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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各族人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之际，上海音乐学院二百六十多名师生在党委书记徐旭、院长廖昌永及徐卫、刘英、冯磊、吴学霆等院领导的带队下，于2021年7月17日至20日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演出了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举行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红色音乐文化传播研究》学术研讨会，参观了鲁迅艺术学院等革命旧址，并在“红星闪闪”广场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现地党课等学习教育活动，完成了一次音乐之旅、学术之旅、寻根之旅。
一、音乐之旅：
从上海到延安
音乐之旅在上海至延安的飞行中就开启了。7月17日的直飞航班上， “上音”师生征得机组人员同意，在机舱中即兴举行别开生面的“音乐快闪”，演唱了《长征组歌》中的3首经典曲目。大提琴家侧身坐在乘客身边，歌唱家手扶座椅靠背站在过道中间，全体演员与观众融在一起，歌声回荡在万米高空。18日上午，师生们还在宝塔山、鲁迅艺术学院旧址参观学习时再次举行“音乐快闪”，演唱了《延安颂》等经典革命歌曲。
19日晚，在金延安保育院剧场演出了“‘上音’新时代版”《长征组歌》，这是本次音乐之旅的核心内容。此次演出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上海音乐学院、延安大学联合主办，延安大学艺术学院部分师生参演，由指挥家张国勇执棒，歌唱家廖昌永、王凯蔚、李秀英等担任独唱、领唱。唢呐演奏家刘英也参加了演出，并在《到吴起镇》等段落有精彩表现。
《长征组歌》是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于1965年创演的，其歌词来自肖华上将的《长征组诗》，晨耕、生茂、唐诃、遇秋作曲，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等歌唱家担任领唱、独唱。这部作品充分汲取传统音乐养分①， “力求通俗易懂，让普通的中国人听着够味儿，唱着对劲儿”②。 首演即得到各方面的认可。在半个多世纪的传播过程中，这部作品多次复排改版，并根据不同时代需要进行局部调整，故有1965年版“表演性”大合唱、1975年版“情景性”大合唱、1993年版“歌舞性”大合唱③等不同形式和版本。可以说，这部红色经典五十多年来一直都表现出亲近观众、贴近时代的传播特点。新时代版《长征组歌》是2020年“上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一重要指示、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结合“四史”学习教育活动排演的。作品以“敬畏经典、尊重经典、传承经典”为指导，以“不动一个音，不改一句词”为前提，旨在突出作品固有的“康塔塔”体裁特征和音乐本身的艺术魅力，同时又充分满足当下观众审美需求，采用视频、舞台灯光技术等多媒体技术手段，使传统经典重新得以包装，故体现出“多媒体康塔塔”的特征。这些创新都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可。另外，演出服装也在保留红色基因的基础上进行了符合当代审美取向的重新设计与制作。④
本次延安的演出亲近观众、亲近时代的意图更凸显。在第六曲《过雪山草地》时，领唱者廖昌永不在舞台上，而在观众席中。观众在意外与惊喜的同时也体会到了一种亲近感，进而引发全体观众的大齐唱。
除舞台传播及借助传统媒体的传播之外，本次音乐之旅还通过网络得到更广泛传播。比如，几次“音乐快闪”都是通过网络传播的，现场观众也在深度互动中积极参与，成为红色音乐的传播者。《长征组歌》的演出也通过手机传播到更多的终端，使这次音乐之旅一度成为备受关注的“网络热点”。以新颖的形式弘扬和传播伟大“长征精神”的“上音”延安之旅，无疑是新时代红色音乐传播的经典案例。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延安的音乐之旅秉承伟大的“长征精神”，与观众共鸣，与时代同行，充分表达出了“上音”人“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的理想与信念。在实现这一“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⑤的过程中，所有演职员恪守经典艺术原则，但又突破“学院派”的藩篱，拓展了艺术舞台，拉近了艺术与观众的距离，使红色经典及其精神内涵留在观众心中，也真正做到了“拜人民为师，为人民歌唱”。
二、学术之旅：学术活动与音乐党课的结合
7月20日，本次延安之行的第四天，上海音乐学院在延安大学新城校举办了“2020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红色音乐文化传播研究》红色音乐论坛暨音乐党课”，来自全国各地的课题组成员、特约专家与“上音”党政领导及此次来延安的全体师生参加了论坛与党课活动。
