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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精准扶贫需要对贫困产生的具体原因做大量研究，对贫困者致贫原因差异性的了解和掌握应是精准识别的要义。在对致贫原因精准识别的基础上，精准帮扶需要从能力贫困的角度寻求脱贫的手段和方式，主要从健康状况入手对贫困者进行生产经营能力和就业能力建设，从人力资本投入角度进行知识与技术的获取能力以及社会参与能力建设。对贫困者进行能力建设会使得收入提升更具可持续性，降低返贫的发生率。
关键词：精准扶贫 收入贫困 能力贫困 能力建设
一、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采取开发式扶贫，政府扶贫资金主要用于生产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而对贫困人口人力资本发展方面的资金投入明显不足（张秀兰，2007）[1]。目前，农村剩余贫困人口呈现出深度化、长期性及特殊性等特征，在开发式扶贫政策中，相当数量的剩余贫困人口没有能力从扶贫项目中受益；现行的扶贫策略难以有效地解决收入差距巨大、贫困代际传递以及因为生态、疾病、教育等致贫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问题，以提高贫困人群应对风险的能力。因此就难以实现真正的脱贫。
目前，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頭、攻坚拔寨”的冲刺期。2013年10月，习总书记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概念；2014年初，中央制定了精准扶贫的战略，精准扶贫是对以往扶贫领域工作战略的发展与补充。面对扶贫工作，只有清楚掌握贫困人员的现实状况和贫困原因，才能做到有针对性地帮扶。所以，精准扶贫在对象上是从以往的贫困区域精准转变到对村户的精准，在政策实施方面首先应从精准识别开始，不仅需要了解贫困人口的区域分布，更要精准地了解其贫困的特征，致贫的原因，以及贫困人口的具体需求，才能做到精准帮扶。[2]
二、收入贫困与能力贫困：贫困识别的多维视角
经济学定义贫困为由于收入不足而导致的生活匮乏状态。根据欧共体1989年对贫困的界定：“贫困应该被理解为个人、家庭和群体的资源——包括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如此有限，以至于他们被排除在他们所处的国家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3]《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把贫困定义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虽然该报告认为应该把社会福利、公共物品和家庭消费等指标作为衡量贫困的基础，但仍属于按照人均收入或支出的角度对贫困进行界定和衡量。根据对贫困的诸多定义，收入低下是贫困最直接的表现，能力缺乏是贫困的根源，因获得资源有限而决定的一种生活方式是贫困的结果，因此，增加贫困者的收入是减少贫困的途径，但是，在扶贫的新阶段，对贫困的识别不应该只从单一的收入角度来看。对贫困认识首先要考虑导致家庭、群体或者个人所获得的资源有限的差异化原因，阿玛蒂亚
？偊b 森认为贫困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由于资源的匮乏而导致收入低下、生活水平低于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这一表象背后是获取资源的手段、能力和机会的缺乏。
从收入或支出高低的角度识别贫困简单便捷，但是这一单一视角容易忽视贫困产生的原因以及个体贫困的差异性。贫困识别仅仅是扶贫工作的起点，从收入贫困的角度容易把握贫困规模，但是，对贫困产生根源的精确识别才能有效帮助贫困家庭或个体。阿玛蒂亚
？偊b 森认为贫困的根源是“能力贫困”，是对基本能力的剥夺，收入的差距主要源于人们获取收入的能力的差距。能力是个体获得收入的手段，影响个体能力剥夺的因素有很多，仅用收入衡量个体被剥夺的情况过于单薄和片面。因此，阿玛蒂亚
？偊b 森提出能力贫困的概念，选用能力方法从多个维度衡量个体被剥夺的状况，是正确衡量家庭或个体贫困程度的前提。
随着贫困理论研究地推进，对贫困的认识以及衡量标准也随之发生变化：贫困不只是收入的缺乏，收入的不足只是贫困的一个特征或结果，个人不适当或缺乏生产性行为是致贫根源。因此，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个体主义强调注重人的因素，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升获得收入的能力是可取的脱贫模式。在过去30多年的反贫困实践中，以强调物质资本投入为主要手段的中国扶贫政策存在很多问题：真正贫困人口因能力缺乏而难从扶贫项目中获益；不能有效针对疾病和教育等致贫风险；不能从根本上提升贫困风险人群应对贫困风险的能力；难以解决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等问题。
在阿玛蒂亚
