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沙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的“余则成”
杨明斋，本名杨好德，字明斋，1882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西乡马戈庄一个农民家庭。杨明斋7岁时开始读私塾，后因家境贫困无力继续供其求学，16岁就不得不辍学务农。1901年3月，杨明斋像无数山东人一样踏上了“闯关东” 的路，他先是在哈尔滨，后又来到了沙俄统治下的海参崴打工谋生。因为有些文化，杨明斋还兼做记账员，收入高于一般工人。他时不时帮“闯俄罗斯”的老乡写写家信，所以在华工圈子里颇有威信。1908年，他来到西伯利亚矿区做了一名矿工，随后又去了莫斯科，在那里半工半读，接触到了一些激进分子。在他们的影响下，杨明斋参加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运动，因为有文化，口才也不错，他不久就成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中的一员。
杨明斋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后，被选为华工代表，来到俄国首都圣彼得堡。1917年俄国发生二月革命，成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杨明斋被布尔什维克党安排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交部“潜伏”，成为沙俄版的“余则成”。
接受俄共（布）派遣回国推动中共的创立
“十月革命”后，苏俄很快就陷入协约国的包围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1919年3月，列宁直接领导成立了筹划、策动、指挥“世界革命”的总部——共产国际。为了保证“世界革命”有正确方向，列宁为共产国际的活动确定了理论基础，那就是“要消除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具体手段是输出革命，以暴力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制定了暴力革命的战略方针。
根据共产国际的战略方针与活动目标，俄共远东地区的各类组织纷纷向中国派出协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密使，如奉苏俄军方派遣的布尔特曼来到哈尔滨一带活动，并且广交北京、天津两地高校的进步中国知识分子，还与李大钊取得联系。在上海则有受苏俄阿穆尔军区派遣，还曾会见过孙中山的波波夫以及在上海活动并与后来出席中共一大的李汉俊建立关系的阿加廖夫。
在中国进行秘密活动的众多苏俄密使中，最卓有成效的当数维经斯基。随维经斯基来华的小组还有4名俄国人和1名中国人：4名俄国人分别是东方学院毕业的季托夫、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谢列勃里亚科夫、工人出身的斯托杨诺维奇和维经斯基的妻子库兹涅佐娃，而那名中国人就是兼任小组翻译的杨明斋。选中杨明斋有很重要的两个原因：一是上述4个俄国人没有一人懂中文，二是杨明斋在俄国的革命经历决定了他作为华工中的杰出代表，是这个来华策动组建共产党，鼓动暴力革命的小组的最佳人选。
维经斯基小组的灵魂人物
维经斯基、杨明斋等人前来中国的时机非常之好，可谓独得天时之利。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苏俄政府看到了中国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的力量。为了取得中国对苏俄革命的同情与支持，苏俄政府不失时机于1919年7月25日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即《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表示愿意将“沙皇政府独立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这与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任意宰割形成鲜明反差。消息传入国内，其影响可想而知，报刊上的宣传，中国知识界的亢奋，无疑都把苏俄视作为正义、公理的化身，一时之间对苏俄社会主义、列宁的崇拜也广泛、时髦起来。陈独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毅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
维经斯基等人于1920年4月初到达北京。由于已经离开祖国近20年了，对国内动态不甚了解，所以在动身前，杨明斋将苏俄国内有关中国的所有报道收集在一起，结合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民族东方部提供的材料，作了认真阅读分析。到了北京，杨明斋建议维经斯基先与在北大任教的俄共（布）党员鲍立威（又译柏烈伟）教授取得联系。后经鲍立威介绍，他们又共同拜访了李大钊。有了交往后，杨明斋从李大钊处借来了已经出版的所有《新青年》杂志和反映中国近几年新思潮方面的杂志，从这些杂志上，杨明斋了解了国内诸多学界名流，如蔡元培、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尤其是新文化运动领导人陈独秀的思想和主张，并将这些情况向维经斯基一行做了介绍。在认识了北大学生张国焘、刘仁静等人后，杨明斋建议维经斯基尽快去上海拜访陈独秀。而在与李大钊相处的这几天里，在不断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杨明斋给李大钊留下了深刻印象。杨明斋等南下后，李大钊对人说杨明斋是“万里投荒，一身是胆”，对杨明斋雷厉风行的大胆工作作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20年4月下旬，维经斯基一行到了上海，很快与陈独秀建立了联系，当时陈独秀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为了便于联系和活动，杨明斋租下了渔阳里6号，作了陈独秀的邻居。在上海，杨明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首先协助维经斯基办起了受共产国际委托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其中设立了中国科、日本科、朝鲜科。杨明斋还积极协助维经斯基确定了中国科的任务，明确了其核心任务就是在中国尽快发展共产主义组织。
