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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炳炎，1913年出生，湖北松滋人，开国上将;廖汉生，1911年出生，湖南桑植人，开国中将。1936年后，他俩曾4次搭档，在同一部队分别担任军事、政治主官，经历了长征、抗日、解放战争血与火的考验，带出了号称“天下第一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今第七十二集团军），为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一次搭档：一个当师长，一个当师政委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次年2月22日，在湖南绥宁瓦屋塘战斗中，红五师师长贺炳炎右臂被敌人的一颗炮弹击中，骨头和肌肉被炸烂，必须截肢保命。二军团卫生部长贺彪从老乡那里借来木工锯子和钢锉，为贺炳炎做了截肢手术，从此他失去了右臂。
6天后，贺炳炎就从担架上下来，开始自己走路、骑马，用左手练刀枪，率部继续长征，于1936年7月1日，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7月5日，党中央电令：以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
贺炳炎调任二军团六师师长，与六师政委廖汉生搭档。1929年，他俩就在贺龙领导的革命队伍里相识，贺炳炎给桑植县农民协会主席陈昌厚当勤务兵，廖汉生是乡农会代表;1933年夏，贺炳炎在“肃反”中团长被撤，在军部当管理员，廖汉生调到军部当书记员。战友多年，但搭档还是第一次。此时，先头部队已进入草地，时间紧迫，他们带着少量青稞粉子，便毅然向草地进发了。
贺龙把后卫的任务交给了六师，告诉他们是二、四方面军的“总收容队”，既要要保障主力后卫安全，还要收容掉队人员。
进入草地后，他们二人深感缺粮是最大的问题，反复嘱咐部队：“要精打细算，细水长流。”还联名下了一道命令：一、各级首长要亲自到连上分发粉子;二、每人每顿只准吃一把粉子;三、不到开饭时间不准吃粉子。
越向草地深处走，因饥饿、伤病、疲劳而掉队的人越多，单靠收容队已不堪重负。贺炳炎和廖汉生商量，发动全师党团员和各级干部都来搞收容，党团员的肩上都背起了“双枪”，干部的骡马都驮起了伤病员。一到宿营地，二人便亲自带着师部人员和骡马返回去接应掉队人员。
廖汉生帮掉队战士背“双枪”，搞宣传鼓动。贺炳炎右臂截肢后尚未痊愈，背不了“双枪”，就将马让给掉队的伤病员骑，有时遇到几个掉队的伤病员，他就让重伤员骑在马上，轻伤员扶着马身、拉着马尾，自己用那只好胳膊牵缰引路，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他很少骑马行军，草鞋烂得很快，他学着用一只手打草鞋，另一只手的活用牙替代，以至于他的门牙磨出了一道深深的凹痕。
过阿坝修整后，二人率部再次进入草地，向包座进发。部队很快断粮，他们号召党员带头，捡牛皮、拾马骨、扯野菜，把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找来充饥。野菜成为部队的主粮。廖汉生根据自己在湘鄂边大山里打游击的生活经验，给指战员介绍几种野菜。有时碰到谁也认不得的野菜，贺炳炎、廖汉生就先尝，证明没有毒后，再向全师推广。经他俩尝过野菜有四五十种。
过噶曲河后，草地上小河水洼很多，贺龙发动大家钓鱼充饥。他们学贺龙的办法，把缝衣针弄弯作钩，吊上一根线，草地上的鱼好钓，一会儿工夫就可以钓上十几条。尽管熬的鱼汤无油无盐，但味道奇特的草地鱼汤让他们终生难忘。
8月中旬，红二方面军终于战胜了饥饿、死亡，战胜了草地，到达包座，尔后翻过腊子口，进入甘肃南部。
六师克服过草地减员大、病员多、体力弱等困难，连续急行军东出甘陕边，于9月19日攻占了康县县城，然后抢渡渭水，于10月22日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完成了伟大的长征。会师后，二人率部活动于陕甘边一带，参加了歼灭胡宗南部1个旅的山城堡战斗。
西安事变后，国内出现和平局面。1937年春，贺炳炎因左臂内尚有一粒子弹未取出，伤着神经，被送到西安广仁医院治疗。贺炳炎与廖汉生紧紧握手，依依惜别。
第二次搭档：一个当团长，一个当团政委
“七七”事變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o师，红二军团编为三五八旅，红六师与陕北红二十八军一部合编为七一六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任团长，廖汉生任副团长。
