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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初期，清华大学坚持开放的传统，积极招聘吸纳从国外回国的教授和外国专家来校任教和讲学，使这一时期的清华大学名师荟萃、学者云集，做出了大量被世界科学界所了解和认可的研究成果，使清华大学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声誉显著提高，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从1925年至1949年，清华大学经历了两个时期，分别是清华大学发展的初期(1925年～1937年)和西南联大时期(1937年～1946年)。
据清华大学的有关史料记载，在这一时期聘请的外籍教师中近半数的外教从事语言教学，同时也涉及机械工程和政治学、音乐、地理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如1935年～1936年，清华聘请维纳任数学系和电机系客座教授，给数学系和电机系的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开数学课，教授三角线性数学及积分。维纳还热心发现和培植中国的数学人才，热心指导华罗庚与徐贤修合作完成了《关于傅立叶变换》一文，后又把华罗庚推荐给法国著名数学家哈代(Hardy)。
1926年至1946年期间，一批国际知名学者，如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法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郎之万(Paul Langevin)，193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化学家兰茂尔(Inang Langmtllr)，美国法学家杰克逊(Robert Houghwout Jackson)，法国数学家哈达玛(Tacques Horetamort)，美国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er)，美国航空工程学家华敦德(Frenk L,Wattendort)，美国物理学家冯·卡门(TheodorVon Karman)、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J0seph TerenceMontgomery Needham)等曾来校讲学。他们在学校专业科系设置和教学科研的提高、介绍科学前沿最新成就、新思想的传播、提高清华的科技水平、开阔清华师生的视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敦德与清华大学航空研究
清华大学是国内高校较早开展航空教育的高校之一。1932年夏，机械工程学系成立时，即下设飞机与汽车工程组，正式开始航空教育与科学研究。
清华开始航空科研与教学，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人才缺乏。为此，1934年暑期前，清华函聘加州大学航空工程科冯·卡门教授来清华任教，并筹备设计风洞等事项。冯·卡门十分重视清华的航空研究，他1929年访问清华时，即建议清华开展航空工程教学与科研。冯·卡门本人因故不能应聘清华，便积极推荐跟随他近10年的得力助手华敦德来清华任教。
华敦德1906年出生于美国波士顿，从上世纪20年代起，跟随世界航空权威冯·卡门教授进行研究，1933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他在流体力学、风洞设计等方面成绩卓著，是世界著名的航空专家。1936年2月12日，华敦德博士到达清华，开始在清华近两年卓有成效的工作。
清华设立航空组后，王士倬教授主持自制5英尺航空风洞并于1936年4A清华校庆前夕获得成功，这是中国第一具自制风洞，引起很大轰动。1936年春，清华决定在南昌筹建航空工程研究所并建造第二个航空风洞。经过与航空委员会王伯修处长、中央飞机制造厂王禹朋监理、航空机械学校校长钱昌祚及教育长王士倬等讨论，清华决定建造15英尺口径大风洞，“以供准确模型试验及全型引擎试验之用”。
清华5英尺风洞虽已成功，但从5英尺到15英尺，仍面临许多困难。首当其冲的就是设计人员不够。华敦德教授大胆提议：取消航空组学生毕业考试，省出全部人力时间，师生协力设计南昌大风洞。这样既可以训练培养人才，又可以建立独立科研的信心。
1936年6月，华敦德、冯桂连、殷文友3位教授分别与助教、学生在一个月之内完成15英尺风洞初步设计。其中华敦德教授担任风洞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冯桂连教授负责喉口部分及支柱设计，殷文友教授率同学数人设计螺旋桨，后又有助教陈文龙协助。学生毕业后，华敦德与张捷迁二人又花费4星期，修改整理已完成的初步设计，然后定案，完成正式图。当时，世界上能比最高的风洞位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由冯·卡门教授设计，由普兰脱式改良而来，“堪称当代最经济之建筑”，清华的风洞大致仿该式设计。清华15英尺风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风洞之一，比加州理工学院的风洞要大50％。
7月15日左右，15英尺口径大风洞空气动力设计完成画图。11月，清华大学成立南昌航空研究所，顾毓绣兼任所长，华敦德教授被聘为筹备委员。