由于维经斯基对中国情况的陌生，许多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以及对外联络往往都是杨明斋与陈独秀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再和维经斯基商量取得一致后进行的。5月份，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杨明斋参加了该会的负责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杨明斋、维经斯基共同协助陈独秀于这年8月初成立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正式取名“中国共产党”。小组成员最初有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时在日本）、俞秀松、沈玄庐等8人，这批人原先全都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被推举为书记。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同时，杨明斋还指导俞秀松进行了建团工作，不久就在杨明斋的住处正式宣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国的成立。
此后，杨明斋在渔阳里6号办起了中俄通讯社（后改名华俄通讯社）和外国语学社。杨明斋自任外国语学社社长，主讲马克思主义，与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共同承担俄语教学。这所学社实际上是上海党组织为培养青年干部而设立的一所“党校”，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学员最多时达五六十人，少时也有二三十人。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从中挑选出20多名青年团员，经杨明斋安排，分3批介绍去苏俄学习，其中许多人如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杨尚昆、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等，日后成为中共的主要领导骨干，直至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中俄通讯社也由杨明斋担任社长，杨明斋为该社写了大量通讯，使得该社在沟通中俄人民相互了解、宣传俄国革命经验和社会主义思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给济南的山东省议员王乐平去信，联系了王尽美等人。这年秋天，杨明斋回山东故乡探亲，在济南作了停留，与中学师生王翔千、王尽美、邓恩铭等人见面，向他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的情况。于是，这年秋天，在济南的校园里便出现了若干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此基础上，不太长的时间内，济南就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在中共一大时成功派出了两名代表。
是年11月，由上海发起组主办、杨明斋参与创办的《共产党》月刊正式问世。这是国内第一个以《共产党》命名的刊物。该刊物广泛发到各地共产主义者和旅欧勤工俭学的革命者手中，发行量最高时达5000份。
一个有个性的翻译
杨明斋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在翻译工作中，他的翻译有时真叫人哭笑不得。李达回忆说：“当时我们有一个很早的同志叫杨明斋，山东人，那时就有40多岁，他曾经在帝俄的东方大学呆过，所以会俄文，维经斯基来中国后就由他翻译。他翻译时很有意思，维经斯基的话也好，我们的话也好，他认为不对的全不翻。”尽管如此，李达说，杨明斋“却是个好人”。
作为翻译者，本应做到准确无误，将一方的意思确切无误地翻译给另一方，即使口译一时可能难以做到信、达、雅，那也不能将他人之意任意篡改或不翻。可杨明斋却自作主张，认为对的他就翻译，不对的他就不翻译，或翻成自认为应是这样的意思才有利。他头脑中有一张“过滤网”，凡是他不赞成的全被过滤掉了。他对陈独秀非常崇拜，可翻译时，他照样按自己的逻辑办，陈独秀讲的他认为是对的就翻给维经斯基听;他认为不对的，或不翻或按自己的认识翻。不过从此后的情况发展来看，他的这种自以为是的翻译，并没有产生不良恶果，其效果还是可以的——他与维经斯基到了上海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就促成了陈独秀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而且受陈独秀的派遣，与维经斯基一同去了趟广州，促成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功不可没。倘若产生不良后果，李达也不会说他“却是个好人”。曹靖华是1920年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生，听过杨明斋的课，算是杨明斋的学生，也了解杨明斋，一直关心着杨明斋的下落。1954年，曹靖华在周恩来家做客，谈话中问到杨明斋的下落。周恩来说：“杨明斋是山东人，是个忠厚长者。”
反对国共合作为陈独秀申冤
