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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美国能“突发奇想”，最终实现以土地换教育的计划，21世纪的中国难道连想都不敢想吗?
农民问题困扰了中国上千年，中国现代化要成功，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所突破。
不妨审视一下世界史：农业的成功离不开农民的成功，而农民的成功则有赖于社会各方面的帮助。比如，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发生了农业革命，大幅增加了粮食产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少量的农业人口养活了大量城市人口，工业革命才有了可能。这样的结果，归根到底在于中世纪晚期以来英国“国王要自己过”的传统：王室的费用应自筹，没有议会的同意不得随意加税，而议会又被地主阶层控制，使王室无法向农业伸手；另一方面，王室在地主和佃农的争执中经常支持后者，使地主提租的权力受到限制。结果，大佃农资本积累迅速，能够通过规模经营和技术创新提高效率。到了18世纪，新兴的工商阶级通过海外贸易赚了钱后，为了争取农民，选他们进议会，就纷纷到农村置办产业，并成立农业研究会，推广新技术，甚至亲自面试佃户、传授最新的技术，有力地推动了英国农业的发展。
日本则自中世纪末期的“战国时代”就形成了强大的乡村自治传统，村落中有村民集会的场地用于讨论公共事务，甚至有自己的武装。江户末年，豪农阶层在地方上已举足轻重，到明治时期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基础，村民不仅讨论地方事务，甚至一起学习西方名著、起草宪法。各种各样的农学会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同时，政府鼓励助农活动：比如在耕牛的推广、新肥料的使用等方面，农民都得到了多种帮助。农业的发展，为明治时代的现代化提供了关键的资源。
美国自建国起政府就开始给农民免费邮寄各种新作物的种子，鼓励农民进行各种农业试验。1862年，国会通过了“Morrill颁地法案”，给每个州的众议员分配3万多英亩的联邦土地，各州把经营土地的收益(包括贩卖的收入)作为永久教育基金，成立了一系列大学，教授“农业和机械技艺”。这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里程碑。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农业大国和这种努力有着密切关系。
再看看中国农民，对比可谓鲜明。历史上，农民为国家提供了主要税源，却一直遭受贪官污吏的欺压和盘剥。明清两代，最繁荣的江南一带，经营农业成功的地主迅速迁出农村，乡居地主几乎全变成了城居地主，除了收租外对农事不闻不问，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地在哪里。另外，为了收租，和官府勾结的租栈纷纷成立，这些租栈拿着官府给的空白逮捕状，专门对付抗租的农民。这样，农业生产既得不到有效的组织，也缺乏足够的投资。建国后，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农民，相当部分劳动果实被统购统销制度拿走，即使在改革后，农民仍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基本权利。这样的农村怎会没有问题?
中央决意推动农业改革，给解决这些问题带来了希望。在高速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时代，农业问题绝不仅仅在于农业。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中国拥有世界40％的农民，但仅有世界10％的耕地，农业生产规模过小，影响了效率；中国的总劳动力中有40％是农民，但农民创造的产值仅占GDP的12％；在粮食产量上，中国过去10年的年增长率为1％，美国则为2.5％左右。童大焕先生在《东方早报》撰文，指出当今农民90％以上的收入来自进城打工。可见，解决农业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入城，成为产业工人或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摆脱剩余的劳动力，适当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
但这一战略面临重大挑战：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中国正处于产业升级中。这种产业升级，需要的不再是从事简单劳动的低技术甚至无技术的劳工，而是教育良好的高技术工人。长期城乡分化使农民在教育程度、劳动技能等方面和城市经济有着巨大的鸿沟，比如一些从落后地区来的农民到城里当保姆，竟不知道擦地和擦桌子要用不同的抹布。得不到充分训练，农民工不仅自己的生计受影响，而且无法为中国制造业提供急需的高质量劳动力，结果不仅农村问题的解决放缓，甚至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大受影响。
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让农民进大学。这是个巨大的变革。需要高度的政治远见和制度创新。农民进大学需要三个环节的联动：第一，农民对自己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支配；第二，有关金融机构在国家的支持下，对农民提供以土地使用权为抵押的信贷服务；第三，大学对农民学生采取分红式的延期收费制度。这样，就可以通过“农民出一点、国家出一点、大学出一点”的办法，解决未来几亿进城农民的教育经费问题。
