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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乾嘉考据学尊奉顾炎武为清代学术鼻祖，顾炎武注重对历史现实的揭示，但是他揭示历史真相和考订史料的目的并不是为求真而求真，而是要揭示历史成败兴坏之理，顾炎武史学思想有其独特认识实用论和价值观，但是也有其积极意义和局限性。
[关键词]顾炎武 史学思想 价值观
一、顾炎武史学认识实用论
顾炎武的历史认识思想的主要特点在于体现了“实用”的效用和价值。他主张学术应该与实际相结合，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西方的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知识或思想的效用与价值，把一种知识是否用于人与社会的实际生活作为评判其真与假的标准。顾炎武强调学术的实用，这与实用主义哲学有相似之处。他的“实”是如何才能有利于人的道德建立，以扭转人心风俗。他说：“亲亲，治之始也。”顾炎武认为史学的作用在于“劝善惩恶，亚于六经”，史学可以使人成为“通达政体之士”。他所谓的史学的主要目的和价值就在于阐释人的治乱兴衰的根由，“揣摩古今风俗，整齐教化根本，原始要终，长辔远驭者”。其史学目的在于扭转不良的风俗。顾炎武通过自战国一直到宋代的历史说明了如果君主尊崇儒学，那么形成的风俗就是好的，王朝就是强盛的。他说：东汉光武帝“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未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而这一思想也确有“充分发挥道德舆论对于官员的监督作用”[4]的意味。
二、顾炎武史学的价值观
顾炎武认为史学价值在于阐释古今成败兴坏之理，在于说明儒家的传统道德是如何被丢弃的，儒家的道德伦理的实用价值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指出儒家思想是决定历史盛衰的关键所在。顾炎武的史学思想是在阐述其“经学即理学”的思想。顾炎武认为通过史学可以知道经学是如何废弛的，也只有通过史学才能恢复起经学的正统地位，使人们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才能切实地使经学成为人们普遍尊崇的学说。顾炎武尊崇《史记》的“于序事中寓论断”的书法。他通过历史叙事说明了“明初的文化高压政策和官方提倡的抄袭成书的办法”多与明末空疏学风之间的关系。顾炎武通过历史叙事说明了是否尊崇儒学决定了社会的治乱兴衰，决定了风俗的好与坏。东汉尊崇儒学，所以才使“风俗”无“尚于东京者”；魏晋时期崇尚玄学，以至于形成了“仁义充塞，率兽食人”的“亡天下的局面；明代君主为了维护专制统治，以至于“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导致了明代空疏学风，以至于“亡国”和“亡天下”。顾炎武强调贯彻儒学对社会治乱有着重要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顾炎武重视儒家伦理与他重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是不矛盾的。儒家的“上长长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弗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等等思想，说明
人做事情符合大道，那么对国家的财富的积累和使用，促进经济发展也是有益处的。“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君主好仁，那么在下位者一定好义，“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在原始儒家看来，仁义不仅仅局限于精神层面，它是一种人际关系，是关系到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并非是一种与事功对立的问题。顾炎武通过史学阐述儒学的重要性，也是在说明史学对于人们实际生活的重要意义，说明儒学与现实生活的重要意义。
顾炎武认为史学的本意就在于阐释儒家经典的含义，但由于儒家经典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他说：“盖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他主张“立言不为一时”。他说：“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用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者。”这反映了顾炎武对于史书价值深远的看法。
三、顾炎武思想的影响
顾炎武对以集权为特征的政治体制的批判以及对集权体制调整的观点，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发扬了传统思想重视对自身价值和责任的认识，表现了心怀天下的广阔胸怀和改造社会的积极态度。在经济方面，顾炎武承认人人为私的为常情，体现了人性化观点，并表明如此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不仅有利于民也有利于国家。发展地方经济不仅有利于促进人民生活富裕，也有利于保证地方的稳定；税制改革有利于遏制官府苛捐杂税的剥削，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解救社会危机，促进社会稳定与进步。思想方面，顾炎武不从宋儒先验的天理史观来论说历史，而是从人类的生活和实践中去探寻历史的规律，这种“引古筹今”是史论卓识更加科学，更加符合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情况，体现历史兴衰成败之理，所以其指导作用也就更强。综上所述，顾炎武的史学的主要作用和价值在于阐明历史兴坏之理，在于体现经世致用的实用精神，而这种实用精神又是有限定条件的，那就是儒家思想精神指导和影响下的“经世致用”，它的实用在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历史兴衰成败之理又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容。
但是，顾炎武的史学思想仍然没有脱离儒家思想体系的范畴。他代表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的特点，但这不是主动地而是被动地。如同西欧资产阶级借助文艺复兴运动恢复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艺术来为现实服务一样，顾炎武学说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艺术”，为辛亥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提供了思想解放的武器，而不应将顾炎武看作推动资本主义改革的思想启蒙者。顾炎武的反专制思想来源于他对于专制体制的憎恶，来源于明代文化高压，而这种文化专制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參考文献
[1]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兴利之臣[M].张京华.湖南：岳麓出版社
[2]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钱粮论（下）[M].北京：中华书局
[3]顾炎武.日知录（卷十）[M].张京华.湖南：岳麓出版社
[4]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一）·以钱为赋[M].张京华.湖南：岳麓出版社
[5]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军制论[M].北京：中华书局
