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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画一幅图。
在画图这件事上，我得向我五岁半的儿子学习。他在白纸上画两道线，非说那是彩虹。彩虹不应该是七彩的吗？可他说是，那就是吧。那时候我还没有儿子，我才十八岁。
如果我在白纸上画两条线，那就是高速公路。我不知道它的起点和终点。在西陵镇这一段，人们叫它西线公路。它穿过西陵镇，延伸到了田野、村庄和群山之中。西陵镇也在延伸，从这里坐五块钱的中巴车，便可以到达暗流涌动的雅江边;如果往西走，会有面包车将你载向灰尘漫天的煤山。挖煤的工人，唇红齿白。
那时，我经常想搭上一辆长途货车，沿西线公路而去。可是，我的老板对我还不错。他此前有过十三个半途而废的学徒，他说我很有修理汽车的天赋。这是鬼话。我他妈只是个浑身油腻，整天忙得屁滚尿流的补胎工而已。
那一排两层高的红砖房，是临时建筑。卷帘门上挂着简陋的招牌：通达补胎店、川妹子饭店、高老庄、剪·爱、烧鸡公、立足点……那些跑长途的司机到了这里，总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红砖房后面的田地里，种着蔬菜、水稻或玉米。夏天的时候，庄稼长起来，将远处的监狱和精神病院遮挡了大半，我只能看到它们的屋顶。
那时候我还不认识西西弗斯。当多年以后我读到《西西弗斯的神话》时，突然热泪盈眶。我们多么相像，都是被惩罚的人，所不同的是，他推的是石头，我推的是废旧轮胎。
我来这里时，是春天。可是在西线公路上奔忙的车辆，并不能带来春天的气息。我的目光穿过光秃秃的田野，看到远处的监狱和精神病院。这两个地方，我都不想走近。
女人们带来了夏天的气息，白净的大腿紧绷在短裙里，奶子在胸前若隐若现。我躺在那间二十平米的屋子里，躺在旧轮胎、旧钢盆、破内胆和充气泵之间。无论白天黑夜，都有汽车从西线公路上奔驰而过，震得玻璃噌噌响。但如果引擎声越来越近，并伴随刹车声，我的情绪就会低落——又有车辆爆胎了。
那时我是个精瘦的年轻人，脚下像安了马达一样。我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完成一只汽车轮胎的卸、补、装等各道工序。如果我的老板或老板娘刚好不在，这十块钱便进了我的兜里。若遇上好心的司机，他们还会发给我一支好烟，这让我心存感激。
我是一个面容模糊的鬼。甚至连鬼也不算，只是一台会干活的机器。司机们将车开到门口，停住，我必须在第一时间抱上两个三角木冲过去，固定好车的位置，防止它倒退。这感觉，像是抱着两个炸药包上前线。而使用那台老旧的螺丝拆卸机时，像是怀抱一挺机枪在扫射。除了对我发号施令，没有人跟我聊别的话题。
“小賊，”他们这样叫我。
“小贼，给我加气！”
“小贼，给我补胎！”
某天我和老板用大锤拆轮胎。我甩锤时，那八磅重的锤头突然飞向老板的脑袋。幸亏他偏了一下头，才躲过那场血光之灾。
“小贼，你想谋杀我啊？”他说这话时，他的老婆在一旁哈哈大笑。
那一天，西陵镇来了一个歌舞团。我一早便看到一辆小货车拉着几个袒胸露乳的女子，在逼仄的车厢里搔首弄姿。我接到了一张宣传单。傍晚突然下起了雨，我向老板请假去看演出，他仍然气呼呼的。
“不准去！晚上还要修车。”他说。
修你老婆。我像只被牛踩了的癞蛤蟆，坐在店门口一言不发。细雨如绵，雾气沉沉。我就是在那天晚上患上了暴走症。
西陵镇这地方，夏天常落雨，雾总是伴着雨来。这里的人把雾叫“罩子”，想想也挺形象。
我沿着西线公路走，在雾中。汽车从我身旁飞驰而过，车灯由远及近再消失在雾中。我就这样融入了世界，痛快极了。尽管有人狂按喇叭，有人则将头伸出来骂。但我毫不在乎。我的右边是大片的田地，玉米已经高过了人。黑黢黢的玉米林里，雨声沙沙响。风起时，雨点扑面，玉米林里响声更大了，像有一只猛兽扑将而出。
