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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下诗歌批评大都被人情、理论或功利绑架,总体上呈现一种“空心化”趋向,无法如古代诗歌批评理论所强调的“以心会心”,由此诗人们对诗歌批评的信任与依赖陷入缺失境地,产生了“公信力的丧失”危机。如何逆转诗歌批评“空心化”的趋势成为挽救诗歌批评的当务之急,而做一个“有心”的批评者,重建一种“以心会心”式的诗歌批评则成为其可能路径。
[关键词]诗歌批评;以心会心;空心化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8)06-0045-05
近年来,网络、手机等数字化媒体强势进驻各个领域,开启了完全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新媒体时代。在此语境下的诗歌批评形成白烨所概括的专业批评、媒体批评、网络批评三分天下格局[1],这三种批评要么生搬硬套西方理论话语对文本进行肢解,堆砌半生不熟的西方学术名词故作高深状,导致批评的艰涩化、程式化,要么与市场合谋,将批评沦为“捧角”、推销、炒作的策略,导致批评的商业化、庸俗化、泡沫化,要么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网络平台的普泛化而导致批评的随意性、琐碎化。这些诗歌批评由于大都被人情、理论或功利绑架,无法如古代诗歌批评理论所强调的“以心会心”,因而总体上呈现一种“空心化”趋向。既然诗歌批评大都“空心”“缺心”,诗人们对诗歌批评的信任与依赖也就缺失,产生霍俊明所说的“公信力的丧失”和“不可避免的危机”[2](pp.58-62)。如何逆转诗歌批评空心化的趋势,挽救诗歌批评?笔者认为,批评者应该做一个“有心”的批评者,重建一种“以心会心”式的诗歌批评。
一、诗歌批评的“空心化”趋向
面对当前的诗歌批评态势,徐敬亚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没有深厚的学术专著,没有正常的批评交锋,没有与创作主体之间的交流——这三个层面的空白,使中国诗歌批评具备了空心人的一切特征。”[3](pp.27-30)确实,近年来,诗歌批评呈现愈益严重的“空心化”趋向,最鲜明的表征有标签的泛滥、强制阐释的盛行和批评功利化商品化的流行。批评者们喜欢贴标签,然后在标签的牵引下对作品进行“强制阐释”,而非“阅读”,而非心与心的碰撞,导致当下的诗歌批评越来越趋向“空心化”,很多批评都成为一些标签的“论证会”,无所谓心与心的碰撞,读者与作者的碰撞。
当下诗歌界标签泛滥是诗歌批评空心化的重要表征。所谓“标签”,是指“将某人或某物定型化或者归人某一类,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独特的个体”[4](p.6),具有类型化、定型化的特点,在认识路径上存在一定局限。汪贻菡指出:“‘标签化’批评正是当下诗歌批评中难以根除的一种异象”[5](p.47),她敏锐地把握住当下诗歌批评的一个重要特征。当下正处于新媒体时代,而新媒体具有求新、求快的本体诉求,标签正好具备新和快的特点,并具有吸引眼球、制造娱乐噱头和新闻话题、提升关注度和点击率等优势,与新媒体一拍即合,因此,新媒体以标签吸引眼球和点击率,各种诗歌标签频繁贴出,善于和惯于贴标签成为新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的重要传播策略。在文学场域中,诗歌批评界的标签化趋向是最为显明的,已经覆盖了专业批评、媒介批评、网络批评,一再掀起“标签热”,各种诗歌标签琳琅满目,让人应接不暇,如“70后”“80后”“中间代”“中生代”等以代际命名的标签;“梨花體”“羊羔体”“乌青体”“啸天体”“秀华体”等以诗人名字或其谐音进行命名的标签;“下半身写作”“新红颜写作”“新归来诗人群”“打工诗歌”“北漂诗人”等以群体的共同特征命名的标签;“女子诗报诗群”“扬子鳄诗群”等,以集聚地或传播载体命名的标签,“两广诗人”“山东诗人”“浙江诗人”“上海诗人”“四川诗人”等,以所在的地域或籍贯命名的标签,各种标签纷至沓来,接踵而至,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命名热、标签热。标签是大都根据一些外在表象和浅表特征而进行概括、命名,以个体特征代替群体,以特殊性代替一般性,不具普遍性和通适性,但诗歌界的标签却被批评者们肆意贴出,如此标签化批评显然是无法走心的,无法有心的参与,无法有心的感悟。其实,这些标签是一些批评者预设的旗帜,一个标签一旦确定下来,便意味着一定的话语权利和势力范围,批评者注重的是外在的“标签”所表征的符号,是标签后的话语权及由此带来的名利,而非心与心交融的审美愉悦。
强制阐释亦是近年来文艺批评界的常态,诗歌批评亦不例外。“强制阐释”是前几年张江指出并引起学界热议的一个话题,他认为:“强制阐释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之一”[6](p.5),事实上,强制阐释也是当下诗歌批评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诗歌批评面对的文本对象是诗,本是最有诗意的目标,因此,诗歌批评本应是批评文类中最有诗意的批评种类,然而,当前的诗歌批评却面目全非,许多批评文章将本来极具诗意的文本套上各种理论进行肢解,结果是毫无诗意,倒成了一堆被“理性”所砍削后的文字骨头。一些论者动辄征用一些文学领域之外的理论强行移植到所论的对象上,喜欢套用女性主义、存在主义、生态主义等各种主义进行阐释,比如,一些论者在评论女诗人的作品时,一看其是女诗人,便挪用“女性主义”的各种理论阐释她,给她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然后到其诗歌中千方百计地寻找女性主义的蛛丝马迹,以验证自己所移植的理论。如阿毛被认为“更多的或许是伍尔夫式的抗争给了她女性主义的暗示”[7](p.160),“阿毛从男女性别的质疑、女性社会身份质疑、爱情婚姻的质疑三个阶段,完成了自我的女性主义诗歌建构”[8](p.216),都是被批评家从女性主义角度做出阐释。