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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梭罗深受美国个人主义的影响，质疑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反对所有侵害个人平等自由的制度，寻求其心目中的理想家园，他坚持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消极抵抗》和《瓦尔登湖》两部作品中。梭罗及作品外在矛盾的表象皆是内在统一思想的反映。他积极参与取消政府的活动与疏离社会以期完善自我的矛盾行为，实质上皆统一于对个人主义理想家园的追求中。他探索出两条现实主义路径：一条是推翻资产阶级政体，建立以道德良知为标准的个人主义自由王国；另一条是倡导人们提高道德水准，实现个体的自由。
关键词：梭罗；政治哲学；现实主义；《消极抵抗》；《瓦尔登湖》
中图分类号：I71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2017）02-0129-07
一 引言
亨利·大卫·梭罗（enry David horeau）所处的时代正值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期。美国当时正逐步摆脱欧洲的政治文化影响，一批作家如库珀、霍桑、爱默生等应运而生，他们对美国形成独特的文化和哲学思想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爱默生的门徒梭罗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近些年，梭罗的作品备受关注，而《消极抵抗》《瓦尔登湖》则最具影响力。政论文《消极抵抗》完成于189年。梭罗在文中情绪激扬地对美国的奴隶制度、美墨战争等政府一系列的违反人民权利与自由的暴行进行了批驳，鼓励人们拒绝纳税，通过消极抵抗的办法，使政府恢复正义。与《消极抵抗》风格和内容迥异的散文《瓦尔登湖》写于185年，其中描写了梭罗独自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经历，并以自己简单、安宁的生活对比文明社会中人们对名利的疯狂追求。《瓦尔登湖》被后人评为最受读者欢迎的非虚构美国文学作品。
目前，学界对梭罗单一作品的研究视角广泛。如对《瓦尔登湖》的研究，孙霄从宗教角度阐释梭罗采取了不同于基督教教会修行方式，从而获得超越宗教的神圣性体验[1]（P118），然而，作者并未回答梭罗进行这种宗教式体验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程爱民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梭罗以“回归自然”为核心的自然观以及他在瓦尔登湖的人生实践，论述了瓦尔登湖的生态学意义[2]（P101）。生态学角度的研究虽然对保护环境、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它却无法解释梭罗作品中出现的大量的非生态学内容的用意。他的真实意图并非仅仅停留在生态学领域那么简单。程映红将梭罗的独居生活视为一场沽名钓誉的闹剧，从世俗的角度把人们心目中的瓦尔登湖解释为并不存在的神话，把梭罗远离社会的理由归于逃避世人对他的讨伐（P10）。汪跃华持有类似的观点（P158）。对梭罗妖魔化的解读在学界引发激烈争论。显然，这种阐述过于简单和庸俗化，没有给予梭罗客观的评价。而对《消极抵抗》的研究多是从政治学的维度展开。毛亮认为，梭罗表现出的疏离与参与政治缘于他的浪漫主义原则，而非政治文章[5]（P20）。上述对单一作品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无法呈现一个真实而丰富的梭罗，对梭罗真实复杂的内在思想缺乏复合观照。研究者进而对梭罗诸多作品开展了多维度的研究。研究发现，梭罗在其作品中表现出许多诸多相互矛盾的疑点。正如哈恩所言，一方面，他似乎背弃大众生活而去实验森林生活；另一方面，他似乎又具有颠覆社会秩序的革命冲动。为寻求梭罗作品矛盾性的根源，研究者从梭罗的作品和行为中开展多维度研究。王炎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梭罗人格进行了分析，提出梭罗具有典型的双重人格，认为他的性格既有隐遁、钟情孤独、热爱自然的一面，又有入世、喜欢交际、渴望干预社会的一面；前者让他来到了瓦尔登，而后者则让他最终又离开了瓦尔登[6]（P2）。人格归因的结论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同与回应。如马雪松认为，梭罗在某些作品中展现的是内心宁静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隐士形象，而在其他著作中则鼓吹个人以和平革命的不服从方式抵制政府[7]（P0）。然而，“双重人格”属于医学术语，美国精神病大词典定义为不正常的病态人格。虽然王炎进行了非病态的解释，但运用医学“双重人格”的概念解释梭罗的言行，又否定与医学概念的统一性，其解释缺乏说服力。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安德森提出，梭罗继承的是犬儒学派而不是斯多葛学派的哲学，认为梭罗推崇个人的独立，不是抵制一切文化传统，主要是抵制对当前造成危害的传统[8]（P175）。何怀宏指出梭罗不避世而入世，不是一名隐士而是一名斗士[9]（P106）。杨金才也认为梭罗的作品反映的不仅是他对自然的迷恋、对自由的向往，还有他对陈规世俗的挑战、对自由民主思想的向往[10]（P71）。上述观点增加了客观合理性，但并未完整地解答梭罗矛盾性的根源。倪峰根据梭罗生平及作品对梭罗的政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在历数梭罗的种种无政府主义表现之后，却认为“梭罗并没有滑向无政府主义”[11]（P108），结论出人预料。浦惠红支持这个观点，认为“尽管抗拒政府，梭罗却不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12]（P221）。刘明明也持同样观点，认为“如果有幸遇到一个正义的政府，他是不会产生敌视态度的”[1]（P65）。但也有学者指出，梭罗的非暴力抵抗是在“证成性”层面对政府的否定。刘荻认为“但殊不知今天我们所提倡的非暴力抵抗，其实正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1]。
學界对梭罗作品的研究存在较多的分歧，其“主要兴趣和特征，没有两个批评家的意见一致……然而，从这样、那样阐述中，我们何以发现他思想中心所在呢？”[15]（P2）究其原因，《瓦尔登湖》的注疏作者杰夫里·克莱默认为，梭罗的写作具有多层次结构、多双关语，并夹杂着文字游戏。另外，“梭罗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他广泛吸收别处发现的思想，然后把它们带进他自己的作品”[8]（P17）。除上述原因外，梭罗作品的研究角度过于表面化，缺少从思想领域探讨梭罗作品深刻内涵的探究也是重要原因。梭罗的作品内容经常涉及政治话题，尤其是政治生活、理想的政治生活及形态，“这些问题既是政治领域所无法回避的，也从不同方面规定了政治学的内涵”[16]（P1）。同时，透过写作背景与社会文化语境，梭罗以其特有的方式探索自己的困惑。虽然其作品未被视为哲学著作，但是这些困惑与问题反映了人类所面临的哲学基本问题。忽视对作品的哲学关切，不仅会误解该著作的部分信息，而且会误读梭罗作品的真实意图。如《瓦尔登湖》就具有苏格拉底话语现代版的特征，其创作目的是展示人类自我完善的实践途径，是自我省察的催化剂。如果说哲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自我省察，梭罗的著作理应被当作重要的哲学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作品具有重要的哲学辅助作用，“应该被视为最珍贵的哲学文本之一”[15]（P2）。虽然我们并非寻求形而上的意义，但是梭罗作品中所包含的政治的和哲学的线索的确为梭罗的思想研究提供了依据，有必要对其作品进行一番政治哲学的解构。 二 阐述个人主义的理想家园
