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8日，由华中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农经所和政法所、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的“庆祝夏振坤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在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召开。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谭崇台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张象枢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夏兴园教授等向夏振坤教授80华诞致电祝贺；著名经济学家林少宫教授、江西财经大学原校长史忠良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伍新木教授、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雷海章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曹阳教授等到会祝贺。本次研讨会共有来自湖南大学经融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经济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湖北大学商学院等省内外知名高校经济学院的专家学者和夏振坤教授的老朋友、老同事以及学生代表等约200人参加。大会由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徐长生教授主持。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欧阳康教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曾成贵研究员、华中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李桂芳教授代表主办单位致辞；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马建中同志代表全省社会科学界致辞；老专家、老领导代表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李德华、省社会科学院原党组书记兼院长邓剑秋研究员、省社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邓绍英研究员等致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卢现祥教授代表武汉地区高校经济学院师生致辞。与会者主要围绕夏振坤教授的学术经历，对他的学术思想、学术风格和学术贡献进行了深入探讨。
　　夏振坤教授1984年由华中农业大学调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担任副院长，其后历任党组书记兼院长长达十四年之久。与会者认为，作为一位领导，他重视发展，善于协调，爱护干部，忠于职守；作为一名教师，他恪守师德，爱护学生，尊重个性，因材施教，是学生敬仰的名师；作为一名学者，他关心社会进步，强调研究要经世济民，他遵守学术规范，注重原创，学术思想立意高远，学术方法精深独到，学术涵养深厚精湛，学术成果丰硕，是我省经济学的学科带头人之一，是我省乃至我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夏振坤教授学术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强调经济学研究必须借助哲学和文化，不能就经济而谈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往往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纯粹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是行不通的。这种把经济研究与哲学、文化相联系的方法，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形成鲜明对比。沿着这一学术研究方向和坚持一贯的研究视角、态度和方法，夏老在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化理论与经济文化学等领域都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至今他已出版学术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300多篇，在经济学乃至人文学科的若干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关于农业经济学的研究与贡献
　　
　　夏振坤教授农业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特点与贡献是：
　　1． 系统性。不是就农业谈农业，也不是就农村论农村，而是运用系统论指导农业经济学研究，逐步形成了他关于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系列重要理论。如摧毁三大支柱（自然经济、宗法血缘体系、封闭割据）的农村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深层改革构想理论，农村生产关系变革理论，农村生产要素合理组合理论，农业技术革命的战略步骤设想理论，划分工业化农业区、集约化农业区、保护性农业区的分类指导思想理论，以及对当前深化农村改革的深入探讨等，反映了他对中国农业的系统深入研究。
　　2． 实证性。他注重运用自然科学研究思想和技术经济学原理对经济运行过程进行实证性研究。如对中国农业发展模式的论证，以及对庭院经济发展的论证等，都注重实证性。他的相关论著发表后，使省、市、县农村经济领导部门感到在实践中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认为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3． 创新性。他在农村改革与发展研究中，提出了“三维农业”结构模式，即认为农业结构用数学概念可表述为是一个自生产、资源开发和经济增值三个相对独立状态度量与集合所形成的三维空间结构。钱学森教授等人认为该模式立论比“一字型”农业、“十字型农业”、“飞鸟型农业”更深刻；他还提出了中国农业发展“矩阵模式”的构思。他对中国农业家庭经营的分析，除了从初级阶段中国的国情出发外，还认为家庭血缘关系源远流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比单纯从生产力状况或单纯从农业生产特点分析家庭经营前进了一大步。
　　
　　二、关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与贡献
　　
　　将唯物史观引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是夏先生对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贡献。
　　第一，运用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规律研究发展经济学。他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是从三个层面来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的：一是生产力总体性质决定生产关系发展和变革的大趋向，进而决定经济发展的道路；二是生产力的结构状态决定生产关系的结构，进而决定经济发展的主体结构；三是生产力的存在形式决定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进而决定经济发展的模式。
　　第二，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规律来研究发展经济学。其主要观点有：一是经济发展必须首先从现存的上层建筑中去寻求支撑力量和启动力量；二是经济发展同时也必须充分估计现存的上层建筑的制约作用；三是经济发展同时也要审慎地考虑上层建筑改革的目标与方略；四是经济发展必须尊重并借助中国文化传统。
　　第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发展经济学。其主要贡献是：一是通过对阶级利益的分析，寻找经济发展的动力；二是通过对阶级利益的分析，寻找经济发展的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方法；三是通过对阶级利益的分析，寻找稳定经济发展的途径。
　　
　　 三、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研究与贡献
　　
　　首先，夏振坤教授在相关论著中对20世纪80年代后的社会主义实践进行了科学的解说。论述了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同社会发展与实践相结合，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改革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论述了上世纪90年代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怀疑与非议的非理性和非科学性。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评古论今、纵横对比，分析了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业绩与严重失误。他结合苏联失败的经验教训，指出教条僵化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