事实上,阿毛并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反而一直反复否定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在她看来,自己写作就是了,不必刻意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因此,她从不理念先行地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进行写作,而是一直在绕开女性主义的理论,利用自身作为女性的性别优势和女性经验,展开自身与世界的对话,试图抵达人类、民族的普遍命运的思考。笔者认为,一位批评者动辄喜欢给评论对象贴上各种主义的标签,如评论徐俊国《鹅塘村纪事》时,给其贴上“存在主义”的标签,生搬硬套存在主义对之进行阐释,其实徐俊国跟存在主义没有半点关系;在评简明的诗时,她因为简明曾经是一个军人便给其贴上“英雄主义”的标签,还征用了“战士英雄主义”“文化英雄主义”“现实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各种主义,并生造了“战士哲学”“佛学伦理”等词语,但其实她并不理解这些主义的真正内涵,完全是对文本进行生拉硬拽的肢解式阐释,属于典型的强制阐释,“既不是文本的主旨话语,也不体现作者创造的本来或主要意图”[6](p.6)。同样,雷平阳的诗由于使用“昭通”“云南”等词汇,便被批评者扣上“地方主义写作”“地域性写作”“草根写作”“乡土写作”等理论进行阐释。事实上,雷平阳诗中的地名不过是他诗意展开的一个支点,并无特别的地理含义,换成其他地名同样不会损害诗意。正如雷平阳所说:“我心安处即吾乡。其实,我真正写故事昭通市土城乡的文字并不多,而是有些事件、念头,写作愿望,我只能将其放到‘土城乡’智商才能更好地呈现出来”[9]。 此外,很多批评被严重功利化、商品化。不少批评者的批评立场不坚定,为人情绑架,朋友之间互相吹捧,或是拿红包后沦为吹鼓手;有的批评者则将批评作为职业、作为生计对待,为职称、为科研奖励而做批评,甚至有“明码实价”的收费评论。诗歌批评已经沦为名利场,许多做诗歌批评的批评者对诗歌并没有由衷的热情和感情,只是由于职业需要,被迫从事诗歌批评工作,因此,许多批评者无法抵挡名利的诱惑而失去职业操守和学术道德。网络诗选博客的版主郑正西先生近年来提出“诗坛反腐”,他反驳批判了诗歌批评界的各种腐败现象,对众多批评者甚至著名批评家进行揭露与批评。且不说他的有些言辞与批驳是否完全正确,但其实陈超、徐敬亚、罗振亚、霍俊明、张德明、熊辉、刘波等人对这种现象都曾有过非常尖锐的批判,但诗歌批评生态并未好转,许多评论文章完全是不着边际的吹捧,脱离诗歌文本的真正价值,脱离诗歌事实,甚至有些批评者参加一些作品研讨会,事先根本没有阅读过作品,他们都是“空中飞人”,出入各种研讨会、座谈会、笔会,完全没有时间和精力仔细阅读诗歌文本,于是拿着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套话在每个会议上都改头换面说一通。笔者认识一位所谓的著名诗人兼批评家,他几乎在每个会议上的发言套路都是先朗诵一下被评论诗人的一首诗,接着说说自己的阅读心得及与这位诗人的交往过程,然后时间到了发言完毕,其阅读心得都是一些诗歌基本常识,是无论放在哪个诗歌文本中都可通行的套语。20世纪90年代,冯至曾指出,一些诗评家把神圣的诗歌批评变成了金钱和名利的派生物,而当下,这种情况见怪不怪,正如熊辉指出的:“某些诗歌评论的钱权交易愈演愈烈,很多诗歌评论成了诗人与评论者合谋的名利场。诗人抱着进入文学史的幻想,高薪聘人写评论文章,高价购买版面发文章,投钱举办作品研讨会;而评论者则收获经济利益,还可以发表论文,并借研讨会之名游山玩水,此举岂不双赢之美事?‘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评论者于是只有从‘褒扬’的立场出发说些无关痛痒的废话,诗歌批评成了与诗歌作品惺惺相惜的文字,致使批评失去了独立精神和批判立场。”[10]笔者认识一位批评者,她不过是由于攻读在职研究生班的硕士学位时,将诗歌评论作为硕士论文写作方向,她获得硕士学位并评上副教授后便在博客上公开而明确地标明:本人已获硕士学位和副教授职称,需要我写评论的朋友必须按字数交费,显然这是典型地将诗歌批评功利化、商品化。诗歌批评职业化同样也是将诗歌批评严重地功利化、商品化,赵勇对此进行过深刻的揭露与批判,他认为课题与项目让学院批评已变得越来越学术化,批评因此被削弱了“必要的思想锋芒”,“学者失去了提出重大社会问题的能力”,课题与项目只是进入下一步申报系统的通行证,是接受评估的重要指数,与批评和思想无关。这种学术体制的运作导致“学院批评的柔弱化与空心化”[11](p.14)。这些功利化、商品化的诗歌批评显然是不可能走心的,诗歌批评的“空心化”趋势在所难免。
二、“以心会心”式诗歌批评的呼唤
由于当下的诗歌批评严重“空心化”,缺心、失心,因此笔者呼唤重建古代诗歌鉴赏中那种“以心会心”的诗歌批评。“以心会心”是宋代姜夔提出的,他在《白石道人诗说》中指出:“《三百篇》美刺箴怨皆无迹,当以心会心。”[12](p681)。他提倡的是读者以自己之“心”会诗人作诗之“心”。清人姚文燮亦指出:“读古人书者,必以心心古人,而以身身古人,则古人见也。”[13](p.369)由于读者与古人之间存在时间间距,“身身古人”常常难以做到,但“心心古人”却是可以做到的。这是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中极其强调的一种诗歌鉴赏理论,侧重读者之心与作者之心的交融交流和对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解读者以设身处地的姿态在想象性的情境与心理状态下与作者进行心神交会的沟通与交流,方能体悟出作品中的作者之心,体悟出作品真正的魅力。只有以心会心,才能理解、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对此,清代学者浦起龙曾在《读杜心解》中记叙一段“以心会心”的解读过程:
吾读杜十年,索杜于杜,弗得;索杜于百氏诠释之杜,愈益弗得。既乃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焉。吾还杜以诗,吾還杜之诗以心。[14](p.5)
可见,“索杜于杜”,阅读十年都不得要义;而索杜于别人的诠释,亦不得要义,只有“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心心相印,以心会心,才能解杜诗之奥妙,读懂杜诗之心,可见“以心会心”对于诗歌鉴赏的重要性。
