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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贾颖曾经是报社同事，后来，她工作调动，离开了报社。
此时，已经是2017年的8月，距她的小说《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获第六届“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特等奖已过了三个月，距她的童话《野狼老巴布》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也已七年。作为曾经的同事，为她笔耕不辍和取得的成绩祝贺的同时，集中阅读了她的若干个中短篇，有感而发。
1
对小说家而言，综合性地检阅其作品是个巨大的考验。因为，单独地阅读其某篇小说，作者的写作水平可侥幸地被该小说所固定，倘若运气好点，恰好读到那篇质量上乘的，很容易就把作者定位在极高的位置上。
然而，当若干作品平铺于眼前，采取关联式的阅读时，高与低的呈现就明显了。作者的叙述技巧、语言拿捏以及故事的控制能力等，几乎一目了然。
这种结果便是：要么露脸，要么露怯。该结论蛮横地提醒着作家，创作前须做好作品的差异化准备。
贾颖在小说内容的设计上，保持了良好的排他性，作品间也很难找到那种相似关系。除了可见贾颖丰富的阅读与阅历外，她曾经的记者生涯也为创作带来了不少便捷。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知识的产生一部分来自经验。该理论用在创作上的意思便是：现在的绝大多数作品，都能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到根据。
英国诗人T.S.艾略特有首诗歌叫《烧毁了的诺顿》，讲的就是这事。“现在的时间与过去的时间，两者也许存在于未来之中，而未来的时间却包含在过去里。”
贾颖的小说也有这方面的特点，从作品内容、人物对白以及情节设计上，都能看出“经验”的痕迹。
当然，需要明确的是，这种痕迹并不涉及小说品质与价值的裁定。不是说用经验写作低级，想象写作就高级。在小说的范畴里，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艺术形式，这是作家的任务之一。
2
现在来看，贾颖对个人经验的运用已脱离了花边新闻式的搬运，她的策略之处在于：新闻事件只用做背景借鉴，更多的是通过事件来展现“问题”，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这一点，在短篇小说《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该作品以一个十六岁少年阿东的视角， 通过生日当天说服母亲外出至陌生城市，寻找与“将军”（去世的父亲）相关记忆的经历，展现了当今社会单亲家庭中的伦理、再婚等问题。
贾颖在本篇小说中设计出明、暗两条线来配合故事的开展。
明线处，贾颖以儿子与母亲间的矛盾为出发点，通过阿东“出走—寻找—回归”这个闭合线路，讲述了父亲救灾牺牲后，阿东对他的无限怀念以及与母亲并不愉快的相处经历。涉及该线索的叙述方法，贾颖几乎是单刀直入式的白描。
如写与母亲冷战的细节：
*从初一开始，阿东和妈妈的关系，像是一场拉锯战。这个无形却无时不在的战场很有意思，交战的双方不是敌人，而是至亲至爱的两个人。他奋力往外挣脱，想要表现出独立的个性，而妈妈却努力地牵扯着他的手，不肯或者是不放心让他独立于她的目光之外。
两个人争吵、冷战、交谈、妥协。
……
*临睡前，阿东跟妈妈报平安。
妈妈在电话的另一端欲言又止。阿东说：“我明天就回家。想吃糖醋鱼。”
妈妈说：“好。”
*如果妈妈让我喊那个男人“爸爸”，而我也真的喊那个人“爸爸”，是不是对亲生父亲的背叛？如果妈妈再婚，是不是对爱情的背叛？
如写怀念父亲的细节：