我穿过雨雾，看见了农舍、田地和庄稼。可是，我最想遇到一个人。不管是谁，只要是人就行。有时，高速公路上会有短暂的宁静，没有车经过，四周一片黑暗，只有风雨声。西陵镇被我甩在了身后，我已不知自己身在何方。但这并不重要。
一条黑狗湿淋淋地横穿马路，差点被汽车撞死。它经过我身边时，我看见它身上滴下来的不是雨水，而是血水。“哎，”我说。它不理我，一头扎进了甘蔗林中。在两片甘蔗林中间，有一户人家。三间土坯房，关着门，一只昏黄的灯泡挂在屋檐下晃荡。
“哎！”我站在路边，对着灯泡吼了一声，“有人吗？”
灯泡晃了一下。没人应我。一辆汽车从我身后飞驰而过。
前方向右有个出口，指示牌写了两个字：梭山。我从梭山出了高速，脚下变成了土路。路的两边是茂密的玉米林，在夜和雾的双重笼罩下，像是走到了世界尽头。没有车灯照我前行，我想转身往回走。
这时我听到了两声咳嗽，像两个气泡从夜色里冒出。我停下了侧转的身子。又响起两声咳嗽，连贯，有力，无法抑制地从玉米林深处传来。
“谁？”我问。
“那你又是谁？”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又送来两声咳嗽。
“我是一个过路人。”
“你能帮我去买点药吗？”
“为什么你不自己去？”
“我不能去。”他说，“请不要问为什么，请给我买阿莫西林和阿司匹林。”
“你有伞吗？”
“没有。”
我决定帮他。有人需要我帮忙，说明他比我还要可怜。我让他等着。我说，如果我今晚不回来，那不是我不帮你，而是药店关门了。玉米地里没有了回应。玉米快成熟了，挂着红须。趁没有车辆时，我穿过了高速公路，准备在对面搭回程顺风车。可是，没有人会在高速公路上紧急停车搭一个疯子。如果你开车在夜晚的高速公路上，遇见伸手搭车的人，不要以为那是一个幽灵，那或许是一个不想变成幽灵的人。
车灯从我身后追上来，汽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嗖嗖嗖，像一只只蝗虫。细雨如丝，我的头发和衣服全湿了，在这闷热的天气中有一丝凉意。我闭着眼睛，想了一下。我的老板，此时他一定还守着那个路边店，等那些在雨中爆胎的车辆。其实这样的雨天，真的是人迹寥落。川妹子饭店会提前打烊，几个服务员聚在一起打扑克。有天我去围观了一下，但没有人跟我说话。至于立足点（足浴）里的那些女孩，她们在我面前更是高傲得像公主，从不拿正眼看我。很多话语在我心里的沸腾，像是一锅煮熟的饺子起起落落，但我的嘴就是盖子。 春天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走到西陵镇的。我在火车站被小偷划开了衣兜，偷走我仅有的二百块钱。我从火车站走到雅江、走到矿山，最后来到了西陵镇。我要活下去。
“我要活下去！”
我在高速公路上举手高呼，一辆大货车沉重地开过来，如一头带病的老牛。哈哈，它的轮胎瘪了，打开了应急灯。前方灯光连成片，西陵镇快到了。我抹了一把湿淋淋的脸，借着那辆爆胎车辆的灯光奔跑起来。
药房门还开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在看电视。那一年，四处发洪水，电视里在歌唱抗洪抢险的英雄事迹。我买了阿莫西林和阿司匹林，并且在旁边的店里买了一把大黑伞。
我先后拦了三辆出租车，他们见我湿淋淋的样子，全都拒载。这时候，有一辆摩托车在我面前停了下来。
“去哪里？”
“西线公路上的梭山出口。”
“十五元。”
贵了，但我别无选择。骑车的家伙有头盔可戴，我只能冒雨迎风。经过通达补胎店时，我看见那辆瘪了轮胎的货车已经停在了门口。我的老板正撅着屁股支千斤顶。
“骑快一点。”我说。
路滑。但他还是拧了一把油，摩托车向前蹿出去，险些滑倒。
“你去梭山干什么？”他问，“去看人？”
“你怎么知道？”
“后面有监狱和精神病院嘛，”他说，“路太爛了，别说下雨，晴天也没人愿意载你去。”
“我只到路口。”我说，“你生意好吗？”
“马马虎虎，”他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有可能吧，”我说。