[6]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四）[M].张京华.湖南：岳麓出版社
[关键词]顾炎武 史学思想 价值观
一、顾炎武史学认识实用论
顾炎武的历史认识思想的主要特点在于体现了“实用”的效用和价值。他主张学术应该与实际相结合，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西方的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知识或思想的效用与价值，把一种知识是否用于人与社会的实际生活作为评判其真与假的标准。顾炎武强调学术的实用，这与实用主义哲学有相似之处。他的“实”是如何才能有利于人的道德建立，以扭转人心风俗。他说：“亲亲，治之始也。”顾炎武认为史学的作用在于“劝善惩恶，亚于六经”，史学可以使人成为“通达政体之士”。他所谓的史学的主要目的和价值就在于阐释人的治乱兴衰的根由，“揣摩古今风俗，整齐教化根本，原始要终，长辔远驭者”。其史学目的在于扭转不良的风俗。顾炎武通过自战国一直到宋代的历史说明了如果君主尊崇儒学，那么形成的风俗就是好的，王朝就是强盛的。他说：东汉光武帝“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未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而这一思想也确有“充分发挥道德舆论对于官员的监督作用”[4]的意味。
二、顾炎武史学的价值观
顾炎武认为史学价值在于阐释古今成败兴坏之理，在于说明儒家的传统道德是如何被丢弃的，儒家的道德伦理的实用价值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指出儒家思想是决定历史盛衰的关键所在。顾炎武的史学思想是在阐述其“经学即理学”的思想。顾炎武认为通过史学可以知道经学是如何废弛的，也只有通过史学才能恢复起经学的正统地位，使人们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才能切实地使经学成为人们普遍尊崇的学说。顾炎武尊崇《史记》的“于序事中寓论断”的书法。他通过历史叙事说明了“明初的文化高压政策和官方提倡的抄袭成书的办法”多与明末空疏学风之间的关系。顾炎武通过历史叙事说明了是否尊崇儒学决定了社会的治乱兴衰，决定了风俗的好与坏。东汉尊崇儒学，所以才使“风俗”无“尚于东京者”；魏晋时期崇尚玄学，以至于形成了“仁义充塞，率兽食人”的“亡天下的局面；明代君主为了维护专制统治，以至于“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导致了明代空疏学风，以至于“亡国”和“亡天下”。顾炎武强调贯彻儒学对社会治乱有着重要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顾炎武重视儒家伦理与他重视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是不矛盾的。儒家的“上长长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弗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等等思想，说明
人做事情符合大道，那么对国家的财富的积累和使用，促进经济发展也是有益处的。“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君主好仁，那么在下位者一定好义，“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在原始儒家看来，仁义不仅仅局限于精神层面，它是一种人际关系，是关系到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并非是一种与事功对立的问题。顾炎武通过史学阐述儒学的重要性，也是在说明史学对于人们实际生活的重要意义，说明儒学与现实生活的重要意义。
顾炎武认为史学的本意就在于阐释儒家经典的含义，但由于儒家经典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他说：“盖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他主张“立言不为一时”。他说：“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用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者。”这反映了顾炎武对于史书价值深远的看法。
三、顾炎武思想的影响
顾炎武对以集权为特征的政治体制的批判以及对集权体制调整的观点，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发扬了传统思想重视对自身价值和责任的认识，表现了心怀天下的广阔胸怀和改造社会的积极态度。在经济方面，顾炎武承认人人为私的为常情，体现了人性化观点，并表明如此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不仅有利于民也有利于国家。发展地方经济不仅有利于促进人民生活富裕，也有利于保证地方的稳定；税制改革有利于遏制官府苛捐杂税的剥削，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解救社会危机，促进社会稳定与进步。思想方面，顾炎武不从宋儒先验的天理史观来论说历史，而是从人类的生活和实践中去探寻历史的规律，这种“引古筹今”是史论卓识更加科学，更加符合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情况，体现历史兴衰成败之理，所以其指导作用也就更强。综上所述，顾炎武的史学的主要作用和价值在于阐明历史兴坏之理，在于体现经世致用的实用精神，而这种实用精神又是有限定条件的，那就是儒家思想精神指导和影响下的“经世致用”，它的实用在于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历史兴衰成败之理又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容。
但是，顾炎武的史学思想仍然没有脱离儒家思想体系的范畴。他代表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的特点，但这不是主动地而是被动地。如同西欧资产阶级借助文艺复兴运动恢复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艺术来为现实服务一样，顾炎武学说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艺术”，为辛亥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提供了思想解放的武器，而不应将顾炎武看作推动资本主义改革的思想启蒙者。顾炎武的反专制思想来源于他对于专制体制的憎恶，来源于明代文化高压，而这种文化专制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參考文献
[1]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兴利之臣[M].张京华.湖南：岳麓出版社
[2]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钱粮论（下）[M].北京：中华书局
[3]顾炎武.日知录（卷十）[M].张京华.湖南：岳麓出版社
[4]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一）·以钱为赋[M].张京华.湖南：岳麓出版社
[5]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五）·军制论[M].北京：中华书局
[6]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四）[M].张京华.湖南：岳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