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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面临语言文化多样性的机遇与挑战，多语种翻译问题日趋明显。基于翻译学理论，结合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战略，研究力图提出解决多语种翻译问题的对策，为“一带一路”建设和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提供可行性的建议。
[关 键 词] 上海合作组织;多语种翻译;“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0）49-0204-03
一、引言
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在中国境内成立、以中国城市命名、总部设在中国境内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已经发展了近20年的历程。其源于1996年成立的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加强边境地区信任和裁军的谈判进程的组织。在2015 年7月，上海合作组织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乌法宣言》，支持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由此明确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协同担负起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任。随着合作领域的扩大和加深，以及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包括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之间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就要面对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多语种、多语境的现实情况，也就伴随着多语种翻译问题的产生以及原因的深度分析和可行性对策的提出。
二、多语种翻译问题及产生的原因
由于地理和国别的原因，多语种翻译在多语种活动中更加趋向于原语。当然，在翻译过程和结果中，目的语对翻译的标准、动机、策略等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多语种翻译带来了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跨语言问题。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多语言存在的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同样也面临严峻的多语种翻译问题。
（一）上海合作组织相关的翻译政策尚不完善
语言政策是人类社会群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根据对某种或者某些语言所采取的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措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表现为区域内对多元化语境、多语种翻译存在的语言规划。很显然，语言政策是重要的一环，特别是在具有不同种族、文化、宗教的国家中，显得尤为重要。[1]实际上政府、社会组织和学术部门对语言生活进行了干预、管理和规划，其中就包括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具體的实施内容。翻译政策是语言政策及语言规划中的重要内容，是一套法律法规，用于规范在教育、法律事务、政治机构、行政、媒体等公共领域的翻译活动。[2]此外，翻译规划对翻译政策的落地实施起到了关键作用，翻译规划加强了国家外语能力建设在战略导向、能力需求、资源种类和资源质量四个方面的战略转型任务[3]，并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上海合作组织建设。
在2005 年，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季羡林在接受采访时就强调过翻译政策的重要性，希望能引起各方的重视：其实翻译规划、翻译政策、翻译教育、翻译队伍建设、翻译市场管理等，该做的工作还有很多。[4]就我国国内的翻译政策问题而言，目前应在词汇标准化、证照问题、经典翻译、翻译理论与实务的交流沟通四个方面加强规范。[5]而在上海合作组织多语言翻译、多语境交流中，没有明确的关于某项翻译政策的官方文件或者声明，但是可以在其他的官方文件或者政府领导人的讲话中发现隐形的翻译政策的体现，往往是基于外交政策和文化政策，在不同的文本翻译中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手段进行表现。
政策的制定是一个长期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变化的过程，翻译政策也是如此。从宏观层面来看，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各国政治条件和意识形态都有所不同，就会对多语境下的翻译行为及译本有不同的理解。受目标语国家政治环境的制约和文化因素的影响，统治阶级在现阶段也会有不同的翻译政策走向，这就难以在短时期内形成一个各国都能接受的多语种翻译政策。从微观层面来看，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各国都会根据以往的语言政策制定出利于自身发展的翻译具体事项，例如本国的翻译人才培养、翻译服务规范指南、翻译市场准入机制等。
（二）上海合作组织多语种语言服务的缺位
根据2014年《中国翻译服务业分析报告》所指出的，所有从事多语言转换及关联服务的机构，既包括面向市场的翻译和本地化服务企业，又包括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内部的翻译和外事部门;既包括出版和影视翻译等文化产业的内容，又包括翻译辅助工具和翻译研发等信息技术产业的内容;既包括人才培养方，又包括人才使用方。目前，以英语为主体的外语语言服务的实际情况来看，从翻译服务的角度出发，其他通用语的翻译服务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战略中发挥的作用较小，定位也比较模糊，与多语言翻译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不相适应，尤其是多语种语言服务的规划和研究。多语翻译在商业活动、经贸往来、司法合作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语言价值。以国际商务交流合作为例，成员国间会出现各种经济和法律纠纷，需要从专业的角度考虑句式、语法和词汇的规范性和一致性，才能保证国际商务交流合作各方减少摩擦，顺利进行对等经贸。在多语情境下，官方语言或者是通用语成为区域主流语言，也自然会成为所在区域的文本语言，如合同、法律文本等。