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不少人都很在意“身份”，特别是有些担任一官半职的领导者，更是把身份看得很重。在他们看来，身份就是地位，身份就是权威，身份就是面子，身份就是荣耀，身份就是价值的体现……在有意和无意之间，身份，成了一些领导者的“商标”和“品牌”，而刻意和彰显身份，则成了某些领导者脱离群众、铺张浪费的一大病症。
　　为什么这么说呢？自然是因为被某些领导者所在意的那个身份来之不易。众所周知，在中国，身份指的是人的出身和社会地位。而要充分体现并维护这种身份，却是要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做基础的。比如说，与那高贵显赫的身份相匹配的钞票、住房、行头、饮食，以及代步工具等。在薪金制的中国，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衣食无忧尚可，但要想达到富足、贵显的程度，似乎还差得远。有些领导者为了显身份、摆谱儿，就只好“薪金不够公款凑，隔三岔五受贿赂”。
　　其实，好的领导者是不看重身份的。他们不摆谱儿、不铺张，为官行事总是低调、简朴，与平常人没什么两样。唐代官员刘晏就是一个不讲究身份的人。说起来，刘晏的官并不小，曾官至左仆射，是管理唐朝赋税的大官。尽管他经手的钱财特别多，但其个人生活却十分简朴。刘晏住宅的大门上的漆已经脱落，大门两侧也没有安放象征主人身份的石鼓与石磐之类的摆设，宅子本身也简朴得近乎简陋。好多朋友都劝刘晏将府第重新装修一番，可刘晏却总是以“居住但求方便，不必讲究阔气”来应付。冬天上朝，文武百官一个个都是裘皮锦衣裹身，而官居正三品的刘晏，却是官袍里面只穿一件粗布缝制的棉衣。刘晏还有个习惯，每次上早朝前，总是叫仆人到烧饼店买几块烧饼，他用帽子把烧饼一兜，然后一边吃一边走。同行的官员见刘晏这副寒酸相，都捂着嘴窃笑，有个阔家子弟还当面讥笑他是“乡下佬”“土包子”。这些举动和言语，并没有影响刘晏继续吃他的烧饼，就好像根本没看见、没听见，更不与他们计较。刘晏的仆人见主人总是这样，觉得有失身份。刘晏知道了，语重心长地对仆人说：“节俭是贤者的美德。一个人一旦失掉了这个美德，那才是失去了身份呢！”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像刘晏这么节俭的官员并非官场的主流，但刘晏所主张的身份观却深受百姓欢迎。这就是刘晏节俭的故事得以流传的原因。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陈旧的“身份观”理应被历史的潮流所淘汰。然而遗憾的是，这种“身份观”不但没有绝迹，反而大有卷土重来的架势。一些领导干部把领导者的身份看得比政治生命还要重，他们和大款们比，进行高档消费绝不能让自己比大款们差；他们和老板们比，自己的“行头”绝不比老板们逊色；他们和最有派头的官员相比，轿车的档次绝不比任何一个官员低……身份是有了，派头也足了，可当初履职时的承诺却忘得一干二净。
　　也难怪，成天讲究领导者的身份、摆官谱儿，还怎么能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成天考虑的是生活讲豪华、上档次，怎能不离老百姓越来越远？更有一层，你天天进行高档消费，谁给你埋单、付账？有道是：“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到头来，因钱失节、失志，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一个人言谈举止太像领导了，老百姓就会觉得他不像是“自家人”，会觉得他不亲；一个领导没有派头，看不出领导的身份，老百姓反而把他当作“自己人”。
　　俭与奢，是廉与贪的具体内容，而讲究和在意领导者的身份与否，则是领导者清廉还是贪腐的一个重要表现。从这个意义上看问题、想问题，就会将领导者的“身份观”与党的十八大一再强调的“群众观”“人民观”联系起来，用“群众观”和“人民观”来取代“身份观”。这样，领导者才不会为“身份”所累，才能以公仆的社会角色去尽为人民服务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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