确实有可能。在这半年里，奔跑在附近的很多包括摩托在内的车辆，我都补过胎。但是，谁会跟一个补胎工成为朋友呢？
梭山路口到了，雨还在下。我撑开伞，遮住了自己的上半身，递给他十五元钱。至此，我已经身无分文。待摩托车走远了，我才走近玉米林。
“哎！”我喊了一声，“你还在吗？”
风猛地刮过来，玉米林里响成一片，我的声音也被吹得七零八落。所以，我不确定他是否回答了我。待风过去，我才又出声。
“我买药回来了，你还在吗？”
“你把药放在路上就可以了。”回答我的却是一个女声，她似乎犹豫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谢谢你。”
我愣了一下，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听口音，她像是本地人，而他是外地人，具体哪里我不能确定。
“你听到了吗？”她又说，“放在路上就可以了，好心人。听你的声音像个孩子。”
隔着茂盛的玉米林，我无法想象地里的情景。但如果天不下雨，这大片的玉米林或甘蔗林是可以作为栖身之所的。我的脑子里冒出一句歌词：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
“把药放在路上，”她说。那语气不软不硬，既无威胁，也无乞求。
“我还买了伞，”我说，“药在伞下，别让风吹走了。”
那玉米林里没了声息，连咳嗽声也没有了。雨下得更大了一点，我已经习惯了身上湿淋淋的衣裤。我的鞋子打湿了，脚在鞋里滑得像两条鱼，走路的时候，发出咕唧咕唧的声音。十二年后，当我有了儿子，他穿上会叫的学步鞋时，我想到了当时的场景。
“你疯了？”当我的老板看到我浑身湿透地出现时，又怒又惊，“要不要我送你上精神病院？”这时候，那货车司机走了过来。他认出了我。
“你的徒弟？”他问。我的老板点了点头。
“刚才他在高速公路上跑，”司机说。
“真的是疯了。”
但很快，我的老板就知道我其实没疯。他收了司机的钱，疲倦地伸着懒腰上楼去了。他和老婆住在楼上，他们结婚十年了，没有孩子，一直在悄悄寻医问药。
我开始推轮胎。那些被雨淋湿的轮胎，码在店门口，像两座山。我得将它们一条一条推回店里，按原样码起来。这些轮胎其实毫无用处，它们堆放在门口时，只是一种标志：这里是家补胎店。更要命的是，这些废旧轮胎的数量在增加。每次有人换下旧轮胎，我的老板都如获至宝。我数了一下，已经有42条旧轮胎了。这才是他妈的疯了。
铺面的后门通向一个小院，院里有口井。我将自己脱光，来到井旁，雨还没有停，稀稀疏疏地洒在我身上，几乎可以忽略。井水很清，我们都只用来洗澡。有次我打水时，将头伸过去，跟井水里自己的影子打了照面。可是后来我越发觉得，那不是我的影子。那个影子在我脑海里打碎了，每一次拼贴都不一样，甚过变形金刚。
我将那只皮桶扔进井里，发出一阵空响。似乎有一只青蛙在水底，受到惊吓时叫了一声。我在这里学会了如何用吊桶向井下打水。刚开始的时候，那桶在水面晃晃悠悠，就是不朝水下钻。渐渐的，我可以将那井绳使用得如同一根长棍子。
我从井里打了一桶水，兜头浇下，然后接着打第二桶，第三桶。只有我一个人用这口井。当井水猛地灌向我时，我感谢那些弃用了这口井的人。我把它当成了我的。我除了拥有这一百多斤的肉身外，真的一无所有。
雨停不停无所谓。西陵镇这地方，除了不会下雪，什么天气都属正常。希望晚上不要有车爆胎。躺在床上，我很自然地竖起了耳朵，听高速公路上车辆的动静。我听到它们由近到远再消失，如此反复，在我入睡之前，没有人来打扰我。
我梦见了那片玉米林，清晰得不像梦境。我买去的阿莫西林和阿司匹林还在伞下，伞在地上像只钟摆晃动。玉米林里传来歌声，却听不清歌词，或许不是唱歌，而是吟咏，或者变异的叫声。那声音吸引我，走进了玉米林，双手拨开那些利剑样的玉米叶朝前走。可是，那声音并没有变得更真切或遥远，就是无法找到声源。我在玉米林里找了一夜。醒来时感觉双腿酸疼。我不知道自己在梦中是不是双腿也在动。
“滚开！你再过来我会杀了你。”