具体而言，农民脱离土地进城，必然要对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有偿转让。保证了这方面的权利，他们就能用转让所得的收入为自己的未来投资，包括缴纳学费。对此，国家应出台相关政策进行鼓励。比如，银行在国家的支持下，对愿意上大学的农民提供低息甚至无息的教育贷款，农民以土地使用权作抵押，甚至可以通过若干年后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未来收益”逐步偿还眼下的教育债务。其实，这种贷款在发达国家已是家常便饭。
不过，最关键的还在于大學。最近几年大学盲目扩招，不顾及教育质量、不考虑市场需求，造成大量大学生就业难。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指望农民把家底投资给这样的大学呢?所以，大学非改革不可。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要求所有接受国家拨款的大学招收一定比例的农民学生。这些学生在学期间，可以用土地作抵押通过贷款来支付生活费，但学费必须等到毕业找到工作后逐渐支付。如果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的工作工资水平达不到一定标准，则可以不支付学费。也就是说，大学必须先培养出能找到体面工作的学生，然后才可能从学生日后获得的“教育红利”中分享收益。这就逼着大学以教学为中心、以学生的前途为中心。另一方面，这一推迟支付学费的措施，也可以通过银行的信用服务来完成：农民学生日后如果赖账，银行则可以通过正当法律手段，在核准毕业生确实有一定水平的收入后，以其土地使用权的收益偿还学费。
我希望那些认为让农民进大学是异想天开的人看一看美国的“Morrill颁地法案”。这是一笔教育投资，也是农业投资，影响所及，美国如今不仅是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也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19世纪的美国能“突发奇想”，最终实现以土地换教育的计划，21世纪的中国难道连想都不敢想吗?
(作者系旅美学者)
农民问题困扰了中国上千年，中国现代化要成功，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所突破。
不妨审视一下世界史：农业的成功离不开农民的成功，而农民的成功则有赖于社会各方面的帮助。比如，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发生了农业革命，大幅增加了粮食产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少量的农业人口养活了大量城市人口，工业革命才有了可能。这样的结果，归根到底在于中世纪晚期以来英国“国王要自己过”的传统：王室的费用应自筹，没有议会的同意不得随意加税，而议会又被地主阶层控制，使王室无法向农业伸手；另一方面，王室在地主和佃农的争执中经常支持后者，使地主提租的权力受到限制。结果，大佃农资本积累迅速，能够通过规模经营和技术创新提高效率。到了18世纪，新兴的工商阶级通过海外贸易赚了钱后，为了争取农民，选他们进议会，就纷纷到农村置办产业，并成立农业研究会，推广新技术，甚至亲自面试佃户、传授最新的技术，有力地推动了英国农业的发展。
日本则自中世纪末期的“战国时代”就形成了强大的乡村自治传统，村落中有村民集会的场地用于讨论公共事务，甚至有自己的武装。江户末年，豪农阶层在地方上已举足轻重，到明治时期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基础，村民不仅讨论地方事务，甚至一起学习西方名著、起草宪法。各种各样的农学会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同时，政府鼓励助农活动：比如在耕牛的推广、新肥料的使用等方面，农民都得到了多种帮助。农业的发展，为明治时代的现代化提供了关键的资源。
美国自建国起政府就开始给农民免费邮寄各种新作物的种子，鼓励农民进行各种农业试验。1862年，国会通过了“Morrill颁地法案”，给每个州的众议员分配3万多英亩的联邦土地，各州把经营土地的收益(包括贩卖的收入)作为永久教育基金，成立了一系列大学，教授“农业和机械技艺”。这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重要里程碑。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农业大国和这种努力有着密切关系。
再看看中国农民，对比可谓鲜明。历史上，农民为国家提供了主要税源，却一直遭受贪官污吏的欺压和盘剥。明清两代，最繁荣的江南一带，经营农业成功的地主迅速迁出农村，乡居地主几乎全变成了城居地主，除了收租外对农事不闻不问，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地在哪里。另外，为了收租，和官府勾结的租栈纷纷成立，这些租栈拿着官府给的空白逮捕状，专门对付抗租的农民。这样，农业生产既得不到有效的组织，也缺乏足够的投资。建国后，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农民，相当部分劳动果实被统购统销制度拿走，即使在改革后，农民仍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基本权利。这样的农村怎会没有问题?