1937年9月，贺龙、关向应率一二○师日夜兼程赶赴晋北前线，增援第二战区友军作战。七一六团是前卫，赶到宁武时，日军已经占领了大同、朔县，晋绥军退到了平型关、雁门关、宁武关一线的内长城防线，雁北已被日军侵占。
9月28日，贺龙、关向应令宋时轮率七一六团第二营和团侦察连组成雁北支队，挺进朔县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10月，廖汉生由七一六团副团长改任团政委，又迎来了老搭档、新团长贺炳炎。
日军突破平型关、雁门关后，晋绥军放弃宁武关，退到崞县、原平一带，宁武县城沦陷。贺炳炎、廖汉生率部在抗日游击队的配合下，收复宁武城。
紧接着，一二○师电令贺炳炎、廖汉生速赶到师部。贺龙、关向应指点着地图，给他们下达任务：“忻口战役已经开始，一二○师担负配合、支援忻口战役的任务。你俩率七一六团直属队和第三营组成贺廖支队，直插雁门关，袭扰、伏击日军的运输线，打乱敌人的交通。第一营随三五八旅旅部行动。”
贺廖支队一路急行军，赶到雁门关西南的老窝村驻扎。他们得到情报，10月18日，日军将用汽车从原平撤回死伤士兵。二人研究决定在黑石头沟一带的公路设伏。
10月17日，贺廖支队由老窝村进至离雁门关公路不远的王庄、秦庄隐蔽宿营。18日凌晨5时，部队踏着牧羊人走的小道出发，抵达雁门关南山脚下的黑石头沟，迅速于两侧山地设伏。10时许，日军运输汽车50余辆，载着伤兵、尸体，从南向北驶入七一六团的伏击圈。贺炳炎一声令下：“打！”步枪、机枪、迫击炮一齐射击，前面几辆车燃烧爆炸，车上的敌兵纷纷跳车。
随着冲锋号声，部队把日军压到乱石沟里。但敌军很快稳住阵脚，趴在汽车下面用机枪还击。战士们喊着“为死难同胞报仇”的口号，勇敢地与敌人展开白刃战。 贺炳炎、廖汉生带着几个警卫员冲下山，靠前指挥。贺炳炎不顾廖汉生劝阻，独臂挥舞大刀，率领战士们，向敌军砍去。此役共毙伤敌兵200多人，擊毁军车20多辆。撤回驻地后，贺炳炎才发现胸前的皮袄被一颗子弹贯穿了两个洞。
20日上午，日军200多辆汽车结队而来。先派一个营的步兵搜索前进。贺炳炎、廖汉生指挥部队在给敌人以突然、猛烈的火力袭击后，立即撤出战斗。三营占领了雁门关。
两次伏击战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击毁汽车30余辆，迟滞了日军对忻口前线的增援，给忻口正面防御作战的国民党守军以有力的配合。
南京国民政府对七一六团传令嘉奖，海内外报纸也大力宣传雁门关伏击的战果，称之为“雁门关大捷”。
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列举贺廖支队在雁门关截断日军运输线、两次夺回雁门关等诸多胜仗，说明“八路军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1937年11月，忻口战役因娘子关失守而功亏一篑，接着太原失陷。八路军的任务也由配合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作战，转为独立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一二○师各部队化整为零，分兵各地，发动群众，持久抗战。
贺炳炎、廖汉生奉命率七一六团，南下到汾阳、孝义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年底，奉命北上到古交、河口与三五八旅旅部会合。
1938年大年初二，日军进攻河口，贺炳炎、廖汉生率部与日军激战1天，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激烈的枪炮声代替了往年的爆竹声，在战斗中过了一个年。
由于晋绥军作战不利，日军更加猖狂，再次向晋西北发动进攻。由一二○师收复并交给晋绥军的宁武、神池、五寨、奇岚、河曲、保德、偏关7座县城又被敌军占领。