这就决定了包括多语写作和翻译在内的相关语言服务如果缺位的话，不但会弱化翻译的多语言方式，降低通用语的地位，而且会在翻译互动中影响跨文化交流。也会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国际会议、经贸谈判、旅游市场拓展等重要场合和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语种语言服务的缺位，尤其在语言翻译服务方面，显然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不相匹配。产生语言服务缺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尚难形成一个有共识的、照顾到多边利益的语言服务体系，涉及目前各国合作的不同专业领域：投资、海关、金融、税收、交通、能源、农业、科技、电信、环保、卫生、教育等，很难有一个统一语言使用标准的翻译服务规范。其次，还没有建成开放性的翻译语料库系统，建设语料库的目的是规范语言的使用，尤其是在具有多元文化特质基础上的多语种环境。在专业数据库、术语库和术语知识库等方面还未有具体措施。最后，还没有成规模的跨境翻译服务企业承接起提供多语言服务平台的能力，语言服务产业的发展良莠不齐，严重影响语言服务业的健康发展[6]。缺乏技术规范和技术积累，在线语言服务平台规模较为有限，后期的技术研发能力不足。
（三）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多语种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尚不完善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语言情况非常复杂，属于典型的多语种共同使用的多语环境。仅仅官方用语就多达21种，还有很多区域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目前培养多语种翻译人才的工作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多语种人才较为匮乏，高校开设的语种较少，唯英语论调一直占据主要地位。英语作为强势语言，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内对其他语言翻译人才的培养空间挤压严重，其他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情况也基本类似。以我国为例，英语在我国从小学至高中阶段，特别是中学阶段，几乎全部的学校选择英语作为其主要或唯一的外语必修课，而所有的大学都开设有英语专业课程。根据2019年英语专业学校排名，我国开设英语专业的高校已达900多所，在校生50多万人，已成为我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大专业，也由此弱化了其他语言人才的培养。语言和翻译专业布局不合理，在我国有138所高校开设了俄语专业，在地理位置上遍布了全国的主要高等教育地区。而其他上海合作组织的通用语开设就非常有限，不管是从专用布局，还是从地理分布上都显得较为薄弱。可以看出，官方语种翻译人才培养严重不足，且多数布局在发达地区。另外，缺乏地方特色，课程设置同质化现象严重。这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的办学定位不相符，也很难办出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特色的翻译专业人才。
跨区域、跨文化的多语种翻译人才培养合作机构尚不完整。以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建立为例，从最初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07 年8月16日的比什凯克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峰会上提出，到2008 年10月提交上海合作组织成員国教育部长会议审议通过，再到2012年10月11日召开的比什凯克第四次上海合作组织教育部长会议，历时五年时间，确定了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7个优先合作方向和各成员国各方项目共建院校有75所。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语言理解偏差的问题，导致项目建设的延后，以及未将培养跨文化的专业翻译人才提上日程。另外，各国参与院校在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之前，大多以发展与英语国家的教育合作为主要方向，所在国的学生也都倾向于去英语国家学习和交流，去其他国家的学习意愿不强，也由此导致了后续翻译人才培养储备的问题。导致了“一带一路”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建设所需多语种翻译人才落实不到位，极大地影响了高校多语种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
高校多语种翻译人才培养不足，发展不平衡，专业布局不均，课程设置同质化等问题较为严重。目前各成员国部分项目院校之间已签署了教育合作协议，并启动了学生互派工作。但由于各成员国教育水平发展极不平衡，由此导致了派出或接收学生数量和质量不平衡的现象。专业的翻译人才培养的成败事关“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更是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的因素之一。伴随着“一带一路”、中国文化走出去、人才强国等的实施，对语言服务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大，亟须培养一支跨语言、跨文化、跨领域，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翻译人才队伍。[7]翻译人才培养资源分布不均衡，由于各个高校在发展定位、未来规划、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各有侧重，导致了成员国间在翻译人才培养和师资建设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三、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多语种翻译的对策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和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建设者，应对语言政策和多语种翻译做好充足的准备和严谨的规划，将相互依存的权力观、治理观、共同利益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作为建设共同体的基础，倡导多语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针对在多语翻译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多项可行性的建议。
1.应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通用语战略研究，尤其是汉语和俄语的双向翻译研究，调查各类通用语使用现状、分布、活力状况等情况，再拓宽至成员国其他官方用语和通用语，还要注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做好文化翻译工作。
