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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以前，我从《中国电视报》上看到“新中国的第一”这篇十分醒目的新闻报道，受到很大的启示，并且很快联想到：我们也曾经有一个“新中国的第一”呀，这就是1980年5月，在我和华中师范学院（即今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省与全国教育界、语言学界、出版界朋友共同努力下，在新中国全国统一高考的语文试卷上，第一次展现了汉语拼音试题。虽然在当年的高考语文试卷总分100分中只占了3分，但由于我们开创性地、合理合法地运用了高考这根指挥棒，很快地就卓有成效地在全国师范院校、中小学和幼儿园掀起了学习《汉语拼音方案》和推广普通话的热潮，既为促进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进步，为促进广大青年、少年儿童和成年人提高学习能力和文化、教育水平作出了積极的贡献，也为华中师院、湖北省教育厅、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有关部门赢得了荣誉。
那么，我们这个“新中国的第一”是怎样形成构想、为什么能把构想变成现实呢？
首先，是因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有明确的指示。早在1951年，毛主席就说过：“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工作共同的拼音方向”;1958年他指出：“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周总理曾于1958年1月4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报告会上亲自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当时全国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强调在我国汉族人民中，努力推广普通话“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这正好证明中国共产党和国务院对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是多么重视。所以，我们能有这个“新中国的第一”，首先要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
1978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高教局发出了《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我从1956年在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后，就开始做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所以很早就看到这个《通知》。由于华中高师、湖北省教育厅等单位的推荐，教育部于 1980年5月聘请我赴北京参加高考语文命题，我特地带上了教育部的这份文件。到教育部报到之后，教育部考试司立即派人开车送我到北京香山的炮兵司令部的一座小楼，这是当年高考各个学科命题组成员的共同驻地。我到驻地后，立即向考试司负责组织和管理的干部谈对语文高考命题的设想，他建议我与语文命题组的同志直接商谈。当年语文高考命题组组长是著名语言学家、南开大学教授张清常先生。他对我按规定时间来到驻地表示欢迎。我就拿出教育部1978年8月的那份文件给他看，并迫不及待地谈到，想将汉语拼音纳入高考试题，当时他明确地表示支持，并说要先在语文命题组一起商讨。教育部高沂、黄辛白两位副部长在命题工作开始的第一天，就命题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工作纪律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都明确指出了今年命题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做到到两个‘有利于’，一要有利于高等学校选拔高质量新生，二要有利于促进中学的教学，使试题能调动广大中学教师和学生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以促进基础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今年的语文试题仍然着眼于测验考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考试的内容还是现代汉语基础知识、文言文和作文三个部分。
在听取两位副部长的重要讲话后，紧接着是各个学科和课程命题组分别开会。我们语文命题组也是第一次相聚在一起，张清常组长和几名成员都讲了自己现在的工作单位和姓名，这样大家才相互知道，我们命题组的四名高校教师，分别来自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学院，两名中学教师分别来自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和杭州市第二中学，还有一位是来自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课本编辑室的高级编辑。张清常先生说，从今天起，我们就要齐心协力，认真完成好命题任务。华中师范学院的刘兴策老师对今年的语文命题已作了认真的考虑，请他先发表意见。于是，我将从武汉带到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举起来说，“教育部的这个文件强调，推广普通话和教学汉语拼音，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学校是推广普通话和教学汉语拼音的重要基地，广大师生是普及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的重要力量。”“汉语拼音是识字和学习普通话的有效工具，是我国文字拼音化的基础。中小学都要认真教好汉语拼音，要把它作为语文教学的一项内容，适当安排。”既然教育部这么重视推广普通话和教学汉语拼音，我们就应当抓住有利时机，借助高考命题的指挥棒，在语文高考试题中加进汉语拼音的内容。张清常先生在我说完后立即表示赞同和支持我的建议，语文命题组的几名成员都接连发言，表示赞成。就这样，1980年全国语文高考试卷上，第一次展现了给汉字加注拼音的试题。