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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下的中国应用新闻学，可将人、文本、生产实践置于政治、技术和全球化等多重变量中进行新闻生产社会学路径的深入研究，同时在现象描述基础上保持对理论阐释的追求。本文以“2019应用新闻学研究十佳论文”为例，探索我国媒体应用新闻实践，为我国应用新闻学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应用新闻学 媒介技术 新闻生产 社会语境
2019年11月，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学研究委员会首次启动“全国应用新闻学十佳优秀论文”评选活动。此次评选邀请国内新闻学领域有影响力的期刊编辑推荐2018年发表的优秀论文，再由专家委员会打分和评议，最终选出“2019应用新闻研究十佳优秀论文”。笔者以十篇优秀论文为对象文本，从影响新闻业务实践的内部“生产机制”和外部“社会语境”两个维度分析，探究影响我国媒体应用新闻实践的多重变量，并为未来的应用新闻学研究提供启示。
一、技术革新对新闻生产机制的重塑
此次评选的标准：一是研究新闻实务及其相关理论，关注新闻实践，特别是以新媒体影响下或社会变迁中的新闻实践为主要研究问题；二是研究方法创新，运用适当，有严谨的逻辑分析和新锐的观点，对新闻实践活动具有启发意义；三是文章发表后产生了较好的业界和学界反响，体现出应用新闻研究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方法。总体来看，十篇论文聚焦的对象及内容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关注了技术对新闻生产方式的历时影响。杨保军、李泓江的《技术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新闻生产方式变迁》突出强调技术对于新闻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作用，揭示了新闻生产活动要素的演化与结构性变动。作者认为，从新闻生产的社会角度观察，中国新闻生产形成了职业新闻生产与非职业新闻生产的二元化结构；而从新闻业态本身来看，职业新闻生产方式也在新闻生产主体、新闻生产资源、新闻生产工具、新闻产品形态、新闻生产关系等多个维度发生改变甚至变革。技术不仅改变了宏观的传播形态，也改变了具体的新闻产品的形态，从而“深层次地影响乃至决定着新闻生产方式”。
第二，关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核查中的应用。陈昌凤、师文的《智能化新闻核查技术：算法、逻辑与局限》一文，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探讨智能化新闻核查技术的主要类型、逻辑和局限。近年来，针对社交媒体假新闻泛滥的问题，作为人工智能重要分支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新闻事实核查领域。国外互联网巨头，如Facebook和Google News已借助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力量对平台内容进行核查。目前，智能化新闻核查的主流算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基于内容模型的算法”，即依赖新闻文本中的语义线索进行判断；另一类是“基于社会情境的算法”，即关注社交特征和信号，将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情境纳入考量。但这两类算法都有各自的局限性，无法完全解决具有复杂逻辑的假新闻问题。文章作者认为，“自动化新闻核查技术仍是计算机界与新闻界携手阻击假新闻的有益尝试和未来趋势”，一些互联网内容平台也已利用智能算法对假新闻进行核查，如今日头条和美国密西根大学合作成立的AI反谣言研究联盟等。正如作者所说，要解决谣言问题，“既需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需要用人文关怀和批判精神指导实践，找到人与AI合作无间的方式”。
第三，关注了搜索引擎中的算法推荐和新闻呈现。方师师的《搜索引擎中的新闻呈现：从新闻等级到千人千搜》，以谷歌搜索引擎中的新闻呈现为例，讨论了影响用户搜索引擎使用的技术要素与社会机制。此文实际上研究的是算法对平台新闻内容分发环节的影响。谷歌通过新闻等级体系建立起了网页间的静态秩序，新闻媒体主动采用搜索引擎优化技术配合技术呈现，而基于用户使用惯习和社交关系的搜索算法则带来了“千人千搜”的差异化呈现结果。作者指出，搜索引擎的社会意义使其在海量的信息环境下重新定义了真相，通过主动反馈用户搜索结果进行“有文化依据的组织形式重构”，促进了一種新的“混合价值”的生成，既结合了传统的社会与文化目标，又提供了新的机制。该文引入知识生产的视角进行分析，发现搜索引擎建立起来的知识—社会秩序并没有带来更高的知识水平，而是具有一种“膨胀的知识感”，这个研究结论体现出较强的批判性思维。