2.要明确语言战略，将以汉语为主的双向、多向翻译政策制定好、规划好，构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多元文化语言协调机制。应用在基础文本、工作文件、谈判文书、国际会议等场合，确保在关键研究领域、重大基建工程、重要研究项目的支配作用，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3.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各国参与经济建设的侧重点不同，因此翻译重点、翻译特色也相应不同，既要注重全面多语言翻译体系的建立，又要注重相关语言服务能力的提升。建立建成开放性的翻译语料库系统，加强多语种翻译服务规范的同时，鼓励语言服务企业的快速发展和跨境发展，做好技术规范，包括机器翻译技术与工具，以及在线语言服务平台建设，符合“互联网+”背景下语言服务新需求。
4.把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孔子学院的作用发挥好、稳固好，建立健全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做好深度翻译培养人才的工作。结合多语种翻译的发展趋势和翻译专业人才的需求现状，加强多语种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工作的整体规划和布局，培养出在金融、法律、经贸、物流、能源、文秘、交通、旅游、会展等方面具有相关产业专业知识与翻译职业素养、能够胜任为“一带一路”和上海合作组织发展重任的应用型翻译人才。
四、结语
语言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上海合作组织互联互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多元文化下的多语种翻译是推进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多边合作的现实需求，既符合相互关系准则，又是语言服务、信息传播和语言安全合作的基础。结合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战略，提出解决多语种翻译问题的对策，进行全方位调研并制订出具有可行性的多语种翻译政策;构建多元文化语言协调机制;完善语言服务和翻译人才培养体系，携手成员国打造多语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1]董天美.中亚国家语言政策的选择及评价[J].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5）：109-122，157-158.
[2]Y. Gambier，L . van Doorslaer.Translation policy：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Vol. 2.[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1：163，168.
[3]沈骑，曹新宇.全球治理视域下中国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范式转型[J].外语界，2019（6）：45-52.
[4]李景端.听季羡林先生谈翻译[N].光明日报，2005-2-22.
[5]张秀珍.国家的翻译政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162-167.
[6]刘浩.我国语言服务业的市场结构、发展趋势与路径[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6（5）：45-49，134-135.
[7]杨学义，刘雪卉.文化“走出去”战略下的高端翻译人才培养思考[J].对外传播，2017（3）：52-54.
◎编辑 鲁翠红
[关 键 词] 上海合作组织;多语种翻译;“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0）49-0204-03
一、引言
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在中国境内成立、以中国城市命名、总部设在中国境内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已经发展了近20年的历程。其源于1996年成立的上海五国会晤机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加强边境地区信任和裁军的谈判进程的组织。在2015 年7月，上海合作组织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乌法宣言》，支持关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由此明确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协同担负起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任。随着合作领域的扩大和加深，以及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包括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之间的交流合作日益频繁，就要面对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多语种、多语境的现实情况，也就伴随着多语种翻译问题的产生以及原因的深度分析和可行性对策的提出。
二、多语种翻译问题及产生的原因
由于地理和国别的原因，多语种翻译在多语种活动中更加趋向于原语。当然，在翻译过程和结果中，目的语对翻译的标准、动机、策略等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多语种翻译带来了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跨语言问题。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多语言存在的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同样也面临严峻的多语种翻译问题。
（一）上海合作组织相关的翻译政策尚不完善
语言政策是人类社会群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根据对某种或者某些语言所采取的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措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表现为区域内对多元化语境、多语种翻译存在的语言规划。很显然，语言政策是重要的一环，特别是在具有不同种族、文化、宗教的国家中，显得尤为重要。[1]实际上政府、社会组织和学术部门对语言生活进行了干预、管理和规划，其中就包括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具體的实施内容。翻译政策是语言政策及语言规划中的重要内容，是一套法律法规，用于规范在教育、法律事务、政治机构、行政、媒体等公共领域的翻译活动。[2]此外，翻译规划对翻译政策的落地实施起到了关键作用，翻译规划加强了国家外语能力建设在战略导向、能力需求、资源种类和资源质量四个方面的战略转型任务[3]，并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上海合作组织建设。