这却不是梦。是我真的走进了那片玉米林。被雨水淋透了的大地在下陷。我此前站在路上问，“你们在吗？我给你们送东西来。”却是没人应。 我停住脚步，像是陷在了泥潭里，动弹不得。听声音，他们离我不超过十米。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奔跑着，胎噪声像剑划过天空。我们都沉默了下来。我甚至试过悄悄朝前走，但玉米叶间只能容纳一只苍蝇飞过。
“离开这里，”他说，“否则我真的会杀了你。”
“我给你带了香烟，”我说，“红塔山，硬壳的。”
我的兜里确实有半盒香烟，这是白天一个司机掉在店里的。
“把烟放在路上就可以了，”是那个女人的声音，“你走吧，别再来了。”
我退出了玉米林，回到路上。伸手摸到兜里的香烟，抽了一支出来点上。白天的时候天晴了，黄昏时又开始下雨。我偷偷从补胎店里溜了出来。
“你为什么要给我送东西来？”玉米林里又传来声音。
“我想和你聊聊。”
“聊？聊什么？”
“就是说说话。说什么都可以。”
“那你聊吧，我听着。”
我语塞了。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告诉别人的话，我只希望在我想说话的时候有人听，或者做一个倾听者。
“你们为什么要在玉米林里？”
“你别想借聊天之名打听什么。如果你想说话，就说说你自己吧。”
“我杀过人。”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浑身抖了一下。一阵风将他的话吹过来。
“你跟老子吹牛，小心我杀了你。”
“真的，”我说，“我杀了一个欺负我母亲的男人，在我十三岁那年，在他睡着的时候。”
“谁睡着？”
“死人。噢，不对，是我父亲。他喝酒，赌博，淫乱，暴力，无恶不作。他总有一天会被人杀，与其别人动手，还不如我来。”
“死了？”
“我不知道。我走了，离开了那个鬼地方。霜桥镇，离这里很远。那是五年前的事了。我没有回去过，也不想回去。我已经渐渐忘记了那个地方。”
那是我第一次跟人提起霜桥镇。那时我连张身份证也没有，如果某天暴毙街头，便是一具无名尸体。这也是我不离开补胎店的原因之一。自从我来到西陵镇，我开始随便编织我的故事。我大概向人说过十个故乡的名字，以及五六种家庭背景。
“你还不走？”玉米林里的那个女人说，“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他们就要来了。”她说，“你没看见他们？”
“谁？”我问。
“他们呀，”她说，“那些手拿套索的人，他们正在追你。”
我浑身抖了一下。回头看一眼黑夜中，只有车辆不时带来或带走灯光。如果真有手拿套索的人，他们是坐车来还是走路来？或者是从天而降？
“你们也在躲手拿套索的人？”
“不是。”她说，“我害怕打针，死也不打。”
我也怕打针。但我没说出来。八岁那年，我第一次动杀心，目标是那个将一管针水推进我肩膀的医生。
她哭了起来，那声音像一只狐狸在呜咽，有着破土而出的沉闷和压抑。我很快明白了，是有人捂住了她的嘴。
“别哭，”男人说，“那个给你打针的人，已经永远消失了。”
“你真的杀了他？”
玉米林里突然刮起一阵旋风。玉米秆在断裂，并伴随着挣扎时发出的声音，像是一场拉锯战。“放开我！你这个骗子。”她说。“你想要镇定剂吗？”他说出这句话，玉米林里便安静了。
我连续抽了三支烟，舌头已经发麻。车灯从高速公路上掠过，雾呈颗粒状升腾。我悄悄離开了梭山路口。
我开始陷入一种迷糊状态，将白天和夜晚搅成了一锅粥。走在高速公路上时，那紧追上来的灯光像升起的太阳;而在补胎的时候，我的眼前经常晃动着那片玉米林。风声飒飒，雾霭沉沉，玉米林里有什么？
某次我加气的时候，一只轮胎爆炸了。钢圈飞向了天空，不知去向。人们心有余悸地围着补胎店，对我指指点点。这事刚过了三天，一辆大货车在补前胎的时候，突然从千斤顶上塌下来，像一只受伤的野兽。原因是我忘记用三角木铆住另外的车轮了。