《中国红色音乐文化传播研究》是以廖昌永为首席专家，于2020年获准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20ZD17），5个子課题分别由李诗原、赵塔里木、叶小钢、张干一、曹荣瑞教授承担。该课题的立项凝聚了中国四十多位一流学者的力量，打造了红色音乐研究的新平台，成为红色音乐传播的重要力量。此次活动由冯磊副院长主持，其间子课题负责人李诗原主持了学术论坛部分。
首先，廖昌永以《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及其音乐传播学意义》为题对《长征组歌》创作、表演与传播历史进行了全面梳理，论证了不同历史版本的体裁来源与特征，以“敬畏经典：崇敬革命历史” “尊重经典：保持经典原貌” “传承经典：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总结了“新时代版”创演原则，深入分析了《长征组歌》的传播特征和传播方式、传播信息和传播媒介、传播主体与传播效果。廖昌永表示，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创演推动和深化了“上音”的“四史”学习活动，推动了教学改革，创造了“跨学科建设”、多学科“联合大作业”、多部门联动、多专业合作的创作演出和实践教学新模式，同时也尝试了寓教于乐、寓思政于舞台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及思政课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新模式。 “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创演就是一次‘经典化建构’;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又‘万变不离其宗’。对于《长征组歌》这部红色经典而言，其不变之‘宗’就是其音乐语言与形式的艺术魅力，就是它作为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艺术特征，就是蕴含于其中的长征精神。”接着，浙江师范大学杨和平以史学家的视野对冼星海《黄河大合唱》不同版本的创演进行了详尽比较。南京师范大学徐元勇详细介绍了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红色音乐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团队建设与红色音乐文献整理情况。河北师范大学韩启超阐述了对晋察冀、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红色音乐创作的研究及向抗日战争前后进行拓展的研究计划。浙江音乐学院夏滟洲深入阐述革命时代陇东地区民众自觉、自发创作与传播红色民歌的文化力量，纠正了史学界对部分歌曲源头与地域属性的误解。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白晓炜对“陕北民歌”的地域概念进行了界定，阐述了陕北革命歌曲的历史发展、创作特征与文化内涵。“上音”钱仁平从作曲家、理论家的角度对聂耳《义勇军进行曲》的手稿进行研究并对作品的音乐语言进行了细致分析。 在自由讨论环节，解放军陆军陆军步兵学院董云龙上校、延安大学文星林博士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 “上音”学生施欣宇汇报了思想和专业上的收获。她认为，参加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排演、参加红色音乐论坛暨音乐党课的学习，使同学们“感受到长征精神带来的无穷力量，增强了文化自信心，坚定了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理想信念，更感觉任重道远”。
最后，党委书记徐旭对论坛与党课进行总结并谈到学术活动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与现实意义。徐旭谈到， “上音”近年来所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处于同类院校首位，体现了“上音”在基础理论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也为学院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以廖昌永为首席专家的《中国红色音乐文化传播研究》项目是一项贯穿红色音乐的历史描述、理论构建、战略决策、信息资源、专题案例、创演实践的学术性、实用性、智库型研究。从与会专家的报告中可以感受到，音乐及其本体特征与人文、地理、经济、时代高度相关，与其他的艺术范式高度相关，红色音乐更是与我国革命史、党史高度相关。这是一场成果丰富的艺术学术盛宴与音乐党课，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具体运用，也是“上音”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建党百年之际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学习教育的具体举措。