一二○师只得从太原附近紧急返回晋西北。贺炳炎、廖汉生奉命指挥部队袭占了五寨，接着增援七一五团，消灭300余名敌人，乘胜将神池收复。三五八旅、三五九旅集中兵力东西夹攻宁武，敌人乘夜弃城而逃。这样，又重新夺回被日军侵占的7座县城，奠定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一二○师各团深入到雁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贺炳炎、廖汉生部到朔县、怀仁、左云、右玉一带连续打了几仗，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支持和发展了这些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进一步扩大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晋西北与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是沟通党中央与各个战略区的交通要道和枢纽，也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门户与屏障。
1938年8月，贺炳炎离职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七一六团团长由刚从抗大学习回来的黄新廷接任。
第三次搭档：一个任军分区司令员，一个任军分区政委
1944年7月，中央决定，由贺炳炎、廖汉生组织一个干部大队编入八路军南下支队，重返洪湖地区开展工作。
南下支队由三五九旅主力和干部大队组成，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下辖6个大队。一、二、三大队是三五九旅的战斗部队，四、五、六大队是干部大队。其中五大队以原红二军团的干部为基础，回到原洪湖苏区，加强五师在那里的力量，贺炳炎任大队长、廖汉生任政委。
1944年11月9日，贺炳炎、廖汉生随南下支队离别延安，踏上南下征程，两过黄河，三跨铁路封锁线，涉过寒流彻骨的4条大河，历时78天，于1945年1月底，到达湖北大悟山区，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五师会合。
2月初，按照五师首长命令和鄂豫边区党委决定，贺炳炎担任襄南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廖汉生担任中共襄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他俩带着五大队干部前往原洪湖苏区、现为襄河南北的三分区和五分区。到襄北时，贺炳炎、廖汉生把襄北籍干部留在五分区，带着其余干部渡襄河，于3月2日抵达襄南第三分区。
二人将南下干部充实到军分区机关、部队和各县指挥部，自此他们正式加入到新四军的行列。贺炳炎、廖汉生提出了新的工作方针：“服从新的领导，团结原有同志，开展对敌斗争，扩大部队，扩大根据地。”
贺炳炎、廖汉生作为军政主要领导，既分工，又合作，相互支持，齐心协力推动工作。贺炳炎曾在洪湖战斗过几年，对这里非常熟悉;廖汉生虽在湘鄂边坚持游击斗争，但对洪湖的情况也非常了解。南下干部一到襄南，老百姓就传开了：“当年的红军又回来啦！”有的听说是“贺司令带人回来了”，把贺炳炎传成了贺龙。他们因势利导，广泛宣传抗日战争形势，动员群众踊跃参军参战，迅速扩大了抗日武装。
襄南是鱼米之乡。他们借鉴陕甘宁大生产的经验，动员全体军民掀起大生产的热潮。每到雨季，当地就内渍外涝，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命造成严重危害。地委、军分区动员军民抢修大堤。书记、司令亲自上阵，贺炳炎独臂担土拉车，给军民以极大的激励。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襄南一年财政收入达亿元。他们组织商贾从敌占区购运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布匹、钢材、铜材等日、伪禁运物资，活跃了襄南的经济。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襄南，军分区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迅速包围了日、伪军据点，先后拔掉了潜江梅家嘴等日军据点，重创不守投降令仍“扫荡”桃花山的日军部队，全歼驻监利县毛家口的伪军自卫团，策动驻沔阳县胡场的伪军400余人投降。
1945年9月，根据中央指示，新四军五师决定组建一个野战纵队和江汉、鄂东二级军区。贺炳炎任江汉军区司令员，廖汉生任副政委，后任政委，贺炳炎、廖汉生兼任独立旅首长。10月10日，国共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国民党军继续向襄西、襄南进犯。10月中旬起，江汉军区配合主力发起桐柏战役，贺炳炎、廖汉生率独立旅向北挺进，在大洪山区扫除了反共顽固势力。