那几天艳阳高照，没有雨和雾。我越发想念那片玉米林。有晚我乘着月色，又去到梭山路口，对着那片玉米林喊了半天，可没有任何回应。我朝着那条路往上走，路两边的田地是对称的，无论是玉米林、甘蔗林，还是稻田。到了山下，我看到那片白房子，泛着月光的清幽。那是监狱。它的外表安静得像只沉默的怪兽，可里面关着若干不安的灵魂。连灯光也没有，有种人去楼空的错觉。
几只在路上闲逛的青蛙受惊跳进了草丛里。而更远的稻田里，蛙声一片，响彻整个坝子。我继续朝前走，就像这世界上只有我一个活物一样。一条河流将田坝一分为二。过了桥，我离精神病院更近了一些。没有我想象的众声喧哗，病人们都已安静下来。我在院墙下站了一会儿，我仿佛听到了自己身体破裂的声音，像果仁破壳而出，说不清是要发芽还是腐烂。
回到梭山路口时，我又朝玉米林里喊了几声。
“哎！”我说，“你俩在吗？出来聊会儿。”
没有回应。这让我觉得之前或者现在，总有一个时候是在做梦。
“我对你们没有恶意，我已经当你们是朋友了，”我说。
我是认真的，我觉得即使他们不说话，也在听。仿佛他们就坐在我面前。一个高个子男人，三十五岁左右，长着络腮胡，眉宇间有一股江湖气。女人呢，应该是娇小的，长着娃娃脸，乳房硕大，笑容中有腼腆和沉醉。
我席地而坐，地面冰凉。下次应该带瓶酒来，我想。人为什么一定要对人说话呢？对着空气、石头、庄稼，难道就不能说话？这不是自言自语，而是一种隐秘的问答。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我们一直在这里，像庄稼一样，由种子发芽长成。只不过，我们是由枯骨长成。”
“我见过骨头里长出鲜花。”
“你说的没错，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每一块骨头都活着。” “难道你们是两块骨头？”
“我是骨头，他不是。”女人回答。
“那他是什么？”
“他是你爹！”
我的老板突然在我身后吼了起来，摩托车停在不远的路口。他将我从想象中拉了回来。
“难道你真的疯了？”他说，“干活的时候魂不附体，半夜又像个幽灵似的悄悄溜出来。”
“我出来走走，”我说。
“你在跟谁说话？”
“我自言自语。”
他盯着我，绕着我走了一圈，又侧耳听玉米林的动静。确定没人之后，方才跨上了他那辆红陵摩托车。他载我回店里，一路无话。
有一辆长途大客车爆胎了，正停在店门口。乘客借此机会在路边撒尿，或奔向小卖部买水。老板娘在拖延着时间，她并不会干活，最多能搭把手。
“快一点！”她冲我吼，“天一黑就不见，你找鬼去了？”
“赶紧干活去吧，”老板缓和了一下语气，“再有半年，你就可以出师了，像我一样开个店，未来的日子就有指望了。”
未来。那一阵风似的未来，岂是我能把握得住的？我想起那些肚皮空空，走在路上的日子，便卑微到了尘土里。像一只蚂蚁面对山岗，渺小感已经将我的腰压弯。有人赞美年轻的生命，其实年轻是件多么无助的事情。年轻和年老，都是脆弱的。
那时我反复梦见一个老人。青色长衫，满头白发，没有了牙的嘴，像个无底洞。我觉得他这么大年纪，应该是个死人，但我每次都忘记问他这个问题。他的嘴里轻飘飘地吐出一些话语，像是孱弱的鸟儿，落在我的耳畔。他讲起一生的经历，逃难、战争、结婚、生病、挨饿、批斗、退休……他讲他的，我只听不说。因为他和我一样，只是需要一个听他说话的人。
当我将那辆长途大巴的轮胎补好，午夜已过。月亮躲到了远山上的云后面，流泻出薄光。如果高速公路上没有车辆驶过，我便陷入了黑暗中。那挂在门头上的灯泡，像是长在黑夜嘴里的泡，轻轻一戳，就会破灭。
我又开始推轮胎，机械重复着以前的动作。这一条条轮胎，曾经跟随它们的主人跑遍千山万水，没想到在退役之后，却成了我们这家补胎店的装点。这像一个人死而不葬。每一条轮胎都有过去，它们曾经碾死过一条狗、被一枚钉子刺穿、在泥泞里咆哮、在高速路上驰骋，最后躺在这里，成为我的负担。
那个老人又出现在我的梦中。今晚，他换了一身藏红色衣服，头上缠了一圈白帕子。我梦见自己在睡觉，他坐在我床边。