杨明斋个性中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固执，一旦认定了的事，不肯轻易改变。马林来华后，积极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陈独秀由不赞成到服从，可杨明斋就不同了，他是坚决反对，这样问题就来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有苏俄利益需要的因素，是在苏俄的一手帮助促成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其决定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因此陈独秀不得不违心地同意国共合作。对此，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曾毫不隐晦地说：“是共产国际逼迫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陈独秀服从了，党服从了，可杨明斋不服从。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共产国际和所属各国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张国焘说：“中共中央为说服这些反对意见，真是煞费气力。譬如一向以崇拜陈独秀先生著称的杨明斋，就曾指斥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无异是将共产党出卖给国民党，为此与陈独秀大闹一场，并声称不愿再与陈见面。”对此，陈独秀到没有拿他怎么样，但工作总得做吧。张国焘回忆说：“这个性情耿直的山东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因为那里国共两党均无组织，自然不发生合作问题。中央无法说服他，只有允许他的要求。”
由于甘肃根本没有党组织，所以，党中央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护送第二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同志。这批学生中有几位后来在中共党史上都不是一般人物，如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杨尚昆、伍修权、孙冶方。之后，杨明斋就留在中山大学总务处工作。
当年的中山大学学生盛岳（即盛忠亮）说：“1925年，当中山大学还在筹备阶段时，杨（明斋）就在上海负责接待和安排中国学生赴莫斯科的工作。1925年11月，他亲自带领第二批学生去中山大学，到莫斯科之后，他就开始在学校的总务部门工作。1927年夏，当我们全部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很大的避暑地特拉索夫时，杨明斋到了这个地方，向学友们告别。”他说，他就要启程回国了。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将陈独秀扣上了“反革命” 的帽子，杨明斋接受不了对陈独秀这样严厉的处分，他认为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将所有的错误都一股脑儿栽在陈独秀身上，是不公平的，这是共产国际在找“替罪羊”。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这些理哪有地方去说？于是，性格耿直的杨明斋索性在1930年春，只身一人偷越国境到了苏联，想直接找共产国际反映情况。然而到了苏联不久，他就被逮捕，流放到托木斯克。但他为陈独秀鸣冤叫屈、批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路线政策失误的长达80页的报告倒是被层层上传到了共产国际。敢于批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的错误，虽说反映了他的政治勇气和理论认识的高度，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无疑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
倒在了“大清洗”的枪口之下
私自越境进入苏联并遭逮捕后，失去了自由的杨明斋无奈之下写信给在莫斯科的王明、康生求救，但王明、康生都不予理睬。于是，1932年10月21日，他又给张国焘写了封信，讲述了自己这次赴苏的经过、被关押与“充军”的情况，希望张国焘到共产国际问一问，“究竟为什么把我充军，我的报告犯了什么错误？得知后请给我一封信才好”。可张国焘没有见到这封信。
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日子里，杨明斋开始一心一意地写他的第三本书《社会生存本义》。在日常生活中，杨明斋仍旧保留着中国北方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自己砌灶、劈柴、生火做饭。因为情绪的关系，他对居室不屑打理，以至于居住的室内脏乱不堪：满屋生烟，遍地柴火，墙壁、玻璃窗户由于烟熏火燎早已失去昔日的光泽，变得乌黑不透阳光。不整理床铺，不洗衣服，不讲卫生，整日蓬头垢面。当时在苏联西伯利亚保卫部门工作的师哲知道他的事后，曾两次去探视，并劝他再给王明写封信。师哲对他说：“我们在莫斯科时，称王明为小鬼，可是他现在担任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还是依靠组织解决问题为宜。”杨明斋却愤慨地表示，他绝不为五斗米折腰，再向王明一伙求助。师哲又劝了杨明斋几句，可杨明斋就是不肯。
1938年，苏联肃反运动进入高潮，2月7日，杨明斋被莫斯科内务部以捏造的“日本间谍、托派恐怖分子”的罪名再次逮捕，在没有经过任何审讯的情况下，5月26日倒在了“大清洗”的枪口之下。直到1989年1月，苏共中央为所有未经审判就惨遭镇压的人恢复名誉，杨明斋才获得了平反。7个月后，中国政府公布杨明斋为革命烈士。如今，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中有了杨明斋的陈列，中共党史教科书、《辞海》等工具书中也有了他的记载，他的家乡故居亦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也算是对杨明斋这位中共早期活动家的一丝告慰。