？偊b 森“能力贫困”的概念引领下，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对于贫困的认识逐渐从收入贫困向能力贫困拓展，对与贫困人口“能力”相关的因素越来越关注。在减贫实践中，能力不只是被理解为生产能力，还被理解为获取知识的能力、参与决策的能力、合理利用资源的能力等诸多方面，这些能力最终都将体现为“自我发展能力”。目前，关于精准扶贫研究的一些观点表明，在精准识别环节，对贫困户的排斥现象和贫困户参与度不足使得精准扶贫陷入实践困境（邓维杰，2014；葛志军、邢成举，2015）[4][5]。因此，在精准扶贫的识别环节，采取融入贫困群体参与式的识别方法，才能确保识别过程的公开、公正和被排斥。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对贫困的识别应采取更多元的视角，探究收入贫困现象背后导致贫困的真正根源，从社会发展和经济生产的角度关注贫困者参与能力、知识获取能力、资源利用能力以及生产经营能力等贫困的问题，从能力贫困的角度识别致贫的差异化因素才是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起点。
三、能力建设：精准扶贫的落脚点
能力是指作为整体的公众、组织和社会成功管理其面临的事务的技能[6]。扶贫工作的最终落脚点是建立有内生动力、有活力，能够让贫困人口自己劳动致富的长效机制。[7]因此，对贫困群体个体能力建设理应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致贫的原因千差万别，精准扶贫政策下的帮扶要充分考虑贫困群体的个体差异和实际致贫原因，这是对以往重视整体而不重视个性的扶贫政策的发展和补充。
（一）改善贫困群体的健康水平 从个体能力的角度来看，基本生存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的缺失或不足，都可能成为致贫的原因，如身体健康状况、生产经营能力、获取知识与技术的能力、社会参与能力以及资源利用与机会把握能力等。在長期的扶贫工作实践中，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一直都是脱贫工作的重点[8]。目前，7千多万的贫困人口之中，有1千多万是患慢性病或大病（刘永富，2015），一人得病全家致贫的问题普遍而严重。在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健康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形式和就业、生产能力的体现，应给予充分关注。对不同健康水平的人而言，其生产能力和就业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对生产效率和劳动收入产生直接影响。健康对就业行为的研究结论表明：随着健康状况的下降，个体的劳动参与概率逐渐下降，就业质量下降，就业稳定性和收入水平下降。健康状况作为生产和就业能力获取的前提，直接影响其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关注贫困群体的健康状况，提高贫困者的健康程度，建立贫困群体健康意识，普及健康知识，以防病、治病为抓手，改善贫困群体的健康状况，提升其就业与生产能力。
（二）提升贫困群体的生产经营能力
要提升贫困群体生产经营能力和就业能力，首先需要对其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改造，提升其知识与技术的获取能力，获取知识与技术的能力不会自动形成，也不可能免费获得，需要一定的投入，需要国家在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做到精准帮扶，通过教育、在职培训等方式帮助贫困群体进行个性化的人力资本投资，激励贫困者关注和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培养其获取新生产要素的能力。知识与技术的获取能力是贫困群体减贫的关键、基础和切入点，提高贫困者接受新的生产要素的能力，运用新的知识和技术进行生产经营会有效的提升生产效率和就业质量，进而提升收入水平。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先摆脱能力贫困，才能走出收入贫困的困境。
（三）促进贫困群体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培养
结构主义认为社会结构不平等与制度排斥性是贫困生产的动因。排斥现象确实存在，甚至使得很多地方的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实施困境。正如结构主义所强调的，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要防止排斥现象把扶贫政策带入困境，公民权利建设非常重要，其中，参与能力是公民权利建设的关键。在贫困群体中参与知识欠缺与能力偏低是普遍现象，文化素质与知识水平的局限性使得参与者无法真正理解与扶贫政策相关的信息，甚至丧失争取参与机会的能力和意愿以及资源使用的能力。参与是主体对某一事物的参加过程并由此对结果的改变。参与行为和结果主要取决于由参与者的意识、素质等因素综合构成的行动能力。在精准扶贫中，反排斥不仅是对不平等社会结构的修缮，更是对贫困者参与意识的激励。因此，对贫困群体参与意识和参与行动能力建设也应成为精准帮扶工作中的重点。
四、结论
为了实现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中国扶贫进入“攻坚拔寨”的新阶段，精准扶贫与系统性扶贫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但是，系统性的开发式扶贫政策主要关注收入贫困以及贫困整体规模的缩小，而不是单个贫困家庭或个体是如何致贫和脱贫的，而且将扶贫绩效理解为扶贫项目和资金规模的扩张而非贫困个体内在能力的建设。更值得注意的是，系统性开发式扶贫主要关注收入贫困这一直接结果，而缺乏对造成收入贫困的原因进行差异化探究。与之不同，精准扶贫需要对后者做大量研究，在缓解收入贫困的同时，更多的应从能力贫困的角度寻求脱贫的手段和方式，在贫困者能力建设方面的努力会使得收入提升更具可持续性。