“以心会心”与古典诗学中的“以意逆志”“知音批评论”一脉相承。孟子的“以意逆志”论强调批评者根据作品的具体内容去分析、探求作者的“心事”,而刘勰的“知音批评论”,亦是要批评者知作者心中之音,解作者心中之志。“知音”的典故出自《吕氏春秋·本味》:伯牙鼓琴时,若“志在泰山”,钟子期就能听出伯牙“巍巍乎若泰山”之志;若志在“流水”,钟子期便又能很快听出“汤汤乎若流水”之意。于是后人便称钟子期为“知音”。而“知音”一词首见于《礼记·乐记》:“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这里“知音”都完全是指音乐的鉴赏。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将它用于文学批评上,指文学批评中“文情难鉴”之时的批评共鸣现象,是针对“音实难知”“知实难逢”“文情难鉴”而提出的重要命题。在批评关系的构成中,有批评主体(批评者、读者)、批评对象(作品),知音批评论便注重批评主体通过批评对象探寻作者心中之志,并与作者心灵相通,发生共鸣。其实,“音”是人心的外在表露与传达,《礼记·乐记》中便有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文,谓之音。”可见“音”乃生于人心,是人心中喜怒哀乐之情思的抒发和外露,是人心之动的结果。因此,“知音”的本质其实就是“知心”。对此,《文心雕龙》的注者周振甫也阐释过:“所以知音的含义,不仅仅是对作品的偏爱,还应包括与作家心灵的沟通……知音,就是知文情内里的作者之心。”[15](p.183)可见,“知音批评论”与“以心会心”一脉相承,都是强调读诗者在读诗时要对作品感同身受,需要心与心的直接交流,需要在虚拟性情境进行想象性重构。这种阅读不需要语言的对接,而需要心灵的共鸣和精神的会通。 在当代诗歌批评中,如此重要的批评方法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无人使用,批评者们将诗歌批评作为人情公关、职业升迁、赚取名气、红包和外快的工具,使诗歌批评日益空心化、无心化,悲哉!
三、做一个“以心会心”的批评家
朱大可曾指出:“当下学院批评丧失了内在灵魂,以及内在超越的可能性,继而成为行尸走肉。”[16](p.33)其实,不唯学院批评如此,媒体批评、网络批评都丧失了内在灵魂,趋向了“空心化”。对此,刘波进行批判:“当下我们缺乏真正富有灵魂深度的诗歌批评”,他还呼吁诗歌批评要有灵魂深度:“真正富有灵魂深度的诗歌批评,应该切入到优秀的文本与诗人的内心,去与它们进行交流和对话,以激活那些隐藏在诗歌中具有普适价值的诗意,重新让诗歌走进大众,而不是在为学术而学术的体制下走向绝路。”[17](pp.31-36)他们都犀利而敏锐地指出当下诗歌批评的核心症结。确实,当下诗歌批评丧失了内在灵魂,需要“真正富有灵魂深度的诗歌批评”,那么如何让诗歌批评具有内在灵魂,富有灵魂深度?笔者认为,诗歌批评应该重建“以心会心”的诗歌批评,只有以心会心,才能真正实现读者与作者、解读者与文本的灵魂对接和会通。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理,批评者需要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础上“以意逆志”,以达到与作者以心会心,最后成为知音,解出作者之心和作品之心,探得诗歌奥妙。
然而,以心会心、以心见心亦并非易事。刘勰便曾感叹:“知音其難,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他在此指出“音实难知”和“知实难逢”两大问题。其实,知音难,但并非音不可知。那么具体而言,如何以心会心?
首先,批评者们要将“心”交出来。只有将“心”彻底交出来,完全交给作品,才能与作品、与文本中的诗人之心“交心”。怎样才是“交心”?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放下功利心,为心松绑,松掉人情的束缚,松掉功利目的,松掉红包的诱惑,松掉职称、晋升的压力,只有一种无功利的阅读,才能真正体悟出作品的美与妙。正如鲁迅在讨论知识阶级时所认为的“真正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18](p.190)。同样,真正的批评家是不顾利害,没有功利心的,如果想到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批评家。只有在无功利的状态下,诗歌批评才可能成为一种“再创造”。徐敬亚面对可悲的批评生态,曾重提诗歌批评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读诗?为什么评诗?”他认为:“不感动,对于读诗,是天大的致命”,“我们读诗,仅仅是因为只有诗中才有功利现实所缺少的‘精神意外”是因为诗中有人类惯常思维中所‘没有’和‘不确定’的灵动,是因为诗中有一种使用最少的翅膀而进行最优美飞翔的快感”[3](pp.27-30)。当下很多批评者读诗并不是因为诗中有“精神意外”,有“灵动”,而是各-r-“鬼胎”,抱有各种功利目的,携带如此功利心是无法进入诗歌的,是无法品读出诗歌美与妙的,是无法与诗人之心相遇而愉悦的。此外,批评者还需要松开理论的框束,将心从“理论”的各种“套”中解放出来,轻装上阵,正如叶橹指出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首先不在于他运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框去‘套’作品,而在于他从作品中发掘和发现了什么新鲜的东西。”[19](p.166)只有松掉理论的绑缚,才能不沦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批评方式,而达到叶橹所期待的“智慧个性化”批评。因此,批评者应该将诗歌批评当作一种“洗礼”仪式,进入文本之前放下一切功利心,放下各种理论框架,然后全身心进入作品,“吾之心闷闷然而往”,在品读中与作者之心对话、交流和契通。如此,诗人之心才能“活活然而来”。如此,诗歌批评才是一种“有声音有颜色有灵魂”的再创造,是一种与写诗相近的“智慧活动”。