1937年初，风洞开始建设，华敦德与张捷迁留驻南昌负责督造。12月初全部土木建筑工程大致完成，马达等亦已运抵香港。不幸抗战已全面爆发，南昌遭到日军频繁空袭，航空研究所不得不迁往四川成都，致使15英尺风洞计划功败垂成。
随着北平局势日益严重，华敦德南下去南京，受叶企孙、吴有训等教授秘托携带30万美元支票和一小盒镭锭，免遭日军察验。他顺利完或此项重要任务，在南京，交给梅贻琦校长保管。华敦德旅途中即感觉不适，带病由南京勉强转南昌。到长沙湘雅医院，经证实患半身不遂症。经过久治无效，12月中，清华包租欧亚航空公司专机，将华敦德教授送往香港，乘船返美。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协助清华完成15英尺航空风洞的设计并参与建造，使得清华航空教育与科研在发展初期就站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他与冯·卡门教授一道，协助国民政府制定全国航空研究计划，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民族危机。他为中国现代航空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虽然有些努力未必达到预期的效果。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工作被迫中断，不得不回国，未能完成其帮助中国航空发展的宏愿。这是清华的不幸，更是中国的损失。
李约瑟与清华大学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以一部卷帙浩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影响了世界。1974年，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册(1974)扉页的献词上写道：将这本书献给，在漫长的为了将自然知识(科学)用于和平和友爱，而不是用以服务于仇恨和战争的事业中的两个战友。这两位战友之一是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的汤佩松。
李约瑟曾在霍普金斯(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主持的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实验室工作。20世纪30年代，他在到访实验室的几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1943年3月，李约瑟肩负一项战争时期的中英科学合作使命，第一次来到中国。他此行兼有半官方、半民间的二重性质：除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等职外，作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来华的另一重身份则是代表英国皇家学会援助中国的科研和教育机构，并从精神上支持抗战中的中国科学家。
李约瑟到访之时，西南联火和清华大学各特种研究所 的工作正处于一个举步维艰的困难时期，物资匮乏、消息闭塞、实验设备损失严重，但每一个学科的学者们都再简陋的实验室中坚持做着他们的工作。李约瑟曾说“中国学者在他们祖国的穷乡僻壤展开科研工作时，显示出不可征服的毅力和勇气，他们在苦难中表现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愉快，甚至欢乐。”
在李约瑟的主持下，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于1943年正式在重庆建立。抗战期间，该馆共为中国提供科技图书6000多册，并将约200种英国科学工程和医学杂志制成微缩胶卷运到中国。为了阅读微缩胶卷，叶企孙教授曾在昆明北门街清华教员宿舍内专门布置了一间暗室，供师生们阅读这些微缩胶卷之用。这些来自合作馆的书刊资料，成为了战时中国科学界的主要信息来源。除此之外，中英科学合作馆提供的实验器材也为战争中的中国科学家解了燃眉之急，对战时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予了重要的支援。
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另一项重要成绩在于恢复了中国科学家同西方科学界在学术上的联络。这项工作意义不凡，正如李约瑟所说，中国科学家“不再隐居，不再与科学追求中联合起来的人类主体隔离。这种感觉对他们的士气很重要。”李约瑟本人通过演讲，将专业领域的最新进展以及国外的学术动态向清华师生作了介绍。此外，他还多次邀请西方的知名学者来这里讲学，并积极地推荐清华师生出国交流、学习。
他还曾向英国皇家学会评议会提出建议，邀请部分特种研究所的科学家赴英进修、深造。1943年，在给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戴尔的信中，李约瑟甚至提出向几位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授予英国皇家学会外籍会员的身份。正是在李约瑟的如此积极努力之下，清华大学不仅恢复了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而且其科学研究的成果也得以远播国外。
