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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为神圣职责，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告台湾同胞书》是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国家战略重心进行重大调整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是新时期党和政府对台方针政策的重要宣言。
中美关系改善，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签署《上海公报》，中美两国结束了长期的敌对关系。1977年，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希望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经过谈判，终于在1978年12月16日发表了建交公报，宣布中美自1979年1月1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为中国和平统一大政方针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奠定了對台新政策出台的基础。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口号和做法，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在外交政策作些调整的同时，对台方针也要作一些变动。
1979年初，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邓小平访美期间，曾多次谈到台湾问题。他说：“今后，我们不再使用‘解放’台湾这个字眼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并承认只有一个中国，那么，我们就充分尊重台湾目前的现实。”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比较有利……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这种可能性将会增大。”邓小平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美国敦促台湾与祖国大陆进行谈判，通过谈判来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这次美国之行，对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情真意切的《告台湾同胞书》
1978年12月17日，邓小平同志指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起草一份《告台湾同胞书》。邓小平特意强调，在这份文件中，要表明我们和平统一祖国的意愿和政策;不再用“解放台湾”的口号，宣布停止炮击金门等沿海岛屿;提出两岸通航、通邮、通商;内容既要面向台湾人民，也要面向台湾当局，措辞语气要委婉平易些，不要用报纸社论那种文体。总之，要让对方听得进去。
据当时负责执笔起草的《人民日报》国际新闻部副主任谭文瑞回忆：这个文件的起草工作仅用了4天就完成了，胡乔木看后对稿子的框架没有大动，只是对文字作了精心润色。12月24日，胡乔木和谭文瑞一起，带着打印好的修改稿到了小平同志家里汇报，请他审定。小平同志看完后表示完全同意，当场拍板说：“我看可以了，马上分送政治局的各位同志”。
这份《告台湾同胞书》语调恳挚亲切，富有感情。不再重弹“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旧调子，而是反复强调实现祖国统一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和责任。即便是谈到解决统一问题，字里行间亦是款款深情：“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我们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
12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告台湾同胞书》。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华社公开发表了这份历史性文件。
细心的读者发现，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这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告台湾同胞书》的右上方，还有另一篇配文：“国防部长徐向前声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
在文件末尾，《告台湾同胞书》期望两岸早日结束军事对峙，并首次提出“三通”的构想。30年后，“三通”成真，这也是谭文瑞当时完全没有料到的。
动摇了台湾当局“反共戡乱”的体制基础
《告台湾同胞书》发布的当天下午，国民党当局发言人回应：决不派任何人去大陆，不允许大陆代表来台湾，不在任何第三地举行会谈。
在社会上，台当局对信息采取严密封锁手段，直到1月11日，才由“行政院长”孙运璇发表声明，透露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告台湾同胞书》中的两党谈判、停止炮击，实现“三通”等主张。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回顾，此时，对于刚就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经国而言可谓“风雨欲来”。
