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她曾经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流落香港，孤苦无依；她曾经独自推着一辆小推车，在香港湾仔码头走街串巷卖水饺。20多年后的今天，她传奇般地成为了一个叱咤商界的女强人，拥有几十亿资产的女企业家。
她就是被喻为“水饺皇后”的臧健和，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妹子，一个香港打工仔们心中的偶像。
流落香港
1945年，臧健和出生于青岛市。年轻时，她在青岛一家医院当护士，认识了以援华医学人员的身份来到青岛医院，后来成了她丈夫的一个医生，他是一个泰国的华侨。1974年，丈夫回了泰国，走时说好将来会把臧健和及两个女儿一起接过去。然而，3年后当臧建和辞掉工作，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满心欢喜地赶到泰国与丈夫团聚时，却惊讶地发现丈夫在那边又有了妻室，而且已经生了儿子。
因为泰国的法律是允许一夫多妻的，所以婆家劝她接受现实。可一向独立刚强的臧健和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她需要女人的尊严，而且她也担心两个年幼的女儿，在这样的家庭里会遭受委屈。经过痛苦的思索，她毅然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泰国。她发誓要靠自己的双手，抚养女儿健康成长。
离开了丈夫到哪里去?臧健和首先想到回青岛，可是就这样失魂落魄地回到那个对海外关系还比较敏感的故乡，岂不是加重亲人们的负担?倔犟的她坚决地告诉自己，自己酿的苦果只能由自己来尝，她决定前往香港。
当她带着两个女儿到达香港时，身上只剩下了几百港币和几百元人民币。无奈之下，母女三人先在铜锣湾附近一幢旧楼上找到了一个仅4平方米的小房间，安下身来。生存的压力就像一大片乌云，笼罩着这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小屋。
由于不会讲粤语，她只能从事一些“不用说话，不用交流”的简单的体力劳动。那时，她一天干三份工(她还要给远在山东的母亲寄去一定的生活赞。因为自己的妹妹当时因为“文革”，上山下乡去了)。早上6点半起床，回到家里，往往已是凌晨1点多，她已累得爬不上床了。
但就在生活刚刚有些起色的时候，一个灾难又降临了。一次她在酒楼做杂工时，被人不小心撞倒，经过检查是腰骨裂伤。由于腰伤，三份工作都做不成了。这时香港政府的社会福利部门找到她，表示愿意为她提供公援金。每月的公援金相当于她之前打两份工的工资，臧健和和她的两个女儿可以不再为生计担忧了。但是臧健和拒绝了。臧健和说：“我还年轻，有能力工作却吃救济，我觉得我辜负了自己，孩子也会因是救济家庭而自卑，无法与其他孩子一样成长。”艰辛创业
臧健和有时也觉得，自己这种自强的心态有时候还真为难到了自己。在医院养伤的日子里，坚强的臧健和第一次产生了天塌下来的感觉，她不知道以后一家人该怎么活。她让来探望她的朋友们给她一个建议，朋友开玩笑似的说了一句：“你做的饺子那么好吃，就卖饺子吧。”
朋友的话点醒了藏健和，她决定到离家不远的当时为香港交通枢纽的繁华的“湾仔码头”卖水饺。出院后，臧健和咬了咬牙，只休息了十几天便开始张罗。她也不知从哪儿学来的本事，自己钉了一辆小木头车子，推着就上路了。
从护士到苦工，从苦工到小贩，卖饺子的第一天，她不敢抬头，难堪地推着车子，眼睛始终看着自己的脚尖。从家里到湾仔码头短短20分钟的路程，臧健和却觉得这是她一生中走过的最漫长、最坎坷的道路。同时，她的心中也忐忑不安：香港人能不能接受她的“北京水饺”?