1946年初停战以后，国民党打着“和平”“调处”的幌子，压江汉军区缩编，提出“共产党在洪湖一带搞的枪杆子太多了”，“要严加限制”，“可以把洪湖地区的共产党武装编为湖北省保安旅，委任该地区负责人为少将旅长。”贺炳炎火冒三丈地加以拒绝：“谁要当那种臭官！他们说我们的枪杆子太多了，我看还太少了。我们这里本来就是人少枪少，为什么还要减？”
第一次搭档：一个当师长，一个当师政委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次年2月22日，在湖南绥宁瓦屋塘战斗中，红五师师长贺炳炎右臂被敌人的一颗炮弹击中，骨头和肌肉被炸烂，必须截肢保命。二军团卫生部长贺彪从老乡那里借来木工锯子和钢锉，为贺炳炎做了截肢手术，从此他失去了右臂。
6天后，贺炳炎就从担架上下来，开始自己走路、骑马，用左手练刀枪，率部继续长征，于1936年7月1日，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7月5日，党中央电令：以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
贺炳炎调任二军团六师师长，与六师政委廖汉生搭档。1929年，他俩就在贺龙领导的革命队伍里相识，贺炳炎给桑植县农民协会主席陈昌厚当勤务兵，廖汉生是乡农会代表;1933年夏，贺炳炎在“肃反”中团长被撤，在军部当管理员，廖汉生调到军部当书记员。战友多年，但搭档还是第一次。此时，先头部队已进入草地，时间紧迫，他们带着少量青稞粉子，便毅然向草地进发了。
贺龙把后卫的任务交给了六师，告诉他们是二、四方面军的“总收容队”，既要要保障主力后卫安全，还要收容掉队人员。
进入草地后，他们二人深感缺粮是最大的问题，反复嘱咐部队：“要精打细算，细水长流。”还联名下了一道命令：一、各级首长要亲自到连上分发粉子;二、每人每顿只准吃一把粉子;三、不到开饭时间不准吃粉子。
越向草地深处走，因饥饿、伤病、疲劳而掉队的人越多，单靠收容队已不堪重负。贺炳炎和廖汉生商量，发动全师党团员和各级干部都来搞收容，党团员的肩上都背起了“双枪”，干部的骡马都驮起了伤病员。一到宿营地，二人便亲自带着师部人员和骡马返回去接应掉队人员。
廖汉生帮掉队战士背“双枪”，搞宣传鼓动。贺炳炎右臂截肢后尚未痊愈，背不了“双枪”，就将马让给掉队的伤病员骑，有时遇到几个掉队的伤病员，他就让重伤员骑在马上，轻伤员扶着马身、拉着马尾，自己用那只好胳膊牵缰引路，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他很少骑马行军，草鞋烂得很快，他学着用一只手打草鞋，另一只手的活用牙替代，以至于他的门牙磨出了一道深深的凹痕。
过阿坝修整后，二人率部再次进入草地，向包座进发。部队很快断粮，他们号召党员带头，捡牛皮、拾马骨、扯野菜，把一切可以吃的东西找来充饥。野菜成为部队的主粮。廖汉生根据自己在湘鄂边大山里打游击的生活经验，给指战员介绍几种野菜。有时碰到谁也认不得的野菜，贺炳炎、廖汉生就先尝，证明没有毒后，再向全师推广。经他俩尝过野菜有四五十种。
过噶曲河后，草地上小河水洼很多，贺龙发动大家钓鱼充饥。他们学贺龙的办法，把缝衣针弄弯作钩，吊上一根线，草地上的鱼好钓，一会儿工夫就可以钓上十几条。尽管熬的鱼汤无油无盐，但味道奇特的草地鱼汤让他们终生难忘。
8月中旬，红二方面军终于战胜了饥饿、死亡，战胜了草地，到达包座，尔后翻过腊子口，进入甘肃南部。
六师克服过草地减员大、病员多、体力弱等困难，连续急行军东出甘陕边，于9月19日攻占了康县县城，然后抢渡渭水，于10月22日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完成了伟大的长征。会师后，二人率部活动于陕甘边一带，参加了歼灭胡宗南部1个旅的山城堡战斗。
西安事变后，国内出现和平局面。1937年春，贺炳炎因左臂内尚有一粒子弹未取出，伤着神经，被送到西安广仁医院治疗。贺炳炎与廖汉生紧紧握手，依依惜别。
第二次搭档：一个当团长，一个当团政委
“七七”事變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o师，红二军团编为三五八旅，红六师与陕北红二十八军一部合编为七一六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任团长，廖汉生任副团长。
1937年9月，贺龙、关向应率一二○师日夜兼程赶赴晋北前线，增援第二战区友军作战。七一六团是前卫，赶到宁武时，日军已经占领了大同、朔县，晋绥军退到了平型关、雁门关、宁武关一线的内长城防线，雁北已被日军侵占。