第四，关注了主流媒体的深度融合及移动化趋势。作为一份调研报告的核心部分，宋建武、黄淼的《移动化：主流媒体深度融合的数据引擎》全面细致地考察了中国主流的融合转型，提出基于互联网的媒体运营的三个趋势：平台化、移动化和智能化，并着重阐释了作为主流媒体数据引擎的移动化趋势。文章指出，移动化创造了海量数据的出入口，平台化支持着多元数据的交互流通，智能化确保了数据流通的效率和精准度，这三个趋势正在定义未来传播的基本形态，技术则在其中起着打通、连接、构造闭环的关键作用。这篇文章既体现出开阔的行业视野，又抓住了“移动化”主流趋势和数据驱动的技术关键。
二、新闻生产与社会语境之间的互动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的兴起给包括专业媒体人在内的各界人士提供了真实故事创作的新机会，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在形成新的叙事实践。黄典林的《话语范式转型：非虚构新闻叙事兴起的中国语境》是国内针对非虚构写作从话语范式角度进行理论分析的佳作，具有很强的学术思维和本土观照意识。文章把非虚构理念的兴起及其在新闻生产中的大规模应用，视为新技术驱动的媒介传播生态、政治和话语转型，以及新媒体平台资本化趋势的产物，最大的特点是把新闻实务问题与社会语境联系起来，试图理解当代中国新闻话语范式变迁过程中非虚构写作所处的位置，并将非虚构写作的新闻话语放到新时期的传播生态与政治经济形态中分析其给新闻业带来的影响。
闫岩、邹文雪的《群像与独像：新世纪以来我国特大事故报道中的受难者形象》，以新世纪以来新华社对特大事故的报道为分析对象，在“人格化——去人格化”的维度下，对报道中的受难者形象进行文本分析。研究显示，官方报道中的受难者群像与独像并存。可辨识的受难者独像多数为“理想的受难者”，遵循着“无辜者等级”并混合了英雄遇难的叙事，呈现出高度同质化和可替代性的面貌。群像的塑造则以“去个体化”为原则，通过引语塑造出亲历的在场者和朴素的感恩者，通过数字化将不幸者对立、比较、排序，通过指代词实现身份区隔和“熟悉的陌生化”等叙事目的。 钟智锦、周志成的《“一国”与“两制”的工具性实现：对香港报纸的内容分析（1998—2016）》，通过分析香港报纸有关“一国两制”的报道文本，发现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差异在媒体上集中体现为“国族”议题与“自治”“民主”等“本土利益”议题的话语争夺。不同政治立场的媒体在针对“一国两制”这一政治议题的评价倾向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关于“一国两制”的未来，除左派报纸持乐观立场之外，其他绝大多数报纸持中立态度。左派、右派媒体各自肩负代表自身利益群体的使命，在属性报道和立场评价方面旗帜鲜明、立场稳固，中间派媒体对政府的批评最为猛烈，亲左、亲右派媒体则呈现出“似左非左”“似右非右”的策略。文章采用跨境舆论场的研究视角，对传统以内地媒体新闻业务为对象的研究具有启示。此外，文章考察内容的时间跨度较大，数据分析细致，研究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香港和内地传媒业的差异。
以上三篇文章均关注了媒体微观内容生产与宏观社会语境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将应用新闻实践置身于更加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中，体现出比较宽阔的学术视野。这次获奖的其他优秀论文，还包括对新闻从业者、新闻教育以及新闻业意识形态的研究。
刘昶、孟伟的《中国驻外记者的现状、问题与培养研究》一文，采取多种实证研究方法，着眼于以往较少关注的中国驻外记者。研究发现，中国驻外记者有“责任感强”但“较难适应新兴媒体技术进步”的特点。“与驻在国的双边关系”“发稿系统中把关人的影响”“绩效管理中发稿量的压力”“年龄与驻外时长”“社会生活适应度”等是影响中国驻外记者工作的主要因素，总体上我国驻外记者對自己工作的满意度偏中上。此外，文章还考察了我国驻外记者最需要的专业技能和素养，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了我国驻外记者的培养机制和国际新闻报道、国际传播等工作的改进策略。
王君超的文章《新闻实践教学之“学”——兼谈融合新闻传播教育背景下实践教学的“1+1”模式》，则是本年度学界少数探讨新闻实践教学的文章。文章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2018年6月执行的“雄安实践教学”为案例，分析了这项融合新闻传播教学实践采用的“任课教师+业界导师”的“1+1”指导模式。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从新闻生产的各环节切入，对新闻实践和理论思考的“勾连”性探讨，对新闻实践教学过程中的理论引介和运用的启发具有积极意义。