臧健和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忘记她的第一批顾客。当时有几个在“湾仔运动场”打完网球的年轻人，循着热气四溢的香味走了过来。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北京水饺”，想尝一尝。臧健和恭恭敬敬地把水饺端给他们，然后盯着他们的表情。没想到几个年轻人异口同声地说好吃，每个人又都吃了第二碗。第一批顾客的称赞极大地鼓舞了臧健和的信心，也让来到香港后很少笑的她露出了笑容。她对那几个年轻人感念一辈子。
从此，臧健和使足了劲卖水饺。每天五点起身，一直忙到晚上11点钟湾仔码头最后一班渡轮停下来。
从摆摊开始，臧健和就以严谨认真的态度来做事，她按护士的职业习惯来保持食品和器皿的清洁卫生，家中每天都用消毒水、漂白水清洁。她说：“我做的水饺卖给顾客，就要像对我自己的朋友、亲戚那样，让他们吃得卫生、开心，他们才会再回来。”
她非常留心顾客的意见，常常为了实验新的包饺子方法而连夜不休不眠。记得有一次，她发现一位顾客在吃完水饺后，把饺子皮留在了碗里，便忍不住上前追问原因，那个顾客毫不客气地说：“你的饺子皮厚得像棉被一样，让人怎么下得了口!”就是这一句话，让她难受了几天，也忙碌了几天，终于找到了擀出薄而透亮的饺子皮的窍门。于是，她天天在码头上等候那位顾客，最后竟在来往的人群中找到了这位顾客。当他吃了一碗臧健和的新水饺后，忍不住大声说：“好吃!好吃!”
自那以后，臧健和开始仔细地琢磨香港人的口味，包的饺子越来越好吃。她的“北京水饺”很快便在湾仔码头出了名。前来买水饺的人越来越多。这时，有人建议“北京水饺”只是一个泛称，应该给水饺取个名字，于是臧健和在“北京水饺”前面加上四个字：“湾仔码头”。
由于香港政府不发给熟食小贩营业执照，在湾仔码头卖水饺时，臧健和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经常会面临警察的扫荡，轻则罚款100港元，重则没收所有生产工具。这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对于臧健和家的两个小女儿来说，她们虽然都还是很小的孩子，但是有些家庭的责任就已经落在了她们肩上。大女儿每天放学帮妈妈包饺子，小女儿为了防止妈妈被经常抓走，就在湾仔码头的桥上给妈妈站岗放哨。
可是有一次，小女儿因为跑去逗狗，而没有注意到警察的到来。台阶上的小女儿看到妈妈被抓了，小脸吓的铁青，她跌跌绊绊地跑下来，拽住警察的衣角哭着喊道：“叔叔，你放了我妈妈吧，不是妈妈的错，是蓬蓬的错，蓬蓬没有看好你……”四岁的小女儿，平常见了警察吓得就躲，此时为了妈妈，却这样央求警察。看到两个女儿都拽着警察哭成一团，臧健和再也无法平静了，她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下放声大哭。臧健和后来说，她哭，不是觉得命运的不公，而是她更要有决心来拉扯大自己这一对女儿，还要能报答自己的父母。
征服日商
尽管她的顾客常常为了吃上水饺而等上近两个小时，但臧健和毕竟还只是个小贩。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臧健和靠水饺的美味以及真诚的原则抓住了一次重要的机会，实现了从小贩到企业家转变。
1982年的一天，一个日本老板开派对，臧健和的一个朋友带去了臧健和的北京水饺。日本老板12岁的女儿平日吃东西特别挑剔，饭量也特别小，可是在派对上，小姑娘竟一口气吃了20个水饺。头脑精明富有生意眼光的日资百货公司老板一下子看到了商机。 很快，日本老板找到臧健和，要和她合作。第一次见面，日本老板提出要参观一下她的工厂。她直言相告自己没有工厂，只是个无证经营的小贩(朋友因为这个还骂她傻)。这让日本人很失望，甩手而去。然而，日本老板那位女儿对湾仔码头水饺的偏爱却让他无法放弃通过经营这种水饺赚钱。第二天一大早，老板就约见臧健和并提出帮她申请牌照、建立工厂，并且让臧健和的水饺进入他们的百货超市销售。但是，饺子要改个日本名字，且使用他们的包装。
虽然很希望自己的水饺能够进入超市，但是臧健和坚决拒绝了日方的要求，坚持保留“湾仔码头”的牌子。她觉得自己没有资本，只有饺子技术，一旦全部转让，不能保证日本人日后不会踢开她。