个人主义是梭罗政治哲学的核心，其形成受到美国个人主义的深刻影响。欧洲是“个人主义”的发源地，欧洲清教徒怀揣梦想来到北美大陆，通过自我奋斗获得财富，实现个人价值。这种精神奠定了美国个人主义的基础；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追求自由平等的独立战争进一步巩固了个人主义的思想理念；《独立宣言》的重要起草人富兰克林把追求幸福作为人们的基本自然权利之一，为个人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美国西部大开发为个人主义提供了实践的机会，巩固了美国个人主义的根基。正如特纳所言：“边疆是产生个人主义的场所。”[17]（P52）超验主义把个人奋斗与自我价值联系起来，进一步完善了个人主义的精神内涵。在经历了上述美国民主思想和社会改革的洗礼之后，美国个人主义倡导的个体自强、平等、自由的精神，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等各个领域，被赋予全新的内涵，构成了美国个人主义的价值体系。
梭罗深受美国个人主义的影响，其作品充满了激进的个人主义思想。《瓦尔登湖》的开篇明确声称该作品是“自我主义”的。《消极抵抗》则进一步强调个体的重要性：“智慧的人要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作为‘人’存在……”[18]（P）与政府相比较，个人自由和权利优先于政府，“我们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臣民’”[18]（P2）。然而，梭罗对个人主义的追求与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相互背离，其内在矛盾不断激化。他对美国政府的不公正和侵犯人权的行径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失望，对由多数派组成的政府的民主正义性提出了质疑，担心个体的民主意识被压制，因为“由多数人进行管理的政府在很多时候是有失公平的，甚至超乎理解地不公”[18]（P2）。在他看来，人们本以为在资产阶级体制下可以拥有“平等的个人权利、有限政府、自由放任、自然正义和公平机会及个人自由、道德发展和尊严”[19]（P2），是个人主义的理想家园。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组织不断壮大，社会规约日益完善。政府在给人们提供了“更多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增加了更多要求和限制。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不得不牺牲自由和权利以满足组织规则的需要”[20]（P1）。他质疑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进而反对所有侵害个人平等自由的制度。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难以实现激进的个人主义的现实，促使梭罗继续寻求其心目中的个人主义理想家园。
近代西方国家起源学说在梭罗时代已得到完善，并在实践上得到运用。国家起源学说预设在社会进入文明之前，存在一种“自然状态”。对“自然状态”有多种描述，其中以洛克为代表的“理性自然状态”理论认为，“自然状态”是有序的、“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这种状态具有三大特征。一是自由状态。自然人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不受外在影响。二是平等状态。自然人的权利和管辖权是相互平等的。三是自然法则状态。自然人的状态是自我约束的非放任状态，有序的秩序依靠自然法的支配作用，人的理性在自然法的支配下保障了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自然权利。梭罗汲取了国家起源学说中的基本理念，并认为他的个人主义理想家园与洛克对自然状态的理论构想相一致，因而其作品中经常出现“人人平等、自然状态、个人权利、理性良知、自然法”等近代西方民主主义的基本概念。然而，在对于自然状态下是否“不得不”进入文明社会的问题上，梭罗与洛克产生了分歧。洛克认为自然法不可能维持社会秩序，为了获取安全的保护，自然人不得不放弃部分个人权利，达成社会契约，因为自然法本身存在着三大“不便”[21]（P8）。首先是执行缺陷：每个人既是自然法的遵守者又是执行人，均有权判断他人的行为是否违背了自然法，该处以何种惩罚，缺乏权力的统一；其次是道德标准的缺失：缺乏明确的、公认的是非判断标准和尺度；最后是裁判与执行的缺失：缺少一个有权依据既定法律来裁判争执的公正裁判者，缺少一种权利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梭罗的观点与洛克所列的“三大缺陷”意见相左。在梭罗看来，导致上述缺陷的症结与人们道德良知的自我完善程度紧密相关。由自然法支配的理想世界依赖于个体遵循道德良知的自我约束，通过自然法的自律形式处理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体彼此之间的自我约束赢得了个体本身的自由和平等的空间，从而实现个体之间的自由平等与互不侵犯。而自我约束的能力和水平来源于个体道德良知的完善程度，此所谓“知行合一”[22]（P5）。当道德良知低下，物欲未央，自我约束力下降，由自然法支配的自然状态必将坍塌，人类“不得不”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当每个人道德良知的水平达到能够承担道德“裁判者”的重任时，是非标准和尺度自然形成，正确的判决自觉执行，“完美无缺”的自然状态终将会得到重建。梭罗坚信“自然状态”乌托邦才是实现激进个人主义的最佳土壤。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自然状态”的向往。他呐喊，要像大自然一样自然地过一天，像野兽一样生活；在这样的自然世界里，人们会像一株植物一样单纯，做一条远离尘嚣的鱼不要沾染红尘。
梭罗与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其政治哲学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哲学实践上提出了通往理想世界的路径。他强调思想与行动的结合，“他对他所揭示的各种矛盾的解决方案几乎都可以在他的行动中找见”[10]（P71）。他尖锐地指出：“成为哲学家不只是拥有精妙的思想，甚至也不是建立一个学派，而是热爱智慧并智慧的原则生活，信赖、崇高、自主和简朴的一生。不仅应该在理论上解决生活的问题，而且要从实际上解决……”[2]（P2）這种精神在梭罗的作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梭罗反对当时柏拉图式的无政府乌托邦缺乏实际行动的做法。在《消极抵抗》中提到“我不像那些自称无政府主义的人”[18]（P2），“自称无政府主义的人”是一帮空想家，缺乏可行的步骤和行动，梭罗坚决与其划清界限。他毫不犹豫地拒绝接收空想乌托邦布鲁克农庄的入社邀请，并在《重上天堂》中批判了非理性的空想社会，认为美好的理想家园不是不顾实际的空想即可实现的，而是要通过脚踏实地、“从我做起”的现实主义的行动。他嘲讽那些口头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有成千上万的人一边反对奴隶制、反对战争，一边几乎不做任何事情去结束它们”[18]（P5），并号召人们用“行动”反抗政府对个人权利的侵害。对梭罗作品的研究显示，在梭罗通往理想世界的路径上，无论是他的理论阐述还是实践活动，都呈现出现实主义特色——渐进式推进路线。这种特点在他的政治哲学观上体现在从理论向实践的推进；在对待政府的态度上体现在由“证成性”向“正当性”的推进；在人们道德良知的自我完善上体现在由唤醒到实践活动的推进。