“我们聊聊，”他说。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要求。之前，他总是喃喃自语。
“聊吧，”我说，“我以为你只是需要一个人听你说话。”
“因为你也需要一个人听你说。两个都想说话的人在一起，当然就是聊天。”
“你为什么要经常出现在我梦里？”
“我走不出去，四面都是墙。”
“哪里有墙？”
“你心里。”
卷帘门声大作，却不是有人来补胎，而是狂风吹。我醒过来，松了一口气。跟补胎相比，夜风惊心并不算什么。暴雨紧随而至，借着风势扑向了卷帘门。我又想起了玉米林，在这暴风雨中，那两个人怎么办？我送给他们的雨伞，在这暴风雨中，估计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若是往日，这风雨声会让我激动得睡不着。因为如果雨持续到天亮，店里的生意就会骤减，我可以心安理得地闲下来。
接下来，令人绝望的事情发生了。雨持续到了天亮，并且没有一丝停下的迹象。我的老板娘大清早穿了一套花睡衣，趿拉着拖鞋來店里检查我是否已经准时开门。“老天爷，你还要下到几时哟？”她打着哈欠，上楼去了。
那一天，所有的轮胎都很坚强，店里的收入为零。中午时老板娘送饭来，凝重的脸上能拧出水来。我用筷子扒开米饭，找到了指甲盖大小的几块鸡蛋——老板的心情和生意，看看我的伙食就知道了。
“好好守着店，”她说，“今天补胎时每只轮胎多收五块钱。”
我坐在店里，心神不宁，翻完了一本《笑傲江湖》。即使是令狐冲和任盈盈，也无法将我带离现实的忧虑之中。雾沉沉的，过往的车辆打开了双闪灯，开得小心翼翼。老板来店里转了一圈，递了一支烟给我，说：“如果这样的雨下上三天，你知道该怎么办吗？”
“知道。去路上撒钉子。”
这是补胎店公开的秘密。如果你在路上被钉子扎破了轮胎，不要紧，因为你离补胎店也不远了。
天终于黑了下来，像一扇门被关上。这一排店铺陆续打烊了。我早已如坐针毡。待老板将头从二楼的窗口伸出来，叫我关门的时候，这如获大赦的幸福让我想流泪。
大雨如注。我没使用任何雨具就一头扎进了雨里。幸亏有一辆出租车极不情愿地停了下来。三十块钱，他说，不打表。我对这乘人之危的敲诈心存感激。没问题，我说，您真是个好人。
这个好人将我载到梭山路口，我下车时他说，我也是刚好顺路，不然谁愿意拉你？离下一个掉头点还有五公里。但即使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还是对他说了感谢的话。
置身雨中，衣服很快湿透了，但我并不觉得冷。雨落在玉米叶上，像有千万只蝗虫在啃噬，足以淹没其他的声音。
“你们在吗？”我的声音发抖。
我回头看了一眼路口，老板并没有跟来。雨下得肆无忌惮。除了雨声，玉米林里连蛐蛐都噤声了。蚂蚁们或许也正在因为雨水泛滥成灾而四处逃亡。所以，我的声音突兀得能将自己吓一跳。
“你们在吗？”我继续问。
玉米秆摇晃起来，枝叶间的摩擦让我感觉像是有人在锉我的骨头，不寒而栗。不一会儿，那声音突然消失了，只有雨声随风入耳。
“你怎么又来了？”那个男人压低了声音，咳嗽声被捂在了手心里。
“你又生病了，”我说，“需要我再去给你买药吗？”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一而再地来这里？”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们，跟你们说说话。”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女人突然插话，“你是玉皇大帝派来的，托塔李天王。”
“让你见笑了，”男人说，“她有时候会胡说八道，请别介意。”
“只要有人跟我说话就行，说什么无所谓。”
“我明白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比死还难受。”他说，“你应该去谈一场恋爱。”
“我不爱你！”女人插了一句。
“我一直很想知道，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我说，“如果庄稼收了，你们怎么办？”