红色音乐是我国红色历史与近现代音乐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其历史、理论与传播的研究也是我国音乐学术领域最重要、最有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在音乐学术得以极大发展的近三十年中，红色音乐却因‘告别革命’和‘重写音乐史’，而被学术界‘边缘化’了。” 但红色音乐“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音乐文化类型，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音乐文化类型，故而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音乐文化类型。”同时， “开展红色音乐文化研究并将其作为“重写音乐史”的一个契机，不应只是‘弘扬革命文化传统、传递红色文化基因’的驱动，而更应成为音乐史学界自我反思和寻找突破的一种自觉意识”⑥。
就学术本身而言，这次学术论坛暨音乐党课活动中的交流集中展示了我国学者在红色音乐研究领域的新内容、新成果与新趋势，呈现了《中国红色音乐文化传播研究》这一重大项目的阶段性进展，为“红色音乐获得新的历史坐标和价值评估”⑦作出了努力。
三、寻根之旅：寻找延安音乐的足迹
延安是革命圣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工作战斗了13年，创造和培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上音”作为中国最早具有独立建制的音乐高等学府，为革命培养了大量高水平音乐人才。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奔赴延安，为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也为延安成为革命音乐的中心付出了努力。本次延安之行学习重温红色革命历史，参观了凤凰山、杨家岭、王家坪、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总司令部等革命旧址，还在鲁迅艺术学院旧址追溯延安音乐的不朽精神和历史足迹。
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高等艺术院校，主要目标是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在我国革命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我国文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音”与“鲁艺”的创建、发展以及延安时期的文艺创作都有着紧密联系。曾在国立音专就读的吕骥1937年到延安，1938年参与“鲁艺”筹建并于1938年、1940年两度出任教务处长与音乐系主任。⑧向隅1937年到延安，1938年參与“鲁艺”筹建并先后担任音乐系代系主任、副系主任等职⑨;冼星海1938年到延安，1939年担任音乐系主任，1940年因赴苏联卸任。⑩此外，唐荣枚（1937年与丈夫向隅一同赴延安）、杜矢甲（ 1938）、李焕之（ 1938）、张贞黻（1940）、李元庆（ 1941）、何士德（1942）等， “上音”培养的音乐家形成了延安“鲁艺”音乐系教学的主干力量。在周恩来副主席的亲自安排下，在华中工作的贺绿汀也于1943年被抽调到延安“鲁艺”任教（因“整风”运动未进行实际教学而到359旅部队从事宣传工作）⑩，为延安音乐作出重要贡献。
在“上音”校友的参与下，延安“鲁艺”不仅培养出大批革命音乐人才（如郑律成、李焕之等），也在音乐创作上取得辉煌成就，先后推出了《黄河大合唱》《白毛女》两部经典。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 “鲁艺”还在抗日前线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办了分校。解放战争时期，延安“鲁艺”迁往东北。现今的延安大学艺术学院也正是为继承“鲁艺”精神而重建的艺术人才培养机构。
为发扬革命文艺传统， “上音”不仅与延安大学联合演出了新时代版《长征组歌》，还举行了交流座谈会， “上音”马克思主义学院黄静副教授也在延大讲授了“现场思政课”《从上海到延安：战火中音乐家的选择和担当》。
延安文艺是中国红色音乐之根，也集中展现了上音的红色基因。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几天在延安的寻根之旅， “上音”师生们追寻延安音乐的历史足迹，从前辈校友战斗生活过的土地上走过，仿佛看到一个个革命音乐家的身影。大家表示将永远继承和发扬革命文艺传统，续写延安音乐的辉煌。
①李遇秋《<长征组歌>的创作情况和主要经验教训》， 《人民音乐》2008年第8期，第16-19页。
②晨耕《（长征组歌）的创作演出》， 《人民音乐》1995年第8期，第9页。
③廖昌永《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及其音乐传播学意义》， 《音乐艺术》2021年第2期，第9页。
④同③，第10页。
⑤阚政《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新民周刊》2020年第38期，第94页。
⑥李诗原《红色音乐研究的学科理论与问题框架——音乐学术研究的反思与探讨（四）》， 《音乐研究》2020年第3期，第86页。
