风光，与世无争、淳朴自然的民风以及自由惬意的生活让陶渊明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陶渊明虽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但陶渊明的父亲却是个不大喜欢做官的人，史阙其名，陶渊明在《命子》诗里这样写他的父亲：“於穆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陶渊明的父亲原本是做过官的，但后又失了官，好在其生性恬淡，热爱自然，即使后来失了官，也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命运的大起大落。而这也是陶渊明的父亲对其本性形成非常关键的早期影响。另外在陶渊明的母系中也有一位对陶渊明起着决定性影响的人物，那就是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陶渊明专门为祖父写了一篇传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记录了孟嘉的家世、生平和思想性格，在细微之至的记载中不难看出陶渊明对这位‘名冠州里，声流京邑’的外祖父充满了依恋和崇敬之情。‘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以及‘冲默有远量’、‘温雅平旷’、‘色和而正’、‘渐近自然’这些评述虽然是陶渊明描述自己外公的，但简直可以说完全就是后来的陶渊明的写照，可见这位外祖父对陶渊明的影响有多么的深刻。在这位出身土族、颇具魏晋名士风度的外祖父身上，陶渊明不仅学会了名士处事的“ 高贵和镇静”，更领悟到人生“任怀得意”、“渐近自然”的生存本真美。”
少年美好的田园生活以及父亲、外祖父这两位最亲近的亲人的影响无疑对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本心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中国文人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陶渊明作为中国文人亦有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与建功立业、重振家风的雄心壮志。这就不得不提一提陶渊明的家世了。他的曾祖是赫赫有名的陶侃，东晋初的名将，握强兵镇守长江中游，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声威煊赫一时。死后追赠大司马。祖父陶茂官拜太守，父亲亦曾出仕。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乃浔阳的大族。陶渊明的母系又是当时的士族孟氏。受其家族的影响，陶渊明早期还是积极出仕的。“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是对此时心境的真实描述。但是弱冠之年的游宦并不如意，所以从29岁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而在此后20余年间，陶渊明虽入桓玄幕、任镇军将军刘裕参军、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直至为彭泽令，但每一次为官时间都不长。官场的繁文缛节、勾心斗角实在与违陶渊明的本性大相径庭，然而若不为官、闲事在家、虚度光阴，亦非陶渊明心之所愿，他徘徊在官场与田园之间，几经反复。这个阶段陶渊明处于迷失期。
义熙元年（405）陶渊明四十一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然不过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辞去彭泽县令决意归隐田园则是陶渊明开悟并回归本心的表现。他的《归去来兮》正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更是一份自我剖析的心理分析报告”。陶渊明一生几度出仕，皆是“心为形役”，而辞官后的“心”则为“本心”，为“质性”、“自然之本性”。陶渊明称自己往日为各种“形”所役，以致误入迷途，“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经历了顿悟和深刻的自我剖析之后，陶渊明决定坚定地回归真实的自我——“本心”，之后终身不仕，哪怕是晚年的贫困潦倒亦未能动摇。至此，陶渊明完成了“本心、迷失、开悟、境界”的自我蜕变，成为了历代文人墨士心目中永远的一方净土、一个精神家园。