为了解决能力贫困的问题，精准扶贫政策必须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资源，从精准识别入手，从单一的收入贫困指标向能力贫困指标拓展，只有对不同贫困群体的能力进行精准识别，才能在精准帮扶阶段进行差异化的能力建设。贫困群体内在能力的提升是其收入水平持续增加的内在动力，也是扶贫政策从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的关键。当然，现实中对贫困者进行能力建设的内容和途径非常复杂，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在识别过程中需要对影响致贫因素的关键能力进行识别，而非对生存和自我发展的各种能力进行全面建设。
参考文献：
[1]方黎明，张秀兰.中国农村扶贫的政策效应分析——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考察[J].财经研究，2007（12）：47—57.
[2]解析习近平提“精准扶贫”的内涵和意义是什么[DB/OL].中国经济网，2015—08—4.
[3]汪段泳，刘振光.国外反贫困理论研究的新进展[J].汉江论坛，2007（5）：27—29.
[4]邓维杰.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2014（6）：78—81.
[5]葛志军，邢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57—168.
[6]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Pakistan（WWFP）.capacity-building Framework：For Partners and Stake holds[EB/OL]. http：//foreverindus. org/pdf/capacity-building.framework. Pdf. P3. 2012—08—13.
[7]黄燕东，姚先国，杨宜勇.完备能力、功能扩展和基本幸福能力平等——关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理论的拓展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3）：97—105.
[8]唐丽霞，罗江月，李小云.精准扶贫机制实施的政策和实践困境[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51—156
〔本文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项目“农民能力匹配与六次产业发展研究（项目编号Z221021604）”的支持。〕
（张晓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桢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关键词：精准扶贫 收入贫困 能力贫困 能力建设
一、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采取开发式扶贫，政府扶贫资金主要用于生产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而对贫困人口人力资本发展方面的资金投入明显不足（张秀兰，2007）[1]。目前，农村剩余贫困人口呈现出深度化、长期性及特殊性等特征，在开发式扶贫政策中，相当数量的剩余贫困人口没有能力从扶贫项目中受益；现行的扶贫策略难以有效地解决收入差距巨大、贫困代际传递以及因为生态、疾病、教育等致贫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问题，以提高贫困人群应对风险的能力。因此就难以实现真正的脱贫。
目前，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頭、攻坚拔寨”的冲刺期。2013年10月，习总书记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概念；2014年初，中央制定了精准扶贫的战略，精准扶贫是对以往扶贫领域工作战略的发展与补充。面对扶贫工作，只有清楚掌握贫困人员的现实状况和贫困原因，才能做到有针对性地帮扶。所以，精准扶贫在对象上是从以往的贫困区域精准转变到对村户的精准，在政策实施方面首先应从精准识别开始，不仅需要了解贫困人口的区域分布，更要精准地了解其贫困的特征，致贫的原因，以及贫困人口的具体需求，才能做到精准帮扶。[2]
二、收入贫困与能力贫困：贫困识别的多维视角
经济学定义贫困为由于收入不足而导致的生活匮乏状态。根据欧共体1989年对贫困的界定：“贫困应该被理解为个人、家庭和群体的资源——包括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如此有限，以至于他们被排除在他们所处的国家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3]《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把贫困定义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虽然该报告认为应该把社会福利、公共物品和家庭消费等指标作为衡量贫困的基础，但仍属于按照人均收入或支出的角度对贫困进行界定和衡量。根据对贫困的诸多定义，收入低下是贫困最直接的表现，能力缺乏是贫困的根源，因获得资源有限而决定的一种生活方式是贫困的结果，因此，增加贫困者的收入是减少贫困的途径，但是，在扶贫的新阶段，对贫困的识别不应该只从单一的收入角度来看。对贫困认识首先要考虑导致家庭、群体或者个人所获得的资源有限的差异化原因，阿玛蒂亚