9月28日，贺龙、关向应令宋时轮率七一六团第二营和团侦察连组成雁北支队，挺进朔县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10月，廖汉生由七一六团副团长改任团政委，又迎来了老搭档、新团长贺炳炎。
日军突破平型关、雁门关后，晋绥军放弃宁武关，退到崞县、原平一带，宁武县城沦陷。贺炳炎、廖汉生率部在抗日游击队的配合下，收复宁武城。
紧接着，一二○师电令贺炳炎、廖汉生速赶到师部。贺龙、关向应指点着地图，给他们下达任务：“忻口战役已经开始，一二○师担负配合、支援忻口战役的任务。你俩率七一六团直属队和第三营组成贺廖支队，直插雁门关，袭扰、伏击日军的运输线，打乱敌人的交通。第一营随三五八旅旅部行动。”
贺廖支队一路急行军，赶到雁门关西南的老窝村驻扎。他们得到情报，10月18日，日军将用汽车从原平撤回死伤士兵。二人研究决定在黑石头沟一带的公路设伏。
10月17日，贺廖支队由老窝村进至离雁门关公路不远的王庄、秦庄隐蔽宿营。18日凌晨5时，部队踏着牧羊人走的小道出发，抵达雁门关南山脚下的黑石头沟，迅速于两侧山地设伏。10时许，日军运输汽车50余辆，载着伤兵、尸体，从南向北驶入七一六团的伏击圈。贺炳炎一声令下：“打！”步枪、机枪、迫击炮一齐射击，前面几辆车燃烧爆炸，车上的敌兵纷纷跳车。
随着冲锋号声，部队把日军压到乱石沟里。但敌军很快稳住阵脚，趴在汽车下面用机枪还击。战士们喊着“为死难同胞报仇”的口号，勇敢地与敌人展开白刃战。 贺炳炎、廖汉生带着几个警卫员冲下山，靠前指挥。贺炳炎不顾廖汉生劝阻，独臂挥舞大刀，率领战士们，向敌军砍去。此役共毙伤敌兵200多人，擊毁军车20多辆。撤回驻地后，贺炳炎才发现胸前的皮袄被一颗子弹贯穿了两个洞。
20日上午，日军200多辆汽车结队而来。先派一个营的步兵搜索前进。贺炳炎、廖汉生指挥部队在给敌人以突然、猛烈的火力袭击后，立即撤出战斗。三营占领了雁门关。
两次伏击战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击毁汽车30余辆，迟滞了日军对忻口前线的增援，给忻口正面防御作战的国民党守军以有力的配合。
南京国民政府对七一六团传令嘉奖，海内外报纸也大力宣传雁门关伏击的战果，称之为“雁门关大捷”。
毛泽东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列举贺廖支队在雁门关截断日军运输线、两次夺回雁门关等诸多胜仗，说明“八路军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1937年11月，忻口战役因娘子关失守而功亏一篑，接着太原失陷。八路军的任务也由配合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作战，转为独立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一二○师各部队化整为零，分兵各地，发动群众，持久抗战。
贺炳炎、廖汉生奉命率七一六团，南下到汾阳、孝义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年底，奉命北上到古交、河口与三五八旅旅部会合。
1938年大年初二，日军进攻河口，贺炳炎、廖汉生率部与日军激战1天，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激烈的枪炮声代替了往年的爆竹声，在战斗中过了一个年。
由于晋绥军作战不利，日军更加猖狂，再次向晋西北发动进攻。由一二○师收复并交给晋绥军的宁武、神池、五寨、奇岚、河曲、保德、偏关7座县城又被敌军占领。
一二○师只得从太原附近紧急返回晋西北。贺炳炎、廖汉生奉命指挥部队袭占了五寨，接着增援七一五团，消灭300余名敌人，乘胜将神池收复。三五八旅、三五九旅集中兵力东西夹攻宁武，敌人乘夜弃城而逃。这样，又重新夺回被日军侵占的7座县城，奠定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一二○师各团深入到雁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贺炳炎、廖汉生部到朔县、怀仁、左云、右玉一带连续打了几仗，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支持和发展了这些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进一步扩大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晋西北与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是沟通党中央与各个战略区的交通要道和枢纽，也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门户与屏障。