*他从背包里掏出一张报纸：2008年8月19日至21日，丹东地区再次降大暴雨，鸭绿江通远段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大洪水，部分地区电力、通信中断，房屋倒塌，通远镇沿江部分地段积水超过一米，全镇进入紧急防汛状态……他能背下来报道中的每一句话，可他更愿意把手按在报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着，在心里念叨。
……
*将军所属的部队，先是奉命进驻通远镇疏散坝外群众。之后分散在各个坝门处封堵坝门。后来，又有部分官兵协助空中援助部队和舟桥部队营救被洪水圍困的群众。将军在随舟桥部队营救一对围困在树上一昼夜的母子时，飘浮在江上的一根树桩子被湍急的洪水裹挟着，直直地顶在他的腰上，只是瞬间，他便被洪水卷走。
*泪水汹涌，几乎把阿东淹没。他哭出声来，他觉得这样心里会舒服一些。
昨天晚上的夜空里，一片空白。我怕夜空寂寞，就画了一个月亮。我一共画了三十个月亮，这样，每一个夜晚，天空至少都会有一个月亮陪着。有月亮陪着的夜空，应该不会再寂寞。
将军，阿东说，亲爱的将军，你现在是大海里的一条鱼么？或者，你是海里的一艘船，是飞翔在海上的一只海鸟？
纵览整篇小说，在类似细节的穿插中，贾颖不但有效地将过往的采访经验融合到情节中，在叙述手段上也巧妙地引入了新闻写法。该手法的运用不但提升了作品的语言张力，在小说的阅读体验上也产生了丰富的层次感。
就此而言，贾颖在明线的安排上是灵活的，稳健的。
但仅仅一条明线是无法支撑起小说结构的，如同自行车的行进需要两个轮胎做必要的配合。所以，于明线之外，还须有他者来协助、扶持，这就是隐藏在小说文字中的暗线。
这些潜伏的关键性词语，如：将军（去世）、16岁的阿东、单身妈妈等，当我们将之与明线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对比、分析后，暗线便浮出水面。如果说明线负责的是让故事顺利结束，那暗线负责的则是在故事中轴上，附着贾颖对“意义”的环绕。
贾颖通过暗线的铺设，安插着她对单亲家庭这一社会特殊构成的思考，如：女人与再婚，孩子与成长。在此逻辑走向中，她对青春期少年的心理问题、丧夫女人的生活问题等都做了个人化的的解读。
透过《为》这篇小说我们可以看出，贾颖对焦点问题处理及人物命运安排的态度上比较中立，她不是在文字里做声嘶力竭的呐喊，也没有将结局设计得生离死别，这除了跟她的女性身份有很大关系外，也与贾颖思维方法有关。她是记者式的，新闻式的，即以艺术的形式将矛盾展示、公开，不做伦理、道德上的批评与站位。该方法让贾颖的作品保持着一种冷静与温婉，而非呻吟与指控。 但是，这种技术层面的运营是否是贾颖成为“贾颖”的关键，当剔除她的女性身份与职业经验，其背后到底是什么助力着作品脫颖而出？
这是需要讨论的。
换言之，回到贾颖的小说内部，将之与同类型作家进行绝对的比较，当减掉彼此的共性部分后，什么才是贾颖独树一帜的“武器”？这一点，正是我打算详细探求的部分。也只有将这部分分析清楚，这个隐秘于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元素才会变得更加有意义。
3
从我对贾颖的综合阅读体验来说，她策略性地将人物置于悖论式的困境，以让故事的整体呈现出悲悯结局的手法，是贾颖写作的独特方法论。
悖论，在哲学术语中叫“二律背反”。它是指同一命题，在“是”与“不是”的两种语境下同时成立。
逻辑的常识告诉我们，是与不是，当面对同一命题时，若其中一个命题为真，另一个命题必为假。
比如，他是人；他不是人。这里只会有一个正确答案，不可能存在“他是人，又不是人”同时成立的可能。
然而，在某些“二律背反”的设计中，这种情况却意外地实现了。
康德于《判断力批判》中的著名公式是：
鉴赏不是建立在概念之上，否则就不能对它进行讨论。
鉴赏是建立在概念之上，否则连讨论都无法进行。
细细品味康德的叙述，关于鉴赏确实如此。
鉴赏不需要概念，就如同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般，每位读者都有权利对作品进行私人解读。
但鉴赏在冥冥中又确确实实有标准，否则，面对一千人解读的哈姆雷特，哪个才是高明的结论就没有答案了。所以，需要一条标准线来做具体的衡量。
这种悖论式的结论，魅力就在此。
而当把“悖论”借用到文学中后，就产生了神奇的功能：它协助小说中的情节在故事的矛盾中裂变出一种两难，使得人物在困惑的环境下，做出怎样的决定都有着天然的合理性。