同样，处于镰仓末期的吉田兼好也呈现出了这种顿悟蜕变的禅性。要了解吉田兼好自我蜕变的前因后果就必须介绍一下吉田兼好所处的时代。日本史上，把1192年“鎌倉幕府”开设至1603年“江户幕府”成立之间的这段时期，称为“中世”，是日本著名的“乱世”。中世的四百年间，从“承久之乱”、“南北朝的对抗”到“織田信長”“豊臣秀吉”为中心的“戦国時代”，一直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战乱状态。而吉田兼好（1283—1350，日本著名歌人、隐士、随笔作家）正是出生于从平安时代向中世过渡的镰仓幕府时期。“兼好所生活的镰仓末期至南北朝初期，是古日本历史上最动荡、最黑暗的时代之一，旧制度崩溃，平安朝以来的价值观和贵族文化也从根本上开始动摇，新兴的武士阶级彼此间争权夺利，分庭抗礼；再加上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使得本已混乱的状况更雪上加霜”。总而言之，镰仓时期是一个贵族政权日渐衰落，武士阶级日益抬头的历史阶段。当时的日本贵族们都沉浸在文学艺术构筑出的虚幻美好世界的自我麻痹中，著名的虚幻美学歌风的代表——《新古今和歌集》正是成书于此时。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当时的文人对昔日平安时期的王朝文学产生了强烈的怀古与向往之情，吉田兼好亦是如此。吉田兼好出生于一个为天皇及高级贵族掌管卜术的神官世家，在此家庭背景下，他从小就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儒、佛、老庄之学。从年轻的时候起便担任堀河家的家司，即管家。因着堀河家与皇家的关系，兼好被封为六位藏人（掌管总务和膳食），深得天皇宠信。“虽然爵位不高，但他得以在大内走动，了解到了许多禁中掌故。稍后，兼好升为左兵卫尉。其间兼好常与朝臣贵族等上层社会人士接触密切，深受贵族文化的影响与熏陶”。所以，不管是由于个人经历还是由于整个社会的文学风尚，吉田兼好的“本心”表现出了对皇室文化、贵族文化不同寻常的热爱与崇拜，流露出他满怀宫廷贵族的艺术趣味与怀古的幽情。也正是如此，我们在吉田兼好所著的《徒然草》中多处可见他对贵族风情、自然情趣的细腻描写。
但吉田兼好所处的镰仓时期显然不能顺应他的本心，上面提到了镰仓时期是处于贵族政权日渐衰落，武士阶级日益抬头的历史阶段。贵族的这种怀古式的创作、包括《新古今和歌集》也只不过是文人的自我麻醉和王朝文学的回光返照罢了。吉田兼好所崇尚至极的那种王朝文学注定是要走向衰落直至泯灭于历史洪流之中的。再加之，当时镰仓末期和随后的南北朝时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吉田兼好作为一个下层贵族，既目睹了平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又了解上层统治集团的种种黑暗，他想改变这一切却又无能为力。文学和现实社会的残酷现状使吉田兼好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迷茫之中。而在这种苦苦挣扎之际，他终于从广泛流传于中世的佛教中得到救赎，大彻大悟，于30岁左右出家遁世，完成了人生的重要蜕变。之后，世人称其为兼好法师。正是因为遁入空门，兼好法师与现实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可以从自由的立场凝视世间，深刻地思考一切，同时还能保持旁观者的一份清醒，所以他创造出了日本著名的随笔——《徒然草》，以佛教之世界观，注视自然变化与事物变迁，对人生百态发表了坦率的评论。他的《徒然草》与鸭长明的《方丈记》、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并称为”日本古典文学之三大随笔”，并和鸭长明的《方丈记》并称为隐者文学双壁，开创了日本隐逸文学的又一高峰。
综上，本文通过分析得出陶渊明和吉田兼好都极有可能受到了禅宗思想的影响，并且两位隐士身上都体现出了“本心、迷失、开悟、境界”顿悟蜕变的禅性。而两位隐士本身的禅性势必会在各自的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这也是笔者日后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侯智芳.人生的余裕—陶渊明“原始情结”考论[ J ] .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P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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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新禧.徒然草 方丈记[ M].第1版.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P5
[4] 宋丽娟.透视日本隐逸思想的内涵[ J ].文学艺术，2010年
[5] 刘立善.日本的“隐者文学”[ J ].日本研究，2005年
[6] 王贺英.试论中日隐逸文学的异同[ 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
[7] 隽雪艳.从《徒然草》看吉田兼好的生命美学[ J ].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05期
[8] 鲁红平.论陶渊明诗文的怀古、田园情结[ J ].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
[9] 李长之.陶渊明传论[ 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