1978年12月16日凌晨，美国驻台“大使”安克志叫醒了熟睡中的蒋经国，当面宣读美国政府的断交声明。那段时间，台湾岛内也极不平静，要求废除国民党当局戒严令的呼声越来越激烈。内外交困的局面，让蒋经国对“中共凌厉的统战攻势”充满戒备。
1979年1月6日，蒋经国召见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主任”的楚崧秋，要他负责立即成立台湾对大陆的第一个“反统战”组织，命名为“固国小组”，试图通过结合台湾的“党、政、军、情”各方力量“反制大陆的和平统一”。
尽管台当局将《告台湾同胞书》视为“统战工具”而极力抵制和防范，但楚崧秋在后来的回忆录里承认，这份声明通过对台广播、空飘出版物、“心战喊话”等各种途径传递到岛内，“固国小组”已经无力应对大陆的“宣传攻势”。对于金门的民众而言，最直观的感受是“提心吊胆的炮击终于结束了”。从1958年的“八二三”炮战算起，延续了21年的金门炮战终于随着《告台湾同胞书》的发布而正式结束。细心的金门民众注意到，从1979年1月1日开始，大陆对台播音的称呼前加一个“亲爱的”，变成了“亲爱的台湾同胞们，亲爱的国民党军官兵弟兄，亲爱的金门同胞们……”
被《告台湾同胞书》深深打动的还有那些大陆籍国民党退伍老兵们。20世纪80年代，在台湾的大陆籍退伍老兵约有12万人，这些人是退伍军人中生活最贫寒的一族。《告台湾同胞书》让他们看到回家的希望，岛内要求开放回大陆探亲的热潮空前高涨。
与岛内汹涌的民意对应，大陆也加强了对蒋经国的“温情攻势”。
1981年著名旅美华人华侨领袖陈香梅回京时，蒋经国早年同学、时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廖承志委托她将修缮后的蒋家祖坟照片转交给蒋经国，并说：“给经国捎个话，告诉他，奉化溪口蒋家祖坟已经修葺一新。经国如想派人回来扫墓，我们欢迎。”陈香梅随后向蒋经国当面转达了廖承志的问候。据她后来回忆：“蒋经国看了以后，他有一阵子没有讲话，然后说：‘好，我晓得了’。” 1982年，邓颖超敏锐捕捉到蒋经国悼念父亲文章背后的契机，授意与蒋经国渊源颇深的廖承志写信给蒋经国，这成为了新时期对台工作的一个大动作。这篇信函发表在香港的《星岛日报》上，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动之以情，其中“愿弟慎思，望弟再思，尚望三思”也凸显了祖国大陆对台湾一而再的真情呼唤。
1981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宣布，“溪口茔墓修复一新，庐山美庐保養如故”，邀请蒋经国回大陆和故乡访问。1982年7月，廖承志发表致蒋经国的公开信，期望台当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时为国民党中常委的宋美龄写了回信，表明两岸的互动逐渐增加。
“亲爱的台湾同胞”，来自春天的信息
1979年元旦，刚刚经历大转折的中华大地万象更新，军事对峙30年之久的台湾海峡也嗅到了春天的气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亲爱的台湾同胞，今天是1979年元旦，我们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各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当晚，有多少人听后彻夜难眠。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台长的周柏生回忆说，1978年的最后一天他接到通知，紧急赶往北京，凭着经验，周柏生意识到，国家可能要出台重大的对台政策了。
周柏生说，我们火速乘飞机赶到了北京，领导以及有关的同志向我们传达上级指示，同时把《告台湾同胞书》文件交给我们，并指示明天早上全文播出。
原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播音员陈菲菲回忆，上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军退据台澎金马，海峡两岸形成隔海对峙局面，厦门、金门成为最前线。“有一次半夜我正在播音，突然一发炮弹打过来，落在窗户下面，还好有2公分的钢板挡着。当时窗户被打了好多个洞，浓烟立即漫了进来……”
1953年，5个大喇叭有线广播站在厦门何厝、白石等靠近金门列岛的海岸突出部设立。很快，台湾方面也在马山、大担等地设立5个对大陆广播站，隔空唱起“对台戏”。
出生于泉州晋江的陈菲菲，原是解放军文工团团员，1955年她被组织安排到“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成为一名广播员。“原来文工团演出听到的都是鼓掌声，当广播员后听到的都是炮声。”陈菲菲说。
在陈菲菲家里，有一张老照片挂在墙上。照片上，她右手拿着刊有《告台湾同胞书》的报纸，左手调试着话筒，面带微笑。
陈菲菲回忆，1979年以后，上级规定，播音开头语要加上“亲爱的”，广播内容也随着两岸交流“融冰”悄悄改变。
就这样，1979年的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史无前例地用了“亲爱的台湾同胞”这个称谓，伴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拉开序幕，两岸关系翻开了历史性的一页。
40载寒来暑往，两岸交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浅入深，由单向到双向，热潮不断，波澜壮阔。《告台湾同胞书》首倡两岸双方尽快实现通邮通航，“发展贸易、互通有无”，两岸“三通”议题就此提出。到了2008年，经过两岸同胞30年的苦苦等待，直接“三通”终成现实。
40年间，两岸关系已发生深刻变动，《告台湾同胞书》中提出的“三通”倡议，如今早已成为两岸的日常生活，两岸也从不相往来，变成大交流、大开放。
