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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古至今，人类都一直对和谐世界有着不同程度的追求和探索，虽然由于同西方文化的差异性，但是都有追求和谐世界的共同之处。各国家、各民族的发展都依赖于整个世界的状态和局势，因此世界的和谐、稳定、持续发展是各国家和各民族稳定发展的前提，对此，人类对和谐世界这一崇高理想都有着不断的尝试和探索。
关键字：儒家；道家；古希腊，和谐；世界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2-0023-02
建设和谐世界是人类的崇高理想，也是国际关系的最高境界。和谐世界的理论从产生到发展无不渗透和体现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虽然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对和谐世界的理论人们依旧进行着不懈的追求和探索。因此，在人类社会长期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和谐世界的理论也随之得到丰富和进一步完善。
一、古代中国对“和谐世界”的追求和探索
中国古代关于和谐世界的思想“最初源自于自然现象的观察和自然哲学的领悟”[1]，涉及的内容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到人与人的和谐，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
先秦的道家思想在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方面，常常把自然界理解为是由阴阳共同起作用的统一体，如“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道既被看作是最高的存在，也被看作是万物之源，道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的本质与自然界的本质是相通的，都是和谐。由此，便进一步把自然秩序扩展到了社会秩序方面，并使人融入其中，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2]道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也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世界和谐的追求。庄子生活于战乱不断的东周战国时期，他鲜明的意识到旧制度将会崩溃瓦解而代之以新的社会和新制度，但他却不是以一种积极地态度来面对这种大的社会变革，而是以“不物于物”的态度要求返回最原始的远古社会中去，在他所追求的那种原始社会中“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庄子这种“返古”的思想明显是逆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庄子的这种思想是倒退的，然而他却表达了一种对美好的、和谐的世界状态的诉求，对于当代我们处理人与自然的冲突和不和谐，解决各种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依旧有着值得借鉴的内容。
孔子虽没有明确的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但是其“大同思想”实质上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相处的一种社会的理想状态。在孔子看来，社会安定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富的平均，物同一体，没有贫富差距，人们才能和睦相处，才可以让“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后来，在儒家重要经典《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将理想的大同世界描述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从这一经典描述可以看出，“大同世界”可以说是一种人际关系和谐的世界。在国家关系方面，我国历来奉行“以和为贵”的准则来处理氏族部落或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孔子提出了“近者悦，远者来”的观点，反对武力和战争，这也是先秦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体现。按照这种观点，古代中国和周围其他邻国形成了朝贡的关系，以此方式来维护和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以及国家之间的和谐相处。
由于社会环境不同、思维方式以及传统文化的差异，使东西方所构想的和谐世界的理念不同，但都体现着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对美好世界的不懈追求，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延续的思想脉络。
二、古希腊时期“和谐世界”的内涵
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是最先提出有关和谐世界理念的哲学家。柏拉图出生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当雅典战败时，他把失败归结于雅典的民主制度，在后来的长期考察中，柏拉图又对斯巴达体制产生了兴趣。在其代表作《理想国》中，柏拉图描绘了一个以善的理念为基础和目标的和谐世界的前景。他认为“善的理念”本身就是真理，也只有在这样的理念的指引下才能认识真理即善的理念本身，因此，只有建立在善的理念之下的和谐社会才有可能会实现。“善的理念”的核心是正义，正义就是至善。因此，柏拉图认为以“正义”为基础而建立的“理想国”必然是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
那么，如何才能掌握至善的理念？柏拉图认为只有具有知识的哲人才能真正掌握善的理念。智慧不是由忙于体力劳动的平民或奴隶而产生的，而是由那些不必为物质生活而担忧的有充足的闲暇时间的人们而产生的，这正是柏拉图的“哲学王”的思想。在“哲学王”治理下的国家才是理想中的和谐社会，如果每个人能够按“哲学王”的要求各司其职，那么就可以建立起安定和谐的“理想国”。
当欧洲进入中世纪时期，关于和谐世界的理念披上了宗教神学的外衣。基督教教父克雷芒、奥古斯丁等人提出了宗教世界主义的论断，其宗旨是要说明上帝对全人类实施普世性的恩惠，认为基督教的救赎普及全人类。特别是奥古斯丁认为历史的终极是“上帝治国在人间的实现”的思想，对基督教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古代西方朴素的和谐思想，既是其思辨哲学、理性主义对所表现出来的对和谐世界诉求，又在宗教神学的笼罩下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
虽然对和谐世界这一美好理想的追求是古代中西方各国家和民族的共同目标，但无论从其出发点还是思考路径来看又都存在着东西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先秦思想家大多由对自然界和社会实践经验的分析和感悟中所产生的对和谐世界这一美好理想的追求。而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在对理想的和谐世界的描绘中，除了具有现实的经验基础之外，还带有很强烈的思辨理性的特点，这也正反应出了中西文化在思想方面的差异。
参考文献：