梭罗个人主义思想源于现实和实践，渐进式推进路径同样源于他的哲学实践活动。实践为他提供了直面社会矛盾、探究问题根源、寻找解决方法的机会。他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与未来理想家园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判断，从而有针对性地设计出一套通往理想世界的渐进式方案，对人们追求个人自由和权利具有理智、客观的现实指导意义。正如哲学家芒福德所说：“梭罗也许是唯一的停下来并写出他的丰富体验的人。”[2]（P251） 梭罗的政治哲学是对西方政治哲学理论的“扬弃”。他的作品既充满了对洛克的自然状态的向往，又隐约可见威廉·戈德温对他的影响。梭罗自认为找到了个人主义的理想家园。为了实现这一梦想，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他通过反对美国政府对个体自由和权利的侵害，呼吁对政府首先需要改良，唤醒人们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质疑，摒弃一切有悖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体制，进而向人们宣扬“任何政府结构的复辟都成了邪恶”[25]（P76）。他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政府体制存在的必要性。基于此，梭罗个人主义通往理想家园的路径，一方面，时下的人们通过自我完善的途径，重建因受资本主义社会影响而每况愈下的道德良知；另一方面，人们应该行动起来，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摆脱目前对国家、政府、法律体系的依赖，重建自然法则支配下的、有序的“the Golden Age”[26]（P62）。
三 否定政府体制的现实主义路径
反对资产阶级政府体制是梭罗实现未来理想家园的必要路径之一。梭罗在现实斗争中并未首先否定政体，而是呈现出从“正当性”到“证成性”的渐进过程。“证成性”是指国家和政府存在的必要性；“正当性”是指国家、政府履职的合法正义性，以及促使人们履行服从的道德义务。梭罗所处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欧美国家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社会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人们自信地认为，社会的发展将给人们的自由和权利带来更大的可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物质的迅猛发展反而促使社会矛盾日益加剧。面对欧洲的民主革命和美墨战争的爆发，美国国内因蓄奴引发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美国政府采取严重危害人权和自由的一系列卑劣行径，丧失了政府的道德正义。基于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梭罗起初并无致力于推翻政府的行动。他首先提出必须改良政府，在道德正义的笼子里控制权力的行使，以便尽可能地减少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侵害，促使人们履行服从政府的义务。在《消极抵抗》中，梭罗期冀“管得越少的政府，就越是好政府”[5]（P1）。同时通过尖锐的批评，他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回归正义。他还批评政府忙于职责之外的事情，忽视本身职责：对人们的自由、西部的安定、教育的发展等漠不关心，尤其是政府在蓄奴和美墨战争问题上已失去了基本的道德正义。185年，梭罗撰写了《马省的奴隶制》一文，批判美国的蓄奴制度。而且美墨战争凸显了美国民主制度中多数派的强权政治统治弊端。强权政府严重侵害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强迫人们与之同谋，而反抗者却遭到迫害。针对美国政府强加给人民的美墨战争所表现出来的无耻，他写道：“看看现在正在进行的美墨战争吧，它正是相对少数人利用政府工具的杰作，因为从一开始，人们就不同意这种做法。”[18]（P1）梭罗看到美国政府虚假民主外衣掩盖下的强权政治的本质，指出“并非因为他们的最可能站在正当一方，也非因為这对少数派而言俨然最公平，而因他们在物质方面最强大”[27]（P18）。他认为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找了别人代替自己去镇压奴隶，去向墨西哥开火”[18]（P6）。因此，他采取非暴力的抵抗形式：拒绝向政府缴税，并为此被判入狱。同时，他用实际行动反对蓄奴制，对政府镇压废奴运动鸣不平，并多次帮助奴隶逃脱。由于政府已经不能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甚至会把人们带入悲惨境地，人们有理由推翻它。他呼吁人们拒绝与失去道德正义的政府合作。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梭罗要求的改良只是第一步，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谓的改良的要求是建立在道德之上而非根据多数派的意志。他质疑“能不能有这样一种政府，对于一件事情的对错，不是完全由强势多数的意志决定的，而是以道德为标准去评判？”[18]（P2）“道德标准在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穆瑞·罗斯巴德笔下被称为自然法，是无政府主义者毫不妥协的基础，与洛克完备无缺的自然状态形成勾连。”[10]（P71）无政府主义或曰安那其（Anarchism）主义源于希腊语，包含一系列政治哲学思想和实践，主张废除政府的独裁统治，关注个体的平等自由，倡导个体之间的互助关系。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建立有序、自由、个体自愿结合的互助社会，反对社会陷入没有道德底线的混乱无序。无政府主义与非无政府主义者的重要区别在于是否主张政治权威。显而易见，后者主张而前者拒斥。“坚持自然状态的大部分理论家所代表的正是理性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遵循诺齐克‘看不见的手’的逻辑，推想未来世界将形成高度自律组织。”[20]（P1）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梭罗已经预测到，资本主义体制下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必将干涉个体的自由和权利，而政府却无法保证个人利益不遭受侵犯。因此，改良政府是时下的权宜之计，仅能暂时缓解而不能根除两者之间的矛盾。他对资产阶级政府体制心存质疑，已跨越了对政府“正当性”评价的界限，而是从“证成性”的层面上对资产阶级政府体制予以否定。
既然梭罗的本意是在“证成性”上对政府体制予以否定，他认为改良政府不能改变政府与个人主义之间存在问题的实质，然而又对政府从“正当性”上提出了改良的要求，这种做法似乎自相矛盾。其实，其中贯穿着梭罗现实主义的斗争策略。在他看来，提高人们道德良知是克服自然状态缺陷的制胜法宝。处于对当时人们道德良知状况的堪忧，梭罗不得不先从改良的角度对政府提出要求。他认为，在人们自我完善“准备好之前”，政府不能被“立即”取消，它要充当“权宜”政府，做个“守夜者”以避免社会混乱无序。无序状态只能使美好生活更加遥远。梭罗改良政府的路径和真实目的在于：将现实中的大政府改良为“权宜之计”的小政府或“管得最少的政府”直至成为“最好的政府一无所治”[18]（P1）。为人们提高道德良知、完善自我、成为合格的理想世界的成员争取足够的时间，从而为取消资产阶级政府重建自然状态新秩序作好充分的前期铺垫。