⑦同⑥，第87页。
⑧魏艳 《鲁艺时期吕骥的音乐理论、实践及主要贡献》， 《乐府新声》2008年第3期，第121-131页。
⑨胡天虹《向隅与东北鲁艺三团印象》， 《文化学刊》2007年第6期，第126页。
⑩陈宇《冼星海在延安鲁艺执教》， 《人民周刊》2020年10期，第82-83页。
?孙国林、刘冬梅《毛泽东与贺绿汀》， 《党史文汇》2006年第7期，第16-18页。
彭程 博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特约编辑
李诗原）
一、音乐之旅：
从上海到延安
音乐之旅在上海至延安的飞行中就开启了。7月17日的直飞航班上， “上音”师生征得机组人员同意，在机舱中即兴举行别开生面的“音乐快闪”，演唱了《长征组歌》中的3首经典曲目。大提琴家侧身坐在乘客身边，歌唱家手扶座椅靠背站在过道中间，全体演员与观众融在一起，歌声回荡在万米高空。18日上午，师生们还在宝塔山、鲁迅艺术学院旧址参观学习时再次举行“音乐快闪”，演唱了《延安颂》等经典革命歌曲。
19日晚，在金延安保育院剧场演出了“‘上音’新时代版”《长征组歌》，这是本次音乐之旅的核心内容。此次演出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上海音乐学院、延安大学联合主办，延安大学艺术学院部分师生参演，由指挥家张国勇执棒，歌唱家廖昌永、王凯蔚、李秀英等担任独唱、领唱。唢呐演奏家刘英也参加了演出，并在《到吴起镇》等段落有精彩表现。
《长征组歌》是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于1965年创演的，其歌词来自肖华上将的《长征组诗》，晨耕、生茂、唐诃、遇秋作曲，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等歌唱家担任领唱、独唱。这部作品充分汲取传统音乐养分①， “力求通俗易懂，让普通的中国人听着够味儿，唱着对劲儿”②。 首演即得到各方面的认可。在半个多世纪的传播过程中，这部作品多次复排改版，并根据不同时代需要进行局部调整，故有1965年版“表演性”大合唱、1975年版“情景性”大合唱、1993年版“歌舞性”大合唱③等不同形式和版本。可以说，这部红色经典五十多年来一直都表现出亲近观众、贴近时代的传播特点。新时代版《长征组歌》是2020年“上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一重要指示、纪念中央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结合“四史”学习教育活动排演的。作品以“敬畏经典、尊重经典、传承经典”为指导，以“不动一个音，不改一句词”为前提，旨在突出作品固有的“康塔塔”体裁特征和音乐本身的艺术魅力，同时又充分满足当下观众审美需求，采用视频、舞台灯光技术等多媒体技术手段，使传统经典重新得以包装，故体现出“多媒体康塔塔”的特征。这些创新都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可。另外，演出服装也在保留红色基因的基础上进行了符合当代审美取向的重新设计与制作。④
本次延安的演出亲近观众、亲近时代的意图更凸显。在第六曲《过雪山草地》时，领唱者廖昌永不在舞台上，而在观众席中。观众在意外与惊喜的同时也体会到了一种亲近感，进而引发全体观众的大齐唱。
除舞台传播及借助传统媒体的传播之外，本次音乐之旅还通过网络得到更广泛传播。比如，几次“音乐快闪”都是通过网络传播的，现场观众也在深度互动中积极参与，成为红色音乐的传播者。《长征组歌》的演出也通过手机传播到更多的终端，使这次音乐之旅一度成为备受关注的“网络热点”。以新颖的形式弘扬和传播伟大“长征精神”的“上音”延安之旅，无疑是新时代红色音乐传播的经典案例。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延安的音乐之旅秉承伟大的“长征精神”，与观众共鸣，与时代同行，充分表达出了“上音”人“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的理想与信念。在实现这一“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⑤的过程中，所有演职员恪守经典艺术原则，但又突破“学院派”的藩篱，拓展了艺术舞台，拉近了艺术与观众的距离，使红色经典及其精神内涵留在观众心中，也真正做到了“拜人民为师，为人民歌唱”。
二、学术之旅：学术活动与音乐党课的结合
7月20日，本次延安之行的第四天，上海音乐学院在延安大学新城校举办了“2020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红色音乐文化传播研究》红色音乐论坛暨音乐党课”，来自全国各地的课题组成员、特约专家与“上音”党政领导及此次来延安的全体师生参加了论坛与党课活动。
《中国红色音乐文化传播研究》是以廖昌永为首席专家，于2020年获准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20ZD17），5个子課题分别由李诗原、赵塔里木、叶小钢、张干一、曹荣瑞教授承担。该课题的立项凝聚了中国四十多位一流学者的力量，打造了红色音乐研究的新平台，成为红色音乐传播的重要力量。此次活动由冯磊副院长主持，其间子课题负责人李诗原主持了学术论坛部分。