像贾颖的小说《错位》，主人公杨庆来为了向儿子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片儿警”，故意在生活中找寻各种“大事”来做。但现实回敬他的，却是替百姓断家务、说服精神病、寻找猪主人等，在他看来生活的琐事。而当真正的大事件到来时（抓毒贩），以为能凭借自己抓到犯罪分子，却发现曾经的战友涉猎其中。
而在她的短篇小说《手纸》中，付大壮作为听力存在障碍的孩子，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手机。但，当他把手机视为身体器官的一部分时，却遭遇被偷的现实。最为绝望的是，来自家庭的种种不理解，使付大壮无法释怀“器官”被偷的悲痛。于是，如尼采在《现实中的自由人》所预测的：一个终于明白自己曾经被骗了多久多深的人，将会拥抱现实中最丑陋的东西作为慰籍——付大壮转而开始了在超市里偷手机。
从这两个作品样本可以看出，贾颖在对“角色——情节”的处理时，从人类最普遍的困惑思维出发（悖论），让人物处于想做而不能做，做了等于没做的僵局里，这种观念的运用成为贾颖创作小说的重要武器。
4
不妨以贾颖的《一生能走多远》为例，系统地看下她的悖论方法。
女主角徐海燕为了离开“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宁肯离婚到市内的“鸭绿江边韩朝风情街上开一家便利店”，给权永达当情人，也不愿接受对他热情主动的“老张”来做终生伴侣。
按照小说给的提示：
徐海燕晓得老张叫自己去的用意，是想告诉他的哥们儿，这个女人是自己的相好。她不点破他，刻意矜持着，让众人明白，这只是老张的一厢情愿。
她不想断了和老张的关系。店里有个体力活什么的，也好张嘴支派。其实，在她的内心深处，想的是，权永达已经有些日子没来。于是，她对老张说：“和你吃烤肉，说明白了啊，咱俩什么关系也没有。”
由于徐海燕的“野心”作祟，使得她明知做边贸生意的权永达拿她当玩物，却也要以此为赌注往返在情人与熟人的路上。
于是，一个常见却又可笑的场面出现了：
徐海燕小心谨慎地掌着她和老张的情舵。觉得近时，就稍稍远些，淡些。觉得淡得有些凉了，却又在没凉透之前，加一把火，把快要熄灭的热情，再燃起来。
对于权永达，却不是这样。舵，掌在对方手里。如果他不来找她，不打电话给她，她就只有等着他来。来了，说些见闻，趣事，说哪里的女人绵软，哪里的女人泼辣，哪里的女人活儿好。徐海燕晓得他在丹东不只她一个女人。可是，她不说破。他来，她极尽所能，哄他开心。他帮过她，她还需要他。
这个女人的命运就如此地漂泊于两个男人之间，如同当初她离婚前，在那个小岛上漂泊的船只一样，徐海燕没有找到她可停靠的港湾。
小说的意味便在此，当我们反问作品中的徐海燕，你能说她为了理想而选择离婚是对还是错；为了在市内能有物质保障，给“老权”当情人是对还是错；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拒绝无法给他幸福的男人是对还是错？
若说徐海燕错，她当然是错。
她为了自己的野心而抛弃家庭，这是错；为了自己的私心，给已婚者当情人又是错；为了自己的“爱心”，而玩弄老张的情感于股掌更是错。
但这种错，是否真的就是错，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是非”之错？
并非如此。
贾颖通过“女人——理想”这个命题的预设，让徐海燕始终游走在是非、伦理的中间地带。当读者移情式的介入到女主角的命运，与她一同感受故事的发展时发现，她的错，其实都情有可原。贾颖也就此处适时地发问：当女人为“理想”而与世俗伦理形成对抗关系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女人是怎样的命运走向。
在小说的结尾，贾颖残酷而写实地让徐海燕离开了她曾经向往的城市，同时离开了情人老权，也离开了爱她的老张。她重新上路，为生计而奔波，忙碌。