【关键词】中日隐逸文化；禅；陶渊明；吉田兼好；徒然草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出自于陶渊明那篇著名的《饮酒》，为历代文人推崇之至。涉足中国古典文学，不得不提及的就是这种特殊的人文情怀，名为“隐逸文化”。所谓“隐逸文化”是以简单朴素及内心平和为追求目标，不寻求认同为“隐”，自得其乐为“逸”。它是针对世俗文化而言的。而中国在漫漫历史中已经把这种“隐逸文化”发展到极致，其中最为世代文人所津津乐道的隐士自然当属东晋大诗人陶渊明。钟嵘在《诗品》里更是将陶渊明推崇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可见陶渊明在中国隐逸文化中地位之高，已毋庸置疑。无独有偶，日本在中世文学中也涌现出一批著名的隐士，并创造出了一些经典的隐逸文学作品。其中吉田兼好所著的《徒然草》，格调平易而简洁，中世以来的文人都十分爱读，而其影响亦广泛而深入，近世的“浄琉璃”、“浮世草子”都与它一脉相承。江户时代（1603—1867）二百多年间，《徒然草》一共发行了50多种版本，在当时可谓是罕见的“畅销书”了。可见中日这两位隐士对各自本土文学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那么其二者有何相通之处吗？这也是笔者欲意探知一二的。
中日两国关于隐逸文化的研究不在少数，特别是在中国对陶渊明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而日本人也一直都热衷于对吉田兼好及其作品的研究，已得出大量的研究成果。但传统的比较文学或隐逸文学研究大部分是将其作品作为研究主体，从作品中的文字等细节着眼，逐字逐句地分析，因此其得出的结论往往比较微观性。因此，笔者另辟蹊径，从禅性这个全新的角度对出发，对两位隐士自身体现出的禅性进行比较研究，从宏观上把握两位隐士及其隐逸作品的神髓。本文拟从两点切入：1、探讨陶渊明和吉田兼好受到禅宗思想影响的可能性。2、试析两位隐士身上所体现出的禅性。
一
在分析陶渊明和吉田兼好是否收到禅宗影响之前，需了解何谓禅宗。禅宗的这个“禅”字由梵文“禅那”音译而来，意为“静虑”、“思维修”、“定慧均等”。它是指经由精神的集中以进入有层次冥想过程。但是禅宗所谓的禅并不是指某一种特定的修行方法，而是指证悟到本性的一种状态。“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乃禅宗之根本宗旨。那么，陶渊明有没有可能受到禅宗的影响呢？笔者将从禅宗传入的时间及陶渊明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潮两方面加以论述。
禅宗，又称宗门，始于菩提达摩，盛于六祖惠能，是汉传佛教最主要的象征之一。既然禅宗是菩提达摩所创，那么就从菩提达摩来中国传授禅宗的时间来进行分析。据史料记载菩提达摩于南北朝时期来中国传禅宗，具体时间是南朝梁武帝普通七年，这晚于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末年时代近一百年，所以说陶渊明受到正式的禅宗影响是不太可能的。但陶渊明有没有可能受到禅宗早期萌芽思想的影响呢？从时间上来看是完全可能的。早在汉朝时期，安士高、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等佛教翻译家已经开始将如何进行禅定修行的佛教经典引入中国。根据这些经典教授学习禅定方法的僧人，被称为禅师。他们可以被视为中国禅宗的先驱，在他们的努力下，禅宗早期的萌芽思想已经在中国传播。所以说，从时间上看，陶渊明没有受到真正禅宗的影响，却是有可能受到中国禅宗早期萌芽思想影响的。
再从陶渊明所处时代的思潮来看，陶渊明所处的魏晋时期是个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极其活跃的时代。在西汉初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至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的价值体系开始崩溃。到了魏晋，社会思潮的发展趋于复杂化，儒教之外，玄学，佛学盛行，并逐渐形成三教合一之势。也正是在这个时代产生出了一大批的风流名士，谓之魏晋风流。而将当时的核心思潮总结为四个字就是“返璞归真”，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这与禅宗思想核心倡导的“本心、迷失、开悟、境界”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欲超脱世俗，回归本心。综上而知，陶渊明虽未受到正式的禅宗的影响，但从禅宗思想发源时间及社会思潮两方面来看，其受到禅宗思想影响的可能性确是极大的。