中央决意推动农业改革，给解决这些问题带来了希望。在高速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时代，农业问题绝不仅仅在于农业。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中国拥有世界40％的农民，但仅有世界10％的耕地，农业生产规模过小，影响了效率；中国的总劳动力中有40％是农民，但农民创造的产值仅占GDP的12％；在粮食产量上，中国过去10年的年增长率为1％，美国则为2.5％左右。童大焕先生在《东方早报》撰文，指出当今农民90％以上的收入来自进城打工。可见，解决农业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入城，成为产业工人或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摆脱剩余的劳动力，适当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
但这一战略面临重大挑战：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中国正处于产业升级中。这种产业升级，需要的不再是从事简单劳动的低技术甚至无技术的劳工，而是教育良好的高技术工人。长期城乡分化使农民在教育程度、劳动技能等方面和城市经济有着巨大的鸿沟，比如一些从落后地区来的农民到城里当保姆，竟不知道擦地和擦桌子要用不同的抹布。得不到充分训练，农民工不仅自己的生计受影响，而且无法为中国制造业提供急需的高质量劳动力，结果不仅农村问题的解决放缓，甚至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大受影响。
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让农民进大学。这是个巨大的变革。需要高度的政治远见和制度创新。农民进大学需要三个环节的联动：第一，农民对自己土地使用权的自由支配；第二，有关金融机构在国家的支持下，对农民提供以土地使用权为抵押的信贷服务；第三，大学对农民学生采取分红式的延期收费制度。这样，就可以通过“农民出一点、国家出一点、大学出一点”的办法，解决未来几亿进城农民的教育经费问题。
具体而言，农民脱离土地进城，必然要对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有偿转让。保证了这方面的权利，他们就能用转让所得的收入为自己的未来投资，包括缴纳学费。对此，国家应出台相关政策进行鼓励。比如，银行在国家的支持下，对愿意上大学的农民提供低息甚至无息的教育贷款，农民以土地使用权作抵押，甚至可以通过若干年后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未来收益”逐步偿还眼下的教育债务。其实，这种贷款在发达国家已是家常便饭。
不过，最关键的还在于大學。最近几年大学盲目扩招，不顾及教育质量、不考虑市场需求，造成大量大学生就业难。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指望农民把家底投资给这样的大学呢?所以，大学非改革不可。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要求所有接受国家拨款的大学招收一定比例的农民学生。这些学生在学期间，可以用土地作抵押通过贷款来支付生活费，但学费必须等到毕业找到工作后逐渐支付。如果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的工作工资水平达不到一定标准，则可以不支付学费。也就是说，大学必须先培养出能找到体面工作的学生，然后才可能从学生日后获得的“教育红利”中分享收益。这就逼着大学以教学为中心、以学生的前途为中心。另一方面，这一推迟支付学费的措施，也可以通过银行的信用服务来完成：农民学生日后如果赖账，银行则可以通过正当法律手段，在核准毕业生确实有一定水平的收入后，以其土地使用权的收益偿还学费。
我希望那些认为让农民进大学是异想天开的人看一看美国的“Morrill颁地法案”。这是一笔教育投资，也是农业投资，影响所及，美国如今不仅是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也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19世纪的美国能“突发奇想”，最终实现以土地换教育的计划，21世纪的中国难道连想都不敢想吗?
(作者系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