日方做出了让步，但是又提出，包装上面不能留地址和电话。臧健和仍然拒绝了，她说她必须随时接受顾客的反馈意见，与顾客交流，以便改进饺子的口味。臧健和一直坚持自己的品牌和权益。日本老板经过再三考虑，还是让步了，没想到，还有更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谈到饺子价格的时候，日本老板问臧健和，多少钱把饺子批发给他们?臧健和说12元5角，所有人都哄堂大笑，因为臧健和的饺子零售价格是11元5角，批发应该比零售便宜，这是商业的普遍规则。臧健和等他们笑完，才说：“我的饺子本来是在马路边上卖的，11元5角一碗，现在放在中高档的超级商场，就需要改变包装重新设计，并且要用心包，整整齐齐排在盒子里。这样算起来，成本就会增加，12元5角，完全合情合理。”日本老板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价格。后来，这位老板对臧健和说：“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以批发价格高于零售价卖货给我的供应商。”
随着日本百货数百家超市的全面铺货，“湾仔码头”水饺在香港很快成为冷冻食品第一品牌。占据了香港100％的新鲜水饺市场和30％强的冷冻饺子市场。
跨国合作
1985年，经过几年小贩生涯的积累以及和日本商家的几轮谈判后，臧健和终于开了第一间水饺工厂，并且让水饺打入香港的日资百货超市。随着规模的扩大，她又相继开办了三家水饺厂。1996年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夕，臧健和斥巨资建造了一座1200平方米符合国际标准的现代化厂房，这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是一件壮举。这个举动也使“湾仔码头”实现了质的飞跃。
1996年，已经在香港小有名气的臧健和接到了无数公司的合作邀请，特别是美国Pillsbury食品公司三番两次地邀请她到美国去考察。臧健和到美国后，看着美国食品公司先进的设备和有条不紊的管理，还没有离开人家的工厂就答应和他们合作了。
1997年，臧健和与美国Pillsbury食品公司正式合资。如果说和日资百货的合作使“湾仔码头”由小贩变成小工厂的话，那么，与该食品公司的合作则使“湾仔码头”水饺的生产完成了向现代化工厂的突破性转折。从此，“湾仔码头”正式迈入了国际化大公司的行列。
之后，她先后在上海建立生产基地、改扩建广州生产基地……随着几大生产基地的建成，如今，“湾仔码头”已经占据了国内华南冷冻食品市场的半壁江山。并对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出口。“湾仔码头”终于走向了世界。
臧健和的创业之路，有三个地方被商界誉为传奇：一是从女性小摊贩迅速成长为知名企业家。二是在没有花一分钱推广费的情况下，产品就被大量顾客熟知。三是在没有销售部的情况下把产品铺遍了香港的大街小巷。2000年4月9目，臧健和在威尼斯获得“世界杰出专业女企业家”大奖。她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女英才们的盛赞。(编辑／魏敏)
她就是被喻为“水饺皇后”的臧健和，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妹子，一个香港打工仔们心中的偶像。
流落香港
1945年，臧健和出生于青岛市。年轻时，她在青岛一家医院当护士，认识了以援华医学人员的身份来到青岛医院，后来成了她丈夫的一个医生，他是一个泰国的华侨。1974年，丈夫回了泰国，走时说好将来会把臧健和及两个女儿一起接过去。然而，3年后当臧建和辞掉工作，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满心欢喜地赶到泰国与丈夫团聚时，却惊讶地发现丈夫在那边又有了妻室，而且已经生了儿子。
因为泰国的法律是允许一夫多妻的，所以婆家劝她接受现实。可一向独立刚强的臧健和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她需要女人的尊严，而且她也担心两个年幼的女儿，在这样的家庭里会遭受委屈。经过痛苦的思索，她毅然带着两个女儿离开了泰国。她发誓要靠自己的双手，抚养女儿健康成长。
离开了丈夫到哪里去?臧健和首先想到回青岛，可是就这样失魂落魄地回到那个对海外关系还比较敏感的故乡，岂不是加重亲人们的负担?倔犟的她坚决地告诉自己，自己酿的苦果只能由自己来尝，她决定前往香港。
当她带着两个女儿到达香港时，身上只剩下了几百港币和几百元人民币。无奈之下，母女三人先在铜锣湾附近一幢旧楼上找到了一个仅4平方米的小房间，安下身来。生存的压力就像一大片乌云，笼罩着这个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小屋。
