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初科举制度基本沿袭明代，自明代以来的以四书五经为内容的八股取士制度作为科举考试的固定样板，也被清朝所采用，并不断加以强化。如何能使僵化、死板的取士制度重新焕发生命力，成为摆在清初学者的难题之一。戴名世在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以古文为时文”的主张，力图将古文与时文结合一体，更新以“古文为基，时文为体”的八股制度的文风，显示了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
　　关键词：科举；八股文；戴名世
　　作者简介：姜聪聪，男，山东枣庄人，研究方向：西北地区近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3-0-02
　　一、明清以来的科举制度演变
　　中国封建王朝自隋唐以来所采取的科举取士制度，至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阶段，但也逐步走入其发展的瓶颈，特别是采用八股取士制度，在摧残知识分子思想同时，也迫使他们针对此制度做出深刻反省。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针认为八股取士：“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费。”[1]在其《生员论》中说道：“老成之士，即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2]顾炎武的这些观点，对八股取士进行了抨击，对从八股之路所走出的佼佼者表示了不屑一顾的态度，这固然让人敬佩，但八股取士作为明清两代所遵循的选官制度，大多数的读书人仍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八股取士是以古文为基础而通过时文所表述出来的应试制度。所谓古文，则是指考试的范畴的标准—四书五经，应试的知识分子通常要对其内容和各家注释了然于胸；而今文则是指考试时所规定的题材—八股文。
　　明末清初作为一个历史大变革的时代，清朝统治者为了能笼络前朝知识分子，于顺治三年开始推行科举取士制度。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使得有志于仕途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对时文投入更多精力，“研精覃思以从事于场屋之文”[3]更是成为常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戴名世提出了“以古文为时文”的主张，力图将古文与时文相结合，将读书与仕途相联系，避免出现只知今文而不知古文的状况。
　　二、戴名世“以古文为时文”的主张
　　戴名世子从父业，走上科举之路，于康熙三十四年中进士，成为当时的时文大家，但对于以八股取士为标准的科举制度也有很大不满，他在追溯明代科举弊端时，总结出八股取士的社会弊端：“二百余年以来，上之所以宠进士，与进士之光荣而自得者，可不谓至乎，然而卒亡明者进士也。自其为诸生，于天人性命，礼乐制度、经史百家，茫焉不知为何事……当此之时，岂无有志之士，振奇之人，可以出而有为于世？”[4]
　　但戴名世认为，尽管八股取士有诸多不足，但在抒发胸中愤懑之情的同时，也对八股制度进行了理性的剖析，认为八股的弊端不只是由其自身的局限性，更是人心向利的体现。
　　作为通过科举考试而中得进士，走向仕途的清朝读书人，戴名世对八股文的考试范畴—古文有着深刻的了解。他认为：“《四书》、《五经》，明道之书也。”[5]他认为《四书》、《五经》是历代先哲总结得出的古今变革和历代治乱废兴的总结性概括，应仔细体会的基础上力图贯通，进而为我所用。但同时，戴名世也意识到，关于《四书》、《五经》由于历代给予的注解版本的不同，使其自身的意思最终不能被后人所知。戴名世认为宋代大儒对四书五经的解释较为合理，能较为完整的概括圣人之道：“天下之士非科举无由进，而科举之文非宋氏诸儒之说辄斥不收……则即起始学之日而固已叛于宋氏诸儒之道矣。”[6]
　　在完成对古文的分析后，戴名世认为如果人人只是研读《四书》、《五经》，穷其一生揣摩其中的意思，无疑是不智之举，故此，他说：“文章之事，学问中之小者；制举之文，又文章中之微者。”[7]
　　但科举毕竟是进入仕途所必经之路，因而也不能完全避开古文不谈。因而戴名世提出了对待古文应秉持“通经学古”的态度，以摒弃社会中存在的“苟得其志也，持是而往，恢恢乎有余也；苟其不得志也，亦若终身焉。此则真所谓功名者也！此则真所谓读书之有成者也！”[8]的读书态度。相反，如果不秉持“通经学古”的古文态度，则会陷入“虽富贵利达之侥幸所获，而固以为有志君子之所屑矣！”[9]的处境。
　　正是读书人抱着将举业与学问相结合，才最终导致所谓“世之从事于举业也，明明茫茫，不以通经学古为务，其于古今之因革损益，与夫历代治乱废兴之故，无所用心于其间。则虽文辞烂然，而识不足以知天下之变，是举业有累于先王之法也”。[10]戴名世认为，只有在秉持通经学古的态度时，才能到达“自《六经》之文，以至历代史乘、诸子百家之书，无不有以心知其意”[11]的意境，而博古通今，饱读诗书后，方可以从然应对考场之变，更好地对人生进行定位，才不会为科举考场的一时得失所左右。