齐爱军的《三种视角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再思考》则从知识生产、价值论和去西方化三个维度考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该文视角新颖，对当下新闻教育和新闻媒体贯彻实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文章指出，明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生产场域意识，回溯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和“人学观”的哲学基础，重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新闻学新范式，并尝试在新的新闻范式框架下，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当代阐释和话语创新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真理性、科学性、当代性、国际性的应有之义。
三、应用新闻学研究的理论深化路径
通过对此次评选的优秀论文的评述，可以发现，应用新闻学研究要持续创新，必须加强学术分析和理论阐释。
首先，当下的应用新闻学研究要格外关注技术对新闻生产全过程的影响，包括作为新闻产品的“文本”、作为新闻实践过程的“生产”和作为新闻从业者的“人”。新技术影响下的新闻从业者、新闻文本、新闻生产变化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应用新闻研究的三大关键要素。
其次，应用新闻学研究要注意把握新闻生产的外部环境，将具体的新闻生产要素嵌入到对其产生影响的社会语境中进行分析。经典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强调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对新闻生产的微观和中观层面的影响，而且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语境中，媒体生产实践的行动逻辑和社会控制有所不同。
再次，中国本土的应用新闻学研究需紧扣当下的社会语境，从政治、技术和全球化等三个重要变量的影响下把握新闻实践的特定逻辑和影响机制。其中，政治权力在新闻生产实践活动中具有支配性地位，是新闻生产背后的决定性力量，亦是影响媒体实践的最大变量，因此应用新闻研究离不开对政治语境的考量；技术变量对媒体实践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互联网传播技术对新闻生产的影响日益显著，正在变革甚至重构新闻生产的全过程。
最后，全球化为当下的中国应用新闻研究提供了更加宽阔的跨境比较和全球观察视角。以往的新闻生产实践较少被放在跨境场域下探究，而互联网的兴起，连接了曾经相对区隔的境内外舆论场，也为不同地区的媒体实践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国情、体制或文化差异，我们无法将不同语境的应用新闻实践做简单的比较，而需要充分观照不同语境对应用新闻实践的复杂影响，从而找出生产实践背后多重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的相通之处和差异之处。
作者姚尧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博士
张志安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
参考文献
[1]杨保军，李泓江.技术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新闻生产方式变迁[J].新闻爱好者，2018（08）.
[2]陈昌凤，师文.智能化新闻核查技术：算法、逻辑与局限[J].新闻大学，2018（06）.
[3]方师师.搜索引擎中的新闻呈现：从新闻等级到千人千搜[J].新闻记者，2018（12）.
[4]宋建武，黄淼.移动化：主流媒体深度融合的数据引擎[J].传媒，2018（03）.
[5]闫岩，邹文雪.群像与独像：新世纪以来我国特大事故报道中的受难者形象[J].国际新闻界，2018（06）.
[6]钟智锦，周志成.“一国”与“两制”的工具性实现：对香港报纸的内容分析（1998-2016）[J].新闻大学，2018（04）.
[7]刘昶，孟伟.中国驻外记者的现状、问题与培养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 （08）.
[8]齐爱军.三种视角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再思考[J].青年记者，2018（07）.