40年来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演变说明，《告台湾同胞书》所蕴含的精神要旨，不仅有力维护了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开创了两岸关系发展崭新的局面，还为世界和平以及人类共同进步繁荣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中美关系改善，为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签署《上海公报》，中美两国结束了长期的敌对关系。1977年，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希望实现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经过谈判，终于在1978年12月16日发表了建交公报，宣布中美自1979年1月1日起相互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为中国和平统一大政方针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奠定了對台新政策出台的基础。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口号和做法，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进行现代化建设，在外交政策作些调整的同时，对台方针也要作一些变动。
1979年初，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赴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邓小平访美期间，曾多次谈到台湾问题。他说：“今后，我们不再使用‘解放’台湾这个字眼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并承认只有一个中国，那么，我们就充分尊重台湾目前的现实。”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对国家，对民族比较有利……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这种可能性将会增大。”邓小平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美国敦促台湾与祖国大陆进行谈判，通过谈判来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这次美国之行，对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情真意切的《告台湾同胞书》
1978年12月17日，邓小平同志指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起草一份《告台湾同胞书》。邓小平特意强调，在这份文件中，要表明我们和平统一祖国的意愿和政策;不再用“解放台湾”的口号，宣布停止炮击金门等沿海岛屿;提出两岸通航、通邮、通商;内容既要面向台湾人民，也要面向台湾当局，措辞语气要委婉平易些，不要用报纸社论那种文体。总之，要让对方听得进去。
据当时负责执笔起草的《人民日报》国际新闻部副主任谭文瑞回忆：这个文件的起草工作仅用了4天就完成了，胡乔木看后对稿子的框架没有大动，只是对文字作了精心润色。12月24日，胡乔木和谭文瑞一起，带着打印好的修改稿到了小平同志家里汇报，请他审定。小平同志看完后表示完全同意，当场拍板说：“我看可以了，马上分送政治局的各位同志”。
这份《告台湾同胞书》语调恳挚亲切，富有感情。不再重弹“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旧调子，而是反复强调实现祖国统一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和责任。即便是谈到解决统一问题，字里行间亦是款款深情：“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我们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
12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告台湾同胞书》。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华社公开发表了这份历史性文件。
细心的读者发现，在当年的《人民日报》上，这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告台湾同胞书》的右上方，还有另一篇配文：“国防部长徐向前声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
在文件末尾，《告台湾同胞书》期望两岸早日结束军事对峙，并首次提出“三通”的构想。30年后，“三通”成真，这也是谭文瑞当时完全没有料到的。
动摇了台湾当局“反共戡乱”的体制基础
《告台湾同胞书》发布的当天下午，国民党当局发言人回应：决不派任何人去大陆，不允许大陆代表来台湾，不在任何第三地举行会谈。
在社会上，台当局对信息采取严密封锁手段，直到1月11日，才由“行政院长”孙运璇发表声明，透露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告台湾同胞书》中的两党谈判、停止炮击，实现“三通”等主张。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回顾，此时，对于刚就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经国而言可谓“风雨欲来”。
1978年12月16日凌晨，美国驻台“大使”安克志叫醒了熟睡中的蒋经国，当面宣读美国政府的断交声明。那段时间，台湾岛内也极不平静，要求废除国民党当局戒严令的呼声越来越激烈。内外交困的局面，让蒋经国对“中共凌厉的统战攻势”充满戒备。