前面提到禅宗始于菩提达摩，盛于六祖惠能，中晚唐之后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当禅宗在它的故乡中国发展至最丰富饱满的时候，天时、地利、人和，自然地就传到了东邻这个被称为“扶桑”的岛国。中国禅宗正式传入日本是镰仓初期（1192年），但据记载早在平安时代前期就有唐朝的禅师东渡日本前来传授禅宗，可见禅宗传入日本是较早的。而吉田兼好（公元1283年—1350年），生长于日本镰仓末期至南北朝时期，单从时间上来看，吉田兼好完全有条件接触到系统的且丰富的禅宗思想。再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禅宗自镰仓初期由僧人荣西传入日本后，其影响力迅速扩散至平民和武士阶层，并且迅速渗入到日本生活中，评论家加藤周一曾说到：“镰仓以后的禅宗，一方面其寺院同政治权利结合，另一方面其思想成为文学，成为绘画，终于成为一种美的生活模式，并化为独特的的美的价值”。可见，禅宗对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从由禅宗而兴盛的“五山文学时代” 以及禅宗衍生出的“茶道” 便可窥见一二。所以说，处于日本禅宗鼎盛时期的吉田兼好无可置否会一定程度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
以上阐述陶渊明和吉田兼好受到禅宗思想影响的可能性，接着，笔者将继续探讨两位隐士本身所体现出的禅性。
二
前文中提到了禅宗的根本宗旨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认为“心外无法”、“心外无佛”，每个人的心性即佛心，所以成佛只在自悟本性。自心迷则愚则凡则是众生，自心悟则智则圣则是佛。而所谓的顿悟，是指突然理解、体认、领悟佛理，而无需长期的修习。这种顿悟是通过直觉的主观体验，产生内心的神秘启示，达到精神状态的突变。综上，禅宗总结成八个字，即为“本心、迷失、开悟、境界”。以下笔者就按此八个字来分析陶渊明和吉田兼好身上体现出来的禅性。 陶渊明出生于江州浔阳郡浔阳县（今江西九江市西），在乡村里度过了他自由而快乐的少年时光。当时国家太平，社会安定，家庭富足，乡村里优美恬静的自然风光，与世无争、淳朴自然的民风以及自由惬意的生活让陶渊明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陶渊明虽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但陶渊明的父亲却是个不大喜欢做官的人，史阙其名，陶渊明在《命子》诗里这样写他的父亲：“於穆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陶渊明的父亲原本是做过官的，但后又失了官，好在其生性恬淡，热爱自然，即使后来失了官，也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命运的大起大落。而这也是陶渊明的父亲对其本性形成非常关键的早期影响。另外在陶渊明的母系中也有一位对陶渊明起着决定性影响的人物，那就是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陶渊明专门为祖父写了一篇传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记录了孟嘉的家世、生平和思想性格，在细微之至的记载中不难看出陶渊明对这位‘名冠州里，声流京邑’的外祖父充满了依恋和崇敬之情。‘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以及‘冲默有远量’、‘温雅平旷’、‘色和而正’、‘渐近自然’这些评述虽然是陶渊明描述自己外公的，但简直可以说完全就是后来的陶渊明的写照，可见这位外祖父对陶渊明的影响有多么的深刻。在这位出身土族、颇具魏晋名士风度的外祖父身上，陶渊明不仅学会了名士处事的“ 高贵和镇静”，更领悟到人生“任怀得意”、“渐近自然”的生存本真美。”
少年美好的田园生活以及父亲、外祖父这两位最亲近的亲人的影响无疑对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本心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中国文人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陶渊明作为中国文人亦有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与建功立业、重振家风的雄心壮志。这就不得不提一提陶渊明的家世了。他的曾祖是赫赫有名的陶侃，东晋初的名将，握强兵镇守长江中游，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声威煊赫一时。死后追赠大司马。祖父陶茂官拜太守，父亲亦曾出仕。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乃浔阳的大族。陶渊明的母系又是当时的士族孟氏。受其家族的影响，陶渊明早期还是积极出仕的。“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是对此时心境的真实描述。但是弱冠之年的游宦并不如意，所以从29岁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而在此后20余年间，陶渊明虽入桓玄幕、任镇军将军刘裕参军、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直至为彭泽令，但每一次为官时间都不长。官场的繁文缛节、勾心斗角实在与违陶渊明的本性大相径庭，然而若不为官、闲事在家、虚度光阴，亦非陶渊明心之所愿，他徘徊在官场与田园之间，几经反复。这个阶段陶渊明处于迷失期。