清华大学汤佩松教授是一位生物化学家，其在中国研究的课题与李约瑟在剑桥的课题非常相似。两人虽然未曾谋面，却都熟悉彼此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相互欣赏，汤佩松同李约瑟见面之后，就生物化学领域的共同课题作了深入的交流。在李约瑟及其夫人的促使下，汤佩松还将自己在抗战前和抗战期间所作的研究工作的心得体会和对生命现象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哲学思想总结成论文集，并由李约瑟夫妇带到英国出版。这本论文集由李约瑟作序，定名为《Green Thraldom》。两人成为半个多世纪的至交老友。
1939年，吴大猷教授曾综合其研究成果，撰写了《多原子分子结构和振动光谱》一书。193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拉曼(C.V.Raman)博士得知这样一本著作之后，就曾经试着取得一份供自己和同事们使用，但由于战争的关系最终没有得到。1943年，李约瑟将吴大猷的这本著作寄给了拉曼，拉曼感到非常高兴。拉曼在给李约瑟的去信中称，吴大猷教授的著作是一篇非常有趣并且有价值的论文，他确信这本著作对于他和同事们正在进行的研究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
在李约瑟的协助下，中英科学合作馆共交西方出版了24篇中国科学家的科学论文，这些论文都是在世界著名的刊物上发表，主题主要集中在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应用方面。
在中国工作期间，李约瑟曾在国外发表了大量论文、1943年的《中国西南的科学》、《川西的科学》，1945年发表的《中国科学》、《科学前哨》、《贵州和广西的科学》等论文和书籍都是李约瑟为试图使中国的进展传达到西方而做的努力。无论是西南联大的“刚毅卓坚”，还是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的艰苦奋斗，都激发了李约瑟研究中华民族历史上科学研究历程的热情。李约瑟于是迫切地希望撰写一部西方从未有过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历史著作，这为日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完成打下了基础。
1946年3月，在李约瑟及其夫人李大斐离开中国的前夜，一份文本被送到了他们面前。这份联名赠言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领衔签署，共有38人签名，其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及清华大学各研究所教师27人。这份联名赠言现悬挂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走廊里，年复一年向世界各地到访的学者们讲述李约瑟和清华大学之间丝丝缕缕的情愫。
从1925年至1949年，清华大学经历了两个时期，分别是清华大学发展的初期(1925年～1937年)和西南联大时期(1937年～1946年)。
据清华大学的有关史料记载，在这一时期聘请的外籍教师中近半数的外教从事语言教学，同时也涉及机械工程和政治学、音乐、地理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如1935年～1936年，清华聘请维纳任数学系和电机系客座教授，给数学系和电机系的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开数学课，教授三角线性数学及积分。维纳还热心发现和培植中国的数学人才，热心指导华罗庚与徐贤修合作完成了《关于傅立叶变换》一文，后又把华罗庚推荐给法国著名数学家哈代(Hardy)。
1926年至1946年期间，一批国际知名学者，如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法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郎之万(Paul Langevin)，193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化学家兰茂尔(Inang Langmtllr)，美国法学家杰克逊(Robert Houghwout Jackson)，法国数学家哈达玛(Tacques Horetamort)，美国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维纳(Norbert Wiener)，美国航空工程学家华敦德(Frenk L,Wattendort)，美国物理学家冯·卡门(TheodorVon Karman)、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J0seph TerenceMontgomery Needham)等曾来校讲学。他们在学校专业科系设置和教学科研的提高、介绍科学前沿最新成就、新思想的传播、提高清华的科技水平、开阔清华师生的视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敦德与清华大学航空研究
清华大学是国内高校较早开展航空教育的高校之一。1932年夏，机械工程学系成立时，即下设飞机与汽车工程组，正式开始航空教育与科学研究。