我曾在1980年撰写的《命题归来话试题》一文中写道：“这是建国三十年来，在全国统考语文试卷中第一次出现汉语拼音。出这个题目的目的是要引起中学领导和语文教师对拼音教学的重视，也是要中学生在中学阶段不要丢开拼音不管，这样做对于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和普通话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朱德熙在审查试题时，对这个题的出法表示赞赏。有趣的是，朱德熙青年时代在南开大学当学生时，张清常先生是他的任课教师。现在他对我们这个汉语拼音试题的赞扬，是对我们命题组全体同志很大的鼓励和支持。1980年7月，我完成任务回到武汉后，曾写了《七律二首·高考命题感赋》，其中第二首的前四句是，“香山结识未能忘，海北天南聚一堂，同心同德同效力，相期相勉相磋商”。《七律二首·高考命题感赋》后来收录在王建军、李崇兴主编的、由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第1版的《永远的微笑·刘兴策教授从教43周年纪念文集》中（见该书第287页）。
我与语文命题组的前辈学者和同辈专家从祖国的四面八方相聚在北京香山，大家日夜奋战，深切感受到“身处香山更觉香”，我们共同的愿望是“只缘为国选贤良”，因此，再苦再累也是心甘情愿的。
但我没想到，过了19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原会长、国家语委原副主任王均研究员在得知我的弟子和同事为组织刘兴策教授从教43周年纪念会，并先后收到我赠给他的几本拙著《普通话训练与测试指要》、《语言与文字论集》、《语言规范精要》之后，于1999年11月11日从北京给我发出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使我深受教育，我真诚感谢他的教诲。他在认真仔细地看了《语言与文字论集》一书的附录里，黄玉蓉访问我的那篇访问记中讲到：“1980年你就把教育部1978年8月的文件带到北京，提出借助高考‘指挥棒’来推动学校的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于是，新中国诞生以来，第一道汉语拼音试题在高考语文试题中出现了……原来你是个实干家呀！”恩师王均先生这封1500多字的书信，是留给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激励着我坚持不懈地在有生之年为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做更多的奉献。（王均先生这封信也已编进《永远的微笑 刘兴策教授从教43周年纪念文集》见该书第14页至16页。 我感到十分幸运，从1956年我在华中师院毕业留校任教开始，一直从事语言文字教学、研究与普通话推广普及工作，从我的亲身经历中切实感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发展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文盲率高达80%，众多的文盲成为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攔路虎。为解决这一问题，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成立，从此一场群众性的扫盲运动，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大规模展开。（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第11页。其高潮一直持续到50年代末，经过50年的不懈努力，使全国文盲比率由1949年的80%以上，下降至2000年的6.72%，这是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极为显著的成就和辉煌的篇章。在这场文化普及与提高的运动中，文字改革与《汉语拼音方案》的积极推广和大力普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人民群众的识字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日常交际中还有很多人使用方言土语，普通话普及水平较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海量的农民工兄弟进城、各地人员、信息的畅通交流、中文信息处理方式的现代化等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而这个伟大的进程，也是与始于改革开放的广泛而深入的“推普”工作戚戚相关、同步前行的。因此，也可以说，我们的这个“新中国的第一”，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又是时代发展的先声。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精准扶贫”、“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伟大构想与治国理政方略，其中，“精准扶贫”还专门针对少数贫困地区情况实施了“语言扶贫”举措，用普及普通话加快脱贫致富能力提升，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快了中外文化交流，促使汉语在东南亚、东北亚、南美洲、欧洲、南非等等国家借助“普通话”、“汉语拼音”迅速推广，展现出勃勃生机。
回顾历史，在邓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在1977年恢复，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率先拉开了全社会改革开放的序幕。而1980年的高考中，我们在语文试卷中加入了“汉语拼音试题”，用高考“指挥棒”来推动学校的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涓涓细流，终由几代语言文字学人，千万语文老师，亿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成就了汉语普通话的广泛普及应用，成为了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作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名语言文字工作者，在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为祖国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欢欣鼓舞，也为自己一生奉献给教育事业、奉献给语言文字学研究、汉语方言研究和为普通话普及推广而自豪，更为我们祖国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美丽的未来而深感喜悦和欣慰。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那么，我们这个“新中国的第一”是怎样形成构想、为什么能把构想变成现实呢？