1938年8月，贺炳炎离职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七一六团团长由刚从抗大学习回来的黄新廷接任。
第三次搭档：一个任军分区司令员，一个任军分区政委
1944年7月，中央决定，由贺炳炎、廖汉生组织一个干部大队编入八路军南下支队，重返洪湖地区开展工作。
南下支队由三五九旅主力和干部大队组成，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下辖6个大队。一、二、三大队是三五九旅的战斗部队，四、五、六大队是干部大队。其中五大队以原红二军团的干部为基础，回到原洪湖苏区，加强五师在那里的力量，贺炳炎任大队长、廖汉生任政委。
1944年11月9日，贺炳炎、廖汉生随南下支队离别延安，踏上南下征程，两过黄河，三跨铁路封锁线，涉过寒流彻骨的4条大河，历时78天，于1945年1月底，到达湖北大悟山区，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五师会合。
2月初，按照五师首长命令和鄂豫边区党委决定，贺炳炎担任襄南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廖汉生担任中共襄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他俩带着五大队干部前往原洪湖苏区、现为襄河南北的三分区和五分区。到襄北时，贺炳炎、廖汉生把襄北籍干部留在五分区，带着其余干部渡襄河，于3月2日抵达襄南第三分区。
二人将南下干部充实到军分区机关、部队和各县指挥部，自此他们正式加入到新四军的行列。贺炳炎、廖汉生提出了新的工作方针：“服从新的领导，团结原有同志，开展对敌斗争，扩大部队，扩大根据地。”
贺炳炎、廖汉生作为军政主要领导，既分工，又合作，相互支持，齐心协力推动工作。贺炳炎曾在洪湖战斗过几年，对这里非常熟悉;廖汉生虽在湘鄂边坚持游击斗争，但对洪湖的情况也非常了解。南下干部一到襄南，老百姓就传开了：“当年的红军又回来啦！”有的听说是“贺司令带人回来了”，把贺炳炎传成了贺龙。他们因势利导，广泛宣传抗日战争形势，动员群众踊跃参军参战，迅速扩大了抗日武装。
襄南是鱼米之乡。他们借鉴陕甘宁大生产的经验，动员全体军民掀起大生产的热潮。每到雨季，当地就内渍外涝，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命造成严重危害。地委、军分区动员军民抢修大堤。书记、司令亲自上阵，贺炳炎独臂担土拉车，给军民以极大的激励。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襄南一年财政收入达亿元。他们组织商贾从敌占区购运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布匹、钢材、铜材等日、伪禁运物资，活跃了襄南的经济。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襄南，军分区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迅速包围了日、伪军据点，先后拔掉了潜江梅家嘴等日军据点，重创不守投降令仍“扫荡”桃花山的日军部队，全歼驻监利县毛家口的伪军自卫团，策动驻沔阳县胡场的伪军400余人投降。
1945年9月，根据中央指示，新四军五师决定组建一个野战纵队和江汉、鄂东二级军区。贺炳炎任江汉军区司令员，廖汉生任副政委，后任政委，贺炳炎、廖汉生兼任独立旅首长。10月10日，国共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国民党军继续向襄西、襄南进犯。10月中旬起，江汉军区配合主力发起桐柏战役，贺炳炎、廖汉生率独立旅向北挺进，在大洪山区扫除了反共顽固势力。
1946年初停战以后，国民党打着“和平”“调处”的幌子，压江汉军区缩编，提出“共产党在洪湖一带搞的枪杆子太多了”，“要严加限制”，“可以把洪湖地区的共产党武装编为湖北省保安旅，委任该地区负责人为少将旅长。”贺炳炎火冒三丈地加以拒绝：“谁要当那种臭官！他们说我们的枪杆子太多了，我看还太少了。我们这里本来就是人少枪少，为什么还要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