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同事曾经很睿智地提出一个解决游戏成瘾的方案：考游戏。学生不是最喜欢游戏而最痛恨考试吗？让他们学游戏的历史、文化，让他们去记游戏里的每一个细节，然后周考、月考、期中考、期末考、毕业考，看他们还喜欢游戏！
　　这本是一个戏谑，没想到后来在一本美国人的书里看到了类似观点。赛斯·高汀写了一本教育评论集《盗梦工厂》（直译应该是《不要再偷盗梦想》，《盗梦工厂》这个译名尽管比原名更能反映作者的主旨，但显然有浓重的好莱坞味，以至有的网站将之归到了小说类），书中他讨论了如何教人不要成为棒球迷的话题，他写到：
　　“先教棒球史，从阿布纳·道布尔迪、板球的影响和帝国主义讲起，然后考试。再从黑人联盟和早期的巡回赛球队讲起，要求学生忘记关于每个球员的数据和事实。然后考试。
　　按这两次的考试成绩排名，让成绩好的学生忘记更多关于棒球球员的统计数据，把日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球员也包括进来。把成绩差的学生交给一个水平不高的老师去教，但学习内容类似，只是给予更宽松的时限，然后考试。
　　找一天带孩子们出游，看一场棒球比赛。确保每个人都玩不好。
　　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让孩子们在中场休息时拿一个棒球扔着玩。”
　　相信很多老师读到此都会会心一笑——我们所受的教育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不正是这样在教现在的孩子们吗？历史不是很有趣吗？我们就逼着孩子去背那些枯燥的年代和事件；语文不是很好玩吗？我们就创造一个专门用于考试的鲁迅来折磨他们。在职业教育中，我们同样履行着消灭兴趣的职责。数控机床明明可以制造各种形状的物体，我们偏偏先要用各种概念、各种术语把孩子们弄晕，再教一堆他们也许一辈子也用不到的理论、规则，等到我们认为他们可以使用机床制造东西的时候，大多数的孩子已经不再喜欢这门课了。现在的孩子明明十分熟悉电脑的操作，我们偏偏认为，他们在学会使用一个软件前必须记住每个按钮的意义与作用，在背出每一个图标的名称、每一个命令的位置后，孩子们已经不再有使用这个软件的欲望了。
　　在今天的中国，教育就是有组织地教人远离知识的社会活动，而职业教育就是使年轻人厌恶劳动、远离职业的教育。肯定有人会认为我在夸大其辞——三十年来职业教育不是已经培养了上亿的技能型劳动者吗？准确地说，这些劳动者并不是职业教育所培养，而是职业教育所“贡献”的，因为被纳入了职业教育的轨道，这些年轻人不得已从事了技能型劳动，这并不能代表他们得到了恰当的教育，几十年来职业教育所取得的成就远没有表面上那么大。
　　所以，无论是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面临着共同的转向问题。所谓转向，是指从消灭兴趣的教育转向发展兴趣的教育，从“他”的教育转向“我”的教育。孩子们之所以失去学习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呈现在他们面前的知识或技能是独立于他们而存在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哪些具体主张？国际贸易的合同有哪些种类？如何用数控机床车一个圆球？这些知识或技能在各自的教学体系里都很重要，但对于学生来讲都没有太大意义——如果不是老师逼着我背或做，我才不学这些东西呢！兴趣的缺失导致对这些知识或技能的学习都是被动的，也就是说“我”其实并未参与学习的过程，或者准确地说，学习并没有真正发生。对这一点相信很多人有切身的体验：上中学时英语老师每节课都会检查单词或词组的背诵，大多数人都会在上课前突击背诵，等老师检查完大多数人也就忘记了。
　　从教育学的观点看，三十多年来职业教育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世纪末，那时的职业教育在教学组织上类似于普通教育，在教学内容上类似于专业教育，是一种教导型教学和记忆型学习相结合的教育形式；一个是从本世纪初到现在，职业教育开始试图摆脱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影子，尝试开展真正的职业教育，但由于惯性的作用，教导型教学和记忆型学习仍是主流，这就造成了行动导向、项目课程等课程与教学改革理念屡屡碰壁。
　　教导型教学与记忆型学习的理论基础是要素主义教学观，这种观点认为，总有些知识是不依赖于个人经验而恒久不变的，学校的任务就是确认这些知识并系统地传授给学生。就像高汀所说，要学习棒球怎么能不先了解棒球的历史、文化、规则等不依赖个人经验的永恒知识？同样，许多人倾向于认为，要想能够使用机床制造产品，应该先了解机床每个部分的原理、功能、注意事项，接下来要牢记显性化的生产过程，然后才可以开展实际操作。这样的教导型教学和记忆型学习确实很系统、很专业，但所学的东西独立于学习者，所以易于造成学习兴趣的流失，“我”也就在学习过程中悄悄溜走了。
　　很多老师苦恼于有些学生既不喜欢上理论课，也不喜欢上实践课，经常发问：这些孩子到底能喜欢什么？现在我们也许可以如此解释——无论是理论课还是实践课其实都遵循了要素主义主导下的教导型教学与记忆型学习模式，而这偏偏是职业学校的学生所不擅长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目前进行的行动导向、工作过程导向或项目导向的课程改革都没有触及职业教育的根本问题。
　　（作者系江苏理工学院职教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