在2005 年，中国翻译协会名誉会长季羡林在接受采访时就强调过翻译政策的重要性，希望能引起各方的重视：其实翻译规划、翻译政策、翻译教育、翻译队伍建设、翻译市场管理等，该做的工作还有很多。[4]就我国国内的翻译政策问题而言，目前应在词汇标准化、证照问题、经典翻译、翻译理论与实务的交流沟通四个方面加强规范。[5]而在上海合作组织多语言翻译、多语境交流中，没有明确的关于某项翻译政策的官方文件或者声明，但是可以在其他的官方文件或者政府领导人的讲话中发现隐形的翻译政策的体现，往往是基于外交政策和文化政策，在不同的文本翻译中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手段进行表现。
政策的制定是一个长期的、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变化的过程，翻译政策也是如此。从宏观层面来看，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各国政治条件和意识形态都有所不同，就会对多语境下的翻译行为及译本有不同的理解。受目标语国家政治环境的制约和文化因素的影响，统治阶级在现阶段也会有不同的翻译政策走向，这就难以在短时期内形成一个各国都能接受的多语种翻译政策。从微观层面来看，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各国都会根据以往的语言政策制定出利于自身发展的翻译具体事项，例如本国的翻译人才培养、翻译服务规范指南、翻译市场准入机制等。
（二）上海合作组织多语种语言服务的缺位
根据2014年《中国翻译服务业分析报告》所指出的，所有从事多语言转换及关联服务的机构，既包括面向市场的翻译和本地化服务企业，又包括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内部的翻译和外事部门;既包括出版和影视翻译等文化产业的内容，又包括翻译辅助工具和翻译研发等信息技术产业的内容;既包括人才培养方，又包括人才使用方。目前，以英语为主体的外语语言服务的实际情况来看，从翻译服务的角度出发，其他通用语的翻译服务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战略中发挥的作用较小，定位也比较模糊，与多语言翻译服务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不相适应，尤其是多语种语言服务的规划和研究。多语翻译在商业活动、经贸往来、司法合作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语言价值。以国际商务交流合作为例，成员国间会出现各种经济和法律纠纷，需要从专业的角度考虑句式、语法和词汇的规范性和一致性，才能保证国际商务交流合作各方减少摩擦，顺利进行对等经贸。在多语情境下，官方语言或者是通用语成为区域主流语言，也自然会成为所在区域的文本语言，如合同、法律文本等。这就决定了包括多语写作和翻译在内的相关语言服务如果缺位的话，不但会弱化翻译的多语言方式，降低通用语的地位，而且会在翻译互动中影响跨文化交流。也会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国际会议、经贸谈判、旅游市场拓展等重要场合和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语种语言服务的缺位，尤其在语言翻译服务方面，显然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不相匹配。产生语言服务缺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尚难形成一个有共识的、照顾到多边利益的语言服务体系，涉及目前各国合作的不同专业领域：投资、海关、金融、税收、交通、能源、农业、科技、电信、环保、卫生、教育等，很难有一个统一语言使用标准的翻译服务规范。其次，还没有建成开放性的翻译语料库系统，建设语料库的目的是规范语言的使用，尤其是在具有多元文化特质基础上的多语种环境。在专业数据库、术语库和术语知识库等方面还未有具体措施。最后，还没有成规模的跨境翻译服务企业承接起提供多语言服务平台的能力，语言服务产业的发展良莠不齐，严重影响语言服务业的健康发展[6]。缺乏技术规范和技术积累，在线语言服务平台规模较为有限，后期的技术研发能力不足。
（三）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多语种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尚不完善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语言情况非常复杂，属于典型的多语种共同使用的多语环境。仅仅官方用语就多达21种，还有很多区域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目前培养多语种翻译人才的工作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多语种人才较为匮乏，高校开设的语种较少，唯英语论调一直占据主要地位。英语作为强势语言，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内对其他语言翻译人才的培养空间挤压严重，其他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情况也基本类似。以我国为例，英语在我国从小学至高中阶段，特别是中学阶段，几乎全部的学校选择英语作为其主要或唯一的外语必修课，而所有的大学都开设有英语专业课程。根据2019年英语专业学校排名，我国开设英语专业的高校已达900多所，在校生50多万人，已成为我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大专业，也由此弱化了其他语言人才的培养。语言和翻译专业布局不合理，在我国有138所高校开设了俄语专业，在地理位置上遍布了全国的主要高等教育地区。而其他上海合作组织的通用语开设就非常有限，不管是从专用布局，还是从地理分布上都显得较为薄弱。可以看出，官方语种翻译人才培养严重不足，且多数布局在发达地区。另外，缺乏地方特色，课程设置同质化现象严重。这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的办学定位不相符，也很难办出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特色的翻译专业人才。