清华开始航空科研与教学，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人才缺乏。为此，1934年暑期前，清华函聘加州大学航空工程科冯·卡门教授来清华任教，并筹备设计风洞等事项。冯·卡门十分重视清华的航空研究，他1929年访问清华时，即建议清华开展航空工程教学与科研。冯·卡门本人因故不能应聘清华，便积极推荐跟随他近10年的得力助手华敦德来清华任教。
华敦德1906年出生于美国波士顿，从上世纪20年代起，跟随世界航空权威冯·卡门教授进行研究，1933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他在流体力学、风洞设计等方面成绩卓著，是世界著名的航空专家。1936年2月12日，华敦德博士到达清华，开始在清华近两年卓有成效的工作。
清华设立航空组后，王士倬教授主持自制5英尺航空风洞并于1936年4A清华校庆前夕获得成功，这是中国第一具自制风洞，引起很大轰动。1936年春，清华决定在南昌筹建航空工程研究所并建造第二个航空风洞。经过与航空委员会王伯修处长、中央飞机制造厂王禹朋监理、航空机械学校校长钱昌祚及教育长王士倬等讨论，清华决定建造15英尺口径大风洞，“以供准确模型试验及全型引擎试验之用”。
清华5英尺风洞虽已成功，但从5英尺到15英尺，仍面临许多困难。首当其冲的就是设计人员不够。华敦德教授大胆提议：取消航空组学生毕业考试，省出全部人力时间，师生协力设计南昌大风洞。这样既可以训练培养人才，又可以建立独立科研的信心。
1936年6月，华敦德、冯桂连、殷文友3位教授分别与助教、学生在一个月之内完成15英尺风洞初步设计。其中华敦德教授担任风洞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冯桂连教授负责喉口部分及支柱设计，殷文友教授率同学数人设计螺旋桨，后又有助教陈文龙协助。学生毕业后，华敦德与张捷迁二人又花费4星期，修改整理已完成的初步设计，然后定案，完成正式图。当时，世界上能比最高的风洞位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由冯·卡门教授设计，由普兰脱式改良而来，“堪称当代最经济之建筑”，清华的风洞大致仿该式设计。清华15英尺风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风洞之一，比加州理工学院的风洞要大50％。
7月15日左右，15英尺口径大风洞空气动力设计完成画图。11月，清华大学成立南昌航空研究所，顾毓绣兼任所长，华敦德教授被聘为筹备委员。
1937年初，风洞开始建设，华敦德与张捷迁留驻南昌负责督造。12月初全部土木建筑工程大致完成，马达等亦已运抵香港。不幸抗战已全面爆发，南昌遭到日军频繁空袭，航空研究所不得不迁往四川成都，致使15英尺风洞计划功败垂成。
随着北平局势日益严重，华敦德南下去南京，受叶企孙、吴有训等教授秘托携带30万美元支票和一小盒镭锭，免遭日军察验。他顺利完或此项重要任务，在南京，交给梅贻琦校长保管。华敦德旅途中即感觉不适，带病由南京勉强转南昌。到长沙湘雅医院，经证实患半身不遂症。经过久治无效，12月中，清华包租欧亚航空公司专机，将华敦德教授送往香港，乘船返美。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协助清华完成15英尺航空风洞的设计并参与建造，使得清华航空教育与科研在发展初期就站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他与冯·卡门教授一道，协助国民政府制定全国航空研究计划，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民族危机。他为中国现代航空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虽然有些努力未必达到预期的效果。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工作被迫中断，不得不回国，未能完成其帮助中国航空发展的宏愿。这是清华的不幸，更是中国的损失。
李约瑟与清华大学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以一部卷帙浩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影响了世界。1974年，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册(1974)扉页的献词上写道：将这本书献给，在漫长的为了将自然知识(科学)用于和平和友爱，而不是用以服务于仇恨和战争的事业中的两个战友。这两位战友之一是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的汤佩松。
李约瑟曾在霍普金斯(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主持的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实验室工作。20世纪30年代，他在到访实验室的几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1943年3月，李约瑟肩负一项战争时期的中英科学合作使命，第一次来到中国。他此行兼有半官方、半民间的二重性质：除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等职外，作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来华的另一重身份则是代表英国皇家学会援助中国的科研和教育机构，并从精神上支持抗战中的中国科学家。