（责任编辑：徐嘉）
杨明斋，本名杨好德，字明斋，1882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平度县西乡马戈庄一个农民家庭。杨明斋7岁时开始读私塾，后因家境贫困无力继续供其求学，16岁就不得不辍学务农。1901年3月，杨明斋像无数山东人一样踏上了“闯关东” 的路，他先是在哈尔滨，后又来到了沙俄统治下的海参崴打工谋生。因为有些文化，杨明斋还兼做记账员，收入高于一般工人。他时不时帮“闯俄罗斯”的老乡写写家信，所以在华工圈子里颇有威信。1908年，他来到西伯利亚矿区做了一名矿工，随后又去了莫斯科，在那里半工半读，接触到了一些激进分子。在他们的影响下，杨明斋参加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运动，因为有文化，口才也不错，他不久就成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中的一员。
杨明斋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后，被选为华工代表，来到俄国首都圣彼得堡。1917年俄国发生二月革命，成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杨明斋被布尔什维克党安排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交部“潜伏”，成为沙俄版的“余则成”。
接受俄共（布）派遣回国推动中共的创立
“十月革命”后，苏俄很快就陷入协约国的包围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1919年3月，列宁直接领导成立了筹划、策动、指挥“世界革命”的总部——共产国际。为了保证“世界革命”有正确方向，列宁为共产国际的活动确定了理论基础，那就是“要消除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具体手段是输出革命，以暴力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制定了暴力革命的战略方针。
根据共产国际的战略方针与活动目标，俄共远东地区的各类组织纷纷向中国派出协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密使，如奉苏俄军方派遣的布尔特曼来到哈尔滨一带活动，并且广交北京、天津两地高校的进步中国知识分子，还与李大钊取得联系。在上海则有受苏俄阿穆尔军区派遣，还曾会见过孙中山的波波夫以及在上海活动并与后来出席中共一大的李汉俊建立关系的阿加廖夫。
在中国进行秘密活动的众多苏俄密使中，最卓有成效的当数维经斯基。随维经斯基来华的小组还有4名俄国人和1名中国人：4名俄国人分别是东方学院毕业的季托夫、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谢列勃里亚科夫、工人出身的斯托杨诺维奇和维经斯基的妻子库兹涅佐娃，而那名中国人就是兼任小组翻译的杨明斋。选中杨明斋有很重要的两个原因：一是上述4个俄国人没有一人懂中文，二是杨明斋在俄国的革命经历决定了他作为华工中的杰出代表，是这个来华策动组建共产党，鼓动暴力革命的小组的最佳人选。
维经斯基小组的灵魂人物
维经斯基、杨明斋等人前来中国的时机非常之好，可谓独得天时之利。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苏俄政府看到了中国反帝民族解放斗争的力量。为了取得中国对苏俄革命的同情与支持，苏俄政府不失时机于1919年7月25日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即《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表示愿意将“沙皇政府独立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这与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任意宰割形成鲜明反差。消息传入国内，其影响可想而知，报刊上的宣传，中国知识界的亢奋，无疑都把苏俄视作为正义、公理的化身，一时之间对苏俄社会主义、列宁的崇拜也广泛、时髦起来。陈独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毅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
维经斯基等人于1920年4月初到达北京。由于已经离开祖国近20年了，对国内动态不甚了解，所以在动身前，杨明斋将苏俄国内有关中国的所有报道收集在一起，结合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民族东方部提供的材料，作了认真阅读分析。到了北京，杨明斋建议维经斯基先与在北大任教的俄共（布）党员鲍立威（又译柏烈伟）教授取得联系。后经鲍立威介绍，他们又共同拜访了李大钊。有了交往后，杨明斋从李大钊处借来了已经出版的所有《新青年》杂志和反映中国近几年新思潮方面的杂志，从这些杂志上，杨明斋了解了国内诸多学界名流，如蔡元培、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尤其是新文化运动领导人陈独秀的思想和主张，并将这些情况向维经斯基一行做了介绍。在认识了北大学生张国焘、刘仁静等人后，杨明斋建议维经斯基尽快去上海拜访陈独秀。而在与李大钊相处的这几天里，在不断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杨明斋给李大钊留下了深刻印象。杨明斋等南下后，李大钊对人说杨明斋是“万里投荒，一身是胆”，对杨明斋雷厉风行的大胆工作作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1920年4月下旬，维经斯基一行到了上海，很快与陈独秀建立了联系，当时陈独秀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为了便于联系和活动，杨明斋租下了渔阳里6号，作了陈独秀的邻居。在上海，杨明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首先协助维经斯基办起了受共产国际委托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其中设立了中国科、日本科、朝鲜科。杨明斋还积极协助维经斯基确定了中国科的任务，明确了其核心任务就是在中国尽快发展共产主义组织。