既然回不去，不如索性走得再远些。徐海燕于风雨之中，对着海那边的小岛子，在心底道了声：“再见。” 贾颖目的或许就在此，她用绝望的收尾宣告，女性在社会进阶中的艰难，在谋取个人幸福历程中的艰难。尽管徐海燕的方式可能难以让人接受（离婚、情人、欺骗），但以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中的说法：“尊重他人的自由决定，虽说你可能不愿意或不同意”。贾颖的弦外之音也在此：不是所有事件都有对错这一种标准，面对芸芸众生，还要有尊重、平等与自由。
5
逻辑发展至此，我们会自然地对贾颖的“悖论”观念进行追问，这种悖论产自哪里？
哲学，美学，社会学？
哲学作为近年来文学批判出镜率较高的名词，似乎已成为某些作家思想深邃与否的重要标准。仿佛作品不谈哲学，就不是优秀作品，作者不聊哲学，就不是一流作家。
但是，哲学进化至今，其流派繁多。像哲学家康德便把哲学分为“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黑格尔则将之分成“逻辑哲学”、“精神哲学”、“分析哲学”，而每种哲学又有着严密的学科划分。试想，一句某作家有哲学性，便把这些哲学流派统统兼并进来，这是多么大的误会。
因此，关于哲学，是需要厘清的。哪怕是简单论述，也该明确其范围。
在贾颖的小说创作中，悖论是她的工具，贾颖只是做了适度的運用。所以，她的悖论式观念背景不在哲学范畴内。
那贾颖的“悖论”式观念是否属美学？
意大利批评家克罗齐在《美学的历史》中说，“美学是对幻象、意念的表现”，因此，美学终究是对意识层面的展现。照此看来，贾颖的悖论式观念，有着美学的意味，但若不加辨析地全部定义为美学，仍有不准之处。
我比较倾向于贾颖的悖论与社会学之间的稳定关系。
也就是说，贾颖被哲学启示后，借用了“悖论”的武器，并用美学的手段加以润色、调配语言，对她观念产生深深影响的是当下社会的多元化现实。
在儒家思想、新儒家思想、法家思想、道家思想等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社会在思想层面呈现出空前的多样性，当这种多样性间接地辐射向家庭结构后，对市民判断的形成、决策的定夺、行为的规范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贾颖的“悖论”式思维就在这种背景的影响下，产生了文学化的表达。这点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她作品中多是有着某种坎坷经历的小人物，如离婚女人、单亲孩子、智障少年等。我并不认为贾颖是要通过这些残缺角色来追问社会，她做的是一种事实的艺术化“复制”，并以文学的手法让这些沉积在现实中的问题向前挪了一步，使之可以站在更好的位置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这些角色的声音有些模糊、诉求有点不清，甚至带着些许的困惑，而这种困惑正是贾颖用来提示社会在转型时期，百姓的心理、生理等方面的真实写照，这种警示与预测，是她作为一个作家所具备的敏锐与态度。
因此说，市场经济下的商品社会所暗含的问题，被贾颖用悖论的手段，二元对立式的并置在小说里。尽管作品有着悲剧感、苍凉感，但当贾颖用一种遥远的光明做呼应后，整个悲悯变成了一种希望（如《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中，少年阿东回到母亲身旁，并打开了心理的枷锁。《一生能走多远》中，徐海燕离开了小岛，不再当别人的情人，而开始新的生活）。
这是贾颖在小说创作中比较可贵的思想输出。
〔责任编辑 宋长江〕
此时，已经是2017年的8月，距她的小说《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获第六届“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特等奖已过了三个月，距她的童话《野狼老巴布》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也已七年。作为曾经的同事，为她笔耕不辍和取得的成绩祝贺的同时，集中阅读了她的若干个中短篇，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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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说家而言，综合性地检阅其作品是个巨大的考验。因为，单独地阅读其某篇小说，作者的写作水平可侥幸地被该小说所固定，倘若运气好点，恰好读到那篇质量上乘的，很容易就把作者定位在极高的位置上。