[9]张志安，章震.重审语境与重新出发：新闻生产社会学的“本土化”脉络和反思[J].新闻记者，2018（09）.
关键词：应用新闻学 媒介技术 新闻生产 社会语境
2019年11月，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学研究委员会首次启动“全国应用新闻学十佳优秀论文”评选活动。此次评选邀请国内新闻学领域有影响力的期刊编辑推荐2018年发表的优秀论文，再由专家委员会打分和评议，最终选出“2019应用新闻研究十佳优秀论文”。笔者以十篇优秀论文为对象文本，从影响新闻业务实践的内部“生产机制”和外部“社会语境”两个维度分析，探究影响我国媒体应用新闻实践的多重变量，并为未来的应用新闻学研究提供启示。
一、技术革新对新闻生产机制的重塑
此次评选的标准：一是研究新闻实务及其相关理论，关注新闻实践，特别是以新媒体影响下或社会变迁中的新闻实践为主要研究问题；二是研究方法创新，运用适当，有严谨的逻辑分析和新锐的观点，对新闻实践活动具有启发意义；三是文章发表后产生了较好的业界和学界反响，体现出应用新闻研究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方法。总体来看，十篇论文聚焦的对象及内容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关注了技术对新闻生产方式的历时影响。杨保军、李泓江的《技术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新闻生产方式变迁》突出强调技术对于新闻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作用，揭示了新闻生产活动要素的演化与结构性变动。作者认为，从新闻生产的社会角度观察，中国新闻生产形成了职业新闻生产与非职业新闻生产的二元化结构；而从新闻业态本身来看，职业新闻生产方式也在新闻生产主体、新闻生产资源、新闻生产工具、新闻产品形态、新闻生产关系等多个维度发生改变甚至变革。技术不仅改变了宏观的传播形态，也改变了具体的新闻产品的形态，从而“深层次地影响乃至决定着新闻生产方式”。
第二，关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核查中的应用。陈昌凤、师文的《智能化新闻核查技术：算法、逻辑与局限》一文，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探讨智能化新闻核查技术的主要类型、逻辑和局限。近年来，针对社交媒体假新闻泛滥的问题，作为人工智能重要分支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新闻事实核查领域。国外互联网巨头，如Facebook和Google News已借助第三方事实核查机构力量对平台内容进行核查。目前，智能化新闻核查的主流算法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基于内容模型的算法”，即依赖新闻文本中的语义线索进行判断；另一类是“基于社会情境的算法”，即关注社交特征和信号，将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情境纳入考量。但这两类算法都有各自的局限性，无法完全解决具有复杂逻辑的假新闻问题。文章作者认为，“自动化新闻核查技术仍是计算机界与新闻界携手阻击假新闻的有益尝试和未来趋势”，一些互联网内容平台也已利用智能算法对假新闻进行核查，如今日头条和美国密西根大学合作成立的AI反谣言研究联盟等。正如作者所说，要解决谣言问题，“既需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需要用人文关怀和批判精神指导实践，找到人与AI合作无间的方式”。
第三，关注了搜索引擎中的算法推荐和新闻呈现。方师师的《搜索引擎中的新闻呈现：从新闻等级到千人千搜》，以谷歌搜索引擎中的新闻呈现为例，讨论了影响用户搜索引擎使用的技术要素与社会机制。此文实际上研究的是算法对平台新闻内容分发环节的影响。谷歌通过新闻等级体系建立起了网页间的静态秩序，新闻媒体主动采用搜索引擎优化技术配合技术呈现，而基于用户使用惯习和社交关系的搜索算法则带来了“千人千搜”的差异化呈现结果。作者指出，搜索引擎的社会意义使其在海量的信息环境下重新定义了真相，通过主动反馈用户搜索结果进行“有文化依据的组织形式重构”，促进了一種新的“混合价值”的生成，既结合了传统的社会与文化目标，又提供了新的机制。该文引入知识生产的视角进行分析，发现搜索引擎建立起来的知识—社会秩序并没有带来更高的知识水平，而是具有一种“膨胀的知识感”，这个研究结论体现出较强的批判性思维。