在与政府的斗争方式上，梭罗从提倡非暴力抗争发展到对暴力革命的赞许。他与马基雅弗里式的斗争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梭罗并没有像欧洲的大师们那样卷入与社会的正面冲突，以一种焦灼、暴烈、有时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方式与外在世界，与无所不包的社会发生直接、全面的对抗。”[10]（P71）他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注重斗争策略。初期，为降低反抗政府带来的风险，他选择适合个体反抗政府的斗争方式，积极倡导非暴力革命，得到甘地、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等人的实践验证。然而，随着抗争运动不断深入，梭罗同样接纳了暴力革命斗争方式。他对废奴英雄约翰·布朗暴力袭击哈伯渡口鸣冤辩护就足以说明问题。美国内战爆发前的1859年，美国白人和黑人在约翰·布朗的带领下共同发动了一场反奴隶制的武装起义。起义最终惨遭镇压，约翰·布朗英勇就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有力地推动了奴隶解放运动的发展。梭罗亲自敲响康科德政府门前的大钟，为布朗起义唱赞歌。马克思对这次起义评价为当时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最大事情。 从改良政府到反对政府体制，从提倡消极抵抗到赞许暴力革命，梭罗现实主义的政治斗争策略在实践中的成功，为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统治的政治运动提供了新的途径。
四 实现渐进式的自我完善
提升道德良知是人们进入未来理想家园的必要路径之二。安德鲁·杰克逊的民主思想认为，人之初具有理性良知。因此他反对政府的专制，主张通过“无为而治”的管理，给予人们自由与权利。梭罗与杰克逊的观点不同，他把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归于个体的努力而非政府的施舍，是通过个体的改造和完善自我获得的。正如萨特所言，许多时候，人们选择功利与非功利，完全是主观行为，不是客观使然。人本身是自由的，要为选择负责；作为自由人，选择了功利与浮躁，责任在自己，而要摆脱它们，也全靠自己。萨特称之为“自由选择的人”，青年马克思称之为“自由自觉的人”。然而正确自由的选择是自我道德完善的结果。为此，梭罗设计了渐进式道德完善之路。从道德完善的主体来看，梭罗的未来理想家园是由一群有道德良知的人组成的。受康德道德哲学观的影响，梭罗认为时下要重建人们的道德良知，必须从个体开始。他特别强调个人地位和个人自治权，认为首先是个体的自我完善，然后才能形成群体的道德提升。梭罗的个体观认为：“群体是没有道德的，这话说得贴切，但若群体由道德高尚的人组成，群体便有了道德。”[18]（P2）他提出从我做起，完善自我，实现个性的自由；从道德完善的步骤来看，首先他唤醒人们不要过分地追求物欲而忽视良知。在他看来，社会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带来了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侵害了道德良知，其中社会日益增加的规则、时尚、习俗、分工等越来越对人们的自由形成羁绊。无止境的物欲追逐使人们开始对真实生活需要产生迷茫，幸福离人们越来越远。“即使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家里，大部分人也因为无知和错误，被满心虚构的烦恼困扰，没完没了地忙着世俗的活计，终将摘不到美丽的果实。”[28]（P6）如对于有些人热衷的“苦修”，梭罗也指出了它的弊端：“这些有意的苦修令人震惊。”[28]（P）他认为“苦修”是人们追求虚无生活，无谓的需求，人们不会因此而自由幸福，反而使自己受苦，也浪费了财物，对个人是徒劳无益的。在《瓦尔登湖》中，他这样描述当时妇女的生活现状：“她们在不停地编织殓葬用的梳妆垫，这说明什么？她们也在意命运，但就这么幼稚，仿佛浪费时光可以无损后世。”[27]（P18）梭罗反对人们把简单的生活问题复杂化，并指出：“人们为了谨防患病而筹钱，反而把自己弄得病倒了。”[1]（P19）“这使人类以自己谋生的方式否定了自己生存的意义。”[10]（P71）因此，他大声疾呼放弃对物质的追求欲望，改变旧有的生活方式。他在《瓦尔登湖》中列出的账单并非生活流水账，而是试图告诉人们自我完善的简约生活方式的样态。“简约，简约，简约啊！”[28]（P70）人们唯此才能完善自我，提高道德良知，从而获得个人自由和权利不受侵害。其次，梭罗也为自我完善提出具体的路径：个体疏离纷扰喧闹的世俗世界，到大自然中去，深入其中，安静地与之亲密接触，通过独处、思考、阅读、反思的方式让人们回到原有的纯正，净化自己的心灵，重建失去的道德良知，使其得到升华。仅此或许还不够，他进一步提到“志趣高尚的贵族，一定在自己周围汇聚很多工具帮助自己，修养、心性、学识、智慧、书籍、绘画、雕塑、音乐、哲学等”[28]（P8）。最后，梭罗倡导开展实践活动。1897年，梭罗借了一把斧头，亲自来到与文明社会相对隔离的瓦尔登湖畔，开始了他长达两年多的丛林中的自然生活，为人们尝试一条实践途径。瓦尔登湖与城市相隔并不遥远，它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是梭罗心中的世外桃源。他所谓的“疏离”主要是在精神上为自我完善提供宁静的心理环境。从唤醒民众摆托世俗的侵扰，追求简单幸福的生活，提升道德良知，指导人们按照他的方法完善自我，到自己親自到大自然进行哲学实践活动的全部内容上来看，梭罗为人们设计了一条清晰的渐进式的自我完善之路。
五 构建矛盾表象下的统一内涵
通过以上对梭罗的政治哲学观的解构，我们认为，重建道德良知是梭罗实现理想家园的必要途径，这需要通过自我完善的形式来完成。为此，梭罗作品中为世人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疏离社会回归自然，简约生活获取自由，以获得道德良知的升华，表现出疏离社会的一面；消除政府体制是梭罗实现个人主义理想家园的另一条必要途径。他在作品中表现出积极参与政治、渴望干预社会的一面。以激进的个人主义为核心，凭借“完善道德良知”和“取消政府体制”现实主义两条腿，迈向个人主义理想家园是梭罗政治哲学的实质，作者及作品外在矛盾的表象皆是内在统一思想的反映。疏离政治与社会是完善道德良知的基本要求。远离世俗，疏离社会和政治，只有在大自然中静心，才能获得道德上的升华；崇尚个体的个人主义思想决定了道德良知完善的主体应从个体展开“从我做起”的实践活动；自我完善的方式和内容表现出宗教、生态、人与自然关系等的外在表象；参与取消政府的政治活动，又表现出热衷并积极参与政治的一面。完善自我的疏离社会与取消政府的参与政治的矛盾，并非源于梭罗的“浪漫主义”“性情”和“双重人格”，而是梭罗哲学思想的两种表现形式。对政府的改良与取消政府体制，并非“犬儒哲学”，而是梭罗现实主义的斗争策略。无论梭罗的作品外在表象如何变化，它始终围绕着梭罗同一个政治哲学梦想——实现个人主义的理想家园。前述研究者们无论是从“宗教”“生态学”“妖魔化”“犬儒哲学”的角度还是从“浪漫主义”“性情”“双重人格”等等的角度进行的诠释，对梭罗复杂的内心世界缺乏复合观照，都无法得到一个真实、丰富、充满政治哲学思想的梭罗，无法使读者理解梭罗作品矛盾表象背后所希冀的政治哲学的真实意图。
六 结语