其次,批评家需要具有责任心和批评的担当。“批评家应当具有责任心和道德感,对社会负责,对读者负责,维护科学的尊严及批评的客观公允”[20](p.137)。而当下的一些批评,“吹捧”“哄炒”以及商业炒作已经比比皆是,所谓的“新术语”“新概念”“你方唱罢我登台,各领风骚四五天”的学术泡沫充斥着批评界,这主要是因为批评家的责任心已经缺席,“文学艺术作品的身价,似乎不再是靠公正而有卓见的评论,而是靠带有浓重的商业气息的‘哄’‘炒’来评价和判定,报刊上还美其名曰‘包装’。在这种时髦的‘包装’思潮下,不仅作家创作中的缺点甚至失败,而且他的创作中优点与成功,都很难为处在一种舒畅平静的心态中的批评家公正到加以评论,从而导致了某些作家思想上忘乎所以的膨胀”[21]。批评的缺席,实质上是批评家责任心的缺席,而诗歌批评如果要达到以心会心的境界,必得先有批评家之责任心,才能使其投入作品中与作者心灵交汇。
同时,批评者要将心放宽,具体而言,是要树立正确的批评态度,拥有宽阔的心怀,避免“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等错误倾向。如果批评者本身对诗歌作品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怎么可能发现作品的好?对此,刘勰曾指出古代的一些例证:
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饿,二主是也;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学不逮文,而信迷伪真者,楼护是而已:酱瓿之议,岂多叹哉![22](p.276)
秦皇汉武,虽然“鉴照洞明”,但由于“贵古贱今”而使他们成不了“知音”;曹植、班固,虽为学者文人,“信伪迷真”,更成不了知音。这些人都受陋习影响,“使自己陷于狭隘偏执之中,不能站在文学道体的层次上、站在文学流源的角度上、站在创作论、作家论、作品论的全局高度给作家及作品一个客观的地位与评价,缺少一个文论家应有的博大精深、宽厚雍容的心怀”[23](p.43)。所以,正确的批评态度对于诗歌批评是颇为重要的。刘勰也指出应将“平理若衡,照辞如镜”作为公正评价作品,中肯地品评得失的一种批评态度。当下的诗歌批评界,“崇己抑人”现象非常严重,很多批评者唯圈子是认,对跟自己有利益关联、同一圈子的诗人便毫无底线地捧、吹,而对非本圈者,尤其是利益有冲突者极尽贬异打击之能事。“贵古贱今”的现象亦非常严重,不少批评者在中国古典诗歌和新诗之间,态度是非常鲜明的,觉得新诗根本就不是诗,完全无法跟古典诗歌相提并论,总认为古诗超过新诗,拿古诗的评判标准来批评新诗,如此偏见和心态,显然是无法读出新诗之妙的。他们携带如此偏见的根深蒂固去阅读新诗,如何以心会心?“信伪迷真”现象同样非常严重,新媒体时代不仅信息海量,且是一个仿真与拟像时代,伪迷情况更多,存在许多霍俊明曾批判过的“仿真批评”[2](pp.58-62),一些批评者缺乏耐心拎出现象背后的本质,而只会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地跟风,不深入探察获取第一手资料,不仔细进行文本细读,却拈住他人文章的片言只语进行想象和发挥,如此批评文章,如何去伪存真,在诗歌的大浪里淘沙? 此外,批评者需要“目瞭心敏”,拥有比较强的鉴别能力。刘勰认为:“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22](p.277),强调了鉴别力的重要性。当下不少批评者缺少鉴别能力,缺乏基本的批评底线和职业道德,面对一些口水诗的拙劣分行,不少批评者也跟着叫好,周啸天的“不蒸馒头争口气”之类的打油诗竟能获得鲁迅文学奖便是最典型的例证。一些犹如日记、流水账记录的分行文字竟然被刊登在《诗刊》《人民文学》等著名刊物上,还获得各种奖项,众多批评家竟然还蜂拥着撰写评论,发表高论,显然所具有的是“零鉴别能力”,缺少“目瞭心敏”的批评家基本素养。批评者没有鉴别能力,推出的都是一些情绪垃圾、流水账记录,被垃圾、分行文字破坏了胃口,即使遇到好作品亦无法品出其好其妙,如何与真正优秀的诗歌文本、诗人以心会心?因此,诗歌批评者需要“目瞭心敏”,拥有叶橹所说的“第三只眼”[24](p.94),对浩瀚的诗歌之海进行去伪存真、披沙拣金的“真批评”,而非粗制滥造无效的批评泡沫。
[参考文献]
[1]白烨.“三分天下”:当代文坛的结构性变化[N].文汇报2009-11-01.
[2]霍俊明.公信力、底线与当下诗歌批评的命运[J].诗刊,2012(6).
[3]徐敬亚.重新做一个批评家[J].星星,2008(2).
[4]朱力.泛标签化扭曲社会认知[J].人民论坛,2012(9).
[5]汪贻菌.全媒时代诗歌批评的“标签化”现象及其反思——从余秀华引发的喧嚣与沉默谈起[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
[6]张江.强制阐释论[J].文学评论,2014(6).
[7]戴荣里.城里城外[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4.
[8]李鲁平.身与心[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9]雷平阳.答安琪十二问[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bff84ca0101mctm.html,2013-08-29/2018-07-04.
[10]熊輝.批评弱化,使诗歌沦为娱乐笑料[N].文汇报,2015-01-28.
[11]赵勇.学院批评的历史间题与现实困境[J].文艺研究,2008(2).
[12]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王琦.李贺诗歌集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14]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5]刘勰.文心雕龙·风骨[M].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6]朱大可.忧郁的批评——关于文学批评的精神分析[J].文艺争鸣,2008(1).
[17]刘波.诗歌批评应该面对灵魂[J].博览群书,2012(3).
[18]鲁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9]叶橹.叶橹文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20]周秀萍.文学欣赏与批评[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8.
