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参与意愿与实际行动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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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大学生群体参与高校治理是学生利益的直接表达,是落实学生主体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和要求的重要途径。培养和提高大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是推进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调查问卷发现,尽管当前学生对于参与高校治理具有很强的意愿,但却很少付诸实际行动,因此,如何将积极的参与意愿转化为高效的实际行动,进一步推动高校治理的有效性,对于探究高校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有着较高的学术和现实价值,是值得学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高校治理;大学生群体;发展方向
  一、引言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高等教育的核心便是“为国育人,为党育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要求高等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教育改革中,高校肩负着创新,传承文化,培养人才的重任,其发展尤为重要。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继“211工程”和“985工程”之后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又一项国家战略。总体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1]。
  方案指出,在高校治理中,最重要的一环改革任务就是要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该任务指出,高校要不断完善民主管理和监督机制,扩大有序参与,加强审议和协商,充分发挥职工代表大会,共青团,学生会等民主决策机制的作用,积极探索师生代表参与学校决策的机制。高校治理不仅仅要聚焦在教授治学,更要重视学生治学,落实大学生参与治校。
  二、高校治理背景分析
  “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指明“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构建社会参与机制”等五项改革任务。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共同治理成为当前大学治理的新思路,多元相关利益方的共同互动广泛运用到了现代高校治理中。目前,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师治”上,而忽略了“学治”,即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这是高校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学生参与高校治理,既有需求也有其必要性。从需求角度来看,随着学生民主意识的增强和自治能力的提高,学生要求参与高校内部治理的诉求愈来愈强烈,尤其是与学生自身利益相关的方面。对于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必要方面,刘冬冬和石义秀(2018)认为,学生参与高校治理是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也是促进高校治理的民主改革和现代化改革的要求,从统一治理到多元治理,能有效推动高校从执政和专断过渡到民主协商和协调的“善治”[2]。郭超华(2017)认为,“师治”和“学治”是现代高校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其中,学生参与高校治理是衡量高校治理成熟度的重要标志。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可以有效地发挥学生的管理潜能,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同时限制学校任意权利的无限扩大,并保护作为高等教育消费者的学生的合法权益[3]。
  对于高校发展而言,参与高校治理的意义同样重大。高校改革的目标是完善科学规范的教育治理体系,形成高水平的教育治理能力。大学治理已成为当下高校发展的一个时代特征的展现,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教育善治”的语境下,学生不仅需要发声的渠道,更需要参与学校事务的有效平台,学生作为高校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学校的管理。
  对于学生参与高校治理,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郭俊(2016)选取了6所大学展开问卷调查,发现大部分学生参与学校治理的自我认知不足,参与途径狭窄,参与程度较浅,很少有诉求反馈机制[4];荣振华和管又飞(2017)则从法律角度上分析了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现状,发现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权利在法律中并未有明确表达,从而使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地位较低,参与治理流于形式化[5];其他学者如韩静和朱丽丽(2018)还从高校本身出发,分析了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行为的现状,发现相比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985和211工程学校更愿意支持学生参与大学治理,对于学生参与的程度和效果也会有更高的要求和结果预期[6]。
  三、调查分析结果
  之前的学者尽管已经对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情况进行了研究,但存在以下不足:1.样本数量不足,不少学者的样本数量都不足1000份;2.样本范围局限,有些文章仅局限在某一所大学,或者只局限在某一个区域;3.研究方向单一,仅仅分析了大学生参与治校的行为,而没有从大学生意愿出发,同时对于大学生参与治校行为划分不够明确。因此,本文从将高校治理进一步分类,包括:第一类规制性参与、第二类指导性参与、第三类约定性参与和第四类自发性参与[7],参照了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试问卷和NSSE-China2012调查问卷,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共设23道问题,研究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通过随机发放调研问卷的方式收集一手数据。调查对象选取了中山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等高校,覆盖人文社科专业和自然科学专业学生,涵盖了本科生和研究生,共收集到1241份有效问卷。样本数据具有大一至硕士研究生全覆蓋、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过半的学生均有入党意愿等特征。