由于维经斯基对中国情况的陌生，许多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以及对外联络往往都是杨明斋与陈独秀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再和维经斯基商量取得一致后进行的。5月份，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杨明斋参加了该会的负责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杨明斋、维经斯基共同协助陈独秀于这年8月初成立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正式取名“中国共产党”。小组成员最初有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时在日本）、俞秀松、沈玄庐等8人，这批人原先全都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陈独秀被推举为书记。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同时，杨明斋还指导俞秀松进行了建团工作，不久就在杨明斋的住处正式宣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国的成立。
此后，杨明斋在渔阳里6号办起了中俄通讯社（后改名华俄通讯社）和外国语学社。杨明斋自任外国语学社社长，主讲马克思主义，与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共同承担俄语教学。这所学社实际上是上海党组织为培养青年干部而设立的一所“党校”，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学员最多时达五六十人，少时也有二三十人。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从中挑选出20多名青年团员，经杨明斋安排，分3批介绍去苏俄学习，其中许多人如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杨尚昆、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等，日后成为中共的主要领导骨干，直至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中俄通讯社也由杨明斋担任社长，杨明斋为该社写了大量通讯，使得该社在沟通中俄人民相互了解、宣传俄国革命经验和社会主义思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给济南的山东省议员王乐平去信，联系了王尽美等人。这年秋天，杨明斋回山东故乡探亲，在济南作了停留，与中学师生王翔千、王尽美、邓恩铭等人见面，向他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的情况。于是，这年秋天，在济南的校园里便出现了若干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此基础上，不太长的时间内，济南就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在中共一大时成功派出了两名代表。
是年11月，由上海发起组主办、杨明斋参与创办的《共产党》月刊正式问世。这是国内第一个以《共产党》命名的刊物。该刊物广泛发到各地共产主义者和旅欧勤工俭学的革命者手中，发行量最高时达5000份。
一个有个性的翻译
杨明斋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在翻译工作中，他的翻译有时真叫人哭笑不得。李达回忆说：“当时我们有一个很早的同志叫杨明斋，山东人，那时就有40多岁，他曾经在帝俄的东方大学呆过，所以会俄文，维经斯基来中国后就由他翻译。他翻译时很有意思，维经斯基的话也好，我们的话也好，他认为不对的全不翻。”尽管如此，李达说，杨明斋“却是个好人”。
作为翻译者，本应做到准确无误，将一方的意思确切无误地翻译给另一方，即使口译一时可能难以做到信、达、雅，那也不能将他人之意任意篡改或不翻。可杨明斋却自作主张，认为对的他就翻译，不对的他就不翻译，或翻成自认为应是这样的意思才有利。他头脑中有一张“过滤网”，凡是他不赞成的全被过滤掉了。他对陈独秀非常崇拜，可翻译时，他照样按自己的逻辑办，陈独秀讲的他认为是对的就翻给维经斯基听;他认为不对的，或不翻或按自己的认识翻。不过从此后的情况发展来看，他的这种自以为是的翻译，并没有产生不良恶果，其效果还是可以的——他与维经斯基到了上海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就促成了陈独秀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而且受陈独秀的派遣，与维经斯基一同去了趟广州，促成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功不可没。倘若产生不良后果，李达也不会说他“却是个好人”。曹靖华是1920年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生，听过杨明斋的课，算是杨明斋的学生，也了解杨明斋，一直关心着杨明斋的下落。1954年，曹靖华在周恩来家做客，谈话中问到杨明斋的下落。周恩来说：“杨明斋是山东人，是个忠厚长者。”
反对国共合作为陈独秀申冤