[21]周兴华.批评家的素质[N].文艺报,1994-09-10.
[22]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第四十八[M].黄叔琳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3]王瑾瑾.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的文学批评鉴赏理论新探[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5).
[24]叶槽.形式与意味[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
[关键词]诗歌批评;以心会心;空心化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8)06-0045-05
近年来,网络、手机等数字化媒体强势进驻各个领域,开启了完全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新媒体时代。在此语境下的诗歌批评形成白烨所概括的专业批评、媒体批评、网络批评三分天下格局[1],这三种批评要么生搬硬套西方理论话语对文本进行肢解,堆砌半生不熟的西方学术名词故作高深状,导致批评的艰涩化、程式化,要么与市场合谋,将批评沦为“捧角”、推销、炒作的策略,导致批评的商业化、庸俗化、泡沫化,要么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网络平台的普泛化而导致批评的随意性、琐碎化。这些诗歌批评由于大都被人情、理论或功利绑架,无法如古代诗歌批评理论所强调的“以心会心”,因而总体上呈现一种“空心化”趋向。既然诗歌批评大都“空心”“缺心”,诗人们对诗歌批评的信任与依赖也就缺失,产生霍俊明所说的“公信力的丧失”和“不可避免的危机”[2](pp.58-62)。如何逆转诗歌批评空心化的趋势,挽救诗歌批评?笔者认为,批评者应该做一个“有心”的批评者,重建一种“以心会心”式的诗歌批评。
一、诗歌批评的“空心化”趋向
面对当前的诗歌批评态势,徐敬亚曾痛心疾首地指出:“没有深厚的学术专著,没有正常的批评交锋,没有与创作主体之间的交流——这三个层面的空白,使中国诗歌批评具备了空心人的一切特征。”[3](pp.27-30)确实,近年来,诗歌批评呈现愈益严重的“空心化”趋向,最鲜明的表征有标签的泛滥、强制阐释的盛行和批评功利化商品化的流行。批评者们喜欢贴标签,然后在标签的牵引下对作品进行“强制阐释”,而非“阅读”,而非心与心的碰撞,导致当下的诗歌批评越来越趋向“空心化”,很多批评都成为一些标签的“论证会”,无所谓心与心的碰撞,读者与作者的碰撞。
当下诗歌界标签泛滥是诗歌批评空心化的重要表征。所谓“标签”,是指“将某人或某物定型化或者归人某一类,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独特的个体”[4](p.6),具有类型化、定型化的特点,在认识路径上存在一定局限。汪贻菡指出:“‘标签化’批评正是当下诗歌批评中难以根除的一种异象”[5](p.47),她敏锐地把握住当下诗歌批评的一个重要特征。当下正处于新媒体时代,而新媒体具有求新、求快的本体诉求,标签正好具备新和快的特点,并具有吸引眼球、制造娱乐噱头和新闻话题、提升关注度和点击率等优势,与新媒体一拍即合,因此,新媒体以标签吸引眼球和点击率,各种诗歌标签频繁贴出,善于和惯于贴标签成为新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的重要传播策略。在文学场域中,诗歌批评界的标签化趋向是最为显明的,已经覆盖了专业批评、媒介批评、网络批评,一再掀起“标签热”,各种诗歌标签琳琅满目,让人应接不暇,如“70后”“80后”“中间代”“中生代”等以代际命名的标签;“梨花體”“羊羔体”“乌青体”“啸天体”“秀华体”等以诗人名字或其谐音进行命名的标签;“下半身写作”“新红颜写作”“新归来诗人群”“打工诗歌”“北漂诗人”等以群体的共同特征命名的标签;“女子诗报诗群”“扬子鳄诗群”等,以集聚地或传播载体命名的标签,“两广诗人”“山东诗人”“浙江诗人”“上海诗人”“四川诗人”等,以所在的地域或籍贯命名的标签,各种标签纷至沓来,接踵而至,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命名热、标签热。标签是大都根据一些外在表象和浅表特征而进行概括、命名,以个体特征代替群体,以特殊性代替一般性,不具普遍性和通适性,但诗歌界的标签却被批评者们肆意贴出,如此标签化批评显然是无法走心的,无法有心的参与,无法有心的感悟。其实,这些标签是一些批评者预设的旗帜,一个标签一旦确定下来,便意味着一定的话语权利和势力范围,批评者注重的是外在的“标签”所表征的符号,是标签后的话语权及由此带来的名利,而非心与心交融的审美愉悦。
强制阐释亦是近年来文艺批评界的常态,诗歌批评亦不例外。“强制阐释”是前几年张江指出并引起学界热议的一个话题,他认为:“强制阐释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之一”[6](p.5),事实上,强制阐释也是当下诗歌批评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诗歌批评面对的文本对象是诗,本是最有诗意的目标,因此,诗歌批评本应是批评文类中最有诗意的批评种类,然而,当前的诗歌批评却面目全非,许多批评文章将本来极具诗意的文本套上各种理论进行肢解,结果是毫无诗意,倒成了一堆被“理性”所砍削后的文字骨头。一些论者动辄征用一些文学领域之外的理论强行移植到所论的对象上,喜欢套用女性主义、存在主义、生态主义等各种主义进行阐释,比如,一些论者在评论女诗人的作品时,一看其是女诗人,便挪用“女性主义”的各种理论阐释她,给她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然后到其诗歌中千方百计地寻找女性主义的蛛丝马迹,以验证自己所移植的理论。如阿毛被认为“更多的或许是伍尔夫式的抗争给了她女性主义的暗示”[7](p.160),“阿毛从男女性别的质疑、女性社会身份质疑、爱情婚姻的质疑三个阶段,完成了自我的女性主义诗歌建构”[8](p.216),都是被批评家从女性主义角度做出阐释。