义熙元年（405）陶渊明四十一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然不过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辞去彭泽县令决意归隐田园则是陶渊明开悟并回归本心的表现。他的《归去来兮》正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更是一份自我剖析的心理分析报告”。陶渊明一生几度出仕，皆是“心为形役”，而辞官后的“心”则为“本心”，为“质性”、“自然之本性”。陶渊明称自己往日为各种“形”所役，以致误入迷途，“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经历了顿悟和深刻的自我剖析之后，陶渊明决定坚定地回归真实的自我——“本心”，之后终身不仕，哪怕是晚年的贫困潦倒亦未能动摇。至此，陶渊明完成了“本心、迷失、开悟、境界”的自我蜕变，成为了历代文人墨士心目中永远的一方净土、一个精神家园。
同样，处于镰仓末期的吉田兼好也呈现出了这种顿悟蜕变的禅性。要了解吉田兼好自我蜕变的前因后果就必须介绍一下吉田兼好所处的时代。日本史上，把1192年“鎌倉幕府”开设至1603年“江户幕府”成立之间的这段时期，称为“中世”，是日本著名的“乱世”。中世的四百年间，从“承久之乱”、“南北朝的对抗”到“織田信長”“豊臣秀吉”为中心的“戦国時代”，一直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战乱状态。而吉田兼好（1283—1350，日本著名歌人、隐士、随笔作家）正是出生于从平安时代向中世过渡的镰仓幕府时期。“兼好所生活的镰仓末期至南北朝初期，是古日本历史上最动荡、最黑暗的时代之一，旧制度崩溃，平安朝以来的价值观和贵族文化也从根本上开始动摇，新兴的武士阶级彼此间争权夺利，分庭抗礼；再加上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使得本已混乱的状况更雪上加霜”。总而言之，镰仓时期是一个贵族政权日渐衰落，武士阶级日益抬头的历史阶段。当时的日本贵族们都沉浸在文学艺术构筑出的虚幻美好世界的自我麻痹中，著名的虚幻美学歌风的代表——《新古今和歌集》正是成书于此时。在这个社会背景下，当时的文人对昔日平安时期的王朝文学产生了强烈的怀古与向往之情，吉田兼好亦是如此。吉田兼好出生于一个为天皇及高级贵族掌管卜术的神官世家，在此家庭背景下，他从小就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儒、佛、老庄之学。从年轻的时候起便担任堀河家的家司，即管家。因着堀河家与皇家的关系，兼好被封为六位藏人（掌管总务和膳食），深得天皇宠信。“虽然爵位不高，但他得以在大内走动，了解到了许多禁中掌故。稍后，兼好升为左兵卫尉。其间兼好常与朝臣贵族等上层社会人士接触密切，深受贵族文化的影响与熏陶”。所以，不管是由于个人经历还是由于整个社会的文学风尚，吉田兼好的“本心”表现出了对皇室文化、贵族文化不同寻常的热爱与崇拜，流露出他满怀宫廷贵族的艺术趣味与怀古的幽情。也正是如此，我们在吉田兼好所著的《徒然草》中多处可见他对贵族风情、自然情趣的细腻描写。
但吉田兼好所处的镰仓时期显然不能顺应他的本心，上面提到了镰仓时期是处于贵族政权日渐衰落，武士阶级日益抬头的历史阶段。贵族的这种怀古式的创作、包括《新古今和歌集》也只不过是文人的自我麻醉和王朝文学的回光返照罢了。吉田兼好所崇尚至极的那种王朝文学注定是要走向衰落直至泯灭于历史洪流之中的。再加之，当时镰仓末期和随后的南北朝时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吉田兼好作为一个下层贵族，既目睹了平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的境地，又了解上层统治集团的种种黑暗，他想改变这一切却又无能为力。文学和现实社会的残酷现状使吉田兼好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迷茫之中。而在这种苦苦挣扎之际，他终于从广泛流传于中世的佛教中得到救赎，大彻大悟，于30岁左右出家遁世，完成了人生的重要蜕变。之后，世人称其为兼好法师。正是因为遁入空门，兼好法师与现实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可以从自由的立场凝视世间，深刻地思考一切，同时还能保持旁观者的一份清醒，所以他创造出了日本著名的随笔——《徒然草》，以佛教之世界观，注视自然变化与事物变迁，对人生百态发表了坦率的评论。他的《徒然草》与鸭长明的《方丈记》、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并称为”日本古典文学之三大随笔”，并和鸭长明的《方丈记》并称为隐者文学双壁，开创了日本隐逸文学的又一高峰。
综上，本文通过分析得出陶渊明和吉田兼好都极有可能受到了禅宗思想的影响，并且两位隐士身上都体现出了“本心、迷失、开悟、境界”顿悟蜕变的禅性。而两位隐士本身的禅性势必会在各自的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这也是笔者日后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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