首先，是因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有明确的指示。早在1951年，毛主席就说过：“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工作共同的拼音方向”;1958年他指出：“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周总理曾于1958年1月4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报告会上亲自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当时全国文字改革的三项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强调在我国汉族人民中，努力推广普通话“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这正好证明中国共产党和国务院对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是多么重视。所以，我们能有这个“新中国的第一”，首先要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
1978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高教局发出了《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我从1956年在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后，就开始做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所以很早就看到这个《通知》。由于华中高师、湖北省教育厅等单位的推荐，教育部于 1980年5月聘请我赴北京参加高考语文命题，我特地带上了教育部的这份文件。到教育部报到之后，教育部考试司立即派人开车送我到北京香山的炮兵司令部的一座小楼，这是当年高考各个学科命题组成员的共同驻地。我到驻地后，立即向考试司负责组织和管理的干部谈对语文高考命题的设想，他建议我与语文命题组的同志直接商谈。当年语文高考命题组组长是著名语言学家、南开大学教授张清常先生。他对我按规定时间来到驻地表示欢迎。我就拿出教育部1978年8月的那份文件给他看，并迫不及待地谈到，想将汉语拼音纳入高考试题，当时他明确地表示支持，并说要先在语文命题组一起商讨。教育部高沂、黄辛白两位副部长在命题工作开始的第一天，就命题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工作纪律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都明确指出了今年命题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做到到两个‘有利于’，一要有利于高等学校选拔高质量新生，二要有利于促进中学的教学，使试题能调动广大中学教师和学生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以促进基础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今年的语文试题仍然着眼于测验考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考试的内容还是现代汉语基础知识、文言文和作文三个部分。
在听取两位副部长的重要讲话后，紧接着是各个学科和课程命题组分别开会。我们语文命题组也是第一次相聚在一起，张清常组长和几名成员都讲了自己现在的工作单位和姓名，这样大家才相互知道，我们命题组的四名高校教师，分别来自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学院，两名中学教师分别来自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和杭州市第二中学，还有一位是来自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课本编辑室的高级编辑。张清常先生说，从今天起，我们就要齐心协力，认真完成好命题任务。华中师范学院的刘兴策老师对今年的语文命题已作了认真的考虑，请他先发表意见。于是，我将从武汉带到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校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的通知》举起来说，“教育部的这个文件强调，推广普通话和教学汉语拼音，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学校是推广普通话和教学汉语拼音的重要基地，广大师生是普及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的重要力量。”“汉语拼音是识字和学习普通话的有效工具，是我国文字拼音化的基础。中小学都要认真教好汉语拼音，要把它作为语文教学的一项内容，适当安排。”既然教育部这么重视推广普通话和教学汉语拼音，我们就应当抓住有利时机，借助高考命题的指挥棒，在语文高考试题中加进汉语拼音的内容。张清常先生在我说完后立即表示赞同和支持我的建议，语文命题组的几名成员都接连发言，表示赞成。就这样，1980年全国语文高考试卷上，第一次展现了给汉字加注拼音的试题。我曾在1980年撰写的《命题归来话试题》一文中写道：“这是建国三十年来，在全国统考语文试卷中第一次出现汉语拼音。出这个题目的目的是要引起中学领导和语文教师对拼音教学的重视，也是要中学生在中学阶段不要丢开拼音不管，这样做对于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和普通话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我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朱德熙在审查试题时，对这个题的出法表示赞赏。有趣的是，朱德熙青年时代在南开大学当学生时，张清常先生是他的任课教师。现在他对我们这个汉语拼音试题的赞扬，是对我们命题组全体同志很大的鼓励和支持。1980年7月，我完成任务回到武汉后，曾写了《七律二首·高考命题感赋》，其中第二首的前四句是，“香山结识未能忘，海北天南聚一堂，同心同德同效力，相期相勉相磋商”。《七律二首·高考命题感赋》后来收录在王建军、李崇兴主编的、由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第1版的《永远的微笑·刘兴策教授从教43周年纪念文集》中（见该书第287页）。