然而，当若干作品平铺于眼前，采取关联式的阅读时，高与低的呈现就明显了。作者的叙述技巧、语言拿捏以及故事的控制能力等，几乎一目了然。
这种结果便是：要么露脸，要么露怯。该结论蛮横地提醒着作家，创作前须做好作品的差异化准备。
贾颖在小说内容的设计上，保持了良好的排他性，作品间也很难找到那种相似关系。除了可见贾颖丰富的阅读与阅历外，她曾经的记者生涯也为创作带来了不少便捷。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知识的产生一部分来自经验。该理论用在创作上的意思便是：现在的绝大多数作品，都能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到根据。
英国诗人T.S.艾略特有首诗歌叫《烧毁了的诺顿》，讲的就是这事。“现在的时间与过去的时间，两者也许存在于未来之中，而未来的时间却包含在过去里。”
贾颖的小说也有这方面的特点，从作品内容、人物对白以及情节设计上，都能看出“经验”的痕迹。
当然，需要明确的是，这种痕迹并不涉及小说品质与价值的裁定。不是说用经验写作低级，想象写作就高级。在小说的范畴里，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艺术形式，这是作家的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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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贾颖对个人经验的运用已脱离了花边新闻式的搬运，她的策略之处在于：新闻事件只用做背景借鉴，更多的是通过事件来展现“问题”，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这一点，在短篇小说《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中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该作品以一个十六岁少年阿东的视角， 通过生日当天说服母亲外出至陌生城市，寻找与“将军”（去世的父亲）相关记忆的经历，展现了当今社会单亲家庭中的伦理、再婚等问题。
贾颖在本篇小说中设计出明、暗两条线来配合故事的开展。
明线处，贾颖以儿子与母亲间的矛盾为出发点，通过阿东“出走—寻找—回归”这个闭合线路，讲述了父亲救灾牺牲后，阿东对他的无限怀念以及与母亲并不愉快的相处经历。涉及该线索的叙述方法，贾颖几乎是单刀直入式的白描。
如写与母亲冷战的细节：
*从初一开始，阿东和妈妈的关系，像是一场拉锯战。这个无形却无时不在的战场很有意思，交战的双方不是敌人，而是至亲至爱的两个人。他奋力往外挣脱，想要表现出独立的个性，而妈妈却努力地牵扯着他的手，不肯或者是不放心让他独立于她的目光之外。
两个人争吵、冷战、交谈、妥协。
……
*临睡前，阿东跟妈妈报平安。
妈妈在电话的另一端欲言又止。阿东说：“我明天就回家。想吃糖醋鱼。”
妈妈说：“好。”
*如果妈妈让我喊那个男人“爸爸”，而我也真的喊那个人“爸爸”，是不是对亲生父亲的背叛？如果妈妈再婚，是不是对爱情的背叛？
如写怀念父亲的细节：
*他从背包里掏出一张报纸：2008年8月19日至21日，丹东地区再次降大暴雨，鸭绿江通远段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大洪水，部分地区电力、通信中断，房屋倒塌，通远镇沿江部分地段积水超过一米，全镇进入紧急防汛状态……他能背下来报道中的每一句话，可他更愿意把手按在报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着，在心里念叨。
……