事实上,阿毛并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反而一直反复否定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在她看来,自己写作就是了,不必刻意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因此,她从不理念先行地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进行写作,而是一直在绕开女性主义的理论,利用自身作为女性的性别优势和女性经验,展开自身与世界的对话,试图抵达人类、民族的普遍命运的思考。笔者认为,一位批评者动辄喜欢给评论对象贴上各种主义的标签,如评论徐俊国《鹅塘村纪事》时,给其贴上“存在主义”的标签,生搬硬套存在主义对之进行阐释,其实徐俊国跟存在主义没有半点关系;在评简明的诗时,她因为简明曾经是一个军人便给其贴上“英雄主义”的标签,还征用了“战士英雄主义”“文化英雄主义”“现实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各种主义,并生造了“战士哲学”“佛学伦理”等词语,但其实她并不理解这些主义的真正内涵,完全是对文本进行生拉硬拽的肢解式阐释,属于典型的强制阐释,“既不是文本的主旨话语,也不体现作者创造的本来或主要意图”[6](p.6)。同样,雷平阳的诗由于使用“昭通”“云南”等词汇,便被批评者扣上“地方主义写作”“地域性写作”“草根写作”“乡土写作”等理论进行阐释。事实上,雷平阳诗中的地名不过是他诗意展开的一个支点,并无特别的地理含义,换成其他地名同样不会损害诗意。正如雷平阳所说:“我心安处即吾乡。其实,我真正写故事昭通市土城乡的文字并不多,而是有些事件、念头,写作愿望,我只能将其放到‘土城乡’智商才能更好地呈现出来”[9]。 此外,很多批评被严重功利化、商品化。不少批评者的批评立场不坚定,为人情绑架,朋友之间互相吹捧,或是拿红包后沦为吹鼓手;有的批评者则将批评作为职业、作为生计对待,为职称、为科研奖励而做批评,甚至有“明码实价”的收费评论。诗歌批评已经沦为名利场,许多做诗歌批评的批评者对诗歌并没有由衷的热情和感情,只是由于职业需要,被迫从事诗歌批评工作,因此,许多批评者无法抵挡名利的诱惑而失去职业操守和学术道德。网络诗选博客的版主郑正西先生近年来提出“诗坛反腐”,他反驳批判了诗歌批评界的各种腐败现象,对众多批评者甚至著名批评家进行揭露与批评。且不说他的有些言辞与批驳是否完全正确,但其实陈超、徐敬亚、罗振亚、霍俊明、张德明、熊辉、刘波等人对这种现象都曾有过非常尖锐的批判,但诗歌批评生态并未好转,许多评论文章完全是不着边际的吹捧,脱离诗歌文本的真正价值,脱离诗歌事实,甚至有些批评者参加一些作品研讨会,事先根本没有阅读过作品,他们都是“空中飞人”,出入各种研讨会、座谈会、笔会,完全没有时间和精力仔细阅读诗歌文本,于是拿着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套话在每个会议上都改头换面说一通。笔者认识一位所谓的著名诗人兼批评家,他几乎在每个会议上的发言套路都是先朗诵一下被评论诗人的一首诗,接着说说自己的阅读心得及与这位诗人的交往过程,然后时间到了发言完毕,其阅读心得都是一些诗歌基本常识,是无论放在哪个诗歌文本中都可通行的套语。20世纪90年代,冯至曾指出,一些诗评家把神圣的诗歌批评变成了金钱和名利的派生物,而当下,这种情况见怪不怪,正如熊辉指出的:“某些诗歌评论的钱权交易愈演愈烈,很多诗歌评论成了诗人与评论者合谋的名利场。诗人抱着进入文学史的幻想,高薪聘人写评论文章,高价购买版面发文章,投钱举办作品研讨会;而评论者则收获经济利益,还可以发表论文,并借研讨会之名游山玩水,此举岂不双赢之美事?‘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评论者于是只有从‘褒扬’的立场出发说些无关痛痒的废话,诗歌批评成了与诗歌作品惺惺相惜的文字,致使批评失去了独立精神和批判立场。”[10]笔者认识一位批评者,她不过是由于攻读在职研究生班的硕士学位时,将诗歌评论作为硕士论文写作方向,她获得硕士学位并评上副教授后便在博客上公开而明确地标明:本人已获硕士学位和副教授职称,需要我写评论的朋友必须按字数交费,显然这是典型地将诗歌批评功利化、商品化。诗歌批评职业化同样也是将诗歌批评严重地功利化、商品化,赵勇对此进行过深刻的揭露与批判,他认为课题与项目让学院批评已变得越来越学术化,批评因此被削弱了“必要的思想锋芒”,“学者失去了提出重大社会问题的能力”,课题与项目只是进入下一步申报系统的通行证,是接受评估的重要指数,与批评和思想无关。这种学术体制的运作导致“学院批评的柔弱化与空心化”[11](p.14)。这些功利化、商品化的诗歌批评显然是不可能走心的,诗歌批评的“空心化”趋势在所难免。
二、“以心会心”式诗歌批评的呼唤
由于当下的诗歌批评严重“空心化”,缺心、失心,因此笔者呼唤重建古代诗歌鉴赏中那种“以心会心”的诗歌批评。“以心会心”是宋代姜夔提出的,他在《白石道人诗说》中指出:“《三百篇》美刺箴怨皆无迹,当以心会心。”[12](p681)。他提倡的是读者以自己之“心”会诗人作诗之“心”。清人姚文燮亦指出:“读古人书者,必以心心古人,而以身身古人,则古人见也。”[13](p.369)由于读者与古人之间存在时间间距,“身身古人”常常难以做到,但“心心古人”却是可以做到的。这是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中极其强调的一种诗歌鉴赏理论,侧重读者之心与作者之心的交融交流和对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解读者以设身处地的姿态在想象性的情境与心理状态下与作者进行心神交会的沟通与交流,方能体悟出作品中的作者之心,体悟出作品真正的魅力。只有以心会心,才能理解、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对此,清代学者浦起龙曾在《读杜心解》中记叙一段“以心会心”的解读过程:
吾读杜十年,索杜于杜,弗得;索杜于百氏诠释之杜,愈益弗得。既乃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焉。吾还杜以诗,吾還杜之诗以心。[14](p.5)
可见,“索杜于杜”,阅读十年都不得要义;而索杜于别人的诠释,亦不得要义,只有“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心心相印,以心会心,才能解杜诗之奥妙,读懂杜诗之心,可见“以心会心”对于诗歌鉴赏的重要性。