由于不会讲粤语，她只能从事一些“不用说话，不用交流”的简单的体力劳动。那时，她一天干三份工(她还要给远在山东的母亲寄去一定的生活赞。因为自己的妹妹当时因为“文革”，上山下乡去了)。早上6点半起床，回到家里，往往已是凌晨1点多，她已累得爬不上床了。
但就在生活刚刚有些起色的时候，一个灾难又降临了。一次她在酒楼做杂工时，被人不小心撞倒，经过检查是腰骨裂伤。由于腰伤，三份工作都做不成了。这时香港政府的社会福利部门找到她，表示愿意为她提供公援金。每月的公援金相当于她之前打两份工的工资，臧健和和她的两个女儿可以不再为生计担忧了。但是臧健和拒绝了。臧健和说：“我还年轻，有能力工作却吃救济，我觉得我辜负了自己，孩子也会因是救济家庭而自卑，无法与其他孩子一样成长。”艰辛创业
臧健和有时也觉得，自己这种自强的心态有时候还真为难到了自己。在医院养伤的日子里，坚强的臧健和第一次产生了天塌下来的感觉，她不知道以后一家人该怎么活。她让来探望她的朋友们给她一个建议，朋友开玩笑似的说了一句：“你做的饺子那么好吃，就卖饺子吧。”
朋友的话点醒了藏健和，她决定到离家不远的当时为香港交通枢纽的繁华的“湾仔码头”卖水饺。出院后，臧健和咬了咬牙，只休息了十几天便开始张罗。她也不知从哪儿学来的本事，自己钉了一辆小木头车子，推着就上路了。
从护士到苦工，从苦工到小贩，卖饺子的第一天，她不敢抬头，难堪地推着车子，眼睛始终看着自己的脚尖。从家里到湾仔码头短短20分钟的路程，臧健和却觉得这是她一生中走过的最漫长、最坎坷的道路。同时，她的心中也忐忑不安：香港人能不能接受她的“北京水饺”?
臧健和一直到今天也没有忘记她的第一批顾客。当时有几个在“湾仔运动场”打完网球的年轻人，循着热气四溢的香味走了过来。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北京水饺”，想尝一尝。臧健和恭恭敬敬地把水饺端给他们，然后盯着他们的表情。没想到几个年轻人异口同声地说好吃，每个人又都吃了第二碗。第一批顾客的称赞极大地鼓舞了臧健和的信心，也让来到香港后很少笑的她露出了笑容。她对那几个年轻人感念一辈子。
从此，臧健和使足了劲卖水饺。每天五点起身，一直忙到晚上11点钟湾仔码头最后一班渡轮停下来。
从摆摊开始，臧健和就以严谨认真的态度来做事，她按护士的职业习惯来保持食品和器皿的清洁卫生，家中每天都用消毒水、漂白水清洁。她说：“我做的水饺卖给顾客，就要像对我自己的朋友、亲戚那样，让他们吃得卫生、开心，他们才会再回来。”
她非常留心顾客的意见，常常为了实验新的包饺子方法而连夜不休不眠。记得有一次，她发现一位顾客在吃完水饺后，把饺子皮留在了碗里，便忍不住上前追问原因，那个顾客毫不客气地说：“你的饺子皮厚得像棉被一样，让人怎么下得了口!”就是这一句话，让她难受了几天，也忙碌了几天，终于找到了擀出薄而透亮的饺子皮的窍门。于是，她天天在码头上等候那位顾客，最后竟在来往的人群中找到了这位顾客。当他吃了一碗臧健和的新水饺后，忍不住大声说：“好吃!好吃!”
自那以后，臧健和开始仔细地琢磨香港人的口味，包的饺子越来越好吃。她的“北京水饺”很快便在湾仔码头出了名。前来买水饺的人越来越多。这时，有人建议“北京水饺”只是一个泛称，应该给水饺取个名字，于是臧健和在“北京水饺”前面加上四个字：“湾仔码头”。
由于香港政府不发给熟食小贩营业执照，在湾仔码头卖水饺时，臧健和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经常会面临警察的扫荡，轻则罚款100港元，重则没收所有生产工具。这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对于臧健和家的两个小女儿来说，她们虽然都还是很小的孩子，但是有些家庭的责任就已经落在了她们肩上。大女儿每天放学帮妈妈包饺子，小女儿为了防止妈妈被经常抓走，就在湾仔码头的桥上给妈妈站岗放哨。
可是有一次，小女儿因为跑去逗狗，而没有注意到警察的到来。台阶上的小女儿看到妈妈被抓了，小脸吓的铁青，她跌跌绊绊地跑下来，拽住警察的衣角哭着喊道：“叔叔，你放了我妈妈吧，不是妈妈的错，是蓬蓬的错，蓬蓬没有看好你……”四岁的小女儿，平常见了警察吓得就躲，此时为了妈妈，却这样央求警察。看到两个女儿都拽着警察哭成一团，臧健和再也无法平静了，她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下放声大哭。臧健和后来说，她哭，不是觉得命运的不公，而是她更要有决心来拉扯大自己这一对女儿，还要能报答自己的父母。
征服日商