*将军所属的部队，先是奉命进驻通远镇疏散坝外群众。之后分散在各个坝门处封堵坝门。后来，又有部分官兵协助空中援助部队和舟桥部队营救被洪水圍困的群众。将军在随舟桥部队营救一对围困在树上一昼夜的母子时，飘浮在江上的一根树桩子被湍急的洪水裹挟着，直直地顶在他的腰上，只是瞬间，他便被洪水卷走。
*泪水汹涌，几乎把阿东淹没。他哭出声来，他觉得这样心里会舒服一些。
昨天晚上的夜空里，一片空白。我怕夜空寂寞，就画了一个月亮。我一共画了三十个月亮，这样，每一个夜晚，天空至少都会有一个月亮陪着。有月亮陪着的夜空，应该不会再寂寞。
将军，阿东说，亲爱的将军，你现在是大海里的一条鱼么？或者，你是海里的一艘船，是飞翔在海上的一只海鸟？
纵览整篇小说，在类似细节的穿插中，贾颖不但有效地将过往的采访经验融合到情节中，在叙述手段上也巧妙地引入了新闻写法。该手法的运用不但提升了作品的语言张力，在小说的阅读体验上也产生了丰富的层次感。
就此而言，贾颖在明线的安排上是灵活的，稳健的。
但仅仅一条明线是无法支撑起小说结构的，如同自行车的行进需要两个轮胎做必要的配合。所以，于明线之外，还须有他者来协助、扶持，这就是隐藏在小说文字中的暗线。
这些潜伏的关键性词语，如：将军（去世）、16岁的阿东、单身妈妈等，当我们将之与明线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对比、分析后，暗线便浮出水面。如果说明线负责的是让故事顺利结束，那暗线负责的则是在故事中轴上，附着贾颖对“意义”的环绕。
贾颖通过暗线的铺设，安插着她对单亲家庭这一社会特殊构成的思考，如：女人与再婚，孩子与成长。在此逻辑走向中，她对青春期少年的心理问题、丧夫女人的生活问题等都做了个人化的的解读。
透过《为》这篇小说我们可以看出，贾颖对焦点问题处理及人物命运安排的态度上比较中立，她不是在文字里做声嘶力竭的呐喊，也没有将结局设计得生离死别，这除了跟她的女性身份有很大关系外，也与贾颖思维方法有关。她是记者式的，新闻式的，即以艺术的形式将矛盾展示、公开，不做伦理、道德上的批评与站位。该方法让贾颖的作品保持着一种冷静与温婉，而非呻吟与指控。 但是，这种技术层面的运营是否是贾颖成为“贾颖”的关键，当剔除她的女性身份与职业经验，其背后到底是什么助力着作品脫颖而出？
这是需要讨论的。
换言之，回到贾颖的小说内部，将之与同类型作家进行绝对的比较，当减掉彼此的共性部分后，什么才是贾颖独树一帜的“武器”？这一点，正是我打算详细探求的部分。也只有将这部分分析清楚，这个隐秘于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元素才会变得更加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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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对贾颖的综合阅读体验来说，她策略性地将人物置于悖论式的困境，以让故事的整体呈现出悲悯结局的手法，是贾颖写作的独特方法论。
悖论，在哲学术语中叫“二律背反”。它是指同一命题，在“是”与“不是”的两种语境下同时成立。
逻辑的常识告诉我们，是与不是，当面对同一命题时，若其中一个命题为真，另一个命题必为假。
比如，他是人；他不是人。这里只会有一个正确答案，不可能存在“他是人，又不是人”同时成立的可能。
然而，在某些“二律背反”的设计中，这种情况却意外地实现了。
康德于《判断力批判》中的著名公式是：
鉴赏不是建立在概念之上，否则就不能对它进行讨论。
鉴赏是建立在概念之上，否则连讨论都无法进行。
细细品味康德的叙述，关于鉴赏确实如此。
鉴赏不需要概念，就如同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般，每位读者都有权利对作品进行私人解读。
但鉴赏在冥冥中又确确实实有标准，否则，面对一千人解读的哈姆雷特，哪个才是高明的结论就没有答案了。所以，需要一条标准线来做具体的衡量。
这种悖论式的结论，魅力就在此。
而当把“悖论”借用到文学中后，就产生了神奇的功能：它协助小说中的情节在故事的矛盾中裂变出一种两难，使得人物在困惑的环境下，做出怎样的决定都有着天然的合理性。