跨区域、跨文化的多语种翻译人才培养合作机构尚不完整。以上海合作组织大学建立为例，从最初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07 年8月16日的比什凯克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峰会上提出，到2008 年10月提交上海合作组织成員国教育部长会议审议通过，再到2012年10月11日召开的比什凯克第四次上海合作组织教育部长会议，历时五年时间，确定了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的7个优先合作方向和各成员国各方项目共建院校有75所。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语言理解偏差的问题，导致项目建设的延后，以及未将培养跨文化的专业翻译人才提上日程。另外，各国参与院校在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之前，大多以发展与英语国家的教育合作为主要方向，所在国的学生也都倾向于去英语国家学习和交流，去其他国家的学习意愿不强，也由此导致了后续翻译人才培养储备的问题。导致了“一带一路”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建设所需多语种翻译人才落实不到位，极大地影响了高校多语种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
高校多语种翻译人才培养不足，发展不平衡，专业布局不均，课程设置同质化等问题较为严重。目前各成员国部分项目院校之间已签署了教育合作协议，并启动了学生互派工作。但由于各成员国教育水平发展极不平衡，由此导致了派出或接收学生数量和质量不平衡的现象。专业的翻译人才培养的成败事关“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更是影响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的因素之一。伴随着“一带一路”、中国文化走出去、人才强国等的实施，对语言服务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大，亟须培养一支跨语言、跨文化、跨领域，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翻译人才队伍。[7]翻译人才培养资源分布不均衡，由于各个高校在发展定位、未来规划、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各有侧重，导致了成员国间在翻译人才培养和师资建设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三、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多语种翻译的对策
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和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建设者，应对语言政策和多语种翻译做好充足的准备和严谨的规划，将相互依存的权力观、治理观、共同利益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作为建设共同体的基础，倡导多语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针对在多语翻译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多项可行性的建议。
1.应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通用语战略研究，尤其是汉语和俄语的双向翻译研究，调查各类通用语使用现状、分布、活力状况等情况，再拓宽至成员国其他官方用语和通用语，还要注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做好文化翻译工作。
2.要明确语言战略，将以汉语为主的双向、多向翻译政策制定好、规划好，构建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多元文化语言协调机制。应用在基础文本、工作文件、谈判文书、国际会议等场合，确保在关键研究领域、重大基建工程、重要研究项目的支配作用，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3.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各国参与经济建设的侧重点不同，因此翻译重点、翻译特色也相应不同，既要注重全面多语言翻译体系的建立，又要注重相关语言服务能力的提升。建立建成开放性的翻译语料库系统，加强多语种翻译服务规范的同时，鼓励语言服务企业的快速发展和跨境发展，做好技术规范，包括机器翻译技术与工具，以及在线语言服务平台建设，符合“互联网+”背景下语言服务新需求。
4.把上海合作组织大学、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孔子学院的作用发挥好、稳固好，建立健全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做好深度翻译培养人才的工作。结合多语种翻译的发展趋势和翻译专业人才的需求现状，加强多语种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工作的整体规划和布局，培养出在金融、法律、经贸、物流、能源、文秘、交通、旅游、会展等方面具有相关产业专业知识与翻译职业素养、能够胜任为“一带一路”和上海合作组织发展重任的应用型翻译人才。
四、结语
语言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上海合作组织互联互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多元文化下的多语种翻译是推进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多边合作的现实需求，既符合相互关系准则，又是语言服务、信息传播和语言安全合作的基础。结合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战略，提出解决多语种翻译问题的对策，进行全方位调研并制订出具有可行性的多语种翻译政策;构建多元文化语言协调机制;完善语言服务和翻译人才培养体系，携手成员国打造多语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1]董天美.中亚国家语言政策的选择及评价[J].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5）：109-122，157-158.
[2]Y. Gambier，L . van Doorslaer.Translation policy：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Vol. 2.[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1：163，168.
[3]沈骑，曹新宇.全球治理视域下中国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范式转型[J].外语界，2019（6）：45-52.
[4]李景端.听季羡林先生谈翻译[N].光明日报，2005-2-22.
[5]张秀珍.国家的翻译政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162-167.
[6]刘浩.我国语言服务业的市场结构、发展趋势与路径[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6（5）：45-49，134-135.
[7]杨学义，刘雪卉.文化“走出去”战略下的高端翻译人才培养思考[J].对外传播，2017（3）：52-54.
◎编辑 鲁翠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