尽管梭罗没有政治哲学专著，也未自成学派，但贯穿其作品中的政治哲学思想脉络清晰、明确。在资产阶级全面发展时期，他洞察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与个人自由之间的激烈矛盾，并进一步提出未来理想家园的道德评判标准，唤醒人们对西方民主体系的质疑和反思。同时，围绕个人主义，梭罗为实现自然状态理想世界设计并为之践行的现实主义发展路径，展示了他非同一般的智慧和勇气。虽然梭罗为个人主义找到了理想的家园，并进行了一定的现实主义的实践活动，但是以激进的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政治哲学构建，相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今天太过于理想和教条，是无法完成的。本文只是试图通过对梭罗作品政治哲学的解构，分析梭罗表面矛盾性的政治哲学思想上的统一，并对目前梭罗作品研究中学界存在的一些分歧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旨在为今后多角度地开展梭罗作品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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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梭罗；政治哲学；现实主义；《消极抵抗》；《瓦尔登湖》
中图分类号：I71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2017）02-0129-07
一 引言
亨利·大卫·梭罗（enry David horeau）所处的时代正值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期。美国当时正逐步摆脱欧洲的政治文化影响，一批作家如库珀、霍桑、爱默生等应运而生，他们对美国形成独特的文化和哲学思想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爱默生的门徒梭罗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近些年，梭罗的作品备受关注，而《消极抵抗》《瓦尔登湖》则最具影响力。政论文《消极抵抗》完成于189年。梭罗在文中情绪激扬地对美国的奴隶制度、美墨战争等政府一系列的违反人民权利与自由的暴行进行了批驳，鼓励人们拒绝纳税，通过消极抵抗的办法，使政府恢复正义。与《消极抵抗》风格和内容迥异的散文《瓦尔登湖》写于185年，其中描写了梭罗独自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经历，并以自己简单、安宁的生活对比文明社会中人们对名利的疯狂追求。《瓦尔登湖》被后人评为最受读者欢迎的非虚构美国文学作品。
目前，学界对梭罗单一作品的研究视角广泛。如对《瓦尔登湖》的研究，孙霄从宗教角度阐释梭罗采取了不同于基督教教会修行方式，从而获得超越宗教的神圣性体验[1]（P118），然而，作者并未回答梭罗进行这种宗教式体验的目的是什么的问题。程爱民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梭罗以“回归自然”为核心的自然观以及他在瓦尔登湖的人生实践，论述了瓦尔登湖的生态学意义[2]（P101）。生态学角度的研究虽然对保护环境、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它却无法解释梭罗作品中出现的大量的非生态学内容的用意。他的真实意图并非仅仅停留在生态学领域那么简单。程映红将梭罗的独居生活视为一场沽名钓誉的闹剧，从世俗的角度把人们心目中的瓦尔登湖解释为并不存在的神话，把梭罗远离社会的理由归于逃避世人对他的讨伐（P10）。汪跃华持有类似的观点（P158）。对梭罗妖魔化的解读在学界引发激烈争论。显然，这种阐述过于简单和庸俗化，没有给予梭罗客观的评价。而对《消极抵抗》的研究多是从政治学的维度展开。毛亮认为，梭罗表现出的疏离与参与政治缘于他的浪漫主义原则，而非政治文章[5]（P20）。上述对单一作品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无法呈现一个真实而丰富的梭罗，对梭罗真实复杂的内在思想缺乏复合观照。研究者进而对梭罗诸多作品开展了多维度的研究。研究发现，梭罗在其作品中表现出许多诸多相互矛盾的疑点。正如哈恩所言，一方面，他似乎背弃大众生活而去实验森林生活；另一方面，他似乎又具有颠覆社会秩序的革命冲动。为寻求梭罗作品矛盾性的根源，研究者从梭罗的作品和行为中开展多维度研究。王炎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梭罗人格进行了分析，提出梭罗具有典型的双重人格，认为他的性格既有隐遁、钟情孤独、热爱自然的一面，又有入世、喜欢交际、渴望干预社会的一面；前者让他来到了瓦尔登，而后者则让他最终又离开了瓦尔登[6]（P2）。人格归因的结论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同与回应。如马雪松认为，梭罗在某些作品中展现的是内心宁静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隐士形象，而在其他著作中则鼓吹个人以和平革命的不服从方式抵制政府[7]（P0）。然而，“双重人格”属于医学术语，美国精神病大词典定义为不正常的病态人格。虽然王炎进行了非病态的解释，但运用医学“双重人格”的概念解释梭罗的言行，又否定与医学概念的统一性，其解释缺乏说服力。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安德森提出，梭罗继承的是犬儒学派而不是斯多葛学派的哲学，认为梭罗推崇个人的独立，不是抵制一切文化传统，主要是抵制对当前造成危害的传统[8]（P175）。何怀宏指出梭罗不避世而入世，不是一名隐士而是一名斗士[9]（P106）。杨金才也认为梭罗的作品反映的不仅是他对自然的迷恋、对自由的向往，还有他对陈规世俗的挑战、对自由民主思想的向往[10]（P71）。上述观点增加了客观合理性，但并未完整地解答梭罗矛盾性的根源。倪峰根据梭罗生平及作品对梭罗的政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在历数梭罗的种种无政府主义表现之后，却认为“梭罗并没有滑向无政府主义”[11]（P108），结论出人预料。浦惠红支持这个观点，认为“尽管抗拒政府，梭罗却不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12]（P221）。刘明明也持同样观点，认为“如果有幸遇到一个正义的政府，他是不会产生敌视态度的”[1]（P65）。但也有学者指出，梭罗的非暴力抵抗是在“证成性”层面对政府的否定。刘荻认为“但殊不知今天我们所提倡的非暴力抵抗，其实正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1]。
學界对梭罗作品的研究存在较多的分歧，其“主要兴趣和特征，没有两个批评家的意见一致……然而，从这样、那样阐述中，我们何以发现他思想中心所在呢？”[15]（P2）究其原因，《瓦尔登湖》的注疏作者杰夫里·克莱默认为，梭罗的写作具有多层次结构、多双关语，并夹杂着文字游戏。另外，“梭罗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他广泛吸收别处发现的思想，然后把它们带进他自己的作品”[8]（P17）。除上述原因外，梭罗作品的研究角度过于表面化，缺少从思想领域探讨梭罗作品深刻内涵的探究也是重要原因。梭罗的作品内容经常涉及政治话题，尤其是政治生活、理想的政治生活及形态，“这些问题既是政治领域所无法回避的，也从不同方面规定了政治学的内涵”[16]（P1）。同时，透过写作背景与社会文化语境，梭罗以其特有的方式探索自己的困惑。虽然其作品未被视为哲学著作，但是这些困惑与问题反映了人类所面临的哲学基本问题。忽视对作品的哲学关切，不仅会误解该著作的部分信息，而且会误读梭罗作品的真实意图。如《瓦尔登湖》就具有苏格拉底话语现代版的特征，其创作目的是展示人类自我完善的实践途径，是自我省察的催化剂。如果说哲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自我省察，梭罗的著作理应被当作重要的哲学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作品具有重要的哲学辅助作用，“应该被视为最珍贵的哲学文本之一”[15]（P2）。虽然我们并非寻求形而上的意义，但是梭罗作品中所包含的政治的和哲学的线索的确为梭罗的思想研究提供了依据，有必要对其作品进行一番政治哲学的解构。 二 阐述个人主义的理想家园