1979年1月6日，蒋经国召见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主任”的楚崧秋，要他负责立即成立台湾对大陆的第一个“反统战”组织，命名为“固国小组”，试图通过结合台湾的“党、政、军、情”各方力量“反制大陆的和平统一”。
尽管台当局将《告台湾同胞书》视为“统战工具”而极力抵制和防范，但楚崧秋在后来的回忆录里承认，这份声明通过对台广播、空飘出版物、“心战喊话”等各种途径传递到岛内，“固国小组”已经无力应对大陆的“宣传攻势”。对于金门的民众而言，最直观的感受是“提心吊胆的炮击终于结束了”。从1958年的“八二三”炮战算起，延续了21年的金门炮战终于随着《告台湾同胞书》的发布而正式结束。细心的金门民众注意到，从1979年1月1日开始，大陆对台播音的称呼前加一个“亲爱的”，变成了“亲爱的台湾同胞们，亲爱的国民党军官兵弟兄，亲爱的金门同胞们……”
被《告台湾同胞书》深深打动的还有那些大陆籍国民党退伍老兵们。20世纪80年代，在台湾的大陆籍退伍老兵约有12万人，这些人是退伍军人中生活最贫寒的一族。《告台湾同胞书》让他们看到回家的希望，岛内要求开放回大陆探亲的热潮空前高涨。
与岛内汹涌的民意对应，大陆也加强了对蒋经国的“温情攻势”。
1981年著名旅美华人华侨领袖陈香梅回京时，蒋经国早年同学、时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廖承志委托她将修缮后的蒋家祖坟照片转交给蒋经国，并说：“给经国捎个话，告诉他，奉化溪口蒋家祖坟已经修葺一新。经国如想派人回来扫墓，我们欢迎。”陈香梅随后向蒋经国当面转达了廖承志的问候。据她后来回忆：“蒋经国看了以后，他有一阵子没有讲话，然后说：‘好，我晓得了’。” 1982年，邓颖超敏锐捕捉到蒋经国悼念父亲文章背后的契机，授意与蒋经国渊源颇深的廖承志写信给蒋经国，这成为了新时期对台工作的一个大动作。这篇信函发表在香港的《星岛日报》上，晓以大义，陈以利害，动之以情，其中“愿弟慎思，望弟再思，尚望三思”也凸显了祖国大陆对台湾一而再的真情呼唤。
1981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宣布，“溪口茔墓修复一新，庐山美庐保養如故”，邀请蒋经国回大陆和故乡访问。1982年7月，廖承志发表致蒋经国的公开信，期望台当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时为国民党中常委的宋美龄写了回信，表明两岸的互动逐渐增加。
“亲爱的台湾同胞”，来自春天的信息
1979年元旦，刚刚经历大转折的中华大地万象更新，军事对峙30年之久的台湾海峡也嗅到了春天的气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亲爱的台湾同胞，今天是1979年元旦，我们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各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当晚，有多少人听后彻夜难眠。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台长的周柏生回忆说，1978年的最后一天他接到通知，紧急赶往北京，凭着经验，周柏生意识到，国家可能要出台重大的对台政策了。
周柏生说，我们火速乘飞机赶到了北京，领导以及有关的同志向我们传达上级指示，同时把《告台湾同胞书》文件交给我们，并指示明天早上全文播出。
原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播音员陈菲菲回忆，上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军退据台澎金马，海峡两岸形成隔海对峙局面，厦门、金门成为最前线。“有一次半夜我正在播音，突然一发炮弹打过来，落在窗户下面，还好有2公分的钢板挡着。当时窗户被打了好多个洞，浓烟立即漫了进来……”
1953年，5个大喇叭有线广播站在厦门何厝、白石等靠近金门列岛的海岸突出部设立。很快，台湾方面也在马山、大担等地设立5个对大陆广播站，隔空唱起“对台戏”。
出生于泉州晋江的陈菲菲，原是解放军文工团团员，1955年她被组织安排到“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成为一名广播员。“原来文工团演出听到的都是鼓掌声，当广播员后听到的都是炮声。”陈菲菲说。
在陈菲菲家里，有一张老照片挂在墙上。照片上，她右手拿着刊有《告台湾同胞书》的报纸，左手调试着话筒，面带微笑。
陈菲菲回忆，1979年以后，上级规定，播音开头语要加上“亲爱的”，广播内容也随着两岸交流“融冰”悄悄改变。
就这样，1979年的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史无前例地用了“亲爱的台湾同胞”这个称谓，伴随着大陆改革开放拉开序幕，两岸关系翻开了历史性的一页。
40载寒来暑往，两岸交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浅入深，由单向到双向，热潮不断，波澜壮阔。《告台湾同胞书》首倡两岸双方尽快实现通邮通航，“发展贸易、互通有无”，两岸“三通”议题就此提出。到了2008年，经过两岸同胞30年的苦苦等待，直接“三通”终成现实。
40年间，两岸关系已发生深刻变动，《告台湾同胞书》中提出的“三通”倡议，如今早已成为两岸的日常生活，两岸也从不相往来，变成大交流、大开放。
40年来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演变说明，《告台湾同胞书》所蕴含的精神要旨，不仅有力维护了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开创了两岸关系发展崭新的局面，还为世界和平以及人类共同进步繁荣作出了特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