像贾颖的小说《错位》，主人公杨庆来为了向儿子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片儿警”，故意在生活中找寻各种“大事”来做。但现实回敬他的，却是替百姓断家务、说服精神病、寻找猪主人等，在他看来生活的琐事。而当真正的大事件到来时（抓毒贩），以为能凭借自己抓到犯罪分子，却发现曾经的战友涉猎其中。
而在她的短篇小说《手纸》中，付大壮作为听力存在障碍的孩子，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手机。但，当他把手机视为身体器官的一部分时，却遭遇被偷的现实。最为绝望的是，来自家庭的种种不理解，使付大壮无法释怀“器官”被偷的悲痛。于是，如尼采在《现实中的自由人》所预测的：一个终于明白自己曾经被骗了多久多深的人，将会拥抱现实中最丑陋的东西作为慰籍——付大壮转而开始了在超市里偷手机。
从这两个作品样本可以看出，贾颖在对“角色——情节”的处理时，从人类最普遍的困惑思维出发（悖论），让人物处于想做而不能做，做了等于没做的僵局里，这种观念的运用成为贾颖创作小说的重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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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以贾颖的《一生能走多远》为例，系统地看下她的悖论方法。
女主角徐海燕为了离开“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宁肯离婚到市内的“鸭绿江边韩朝风情街上开一家便利店”，给权永达当情人，也不愿接受对他热情主动的“老张”来做终生伴侣。
按照小说给的提示：
徐海燕晓得老张叫自己去的用意，是想告诉他的哥们儿，这个女人是自己的相好。她不点破他，刻意矜持着，让众人明白，这只是老张的一厢情愿。
她不想断了和老张的关系。店里有个体力活什么的，也好张嘴支派。其实，在她的内心深处，想的是，权永达已经有些日子没来。于是，她对老张说：“和你吃烤肉，说明白了啊，咱俩什么关系也没有。”
由于徐海燕的“野心”作祟，使得她明知做边贸生意的权永达拿她当玩物，却也要以此为赌注往返在情人与熟人的路上。
于是，一个常见却又可笑的场面出现了：
徐海燕小心谨慎地掌着她和老张的情舵。觉得近时，就稍稍远些，淡些。觉得淡得有些凉了，却又在没凉透之前，加一把火，把快要熄灭的热情，再燃起来。
对于权永达，却不是这样。舵，掌在对方手里。如果他不来找她，不打电话给她，她就只有等着他来。来了，说些见闻，趣事，说哪里的女人绵软，哪里的女人泼辣，哪里的女人活儿好。徐海燕晓得他在丹东不只她一个女人。可是，她不说破。他来，她极尽所能，哄他开心。他帮过她，她还需要他。
这个女人的命运就如此地漂泊于两个男人之间，如同当初她离婚前，在那个小岛上漂泊的船只一样，徐海燕没有找到她可停靠的港湾。
小说的意味便在此，当我们反问作品中的徐海燕，你能说她为了理想而选择离婚是对还是错；为了在市内能有物质保障，给“老权”当情人是对还是错；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拒绝无法给他幸福的男人是对还是错？
若说徐海燕错，她当然是错。
她为了自己的野心而抛弃家庭，这是错；为了自己的私心，给已婚者当情人又是错；为了自己的“爱心”，而玩弄老张的情感于股掌更是错。
但这种错，是否真的就是错，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是非”之错？
并非如此。
贾颖通过“女人——理想”这个命题的预设，让徐海燕始终游走在是非、伦理的中间地带。当读者移情式的介入到女主角的命运，与她一同感受故事的发展时发现，她的错，其实都情有可原。贾颖也就此处适时地发问：当女人为“理想”而与世俗伦理形成对抗关系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女人是怎样的命运走向。