？偊b 森认为贫困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由于资源的匮乏而导致收入低下、生活水平低于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这一表象背后是获取资源的手段、能力和机会的缺乏。
从收入或支出高低的角度识别贫困简单便捷，但是这一单一视角容易忽视贫困产生的原因以及个体贫困的差异性。贫困识别仅仅是扶贫工作的起点，从收入贫困的角度容易把握贫困规模，但是，对贫困产生根源的精确识别才能有效帮助贫困家庭或个体。阿玛蒂亚
？偊b 森认为贫困的根源是“能力贫困”，是对基本能力的剥夺，收入的差距主要源于人们获取收入的能力的差距。能力是个体获得收入的手段，影响个体能力剥夺的因素有很多，仅用收入衡量个体被剥夺的情况过于单薄和片面。因此，阿玛蒂亚
？偊b 森提出能力贫困的概念，选用能力方法从多个维度衡量个体被剥夺的状况，是正确衡量家庭或个体贫困程度的前提。
随着贫困理论研究地推进，对贫困的认识以及衡量标准也随之发生变化：贫困不只是收入的缺乏，收入的不足只是贫困的一个特征或结果，个人不适当或缺乏生产性行为是致贫根源。因此，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个体主义强调注重人的因素，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升获得收入的能力是可取的脱贫模式。在过去30多年的反贫困实践中，以强调物质资本投入为主要手段的中国扶贫政策存在很多问题：真正贫困人口因能力缺乏而难从扶贫项目中获益；不能有效针对疾病和教育等致贫风险；不能从根本上提升贫困风险人群应对贫困风险的能力；难以解决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等问题。
在阿玛蒂亚
？偊b 森“能力贫困”的概念引领下，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层面，对于贫困的认识逐渐从收入贫困向能力贫困拓展，对与贫困人口“能力”相关的因素越来越关注。在减贫实践中，能力不只是被理解为生产能力，还被理解为获取知识的能力、参与决策的能力、合理利用资源的能力等诸多方面，这些能力最终都将体现为“自我发展能力”。目前，关于精准扶贫研究的一些观点表明，在精准识别环节，对贫困户的排斥现象和贫困户参与度不足使得精准扶贫陷入实践困境（邓维杰，2014；葛志军、邢成举，2015）[4][5]。因此，在精准扶贫的识别环节，采取融入贫困群体参与式的识别方法，才能确保识别过程的公开、公正和被排斥。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对贫困的识别应采取更多元的视角，探究收入贫困现象背后导致贫困的真正根源，从社会发展和经济生产的角度关注贫困者参与能力、知识获取能力、资源利用能力以及生产经营能力等贫困的问题，从能力贫困的角度识别致贫的差异化因素才是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起点。
三、能力建设：精准扶贫的落脚点
能力是指作为整体的公众、组织和社会成功管理其面临的事务的技能[6]。扶贫工作的最终落脚点是建立有内生动力、有活力，能够让贫困人口自己劳动致富的长效机制。[7]因此，对贫困群体个体能力建设理应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致贫的原因千差万别，精准扶贫政策下的帮扶要充分考虑贫困群体的个体差异和实际致贫原因，这是对以往重视整体而不重视个性的扶贫政策的发展和补充。
（一）改善贫困群体的健康水平 从个体能力的角度来看，基本生存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的缺失或不足，都可能成为致贫的原因，如身体健康状况、生产经营能力、获取知识与技术的能力、社会参与能力以及资源利用与机会把握能力等。在長期的扶贫工作实践中，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一直都是脱贫工作的重点[8]。目前，7千多万的贫困人口之中，有1千多万是患慢性病或大病（刘永富，2015），一人得病全家致贫的问题普遍而严重。在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健康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本形式和就业、生产能力的体现，应给予充分关注。对不同健康水平的人而言，其生产能力和就业能力存在较大差异，对生产效率和劳动收入产生直接影响。健康对就业行为的研究结论表明：随着健康状况的下降，个体的劳动参与概率逐渐下降，就业质量下降，就业稳定性和收入水平下降。健康状况作为生产和就业能力获取的前提，直接影响其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关注贫困群体的健康状况，提高贫困者的健康程度，建立贫困群体健康意识，普及健康知识，以防病、治病为抓手，改善贫困群体的健康状况，提升其就业与生产能力。
（二）提升贫困群体的生产经营能力