个人主义是梭罗政治哲学的核心，其形成受到美国个人主义的深刻影响。欧洲是“个人主义”的发源地，欧洲清教徒怀揣梦想来到北美大陆，通过自我奋斗获得财富，实现个人价值。这种精神奠定了美国个人主义的基础；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追求自由平等的独立战争进一步巩固了个人主义的思想理念；《独立宣言》的重要起草人富兰克林把追求幸福作为人们的基本自然权利之一，为个人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美国西部大开发为个人主义提供了实践的机会，巩固了美国个人主义的根基。正如特纳所言：“边疆是产生个人主义的场所。”[17]（P52）超验主义把个人奋斗与自我价值联系起来，进一步完善了个人主义的精神内涵。在经历了上述美国民主思想和社会改革的洗礼之后，美国个人主义倡导的个体自强、平等、自由的精神，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等各个领域，被赋予全新的内涵，构成了美国个人主义的价值体系。
梭罗深受美国个人主义的影响，其作品充满了激进的个人主义思想。《瓦尔登湖》的开篇明确声称该作品是“自我主义”的。《消极抵抗》则进一步强调个体的重要性：“智慧的人要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作为‘人’存在……”[18]（P）与政府相比较，个人自由和权利优先于政府，“我们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臣民’”[18]（P2）。然而，梭罗对个人主义的追求与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相互背离，其内在矛盾不断激化。他对美国政府的不公正和侵犯人权的行径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失望，对由多数派组成的政府的民主正义性提出了质疑，担心个体的民主意识被压制，因为“由多数人进行管理的政府在很多时候是有失公平的，甚至超乎理解地不公”[18]（P2）。在他看来，人们本以为在资产阶级体制下可以拥有“平等的个人权利、有限政府、自由放任、自然正义和公平机会及个人自由、道德发展和尊严”[19]（P2），是个人主义的理想家园。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组织不断壮大，社会规约日益完善。政府在给人们提供了“更多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增加了更多要求和限制。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不得不牺牲自由和权利以满足组织规则的需要”[20]（P1）。他质疑资产阶级民主政体，进而反对所有侵害个人平等自由的制度。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难以实现激进的个人主义的现实，促使梭罗继续寻求其心目中的个人主义理想家园。
近代西方国家起源学说在梭罗时代已得到完善，并在实践上得到运用。国家起源学说预设在社会进入文明之前，存在一种“自然状态”。对“自然状态”有多种描述，其中以洛克为代表的“理性自然状态”理论认为，“自然状态”是有序的、“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这种状态具有三大特征。一是自由状态。自然人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不受外在影响。二是平等状态。自然人的权利和管辖权是相互平等的。三是自然法则状态。自然人的状态是自我约束的非放任状态，有序的秩序依靠自然法的支配作用，人的理性在自然法的支配下保障了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自然权利。梭罗汲取了国家起源学说中的基本理念，并认为他的个人主义理想家园与洛克对自然状态的理论构想相一致，因而其作品中经常出现“人人平等、自然状态、个人权利、理性良知、自然法”等近代西方民主主义的基本概念。然而，在对于自然状态下是否“不得不”进入文明社会的问题上，梭罗与洛克产生了分歧。洛克认为自然法不可能维持社会秩序，为了获取安全的保护，自然人不得不放弃部分个人权利，达成社会契约，因为自然法本身存在着三大“不便”[21]（P8）。首先是执行缺陷：每个人既是自然法的遵守者又是执行人，均有权判断他人的行为是否违背了自然法，该处以何种惩罚，缺乏权力的统一；其次是道德标准的缺失：缺乏明确的、公认的是非判断标准和尺度；最后是裁判与执行的缺失：缺少一个有权依据既定法律来裁判争执的公正裁判者，缺少一种权利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梭罗的观点与洛克所列的“三大缺陷”意见相左。在梭罗看来，导致上述缺陷的症结与人们道德良知的自我完善程度紧密相关。由自然法支配的理想世界依赖于个体遵循道德良知的自我约束，通过自然法的自律形式处理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体彼此之间的自我约束赢得了个体本身的自由和平等的空间，从而实现个体之间的自由平等与互不侵犯。而自我约束的能力和水平来源于个体道德良知的完善程度，此所谓“知行合一”[22]（P5）。当道德良知低下，物欲未央，自我约束力下降，由自然法支配的自然状态必将坍塌，人类“不得不”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当每个人道德良知的水平达到能够承担道德“裁判者”的重任时，是非标准和尺度自然形成，正确的判决自觉执行，“完美无缺”的自然状态终将会得到重建。梭罗坚信“自然状态”乌托邦才是实现激进个人主义的最佳土壤。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自然状态”的向往。他呐喊，要像大自然一样自然地过一天，像野兽一样生活；在这样的自然世界里，人们会像一株植物一样单纯，做一条远离尘嚣的鱼不要沾染红尘。
梭罗与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其政治哲学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哲学实践上提出了通往理想世界的路径。他强调思想与行动的结合，“他对他所揭示的各种矛盾的解决方案几乎都可以在他的行动中找见”[10]（P71）。他尖锐地指出：“成为哲学家不只是拥有精妙的思想，甚至也不是建立一个学派，而是热爱智慧并智慧的原则生活，信赖、崇高、自主和简朴的一生。不仅应该在理论上解决生活的问题，而且要从实际上解决……”[2]（P2）這种精神在梭罗的作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梭罗反对当时柏拉图式的无政府乌托邦缺乏实际行动的做法。在《消极抵抗》中提到“我不像那些自称无政府主义的人”[18]（P2），“自称无政府主义的人”是一帮空想家，缺乏可行的步骤和行动，梭罗坚决与其划清界限。他毫不犹豫地拒绝接收空想乌托邦布鲁克农庄的入社邀请，并在《重上天堂》中批判了非理性的空想社会，认为美好的理想家园不是不顾实际的空想即可实现的，而是要通过脚踏实地、“从我做起”的现实主义的行动。他嘲讽那些口头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有成千上万的人一边反对奴隶制、反对战争，一边几乎不做任何事情去结束它们”[18]（P5），并号召人们用“行动”反抗政府对个人权利的侵害。对梭罗作品的研究显示，在梭罗通往理想世界的路径上，无论是他的理论阐述还是实践活动，都呈现出现实主义特色——渐进式推进路线。这种特点在他的政治哲学观上体现在从理论向实践的推进；在对待政府的态度上体现在由“证成性”向“正当性”的推进；在人们道德良知的自我完善上体现在由唤醒到实践活动的推进。梭罗个人主义思想源于现实和实践，渐进式推进路径同样源于他的哲学实践活动。实践为他提供了直面社会矛盾、探究问题根源、寻找解决方法的机会。