我与语文命题组的前辈学者和同辈专家从祖国的四面八方相聚在北京香山，大家日夜奋战，深切感受到“身处香山更觉香”，我们共同的愿望是“只缘为国选贤良”，因此，再苦再累也是心甘情愿的。
但我没想到，过了19年，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原会长、国家语委原副主任王均研究员在得知我的弟子和同事为组织刘兴策教授从教43周年纪念会，并先后收到我赠给他的几本拙著《普通话训练与测试指要》、《语言与文字论集》、《语言规范精要》之后，于1999年11月11日从北京给我发出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使我深受教育，我真诚感谢他的教诲。他在认真仔细地看了《语言与文字论集》一书的附录里，黄玉蓉访问我的那篇访问记中讲到：“1980年你就把教育部1978年8月的文件带到北京，提出借助高考‘指挥棒’来推动学校的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于是，新中国诞生以来，第一道汉语拼音试题在高考语文试题中出现了……原来你是个实干家呀！”恩师王均先生这封1500多字的书信，是留给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激励着我坚持不懈地在有生之年为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做更多的奉献。（王均先生这封信也已编进《永远的微笑 刘兴策教授从教43周年纪念文集》见该书第14页至16页。 我感到十分幸运，从1956年我在华中师院毕业留校任教开始，一直从事语言文字教学、研究与普通话推广普及工作，从我的亲身经历中切实感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发展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文盲率高达80%，众多的文盲成为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攔路虎。为解决这一问题，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成立，从此一场群众性的扫盲运动，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大规模展开。（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19年9月）第11页。其高潮一直持续到50年代末，经过50年的不懈努力，使全国文盲比率由1949年的80%以上，下降至2000年的6.72%，这是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极为显著的成就和辉煌的篇章。在这场文化普及与提高的运动中，文字改革与《汉语拼音方案》的积极推广和大力普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人民群众的识字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日常交际中还有很多人使用方言土语，普通话普及水平较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海量的农民工兄弟进城、各地人员、信息的畅通交流、中文信息处理方式的现代化等既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而这个伟大的进程，也是与始于改革开放的广泛而深入的“推普”工作戚戚相关、同步前行的。因此，也可以说，我们的这个“新中国的第一”，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又是时代发展的先声。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精准扶贫”、“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伟大构想与治国理政方略，其中，“精准扶贫”还专门针对少数贫困地区情况实施了“语言扶贫”举措，用普及普通话加快脱贫致富能力提升，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快了中外文化交流，促使汉语在东南亚、东北亚、南美洲、欧洲、南非等等国家借助“普通话”、“汉语拼音”迅速推广，展现出勃勃生机。
回顾历史，在邓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在1977年恢复，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率先拉开了全社会改革开放的序幕。而1980年的高考中，我们在语文试卷中加入了“汉语拼音试题”，用高考“指挥棒”来推动学校的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教学，涓涓细流，终由几代语言文字学人，千万语文老师，亿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成就了汉语普通话的广泛普及应用，成为了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力量。作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名语言文字工作者，在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为祖国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欢欣鼓舞，也为自己一生奉献给教育事业、奉献给语言文字学研究、汉语方言研究和为普通话普及推广而自豪，更为我们祖国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美丽的未来而深感喜悦和欣慰。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