杨明斋个性中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固执，一旦认定了的事，不肯轻易改变。马林来华后，积极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陈独秀由不赞成到服从，可杨明斋就不同了，他是坚决反对，这样问题就来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有苏俄利益需要的因素，是在苏俄的一手帮助促成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其决定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因此陈独秀不得不违心地同意国共合作。对此，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曾毫不隐晦地说：“是共产国际逼迫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陈独秀服从了，党服从了，可杨明斋不服从。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共产国际和所属各国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张国焘说：“中共中央为说服这些反对意见，真是煞费气力。譬如一向以崇拜陈独秀先生著称的杨明斋，就曾指斥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无异是将共产党出卖给国民党，为此与陈独秀大闹一场，并声称不愿再与陈见面。”对此，陈独秀到没有拿他怎么样，但工作总得做吧。张国焘回忆说：“这个性情耿直的山东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因为那里国共两党均无组织，自然不发生合作问题。中央无法说服他，只有允许他的要求。”
由于甘肃根本没有党组织，所以，党中央交给他一项任务，让他护送第二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同志。这批学生中有几位后来在中共党史上都不是一般人物，如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杨尚昆、伍修权、孙冶方。之后，杨明斋就留在中山大学总务处工作。
当年的中山大学学生盛岳（即盛忠亮）说：“1925年，当中山大学还在筹备阶段时，杨（明斋）就在上海负责接待和安排中国学生赴莫斯科的工作。1925年11月，他亲自带领第二批学生去中山大学，到莫斯科之后，他就开始在学校的总务部门工作。1927年夏，当我们全部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很大的避暑地特拉索夫时，杨明斋到了这个地方，向学友们告别。”他说，他就要启程回国了。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将陈独秀扣上了“反革命” 的帽子，杨明斋接受不了对陈独秀这样严厉的处分，他认为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将所有的错误都一股脑儿栽在陈独秀身上，是不公平的，这是共产国际在找“替罪羊”。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的这些理哪有地方去说？于是，性格耿直的杨明斋索性在1930年春，只身一人偷越国境到了苏联，想直接找共产国际反映情况。然而到了苏联不久，他就被逮捕，流放到托木斯克。但他为陈独秀鸣冤叫屈、批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路线政策失误的长达80页的报告倒是被层层上传到了共产国际。敢于批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的错误，虽说反映了他的政治勇气和理论认识的高度，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无疑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
倒在了“大清洗”的枪口之下
私自越境进入苏联并遭逮捕后，失去了自由的杨明斋无奈之下写信给在莫斯科的王明、康生求救，但王明、康生都不予理睬。于是，1932年10月21日，他又给张国焘写了封信，讲述了自己这次赴苏的经过、被关押与“充军”的情况，希望张国焘到共产国际问一问，“究竟为什么把我充军，我的报告犯了什么错误？得知后请给我一封信才好”。可张国焘没有见到这封信。
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日子里，杨明斋开始一心一意地写他的第三本书《社会生存本义》。在日常生活中，杨明斋仍旧保留着中国北方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自己砌灶、劈柴、生火做饭。因为情绪的关系，他对居室不屑打理，以至于居住的室内脏乱不堪：满屋生烟，遍地柴火，墙壁、玻璃窗户由于烟熏火燎早已失去昔日的光泽，变得乌黑不透阳光。不整理床铺，不洗衣服，不讲卫生，整日蓬头垢面。当时在苏联西伯利亚保卫部门工作的师哲知道他的事后，曾两次去探视，并劝他再给王明写封信。师哲对他说：“我们在莫斯科时，称王明为小鬼，可是他现在担任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还是依靠组织解决问题为宜。”杨明斋却愤慨地表示，他绝不为五斗米折腰，再向王明一伙求助。师哲又劝了杨明斋几句，可杨明斋就是不肯。
1938年，苏联肃反运动进入高潮，2月7日，杨明斋被莫斯科内务部以捏造的“日本间谍、托派恐怖分子”的罪名再次逮捕，在没有经过任何审讯的情况下，5月26日倒在了“大清洗”的枪口之下。直到1989年1月，苏共中央为所有未经审判就惨遭镇压的人恢复名誉，杨明斋才获得了平反。7个月后，中国政府公布杨明斋为革命烈士。如今，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中有了杨明斋的陈列，中共党史教科书、《辞海》等工具书中也有了他的记载，他的家乡故居亦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也算是对杨明斋这位中共早期活动家的一丝告慰。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