他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与未来理想家园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判断，从而有针对性地设计出一套通往理想世界的渐进式方案，对人们追求个人自由和权利具有理智、客观的现实指导意义。正如哲学家芒福德所说：“梭罗也许是唯一的停下来并写出他的丰富体验的人。”[2]（P251） 梭罗的政治哲学是对西方政治哲学理论的“扬弃”。他的作品既充满了对洛克的自然状态的向往，又隐约可见威廉·戈德温对他的影响。梭罗自认为找到了个人主义的理想家园。为了实现这一梦想，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他通过反对美国政府对个体自由和权利的侵害，呼吁对政府首先需要改良，唤醒人们对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质疑，摒弃一切有悖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体制，进而向人们宣扬“任何政府结构的复辟都成了邪恶”[25]（P76）。他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政府体制存在的必要性。基于此，梭罗个人主义通往理想家园的路径，一方面，时下的人们通过自我完善的途径，重建因受资本主义社会影响而每况愈下的道德良知；另一方面，人们应该行动起来，反抗资产阶级的统治，摆脱目前对国家、政府、法律体系的依赖，重建自然法则支配下的、有序的“the Golden Age”[26]（P62）。
三 否定政府体制的现实主义路径
反对资产阶级政府体制是梭罗实现未来理想家园的必要路径之一。梭罗在现实斗争中并未首先否定政体，而是呈现出从“正当性”到“证成性”的渐进过程。“证成性”是指国家和政府存在的必要性；“正当性”是指国家、政府履职的合法正义性，以及促使人们履行服从的道德义务。梭罗所处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欧美国家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社会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人们自信地认为，社会的发展将给人们的自由和权利带来更大的可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物质的迅猛发展反而促使社会矛盾日益加剧。面对欧洲的民主革命和美墨战争的爆发，美国国内因蓄奴引发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美国政府采取严重危害人权和自由的一系列卑劣行径，丧失了政府的道德正义。基于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梭罗起初并无致力于推翻政府的行动。他首先提出必须改良政府，在道德正义的笼子里控制权力的行使，以便尽可能地减少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侵害，促使人们履行服从政府的义务。在《消极抵抗》中，梭罗期冀“管得越少的政府，就越是好政府”[5]（P1）。同时通过尖锐的批评，他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回归正义。他还批评政府忙于职责之外的事情，忽视本身职责：对人们的自由、西部的安定、教育的发展等漠不关心，尤其是政府在蓄奴和美墨战争问题上已失去了基本的道德正义。185年，梭罗撰写了《马省的奴隶制》一文，批判美国的蓄奴制度。而且美墨战争凸显了美国民主制度中多数派的强权政治统治弊端。强权政府严重侵害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强迫人们与之同谋，而反抗者却遭到迫害。针对美国政府强加给人民的美墨战争所表现出来的无耻，他写道：“看看现在正在进行的美墨战争吧，它正是相对少数人利用政府工具的杰作，因为从一开始，人们就不同意这种做法。”[18]（P1）梭罗看到美国政府虚假民主外衣掩盖下的强权政治的本质，指出“并非因为他们的最可能站在正当一方，也非因為这对少数派而言俨然最公平，而因他们在物质方面最强大”[27]（P18）。他认为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找了别人代替自己去镇压奴隶，去向墨西哥开火”[18]（P6）。因此，他采取非暴力的抵抗形式：拒绝向政府缴税，并为此被判入狱。同时，他用实际行动反对蓄奴制，对政府镇压废奴运动鸣不平，并多次帮助奴隶逃脱。由于政府已经不能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甚至会把人们带入悲惨境地，人们有理由推翻它。他呼吁人们拒绝与失去道德正义的政府合作。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梭罗要求的改良只是第一步，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谓的改良的要求是建立在道德之上而非根据多数派的意志。他质疑“能不能有这样一种政府，对于一件事情的对错，不是完全由强势多数的意志决定的，而是以道德为标准去评判？”[18]（P2）“道德标准在无政府主义理论家穆瑞·罗斯巴德笔下被称为自然法，是无政府主义者毫不妥协的基础，与洛克完备无缺的自然状态形成勾连。”[10]（P71）无政府主义或曰安那其（Anarchism）主义源于希腊语，包含一系列政治哲学思想和实践，主张废除政府的独裁统治，关注个体的平等自由，倡导个体之间的互助关系。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希望建立有序、自由、个体自愿结合的互助社会，反对社会陷入没有道德底线的混乱无序。无政府主义与非无政府主义者的重要区别在于是否主张政治权威。显而易见，后者主张而前者拒斥。“坚持自然状态的大部分理论家所代表的正是理性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遵循诺齐克‘看不见的手’的逻辑，推想未来世界将形成高度自律组织。”[20]（P1）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梭罗已经预测到，资本主义体制下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必将干涉个体的自由和权利，而政府却无法保证个人利益不遭受侵犯。因此，改良政府是时下的权宜之计，仅能暂时缓解而不能根除两者之间的矛盾。他对资产阶级政府体制心存质疑，已跨越了对政府“正当性”评价的界限，而是从“证成性”的层面上对资产阶级政府体制予以否定。
既然梭罗的本意是在“证成性”上对政府体制予以否定，他认为改良政府不能改变政府与个人主义之间存在问题的实质，然而又对政府从“正当性”上提出了改良的要求，这种做法似乎自相矛盾。其实，其中贯穿着梭罗现实主义的斗争策略。在他看来，提高人们道德良知是克服自然状态缺陷的制胜法宝。处于对当时人们道德良知状况的堪忧，梭罗不得不先从改良的角度对政府提出要求。他认为，在人们自我完善“准备好之前”，政府不能被“立即”取消，它要充当“权宜”政府，做个“守夜者”以避免社会混乱无序。无序状态只能使美好生活更加遥远。梭罗改良政府的路径和真实目的在于：将现实中的大政府改良为“权宜之计”的小政府或“管得最少的政府”直至成为“最好的政府一无所治”[18]（P1）。为人们提高道德良知、完善自我、成为合格的理想世界的成员争取足够的时间，从而为取消资产阶级政府重建自然状态新秩序作好充分的前期铺垫。