[1]吴振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难题研究》[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2]房广顺.《马克思主义和谐世界建设论》[M]，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作者简介：安冬（1990—），女，河北保定人，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字：儒家；道家；古希腊，和谐；世界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2-0023-02
建设和谐世界是人类的崇高理想，也是国际关系的最高境界。和谐世界的理论从产生到发展无不渗透和体现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虽然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对和谐世界的理论人们依旧进行着不懈的追求和探索。因此，在人类社会长期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和谐世界的理论也随之得到丰富和进一步完善。
一、古代中国对“和谐世界”的追求和探索
中国古代关于和谐世界的思想“最初源自于自然现象的观察和自然哲学的领悟”[1]，涉及的内容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到人与人的和谐，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
先秦的道家思想在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方面，常常把自然界理解为是由阴阳共同起作用的统一体，如“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道既被看作是最高的存在，也被看作是万物之源，道家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的本质与自然界的本质是相通的，都是和谐。由此，便进一步把自然秩序扩展到了社会秩序方面，并使人融入其中，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2]道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也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世界和谐的追求。庄子生活于战乱不断的东周战国时期，他鲜明的意识到旧制度将会崩溃瓦解而代之以新的社会和新制度，但他却不是以一种积极地态度来面对这种大的社会变革，而是以“不物于物”的态度要求返回最原始的远古社会中去，在他所追求的那种原始社会中“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庄子这种“返古”的思想明显是逆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庄子的这种思想是倒退的，然而他却表达了一种对美好的、和谐的世界状态的诉求，对于当代我们处理人与自然的冲突和不和谐，解决各种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依旧有着值得借鉴的内容。
孔子虽没有明确的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但是其“大同思想”实质上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相处的一种社会的理想状态。在孔子看来，社会安定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富的平均，物同一体，没有贫富差距，人们才能和睦相处，才可以让“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后来，在儒家重要经典《礼记·礼运篇》中，孔子将理想的大同世界描述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从这一经典描述可以看出，“大同世界”可以说是一种人际关系和谐的世界。在国家关系方面，我国历来奉行“以和为贵”的准则来处理氏族部落或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孔子提出了“近者悦，远者来”的观点，反对武力和战争，这也是先秦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体现。按照这种观点，古代中国和周围其他邻国形成了朝贡的关系，以此方式来维护和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以及国家之间的和谐相处。
由于社会环境不同、思维方式以及传统文化的差异，使东西方所构想的和谐世界的理念不同，但都体现着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对美好世界的不懈追求，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延续的思想脉络。
二、古希腊时期“和谐世界”的内涵
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是最先提出有关和谐世界理念的哲学家。柏拉图出生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当雅典战败时，他把失败归结于雅典的民主制度，在后来的长期考察中，柏拉图又对斯巴达体制产生了兴趣。在其代表作《理想国》中，柏拉图描绘了一个以善的理念为基础和目标的和谐世界的前景。他认为“善的理念”本身就是真理，也只有在这样的理念的指引下才能认识真理即善的理念本身，因此，只有建立在善的理念之下的和谐社会才有可能会实现。“善的理念”的核心是正义，正义就是至善。因此，柏拉图认为以“正义”为基础而建立的“理想国”必然是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
那么，如何才能掌握至善的理念？柏拉图认为只有具有知识的哲人才能真正掌握善的理念。智慧不是由忙于体力劳动的平民或奴隶而产生的，而是由那些不必为物质生活而担忧的有充足的闲暇时间的人们而产生的，这正是柏拉图的“哲学王”的思想。在“哲学王”治理下的国家才是理想中的和谐社会，如果每个人能够按“哲学王”的要求各司其职，那么就可以建立起安定和谐的“理想国”。
当欧洲进入中世纪时期，关于和谐世界的理念披上了宗教神学的外衣。基督教教父克雷芒、奥古斯丁等人提出了宗教世界主义的论断，其宗旨是要说明上帝对全人类实施普世性的恩惠，认为基督教的救赎普及全人类。特别是奥古斯丁认为历史的终极是“上帝治国在人间的实现”的思想，对基督教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之，古代西方朴素的和谐思想，既是其思辨哲学、理性主义对所表现出来的对和谐世界诉求，又在宗教神学的笼罩下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
虽然对和谐世界这一美好理想的追求是古代中西方各国家和民族的共同目标，但无论从其出发点还是思考路径来看又都存在着东西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先秦思想家大多由对自然界和社会实践经验的分析和感悟中所产生的对和谐世界这一美好理想的追求。而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哲学家在对理想的和谐世界的描绘中，除了具有现实的经验基础之外，还带有很强烈的思辨理性的特点，这也正反应出了中西文化在思想方面的差异。
参考文献：
[1]吴振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难题研究》[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2]房广顺.《马克思主义和谐世界建设论》[M]，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作者简介：安冬（1990—），女，河北保定人，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