首先，廖昌永以《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及其音乐传播学意义》为题对《长征组歌》创作、表演与传播历史进行了全面梳理，论证了不同历史版本的体裁来源与特征，以“敬畏经典：崇敬革命历史” “尊重经典：保持经典原貌” “传承经典：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总结了“新时代版”创演原则，深入分析了《长征组歌》的传播特征和传播方式、传播信息和传播媒介、传播主体与传播效果。廖昌永表示，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创演推动和深化了“上音”的“四史”学习活动，推动了教学改革，创造了“跨学科建设”、多学科“联合大作业”、多部门联动、多专业合作的创作演出和实践教学新模式，同时也尝试了寓教于乐、寓思政于舞台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及思政课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新模式。 “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创演就是一次‘经典化建构’;经典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又‘万变不离其宗’。对于《长征组歌》这部红色经典而言，其不变之‘宗’就是其音乐语言与形式的艺术魅力，就是它作为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艺术特征，就是蕴含于其中的长征精神。”接着，浙江师范大学杨和平以史学家的视野对冼星海《黄河大合唱》不同版本的创演进行了详尽比较。南京师范大学徐元勇详细介绍了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红色音乐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团队建设与红色音乐文献整理情况。河北师范大学韩启超阐述了对晋察冀、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红色音乐创作的研究及向抗日战争前后进行拓展的研究计划。浙江音乐学院夏滟洲深入阐述革命时代陇东地区民众自觉、自发创作与传播红色民歌的文化力量，纠正了史学界对部分歌曲源头与地域属性的误解。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白晓炜对“陕北民歌”的地域概念进行了界定，阐述了陕北革命歌曲的历史发展、创作特征与文化内涵。“上音”钱仁平从作曲家、理论家的角度对聂耳《义勇军进行曲》的手稿进行研究并对作品的音乐语言进行了细致分析。 在自由讨论环节，解放军陆军陆军步兵学院董云龙上校、延安大学文星林博士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 “上音”学生施欣宇汇报了思想和专业上的收获。她认为，参加新时代版《长征组歌》的排演、参加红色音乐论坛暨音乐党课的学习，使同学们“感受到长征精神带来的无穷力量，增强了文化自信心，坚定了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理想信念，更感觉任重道远”。
最后，党委书记徐旭对论坛与党课进行总结并谈到学术活动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与现实意义。徐旭谈到， “上音”近年来所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处于同类院校首位，体现了“上音”在基础理论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也为学院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以廖昌永为首席专家的《中国红色音乐文化传播研究》项目是一项贯穿红色音乐的历史描述、理论构建、战略决策、信息资源、专题案例、创演实践的学术性、实用性、智库型研究。从与会专家的报告中可以感受到，音乐及其本体特征与人文、地理、经济、时代高度相关，与其他的艺术范式高度相关，红色音乐更是与我国革命史、党史高度相关。这是一场成果丰富的艺术学术盛宴与音乐党课，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具体运用，也是“上音”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建党百年之际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学习教育的具体举措。
红色音乐是我国红色历史与近现代音乐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其历史、理论与传播的研究也是我国音乐学术领域最重要、最有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在音乐学术得以极大发展的近三十年中，红色音乐却因‘告别革命’和‘重写音乐史’，而被学术界‘边缘化’了。” 但红色音乐“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音乐文化类型，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音乐文化类型，故而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音乐文化类型。”同时， “开展红色音乐文化研究并将其作为“重写音乐史”的一个契机，不应只是‘弘扬革命文化传统、传递红色文化基因’的驱动，而更应成为音乐史学界自我反思和寻找突破的一种自觉意识”⑥。