在与政府的斗争方式上，梭罗从提倡非暴力抗争发展到对暴力革命的赞许。他与马基雅弗里式的斗争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梭罗并没有像欧洲的大师们那样卷入与社会的正面冲突，以一种焦灼、暴烈、有时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方式与外在世界，与无所不包的社会发生直接、全面的对抗。”[10]（P71）他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注重斗争策略。初期，为降低反抗政府带来的风险，他选择适合个体反抗政府的斗争方式，积极倡导非暴力革命，得到甘地、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等人的实践验证。然而，随着抗争运动不断深入，梭罗同样接纳了暴力革命斗争方式。他对废奴英雄约翰·布朗暴力袭击哈伯渡口鸣冤辩护就足以说明问题。美国内战爆发前的1859年，美国白人和黑人在约翰·布朗的带领下共同发动了一场反奴隶制的武装起义。起义最终惨遭镇压，约翰·布朗英勇就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有力地推动了奴隶解放运动的发展。梭罗亲自敲响康科德政府门前的大钟，为布朗起义唱赞歌。马克思对这次起义评价为当时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最大事情。 从改良政府到反对政府体制，从提倡消极抵抗到赞许暴力革命，梭罗现实主义的政治斗争策略在实践中的成功，为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统治的政治运动提供了新的途径。
四 实现渐进式的自我完善
提升道德良知是人们进入未来理想家园的必要路径之二。安德鲁·杰克逊的民主思想认为，人之初具有理性良知。因此他反对政府的专制，主张通过“无为而治”的管理，给予人们自由与权利。梭罗与杰克逊的观点不同，他把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归于个体的努力而非政府的施舍，是通过个体的改造和完善自我获得的。正如萨特所言，许多时候，人们选择功利与非功利，完全是主观行为，不是客观使然。人本身是自由的，要为选择负责；作为自由人，选择了功利与浮躁，责任在自己，而要摆脱它们，也全靠自己。萨特称之为“自由选择的人”，青年马克思称之为“自由自觉的人”。然而正确自由的选择是自我道德完善的结果。为此，梭罗设计了渐进式道德完善之路。从道德完善的主体来看，梭罗的未来理想家园是由一群有道德良知的人组成的。受康德道德哲学观的影响，梭罗认为时下要重建人们的道德良知，必须从个体开始。他特别强调个人地位和个人自治权，认为首先是个体的自我完善，然后才能形成群体的道德提升。梭罗的个体观认为：“群体是没有道德的，这话说得贴切，但若群体由道德高尚的人组成，群体便有了道德。”[18]（P2）他提出从我做起，完善自我，实现个性的自由；从道德完善的步骤来看，首先他唤醒人们不要过分地追求物欲而忽视良知。在他看来，社会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带来了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侵害了道德良知，其中社会日益增加的规则、时尚、习俗、分工等越来越对人们的自由形成羁绊。无止境的物欲追逐使人们开始对真实生活需要产生迷茫，幸福离人们越来越远。“即使在这个相对自由的国家里，大部分人也因为无知和错误，被满心虚构的烦恼困扰，没完没了地忙着世俗的活计，终将摘不到美丽的果实。”[28]（P6）如对于有些人热衷的“苦修”，梭罗也指出了它的弊端：“这些有意的苦修令人震惊。”[28]（P）他认为“苦修”是人们追求虚无生活，无谓的需求，人们不会因此而自由幸福，反而使自己受苦，也浪费了财物，对个人是徒劳无益的。在《瓦尔登湖》中，他这样描述当时妇女的生活现状：“她们在不停地编织殓葬用的梳妆垫，这说明什么？她们也在意命运，但就这么幼稚，仿佛浪费时光可以无损后世。”[27]（P18）梭罗反对人们把简单的生活问题复杂化，并指出：“人们为了谨防患病而筹钱，反而把自己弄得病倒了。”[1]（P19）“这使人类以自己谋生的方式否定了自己生存的意义。”[10]（P71）因此，他大声疾呼放弃对物质的追求欲望，改变旧有的生活方式。他在《瓦尔登湖》中列出的账单并非生活流水账，而是试图告诉人们自我完善的简约生活方式的样态。“简约，简约，简约啊！”[28]（P70）人们唯此才能完善自我，提高道德良知，从而获得个人自由和权利不受侵害。其次，梭罗也为自我完善提出具体的路径：个体疏离纷扰喧闹的世俗世界，到大自然中去，深入其中，安静地与之亲密接触，通过独处、思考、阅读、反思的方式让人们回到原有的纯正，净化自己的心灵，重建失去的道德良知，使其得到升华。仅此或许还不够，他进一步提到“志趣高尚的贵族，一定在自己周围汇聚很多工具帮助自己，修养、心性、学识、智慧、书籍、绘画、雕塑、音乐、哲学等”[28]（P8）。最后，梭罗倡导开展实践活动。1897年，梭罗借了一把斧头，亲自来到与文明社会相对隔离的瓦尔登湖畔，开始了他长达两年多的丛林中的自然生活，为人们尝试一条实践途径。瓦尔登湖与城市相隔并不遥远，它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是梭罗心中的世外桃源。他所谓的“疏离”主要是在精神上为自我完善提供宁静的心理环境。从唤醒民众摆托世俗的侵扰，追求简单幸福的生活，提升道德良知，指导人们按照他的方法完善自我，到自己親自到大自然进行哲学实践活动的全部内容上来看，梭罗为人们设计了一条清晰的渐进式的自我完善之路。
五 构建矛盾表象下的统一内涵
通过以上对梭罗的政治哲学观的解构，我们认为，重建道德良知是梭罗实现理想家园的必要途径，这需要通过自我完善的形式来完成。为此，梭罗作品中为世人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疏离社会回归自然，简约生活获取自由，以获得道德良知的升华，表现出疏离社会的一面；消除政府体制是梭罗实现个人主义理想家园的另一条必要途径。他在作品中表现出积极参与政治、渴望干预社会的一面。以激进的个人主义为核心，凭借“完善道德良知”和“取消政府体制”现实主义两条腿，迈向个人主义理想家园是梭罗政治哲学的实质，作者及作品外在矛盾的表象皆是内在统一思想的反映。疏离政治与社会是完善道德良知的基本要求。远离世俗，疏离社会和政治，只有在大自然中静心，才能获得道德上的升华；崇尚个体的个人主义思想决定了道德良知完善的主体应从个体展开“从我做起”的实践活动；自我完善的方式和内容表现出宗教、生态、人与自然关系等的外在表象；参与取消政府的政治活动，又表现出热衷并积极参与政治的一面。完善自我的疏离社会与取消政府的参与政治的矛盾，并非源于梭罗的“浪漫主义”“性情”和“双重人格”，而是梭罗哲学思想的两种表现形式。对政府的改良与取消政府体制，并非“犬儒哲学”，而是梭罗现实主义的斗争策略。无论梭罗的作品外在表象如何变化，它始终围绕着梭罗同一个政治哲学梦想——实现个人主义的理想家园。前述研究者们无论是从“宗教”“生态学”“妖魔化”“犬儒哲学”的角度还是从“浪漫主义”“性情”“双重人格”等等的角度进行的诠释，对梭罗复杂的内心世界缺乏复合观照，都无法得到一个真实、丰富、充满政治哲学思想的梭罗，无法使读者理解梭罗作品矛盾表象背后所希冀的政治哲学的真实意图。
六 结语
尽管梭罗没有政治哲学专著，也未自成学派，但贯穿其作品中的政治哲学思想脉络清晰、明确。在资产阶级全面发展时期，他洞察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与个人自由之间的激烈矛盾，并进一步提出未来理想家园的道德评判标准，唤醒人们对西方民主体系的质疑和反思。同时，围绕个人主义，梭罗为实现自然状态理想世界设计并为之践行的现实主义发展路径，展示了他非同一般的智慧和勇气。虽然梭罗为个人主义找到了理想的家园，并进行了一定的现实主义的实践活动，但是以激进的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政治哲学构建，相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今天太过于理想和教条，是无法完成的。本文只是试图通过对梭罗作品政治哲学的解构，分析梭罗表面矛盾性的政治哲学思想上的统一，并对目前梭罗作品研究中学界存在的一些分歧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旨在为今后多角度地开展梭罗作品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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