  具体来说,高校治理进一步分类,包括:(1)第一类规制性参与:指的是在学校主管部门(学校管理者)直接干预或纠正学生参与的情况下,学生参与者的意愿和能力很难满足学校主管部门的预设要求,但他们始终严格执行特定角色。“教学质量评估”,“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制定校园规范,校园工作简报”是高校治理的典型参与实践。(2)第二类指导性参与:指在学生导师(管理者,老师)以知识,能力或人格魅力吸引学生参与的情况下,参与行为的发展取决于吸引学生参与者跟随并认同导师的知识,能力或人格魅力的程度。指导性参与活动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例如,“学生助理协助处理学院事务”和“教学助理参与教学活动”是比较常见的指导性参与活动。(3)第三类约定性参与:这种治理活动发生在以下情况中:学生组织或同伴团体对学生参与者具有吸引力,而学生参与者的意愿和目标则来自他们对组织规范或群体规则的认可。参加“学生组织”和“双代会”均属于约定性参与活动。(4)第四类自发性参与:这种活动是在学生的内在参与意愿的背景下进行的,参与行为受道德,信仰和权益等内在因素驱动,是学生自发、自主的行为,例如咨询日、校长信箱、十大提案、网上议校、参与校园治理调研等活动。   (一)样本基本特征
  从样本的年级分布来看,大一至硕士均有所覆盖,其中大二较其他年级多,占36%;从学生的生源地来看,各省份均有所覆盖,其中来自广东省、辽宁省、黑龙江省的学生居多;从样本男女比例来看,女生占比较高,占比接近63%;从入党志愿来看,过半的学生均有入党意愿,曾递交入党申请书;从政治面貌来看,大部分的学生都是共青团员,有8%学生是预备党员或党员。
  (二)参与高校治理意愿情况分析
  图5展示了学生参与高校治理意愿分析结果。从参与高校治理的意愿来看,大部分学生对于四类高校治理活动的参与意愿的评分较高,50%以上的学生群体对于所有的治理参与行为都抱有“愿意”甚至“非常愿意”的想法,尤其是对于第二类指导性参与,将近65%的学生有强烈的参与倾向。调查结果说明大部分学生对参与高校治理活动的接受度较高,有积极的参与意愿,并无排除或抗拒心理。这表明,大部分学生群体对于参与高校治理有着积极的参与意愿,这对推进高校有效治理而言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三)参与高校治理行为情况分析
  数据资料显示,大约有55.44%的学生是通过加入学生组织的方式参与治校,大约有52.94%的学生是通过教学质量评估的方式参与治校。图6显示有近25%的学生曾通过填写调研问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新生,表明“填写店铺、饭堂、宿舍调查问卷”是准新社会阶层自发参与高校治理主要的形式。
  从图7来看,从未有过第二类指导性参与和第四类自发性参与行为的学生占比均接近70%,说明大部分学生的治校行为并非是源自道德、信仰、权益等内生因素的驱动,更多是源自学校规定或组织约定等外生因素的驱动,这和参与治理意愿分析结果大相径庭。在第二类指导性参与意愿接近65%的情况下,竟然有70%的学生从未参与过。积极的参与意愿并未能有效转化为实际行为,这便形成了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积极的参与意愿与实际行动的巨大悖论。
  四、总结与建议
  综合调研分析,我们发现当今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实际行动较少,不论是规制性参与,指导性参与,约定性参与还是自发性参与,其参与度都比较低,这也与以前学者研究结论一致。然而,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大学生群体对于参与高校治理有着强烈的意愿,这一行为悖论无疑值得学者关注。
  如何激发学生主体意识,推动其将意愿切实转化为行动?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方面,建立健全学生参与学校治理的机制,以合理、可信赖的制度作为学生参与学校治理的保障,提供学生表达意见的途径。可将一定数量的学生代表吸纳进高校行政管理机构,在学校进行重大行政管理制度制定或开展与学生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活动时,高校的相关管理者应当采用民主协商会、学生座谈会等形式听取学生代表意见,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形成校生沟通的长效机制。在双向互动和沟通中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也有利于学校决策更为科学与合理。
  另一方面,创新学生参与学校治理的思路以丰富多样的渠道,加强各类学生群体公民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打造校园文化品牌。比如开展学术科技文化节推动学校学术治理、教育教学治理项目,举办以爱国爱校为主题的微电影大赛、话剧大赛凝聚学生“向校力”。其中可结合学生职业规划,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其专业优势、择业方向更为吻合的文化活动中。
  高校在落实这两个建议时,可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途径加大宣传力度,畅通学生获取参与学校治理的信息渠道。
  本文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仅仅通过调查发现了学生参与高校治理意愿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差异,但是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出影响这一悖论的因素。因此,探讨影响意愿与行为之间的机制因素,并说明如何将积极的参与意愿转化为高效的实际行动,进一步推动高校治理的有效性,对于探究高校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有着较高的学术和现实价值,是值得学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未来的研究可以着重分析大学生之间的异质性——比如大学生背景特征和职业规划对于其参与高校治理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在探明其影响机制后,提出相应的建议。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N].2015
  [2]刘冬冬,石义秀.主體成熟视角下的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研究[J].高等理科教育,2018(01):60-65.
  [3]郭超华.欧美国家大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进程、依据与路径[J].山东高等教育,2017,5(05):12-17.
  [4]郭俊.我国大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现状——基于6所高校问卷调查的分析[J].武汉纺织大学学报,2016,29(05):58-62.
  [5]荣振华,管又飞.高校治理中大学生参与权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表达[J].复旦教育论坛,2017,15(06):33-39.
  [6]韩静,朱丽丽.基于现代大学治理的学生参与态度与行为预测研究——以天津市二十二所高校学生的调研为例[J].教育观察,2018,7(05):18-19+56.
  [7]何晨玥,张新平.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行动类型、特征与逻辑——源于实证调查的法社会学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8,39(05):89-95.
  责任编辑  陈杰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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