要提升贫困群体生产经营能力和就业能力，首先需要对其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改造，提升其知识与技术的获取能力，获取知识与技术的能力不会自动形成，也不可能免费获得，需要一定的投入，需要国家在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做到精准帮扶，通过教育、在职培训等方式帮助贫困群体进行个性化的人力资本投资，激励贫困者关注和引入新的生产要素，培养其获取新生产要素的能力。知识与技术的获取能力是贫困群体减贫的关键、基础和切入点，提高贫困者接受新的生产要素的能力，运用新的知识和技术进行生产经营会有效的提升生产效率和就业质量，进而提升收入水平。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先摆脱能力贫困，才能走出收入贫困的困境。
（三）促进贫困群体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培养
结构主义认为社会结构不平等与制度排斥性是贫困生产的动因。排斥现象确实存在，甚至使得很多地方的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实施困境。正如结构主义所强调的，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要防止排斥现象把扶贫政策带入困境，公民权利建设非常重要，其中，参与能力是公民权利建设的关键。在贫困群体中参与知识欠缺与能力偏低是普遍现象，文化素质与知识水平的局限性使得参与者无法真正理解与扶贫政策相关的信息，甚至丧失争取参与机会的能力和意愿以及资源使用的能力。参与是主体对某一事物的参加过程并由此对结果的改变。参与行为和结果主要取决于由参与者的意识、素质等因素综合构成的行动能力。在精准扶贫中，反排斥不仅是对不平等社会结构的修缮，更是对贫困者参与意识的激励。因此，对贫困群体参与意识和参与行动能力建设也应成为精准帮扶工作中的重点。
四、结论
为了实现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中国扶贫进入“攻坚拔寨”的新阶段，精准扶贫与系统性扶贫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但是，系统性的开发式扶贫政策主要关注收入贫困以及贫困整体规模的缩小，而不是单个贫困家庭或个体是如何致贫和脱贫的，而且将扶贫绩效理解为扶贫项目和资金规模的扩张而非贫困个体内在能力的建设。更值得注意的是，系统性开发式扶贫主要关注收入贫困这一直接结果，而缺乏对造成收入贫困的原因进行差异化探究。与之不同，精准扶贫需要对后者做大量研究，在缓解收入贫困的同时，更多的应从能力贫困的角度寻求脱贫的手段和方式，在贫困者能力建设方面的努力会使得收入提升更具可持续性。
为了解决能力贫困的问题，精准扶贫政策必须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资源，从精准识别入手，从单一的收入贫困指标向能力贫困指标拓展，只有对不同贫困群体的能力进行精准识别，才能在精准帮扶阶段进行差异化的能力建设。贫困群体内在能力的提升是其收入水平持续增加的内在动力，也是扶贫政策从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的关键。当然，现实中对贫困者进行能力建设的内容和途径非常复杂，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在识别过程中需要对影响致贫因素的关键能力进行识别，而非对生存和自我发展的各种能力进行全面建设。
参考文献：
[1]方黎明，张秀兰.中国农村扶贫的政策效应分析——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考察[J].财经研究，2007（12）：47—57.
[2]解析习近平提“精准扶贫”的内涵和意义是什么[DB/OL].中国经济网，2015—08—4.
[3]汪段泳，刘振光.国外反贫困理论研究的新进展[J].汉江论坛，2007（5）：27—29.
[4]邓维杰.精准扶贫的难点、对策与路径选择[J].农村经济，2014（6）：78—81.
[5]葛志军，邢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57—168.
[6]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Pakistan（WWFP）.capacity-building Framework：For Partners and Stake holds[EB/OL]. http：//foreverindus. org/pdf/capacity-building.framework. Pdf. P3. 2012—08—13.
[7]黄燕东，姚先国，杨宜勇.完备能力、功能扩展和基本幸福能力平等——关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理论的拓展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3）：97—105.
[8]唐丽霞，罗江月，李小云.精准扶贫机制实施的政策和实践困境[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51—156
〔本文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项目“农民能力匹配与六次产业发展研究（项目编号Z221021604）”的支持。〕
（张晓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桢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