　　其次，夏振坤教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的提出、理论研究乃至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等方面倾注了智慧。据统计，他是我国学术界、理论界最先研究、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极少数学者之一。早在1987年1ｌ月，亦即中共中央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前整整一年，他就发表文章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从汪洋大海的小生产王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最初只能处于社会主义的奠基阶段，或初级阶段。”10年后，他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相关理论论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得到了明显体现。
　　另外，夏振坤教授在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理论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有新意和个性的概念和命题。诸如破除“两个新凡是”、 改革与发展需要一个“强力政府”、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整合等等都很值得研究者的重视；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目标性与现实性、现代中华文化论、东亚经济模式的特殊性、改革与观念变革等等问题和概念都有学术新意，有的虽然还可进一步探讨，但从已有的解析来看，已经显露出具有创新性的学术理论价值。尤其是他在2005年1月出版的《时代潮流中的中国现代化》著作中，较早地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概念，并站在知识经济的高度对中国和谐社会建设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发展了他关于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也使他的学术思想充满与时俱进的亮色和魅力。
　　四、关于中国现代化理论的研究与贡献
　　基于学者的使命感和个人的经历与兴趣，夏振坤先生将“一切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作为治学目标。他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具有理论前瞻性，为指导中国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迪。
　　一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探讨中国现代化问题。夏先生在治学过程中，始终坚持学术研究的学者使命和社会责任，毫不动摇地把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根本制度前提。同时，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不是拘泥于经典社会主义的某些原则和结论，而是结合中国的实情与时代的发展，从相对主义的视角努力探索、反复对比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各自基本特征，从原则性构想与建议的角度尝试性地回答了有关社会主义在新形势下如何适应现代化，诸如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二是在现代化的国际经验比较中形成中国现代化的思路。夏先生着眼于现代化的国际经验比较，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在广泛吸收这些人类宝贵财富的基础上，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采取‘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思维方法，进行创造性的‘别立新宗’，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他强调，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要注意秩序安全与整体协调，即渐进、有序、稳步地推进。这是一名学者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表现。
　　三是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唯物史观是夏先生在治学中始终坚持的方法论。他认为：“任何一个大的现象，都是历史地出现的，脱离历史背景，就会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者。坚持历史的发展观，就避免了历史虚无主义———历史不可知论。”因此，中国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现象，需要用历史的方法去解决；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必须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既要有利于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经济社会问题，又要为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深层次问题积累条件。这种积极、稳健而富有责任心的思路，一直是他思考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特点与优点。
　　四是在文化现代化中寻找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夏先生一直高度重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价值取向问题。他在回顾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运动给我们带来的经验和教训时指出：“其所以陷入失败或不成功，当然有许许多多的经验教训，但其中最深刻的教训之一，我认为是经济发展没有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取向。”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困惑的深层原因和根本症结，“是根植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现代化模式同中国文化传统的不协调，经济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的不同步。”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中国现代化应该是什么样的文化取向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价值取向问题，“我国的现代化便会失去有效的精神支柱，很可能由于社会思想的混乱而导致社会稳定局面的破坏，最终也无法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大业”。对此，他在《时代潮流中的中国现代化》一书中做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有益的见解。
　　此外，夏振坤教授关于区域发展理论与战略等重大问题，也卓有建树，在学术界和实践中受到重视。这突出表现在，作为 “中部崛起”理论的主要首倡者，对我省乃至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最近，夏先生又在致力于“后工业社会”问题的研究，探讨信息化、全球化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发展的影响。
　　用夏教授自己的话来概括他的学术人生，就是：“爱我中华，守我人格，新而不流，守而不僵”。这不仅是他学术高度和学者使命的体现，也是他治学经验的高度概括，必将对理论界产生深远影响。与会者认为，要通过这次学术研讨会，学习夏先生的治学精神，进一步弘扬他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和他关切中国经济社会问题、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努力建中国特色、中国流派、中国品格的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现代化理论，推进学术创新。
　　（责任编辑 陈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