在小说的结尾，贾颖残酷而写实地让徐海燕离开了她曾经向往的城市，同时离开了情人老权，也离开了爱她的老张。她重新上路，为生计而奔波，忙碌。
既然回不去，不如索性走得再远些。徐海燕于风雨之中，对着海那边的小岛子，在心底道了声：“再见。” 贾颖目的或许就在此，她用绝望的收尾宣告，女性在社会进阶中的艰难，在谋取个人幸福历程中的艰难。尽管徐海燕的方式可能难以让人接受（离婚、情人、欺骗），但以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中的说法：“尊重他人的自由决定，虽说你可能不愿意或不同意”。贾颖的弦外之音也在此：不是所有事件都有对错这一种标准，面对芸芸众生，还要有尊重、平等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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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发展至此，我们会自然地对贾颖的“悖论”观念进行追问，这种悖论产自哪里？
哲学，美学，社会学？
哲学作为近年来文学批判出镜率较高的名词，似乎已成为某些作家思想深邃与否的重要标准。仿佛作品不谈哲学，就不是优秀作品，作者不聊哲学，就不是一流作家。
但是，哲学进化至今，其流派繁多。像哲学家康德便把哲学分为“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黑格尔则将之分成“逻辑哲学”、“精神哲学”、“分析哲学”，而每种哲学又有着严密的学科划分。试想，一句某作家有哲学性，便把这些哲学流派统统兼并进来，这是多么大的误会。
因此，关于哲学，是需要厘清的。哪怕是简单论述，也该明确其范围。
在贾颖的小说创作中，悖论是她的工具，贾颖只是做了适度的運用。所以，她的悖论式观念背景不在哲学范畴内。
那贾颖的“悖论”式观念是否属美学？
意大利批评家克罗齐在《美学的历史》中说，“美学是对幻象、意念的表现”，因此，美学终究是对意识层面的展现。照此看来，贾颖的悖论式观念，有着美学的意味，但若不加辨析地全部定义为美学，仍有不准之处。
我比较倾向于贾颖的悖论与社会学之间的稳定关系。
也就是说，贾颖被哲学启示后，借用了“悖论”的武器，并用美学的手段加以润色、调配语言，对她观念产生深深影响的是当下社会的多元化现实。
在儒家思想、新儒家思想、法家思想、道家思想等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社会在思想层面呈现出空前的多样性，当这种多样性间接地辐射向家庭结构后，对市民判断的形成、决策的定夺、行为的规范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贾颖的“悖论”式思维就在这种背景的影响下，产生了文学化的表达。这点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她作品中多是有着某种坎坷经历的小人物，如离婚女人、单亲孩子、智障少年等。我并不认为贾颖是要通过这些残缺角色来追问社会，她做的是一种事实的艺术化“复制”，并以文学的手法让这些沉积在现实中的问题向前挪了一步，使之可以站在更好的位置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这些角色的声音有些模糊、诉求有点不清，甚至带着些许的困惑，而这种困惑正是贾颖用来提示社会在转型时期，百姓的心理、生理等方面的真实写照，这种警示与预测，是她作为一个作家所具备的敏锐与态度。
因此说，市场经济下的商品社会所暗含的问题，被贾颖用悖论的手段，二元对立式的并置在小说里。尽管作品有着悲剧感、苍凉感，但当贾颖用一种遥远的光明做呼应后，整个悲悯变成了一种希望（如《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中，少年阿东回到母亲身旁，并打开了心理的枷锁。《一生能走多远》中，徐海燕离开了小岛，不再当别人的情人，而开始新的生活）。
这是贾颖在小说创作中比较可贵的思想输出。
〔责任编辑 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