第四，关注了主流媒体的深度融合及移动化趋势。作为一份调研报告的核心部分，宋建武、黄淼的《移动化：主流媒体深度融合的数据引擎》全面细致地考察了中国主流的融合转型，提出基于互联网的媒体运营的三个趋势：平台化、移动化和智能化，并着重阐释了作为主流媒体数据引擎的移动化趋势。文章指出，移动化创造了海量数据的出入口，平台化支持着多元数据的交互流通，智能化确保了数据流通的效率和精准度，这三个趋势正在定义未来传播的基本形态，技术则在其中起着打通、连接、构造闭环的关键作用。这篇文章既体现出开阔的行业视野，又抓住了“移动化”主流趋势和数据驱动的技术关键。
二、新闻生产与社会语境之间的互动
近年来，非虚构写作的兴起给包括专业媒体人在内的各界人士提供了真实故事创作的新机会，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在形成新的叙事实践。黄典林的《话语范式转型：非虚构新闻叙事兴起的中国语境》是国内针对非虚构写作从话语范式角度进行理论分析的佳作，具有很强的学术思维和本土观照意识。文章把非虚构理念的兴起及其在新闻生产中的大规模应用，视为新技术驱动的媒介传播生态、政治和话语转型，以及新媒体平台资本化趋势的产物，最大的特点是把新闻实务问题与社会语境联系起来，试图理解当代中国新闻话语范式变迁过程中非虚构写作所处的位置，并将非虚构写作的新闻话语放到新时期的传播生态与政治经济形态中分析其给新闻业带来的影响。
闫岩、邹文雪的《群像与独像：新世纪以来我国特大事故报道中的受难者形象》，以新世纪以来新华社对特大事故的报道为分析对象，在“人格化——去人格化”的维度下，对报道中的受难者形象进行文本分析。研究显示，官方报道中的受难者群像与独像并存。可辨识的受难者独像多数为“理想的受难者”，遵循着“无辜者等级”并混合了英雄遇难的叙事，呈现出高度同质化和可替代性的面貌。群像的塑造则以“去个体化”为原则，通过引语塑造出亲历的在场者和朴素的感恩者，通过数字化将不幸者对立、比较、排序，通过指代词实现身份区隔和“熟悉的陌生化”等叙事目的。 钟智锦、周志成的《“一国”与“两制”的工具性实现：对香港报纸的内容分析（1998—2016）》，通过分析香港报纸有关“一国两制”的报道文本，发现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差异在媒体上集中体现为“国族”议题与“自治”“民主”等“本土利益”议题的话语争夺。不同政治立场的媒体在针对“一国两制”这一政治议题的评价倾向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关于“一国两制”的未来，除左派报纸持乐观立场之外，其他绝大多数报纸持中立态度。左派、右派媒体各自肩负代表自身利益群体的使命，在属性报道和立场评价方面旗帜鲜明、立场稳固，中间派媒体对政府的批评最为猛烈，亲左、亲右派媒体则呈现出“似左非左”“似右非右”的策略。文章采用跨境舆论场的研究视角，对传统以内地媒体新闻业务为对象的研究具有启示。此外，文章考察内容的时间跨度较大，数据分析细致，研究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香港和内地传媒业的差异。
以上三篇文章均关注了媒体微观内容生产与宏观社会语境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将应用新闻实践置身于更加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中，体现出比较宽阔的学术视野。这次获奖的其他优秀论文，还包括对新闻从业者、新闻教育以及新闻业意识形态的研究。
刘昶、孟伟的《中国驻外记者的现状、问题与培养研究》一文，采取多种实证研究方法，着眼于以往较少关注的中国驻外记者。研究发现，中国驻外记者有“责任感强”但“较难适应新兴媒体技术进步”的特点。“与驻在国的双边关系”“发稿系统中把关人的影响”“绩效管理中发稿量的压力”“年龄与驻外时长”“社会生活适应度”等是影响中国驻外记者工作的主要因素，总体上我国驻外记者對自己工作的满意度偏中上。此外，文章还考察了我国驻外记者最需要的专业技能和素养，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了我国驻外记者的培养机制和国际新闻报道、国际传播等工作的改进策略。
王君超的文章《新闻实践教学之“学”——兼谈融合新闻传播教育背景下实践教学的“1+1”模式》，则是本年度学界少数探讨新闻实践教学的文章。文章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生2018年6月执行的“雄安实践教学”为案例，分析了这项融合新闻传播教学实践采用的“任课教师+业界导师”的“1+1”指导模式。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从新闻生产的各环节切入，对新闻实践和理论思考的“勾连”性探讨，对新闻实践教学过程中的理论引介和运用的启发具有积极意义。