尽管她的顾客常常为了吃上水饺而等上近两个小时，但臧健和毕竟还只是个小贩。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臧健和靠水饺的美味以及真诚的原则抓住了一次重要的机会，实现了从小贩到企业家转变。
1982年的一天，一个日本老板开派对，臧健和的一个朋友带去了臧健和的北京水饺。日本老板12岁的女儿平日吃东西特别挑剔，饭量也特别小，可是在派对上，小姑娘竟一口气吃了20个水饺。头脑精明富有生意眼光的日资百货公司老板一下子看到了商机。 很快，日本老板找到臧健和，要和她合作。第一次见面，日本老板提出要参观一下她的工厂。她直言相告自己没有工厂，只是个无证经营的小贩(朋友因为这个还骂她傻)。这让日本人很失望，甩手而去。然而，日本老板那位女儿对湾仔码头水饺的偏爱却让他无法放弃通过经营这种水饺赚钱。第二天一大早，老板就约见臧健和并提出帮她申请牌照、建立工厂，并且让臧健和的水饺进入他们的百货超市销售。但是，饺子要改个日本名字，且使用他们的包装。
虽然很希望自己的水饺能够进入超市，但是臧健和坚决拒绝了日方的要求，坚持保留“湾仔码头”的牌子。她觉得自己没有资本，只有饺子技术，一旦全部转让，不能保证日本人日后不会踢开她。
日方做出了让步，但是又提出，包装上面不能留地址和电话。臧健和仍然拒绝了，她说她必须随时接受顾客的反馈意见，与顾客交流，以便改进饺子的口味。臧健和一直坚持自己的品牌和权益。日本老板经过再三考虑，还是让步了，没想到，还有更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谈到饺子价格的时候，日本老板问臧健和，多少钱把饺子批发给他们?臧健和说12元5角，所有人都哄堂大笑，因为臧健和的饺子零售价格是11元5角，批发应该比零售便宜，这是商业的普遍规则。臧健和等他们笑完，才说：“我的饺子本来是在马路边上卖的，11元5角一碗，现在放在中高档的超级商场，就需要改变包装重新设计，并且要用心包，整整齐齐排在盒子里。这样算起来，成本就会增加，12元5角，完全合情合理。”日本老板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价格。后来，这位老板对臧健和说：“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以批发价格高于零售价卖货给我的供应商。”
随着日本百货数百家超市的全面铺货，“湾仔码头”水饺在香港很快成为冷冻食品第一品牌。占据了香港100％的新鲜水饺市场和30％强的冷冻饺子市场。
跨国合作
1985年，经过几年小贩生涯的积累以及和日本商家的几轮谈判后，臧健和终于开了第一间水饺工厂，并且让水饺打入香港的日资百货超市。随着规模的扩大，她又相继开办了三家水饺厂。1996年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夕，臧健和斥巨资建造了一座1200平方米符合国际标准的现代化厂房，这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是一件壮举。这个举动也使“湾仔码头”实现了质的飞跃。
1996年，已经在香港小有名气的臧健和接到了无数公司的合作邀请，特别是美国Pillsbury食品公司三番两次地邀请她到美国去考察。臧健和到美国后，看着美国食品公司先进的设备和有条不紊的管理，还没有离开人家的工厂就答应和他们合作了。
1997年，臧健和与美国Pillsbury食品公司正式合资。如果说和日资百货的合作使“湾仔码头”由小贩变成小工厂的话，那么，与该食品公司的合作则使“湾仔码头”水饺的生产完成了向现代化工厂的突破性转折。从此，“湾仔码头”正式迈入了国际化大公司的行列。
之后，她先后在上海建立生产基地、改扩建广州生产基地……随着几大生产基地的建成，如今，“湾仔码头”已经占据了国内华南冷冻食品市场的半壁江山。并对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出口。“湾仔码头”终于走向了世界。
臧健和的创业之路，有三个地方被商界誉为传奇：一是从女性小摊贩迅速成长为知名企业家。二是在没有花一分钱推广费的情况下，产品就被大量顾客熟知。三是在没有销售部的情况下把产品铺遍了香港的大街小巷。2000年4月9目，臧健和在威尼斯获得“世界杰出专业女企业家”大奖。她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女英才们的盛赞。(编辑／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