李约瑟到访之时，西南联火和清华大学各特种研究所 的工作正处于一个举步维艰的困难时期，物资匮乏、消息闭塞、实验设备损失严重，但每一个学科的学者们都再简陋的实验室中坚持做着他们的工作。李约瑟曾说“中国学者在他们祖国的穷乡僻壤展开科研工作时，显示出不可征服的毅力和勇气，他们在苦难中表现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愉快，甚至欢乐。”
在李约瑟的主持下，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于1943年正式在重庆建立。抗战期间，该馆共为中国提供科技图书6000多册，并将约200种英国科学工程和医学杂志制成微缩胶卷运到中国。为了阅读微缩胶卷，叶企孙教授曾在昆明北门街清华教员宿舍内专门布置了一间暗室，供师生们阅读这些微缩胶卷之用。这些来自合作馆的书刊资料，成为了战时中国科学界的主要信息来源。除此之外，中英科学合作馆提供的实验器材也为战争中的中国科学家解了燃眉之急，对战时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予了重要的支援。
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另一项重要成绩在于恢复了中国科学家同西方科学界在学术上的联络。这项工作意义不凡，正如李约瑟所说，中国科学家“不再隐居，不再与科学追求中联合起来的人类主体隔离。这种感觉对他们的士气很重要。”李约瑟本人通过演讲，将专业领域的最新进展以及国外的学术动态向清华师生作了介绍。此外，他还多次邀请西方的知名学者来这里讲学，并积极地推荐清华师生出国交流、学习。
他还曾向英国皇家学会评议会提出建议，邀请部分特种研究所的科学家赴英进修、深造。1943年，在给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戴尔的信中，李约瑟甚至提出向几位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授予英国皇家学会外籍会员的身份。正是在李约瑟的如此积极努力之下，清华大学不仅恢复了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而且其科学研究的成果也得以远播国外。
清华大学汤佩松教授是一位生物化学家，其在中国研究的课题与李约瑟在剑桥的课题非常相似。两人虽然未曾谋面，却都熟悉彼此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相互欣赏，汤佩松同李约瑟见面之后，就生物化学领域的共同课题作了深入的交流。在李约瑟及其夫人的促使下，汤佩松还将自己在抗战前和抗战期间所作的研究工作的心得体会和对生命现象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哲学思想总结成论文集，并由李约瑟夫妇带到英国出版。这本论文集由李约瑟作序，定名为《Green Thraldom》。两人成为半个多世纪的至交老友。
1939年，吴大猷教授曾综合其研究成果，撰写了《多原子分子结构和振动光谱》一书。193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拉曼(C.V.Raman)博士得知这样一本著作之后，就曾经试着取得一份供自己和同事们使用，但由于战争的关系最终没有得到。1943年，李约瑟将吴大猷的这本著作寄给了拉曼，拉曼感到非常高兴。拉曼在给李约瑟的去信中称，吴大猷教授的著作是一篇非常有趣并且有价值的论文，他确信这本著作对于他和同事们正在进行的研究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
在李约瑟的协助下，中英科学合作馆共交西方出版了24篇中国科学家的科学论文，这些论文都是在世界著名的刊物上发表，主题主要集中在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应用方面。
在中国工作期间，李约瑟曾在国外发表了大量论文、1943年的《中国西南的科学》、《川西的科学》，1945年发表的《中国科学》、《科学前哨》、《贵州和广西的科学》等论文和书籍都是李约瑟为试图使中国的进展传达到西方而做的努力。无论是西南联大的“刚毅卓坚”，还是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的艰苦奋斗，都激发了李约瑟研究中华民族历史上科学研究历程的热情。李约瑟于是迫切地希望撰写一部西方从未有过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历史著作，这为日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完成打下了基础。
1946年3月，在李约瑟及其夫人李大斐离开中国的前夜，一份文本被送到了他们面前。这份联名赠言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领衔签署，共有38人签名，其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及清华大学各研究所教师27人。这份联名赠言现悬挂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走廊里，年复一年向世界各地到访的学者们讲述李约瑟和清华大学之间丝丝缕缕的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