“以心会心”与古典诗学中的“以意逆志”“知音批评论”一脉相承。孟子的“以意逆志”论强调批评者根据作品的具体内容去分析、探求作者的“心事”,而刘勰的“知音批评论”,亦是要批评者知作者心中之音,解作者心中之志。“知音”的典故出自《吕氏春秋·本味》:伯牙鼓琴时,若“志在泰山”,钟子期就能听出伯牙“巍巍乎若泰山”之志;若志在“流水”,钟子期便又能很快听出“汤汤乎若流水”之意。于是后人便称钟子期为“知音”。而“知音”一词首见于《礼记·乐记》:“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这里“知音”都完全是指音乐的鉴赏。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将它用于文学批评上,指文学批评中“文情难鉴”之时的批评共鸣现象,是针对“音实难知”“知实难逢”“文情难鉴”而提出的重要命题。在批评关系的构成中,有批评主体(批评者、读者)、批评对象(作品),知音批评论便注重批评主体通过批评对象探寻作者心中之志,并与作者心灵相通,发生共鸣。其实,“音”是人心的外在表露与传达,《礼记·乐记》中便有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文,谓之音。”可见“音”乃生于人心,是人心中喜怒哀乐之情思的抒发和外露,是人心之动的结果。因此,“知音”的本质其实就是“知心”。对此,《文心雕龙》的注者周振甫也阐释过:“所以知音的含义,不仅仅是对作品的偏爱,还应包括与作家心灵的沟通……知音,就是知文情内里的作者之心。”[15](p.183)可见,“知音批评论”与“以心会心”一脉相承,都是强调读诗者在读诗时要对作品感同身受,需要心与心的直接交流,需要在虚拟性情境进行想象性重构。这种阅读不需要语言的对接,而需要心灵的共鸣和精神的会通。 在当代诗歌批评中,如此重要的批评方法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无人使用,批评者们将诗歌批评作为人情公关、职业升迁、赚取名气、红包和外快的工具,使诗歌批评日益空心化、无心化,悲哉!
三、做一个“以心会心”的批评家
朱大可曾指出:“当下学院批评丧失了内在灵魂,以及内在超越的可能性,继而成为行尸走肉。”[16](p.33)其实,不唯学院批评如此,媒体批评、网络批评都丧失了内在灵魂,趋向了“空心化”。对此,刘波进行批判:“当下我们缺乏真正富有灵魂深度的诗歌批评”,他还呼吁诗歌批评要有灵魂深度:“真正富有灵魂深度的诗歌批评,应该切入到优秀的文本与诗人的内心,去与它们进行交流和对话,以激活那些隐藏在诗歌中具有普适价值的诗意,重新让诗歌走进大众,而不是在为学术而学术的体制下走向绝路。”[17](pp.31-36)他们都犀利而敏锐地指出当下诗歌批评的核心症结。确实,当下诗歌批评丧失了内在灵魂,需要“真正富有灵魂深度的诗歌批评”,那么如何让诗歌批评具有内在灵魂,富有灵魂深度?笔者认为,诗歌批评应该重建“以心会心”的诗歌批评,只有以心会心,才能真正实现读者与作者、解读者与文本的灵魂对接和会通。人皆有是心,心皆有是理,批评者需要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基础上“以意逆志”,以达到与作者以心会心,最后成为知音,解出作者之心和作品之心,探得诗歌奥妙。
然而,以心会心、以心见心亦并非易事。刘勰便曾感叹:“知音其難,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他在此指出“音实难知”和“知实难逢”两大问题。其实,知音难,但并非音不可知。那么具体而言,如何以心会心?
首先,批评者们要将“心”交出来。只有将“心”彻底交出来,完全交给作品,才能与作品、与文本中的诗人之心“交心”。怎样才是“交心”?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放下功利心,为心松绑,松掉人情的束缚,松掉功利目的,松掉红包的诱惑,松掉职称、晋升的压力,只有一种无功利的阅读,才能真正体悟出作品的美与妙。正如鲁迅在讨论知识阶级时所认为的“真正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18](p.190)。同样,真正的批评家是不顾利害,没有功利心的,如果想到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批评家。只有在无功利的状态下,诗歌批评才可能成为一种“再创造”。徐敬亚面对可悲的批评生态,曾重提诗歌批评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读诗?为什么评诗?”他认为:“不感动,对于读诗,是天大的致命”,“我们读诗,仅仅是因为只有诗中才有功利现实所缺少的‘精神意外”是因为诗中有人类惯常思维中所‘没有’和‘不确定’的灵动,是因为诗中有一种使用最少的翅膀而进行最优美飞翔的快感”[3](pp.27-30)。当下很多批评者读诗并不是因为诗中有“精神意外”,有“灵动”,而是各-r-“鬼胎”,抱有各种功利目的,携带如此功利心是无法进入诗歌的,是无法品读出诗歌美与妙的,是无法与诗人之心相遇而愉悦的。此外,批评者还需要松开理论的框束,将心从“理论”的各种“套”中解放出来,轻装上阵,正如叶橹指出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首先不在于他运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框去‘套’作品,而在于他从作品中发掘和发现了什么新鲜的东西。”[19](p.166)只有松掉理论的绑缚,才能不沦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批评方式,而达到叶橹所期待的“智慧个性化”批评。因此,批评者应该将诗歌批评当作一种“洗礼”仪式,进入文本之前放下一切功利心,放下各种理论框架,然后全身心进入作品,“吾之心闷闷然而往”,在品读中与作者之心对话、交流和契通。如此,诗人之心才能“活活然而来”。如此,诗歌批评才是一种“有声音有颜色有灵魂”的再创造,是一种与写诗相近的“智慧活动”。
其次,批评家需要具有责任心和批评的担当。“批评家应当具有责任心和道德感,对社会负责,对读者负责,维护科学的尊严及批评的客观公允”[20](p.137)。而当下的一些批评,“吹捧”“哄炒”以及商业炒作已经比比皆是,所谓的“新术语”“新概念”“你方唱罢我登台,各领风骚四五天”的学术泡沫充斥着批评界,这主要是因为批评家的责任心已经缺席,“文学艺术作品的身价,似乎不再是靠公正而有卓见的评论,而是靠带有浓重的商业气息的‘哄’‘炒’来评价和判定,报刊上还美其名曰‘包装’。在这种时髦的‘包装’思潮下,不仅作家创作中的缺点甚至失败,而且他的创作中优点与成功,都很难为处在一种舒畅平静的心态中的批评家公正到加以评论,从而导致了某些作家思想上忘乎所以的膨胀”[21]。批评的缺席,实质上是批评家责任心的缺席,而诗歌批评如果要达到以心会心的境界,必得先有批评家之责任心,才能使其投入作品中与作者心灵交汇。