　　但科举考试毕竟是以时文所表达出来，因而戴名世针对时文给出了自己的理解。首先，戴名世认为，时文来源于古文，古文给时文的写作提供了素材、是时文写作的基础，但同时，也应注意到，时文脱胎于古文，但又于古文有极大的不同，正所谓时文“根抵于先儒理学之书”、“取裁于六经诸史以及诸子百家之言”[12]，但取于古文的最大不同在于“意度各殊，波瀾不一，不可一定阡陌畦径求也”[13]。
　　科举考试时，时文的表达能力通常是考官评判的依据，这也造成了读书人轻古文、重时文的传统，但在戴名世看来，古文与时文实则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因而戴名世在总结两者关系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以古文为时文”的学术理念。
　　至于为何是以古文为时文，而不是以时文为古文，戴名世有自己的解释：“夫所谓时文者，以其体而言之，则各有一时之所尚者，而非谓其文之必不可以古之法为之也。今夫文章之体必不一也，而大约以古之法为之者，是即古文也。故吾尝以谓时文者，古文之一体也。”[14]戴名世将古文摆放在时文之前，证明了古文相对于时文的重要性。古文之法来自于儒学经典，作为科举的基石存在，古文与时文皆出自对古文的理解于阐释，时文只不过是古文的另外一种古文的形式。 　　在如何使古文和时文相结合，便于使文人所理解的問题上，戴名世进一步从道家角度出发，认为要做好古文与时文的结合，须让“精”、“气”、“神”三者相结合：“盖余昔尝读道家之书矣，凡养生之徒从事神仙之术，减虑绝欲，吐纳以为生，咀嚼以为养。盖其说有三：曰精，曰气，曰神……余尝欲学其术而不知所从，乃窃其术用之于文章。”[15]戴名世认为，读书人应该将古文与今文相互结合，互为一体而不能轻易分割，戴名世认为只有做好这些，才能达到游刃有余，古文和时文才能相互印证，才能用时文来开辟自己的仕途之路。
　　戴名世的“以古文为时文”的主张，其主要的目的还是从如何踏上科举之路来进行解析，其本质还是用这个理论进行八股文的写作，为自己的仕途打开出路而已，但也不能否认戴名世的理论主张也不失为是儒家入世理论的一种解释方法，表现出了戴名世对于现实社会的强烈关怀，代表了当时文人的经世致用思想在科举的具体表现。
　　注释：
　　[1]顾炎武：《日知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36页。
　　[2]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页。
　　[3]（清）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王树民编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7页。
　　[4]（清）戴名世：《戴名世集》卷二，王树民编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8页。
　　[5]（清）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王树民编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8页。
　　[6]（清）戴名世：《戴名世集》卷五，王树民编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2页。
　　[7]（清）戴名世：《戴名世集》卷一，王树民编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页。
　　[8]（清）戴名世：《戴名世集》卷一，王树民编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9页。
　　[9]（清）戴名世：《戴名世集》卷一，王树民编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4页。
　　[10]（清）戴名世：《戴名世集》卷一，王树民编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0页。
　　[11]（法）戴廷杰：《戴名世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09页。
　　[12]（清）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王树民编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3页。
　　[13]（清）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王树民编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3页。
　　[14]（清）戴名世：《戴名世集》卷四，王树民编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8页。
　　[15]（清）戴名世：《戴名世集》卷一，王树民编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