就学术本身而言，这次学术论坛暨音乐党课活动中的交流集中展示了我国学者在红色音乐研究领域的新内容、新成果与新趋势，呈现了《中国红色音乐文化传播研究》这一重大项目的阶段性进展，为“红色音乐获得新的历史坐标和价值评估”⑦作出了努力。
三、寻根之旅：寻找延安音乐的足迹
延安是革命圣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工作战斗了13年，创造和培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上音”作为中国最早具有独立建制的音乐高等学府，为革命培养了大量高水平音乐人才。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奔赴延安，为革命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也为延安成为革命音乐的中心付出了努力。本次延安之行学习重温红色革命历史，参观了凤凰山、杨家岭、王家坪、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总司令部等革命旧址，还在鲁迅艺术学院旧址追溯延安音乐的不朽精神和历史足迹。
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高等艺术院校，主要目标是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在我国革命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我国文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音”与“鲁艺”的创建、发展以及延安时期的文艺创作都有着紧密联系。曾在国立音专就读的吕骥1937年到延安，1938年参与“鲁艺”筹建并于1938年、1940年两度出任教务处长与音乐系主任。⑧向隅1937年到延安，1938年參与“鲁艺”筹建并先后担任音乐系代系主任、副系主任等职⑨;冼星海1938年到延安，1939年担任音乐系主任，1940年因赴苏联卸任。⑩此外，唐荣枚（1937年与丈夫向隅一同赴延安）、杜矢甲（ 1938）、李焕之（ 1938）、张贞黻（1940）、李元庆（ 1941）、何士德（1942）等， “上音”培养的音乐家形成了延安“鲁艺”音乐系教学的主干力量。在周恩来副主席的亲自安排下，在华中工作的贺绿汀也于1943年被抽调到延安“鲁艺”任教（因“整风”运动未进行实际教学而到359旅部队从事宣传工作）⑩，为延安音乐作出重要贡献。
在“上音”校友的参与下，延安“鲁艺”不仅培养出大批革命音乐人才（如郑律成、李焕之等），也在音乐创作上取得辉煌成就，先后推出了《黄河大合唱》《白毛女》两部经典。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 “鲁艺”还在抗日前线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办了分校。解放战争时期，延安“鲁艺”迁往东北。现今的延安大学艺术学院也正是为继承“鲁艺”精神而重建的艺术人才培养机构。
为发扬革命文艺传统， “上音”不仅与延安大学联合演出了新时代版《长征组歌》，还举行了交流座谈会， “上音”马克思主义学院黄静副教授也在延大讲授了“现场思政课”《从上海到延安：战火中音乐家的选择和担当》。
延安文艺是中国红色音乐之根，也集中展现了上音的红色基因。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几天在延安的寻根之旅， “上音”师生们追寻延安音乐的历史足迹，从前辈校友战斗生活过的土地上走过，仿佛看到一个个革命音乐家的身影。大家表示将永远继承和发扬革命文艺传统，续写延安音乐的辉煌。
①李遇秋《<长征组歌>的创作情况和主要经验教训》， 《人民音乐》2008年第8期，第16-19页。
②晨耕《（长征组歌）的创作演出》， 《人民音乐》1995年第8期，第9页。
③廖昌永《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及其音乐传播学意义》， 《音乐艺术》2021年第2期，第9页。
④同③，第10页。
⑤阚政《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新民周刊》2020年第38期，第94页。
⑥李诗原《红色音乐研究的学科理论与问题框架——音乐学术研究的反思与探讨（四）》， 《音乐研究》2020年第3期，第86页。
⑦同⑥，第87页。
⑧魏艳 《鲁艺时期吕骥的音乐理论、实践及主要贡献》， 《乐府新声》2008年第3期，第121-131页。
⑨胡天虹《向隅与东北鲁艺三团印象》， 《文化学刊》2007年第6期，第126页。
⑩陈宇《冼星海在延安鲁艺执教》， 《人民周刊》2020年10期，第82-83页。
?孙国林、刘冬梅《毛泽东与贺绿汀》， 《党史文汇》2006年第7期，第16-18页。
彭程 博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特约编辑
李诗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