同时,批评者要将心放宽,具体而言,是要树立正确的批评态度,拥有宽阔的心怀,避免“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等错误倾向。如果批评者本身对诗歌作品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怎么可能发现作品的好?对此,刘勰曾指出古代的一些例证:
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饿,二主是也;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学不逮文,而信迷伪真者,楼护是而已:酱瓿之议,岂多叹哉![22](p.276)
秦皇汉武,虽然“鉴照洞明”,但由于“贵古贱今”而使他们成不了“知音”;曹植、班固,虽为学者文人,“信伪迷真”,更成不了知音。这些人都受陋习影响,“使自己陷于狭隘偏执之中,不能站在文学道体的层次上、站在文学流源的角度上、站在创作论、作家论、作品论的全局高度给作家及作品一个客观的地位与评价,缺少一个文论家应有的博大精深、宽厚雍容的心怀”[23](p.43)。所以,正确的批评态度对于诗歌批评是颇为重要的。刘勰也指出应将“平理若衡,照辞如镜”作为公正评价作品,中肯地品评得失的一种批评态度。当下的诗歌批评界,“崇己抑人”现象非常严重,很多批评者唯圈子是认,对跟自己有利益关联、同一圈子的诗人便毫无底线地捧、吹,而对非本圈者,尤其是利益有冲突者极尽贬异打击之能事。“贵古贱今”的现象亦非常严重,不少批评者在中国古典诗歌和新诗之间,态度是非常鲜明的,觉得新诗根本就不是诗,完全无法跟古典诗歌相提并论,总认为古诗超过新诗,拿古诗的评判标准来批评新诗,如此偏见和心态,显然是无法读出新诗之妙的。他们携带如此偏见的根深蒂固去阅读新诗,如何以心会心?“信伪迷真”现象同样非常严重,新媒体时代不仅信息海量,且是一个仿真与拟像时代,伪迷情况更多,存在许多霍俊明曾批判过的“仿真批评”[2](pp.58-62),一些批评者缺乏耐心拎出现象背后的本质,而只会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地跟风,不深入探察获取第一手资料,不仔细进行文本细读,却拈住他人文章的片言只语进行想象和发挥,如此批评文章,如何去伪存真,在诗歌的大浪里淘沙? 此外,批评者需要“目瞭心敏”,拥有比较强的鉴别能力。刘勰认为:“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22](p.277),强调了鉴别力的重要性。当下不少批评者缺少鉴别能力,缺乏基本的批评底线和职业道德,面对一些口水诗的拙劣分行,不少批评者也跟着叫好,周啸天的“不蒸馒头争口气”之类的打油诗竟能获得鲁迅文学奖便是最典型的例证。一些犹如日记、流水账记录的分行文字竟然被刊登在《诗刊》《人民文学》等著名刊物上,还获得各种奖项,众多批评家竟然还蜂拥着撰写评论,发表高论,显然所具有的是“零鉴别能力”,缺少“目瞭心敏”的批评家基本素养。批评者没有鉴别能力,推出的都是一些情绪垃圾、流水账记录,被垃圾、分行文字破坏了胃口,即使遇到好作品亦无法品出其好其妙,如何与真正优秀的诗歌文本、诗人以心会心?因此,诗歌批评者需要“目瞭心敏”,拥有叶橹所说的“第三只眼”[24](p.94),对浩瀚的诗歌之海进行去伪存真、披沙拣金的“真批评”,而非粗制滥造无效的批评泡沫。
[参考文献]
[1]白烨.“三分天下”:当代文坛的结构性变化[N].文汇报2009-11-01.
[2]霍俊明.公信力、底线与当下诗歌批评的命运[J].诗刊,2012(6).
[3]徐敬亚.重新做一个批评家[J].星星,2008(2).
[4]朱力.泛标签化扭曲社会认知[J].人民论坛,2012(9).
[5]汪贻菌.全媒时代诗歌批评的“标签化”现象及其反思——从余秀华引发的喧嚣与沉默谈起[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
[6]张江.强制阐释论[J].文学评论,2014(6).
[7]戴荣里.城里城外[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4.
[8]李鲁平.身与心[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9]雷平阳.答安琪十二问[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bff84ca0101mctm.html,2013-08-29/2018-07-04.
[10]熊輝.批评弱化,使诗歌沦为娱乐笑料[N].文汇报,2015-01-28.
[11]赵勇.学院批评的历史间题与现实困境[J].文艺研究,2008(2).
[12]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王琦.李贺诗歌集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14]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5]刘勰.文心雕龙·风骨[M].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6]朱大可.忧郁的批评——关于文学批评的精神分析[J].文艺争鸣,2008(1).
[17]刘波.诗歌批评应该面对灵魂[J].博览群书,2012(3).
[18]鲁迅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9]叶橹.叶橹文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20]周秀萍.文学欣赏与批评[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8.
[21]周兴华.批评家的素质[N].文艺报,1994-09-10.
[22]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第四十八[M].黄叔琳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3]王瑾瑾.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的文学批评鉴赏理论新探[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5).
[24]叶槽.形式与意味[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