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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翻译被赋予厚重的历史使命，它着眼于目的语的文化构建，这为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文化环境所决定。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更加突出译者的主体地位，形成以译者为中心主体，以作者和译入语读者为两个边缘主体的翻译主体体系。译者这一中心主体就客体的两世界（源语与目的语世界）、三方面（共谋的主客体和目的）、六因素（源文本、源语、源语文化与目的文本、目的语、目的语文化）实施翻译。译者面对民族存亡，求救国、图自强、谋复兴，依靠翻译大力传播西方文化，积极构建中国近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