齐爱军的《三种视角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再思考》则从知识生产、价值论和去西方化三个维度考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该文视角新颖，对当下新闻教育和新闻媒体贯彻实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文章指出，明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生产场域意识，回溯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和“人学观”的哲学基础，重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新闻学新范式，并尝试在新的新闻范式框架下，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当代阐释和话语创新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真理性、科学性、当代性、国际性的应有之义。
三、应用新闻学研究的理论深化路径
通过对此次评选的优秀论文的评述，可以发现，应用新闻学研究要持续创新，必须加强学术分析和理论阐释。
首先，当下的应用新闻学研究要格外关注技术对新闻生产全过程的影响，包括作为新闻产品的“文本”、作为新闻实践过程的“生产”和作为新闻从业者的“人”。新技术影响下的新闻从业者、新闻文本、新闻生产变化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应用新闻研究的三大关键要素。
其次，应用新闻学研究要注意把握新闻生产的外部环境，将具体的新闻生产要素嵌入到对其产生影响的社会语境中进行分析。经典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强调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对新闻生产的微观和中观层面的影响，而且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语境中，媒体生产实践的行动逻辑和社会控制有所不同。
再次，中国本土的应用新闻学研究需紧扣当下的社会语境，从政治、技术和全球化等三个重要变量的影响下把握新闻实践的特定逻辑和影响机制。其中，政治权力在新闻生产实践活动中具有支配性地位，是新闻生产背后的决定性力量，亦是影响媒体实践的最大变量，因此应用新闻研究离不开对政治语境的考量；技术变量对媒体实践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互联网传播技术对新闻生产的影响日益显著，正在变革甚至重构新闻生产的全过程。
最后，全球化为当下的中国应用新闻研究提供了更加宽阔的跨境比较和全球观察视角。以往的新闻生产实践较少被放在跨境场域下探究，而互联网的兴起，连接了曾经相对区隔的境内外舆论场，也为不同地区的媒体实践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国情、体制或文化差异，我们无法将不同语境的应用新闻实践做简单的比较，而需要充分观照不同语境对应用新闻实践的复杂影响，从而找出生产实践背后多重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的相通之处和差异之处。
作者姚尧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博士
张志安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
参考文献
[1]杨保军，李泓江.技术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新闻生产方式变迁[J].新闻爱好者，2018（08）.
[2]陈昌凤，师文.智能化新闻核查技术：算法、逻辑与局限[J].新闻大学，2018（06）.
[3]方师师.搜索引擎中的新闻呈现：从新闻等级到千人千搜[J].新闻记者，2018（12）.
[4]宋建武，黄淼.移动化：主流媒体深度融合的数据引擎[J].传媒，2018（03）.
[5]闫岩，邹文雪.群像与独像：新世纪以来我国特大事故报道中的受难者形象[J].国际新闻界，2018（06）.
[6]钟智锦，周志成.“一国”与“两制”的工具性实现：对香港报纸的内容分析（1998-2016）[J].新闻大学，2018（04）.
[7]刘昶，孟伟.中国驻外记者的现状、问题与培养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 （08）.
[8]齐爱军.三种视角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再思考[J].青年记者，2018（07）.
[9]张志安，章震.重审语境与重新出发：新闻生产社会学的“本土化”脉络和反思[J].新闻记者，201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