“这是我们的家，”女人高声说，“这是我们的婚房。”
“你如果真的想知道原因，就帮我一个忙吧。”男人说，“你去白沙镇的沙沟找一个人。”
“找谁？”
“丁小猫，或者王长富，”他说，“告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你遇见了我，但让他们别来找我。他们会给你酬劳的。”
“你叫啥？”
“二明子。”
我没去过白沙镇，但听说过，要横过雅江才能到达。某次我曾为一辆往来于白沙镇和西陵镇之间的中巴车补过胎。那中巴车脏得像刚出土的，沾满了灰，挤满了人，车门口站着一个售票员，一手拿零钱，一手拿小喇叭，嘴里不停地高喊：白沙镇，五块、白沙镇，五块……
那个售票员居然还记得我。他冲我笑了笑，侧身让出一条通往车厢的空隙。“到哪里？”他问。我说，“沙沟有没有路口？”“四块钱。”他说。车厢里挤得快喘不过气来了。车开动起来，走走停停，摇摇晃晃，竟然把站着的乘客摇得松散了些。我挪到车窗前，伸手抓住行李架下的吊扣，贪婪地吸收着那些扑入眼帘的人和物。他们多好看啊，那些红男绿女，穿着时尚，轻松自如地行走在街头。不像我，即使用井水洗了两遍澡，还是能闻到一股机油味。所有挨近我的人们都撅着鼻子嗅，像一只只发情的狗。那时我想，只要是能让我穿得干净一点，做什么工作我都愿意。
我请假的时候跟老板发生了冲突。他觉得像我这样一个没有来路的人，居然要去白沙镇找一个朋友是不可思议的。
“你别胡思乱想，”他说，“好好在我这里干，你就快出师了呀。”
“我从来没有休息过。”我说，“我只想请两天的假，你可以扣我工资。”
“没人补胎的时候你不就在休息么？”他说。
我无可辩驳，提了吊桶去打水洗澡，然后换上了现在穿的这件白衬衫。那时候我喜欢穿白色，招牌似的，白衬衫，白色休闲裤，白皮鞋，穿成白马王子的样子，其实就是一个黑炭头外面刷了一层白石灰。
中巴车不断地有人上上下下，姑娘们穿得很少，小伙子们目光像钩子。在某个瞬间，我甚至发现站在我旁边的姑娘朝我笑了一下。我回了她一个笑，可站她旁边，一直搂着她的男人瞪了我一眼。到了下一站，他们牵着手下车了。售票员朝我走过来，他轻声地说：
“你的裤子拉链开了。”
我红着脸在裆前摸了一把，他便笑出了声，“逗你玩的。”旁边几个人也笑起来，他们似乎认识，这个恶作剧更令他们抱成了团。
“沙沟还有多远？”我试图让自己从这尴尬的氛围中脱身。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说，“你撒一泡尿的时间，沙沟就到了。”
这个售票员和我一样，来自外地，尽管他竭力想学本地人讲话，但还没有完全将乡音抹去。他像一颗玻璃珠混进了珍珠的队伍，就快以假乱真了。他和人聊起售票途中的见闻，滔滔不绝，就像只有他一个人坐过车一样。
“上下车要特别担心钱包哪，”他说，“这条路的小偷本事可真大，一眨眼就能得手。”
“不过，在我们这辆车上，他们不敢，”他又说，“有一次上来一个小杂种，还没得手便被我一脚踹下去了。”
听的人将信将疑，也无所谓信或不信。可偏偏在这时，一直坐在远处窗边的一个乘客高声插话了。
“你再吵吵嚷嚷影响我睡觉，小心我才是真的将你一脚踹下去。”
众人的目光被吸引过去，那是一个剃了光头的男子，右边耳朵上吊个耳环，穿一件黑色背心，看不清手臂上纹的是何物。
“沙沟到了，”那售票的小伙子提醒我，“朝路口一直往里走，就是村寨。”
我的脚下是松软的白沙，远处的山上没有树，光秃秃，白惨惨一片。而身边的地里种满了庄稼。中午的太阳烘烤着，就要将我化作水蒸发掉。滚烫的沙子跳进我的鞋里，像是烧红的盐。我张着嘴喘气，后悔没有随身带着水。路边的玉米林，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此行的目的。沿着这条路走，就会有陌生人和村庄。当耳边传来狗叫声，我知道村庄不远了。
茂密的庄稼遮掩住了那个叫白沙的村寨。我沿着玉米地边的路走了很远，陡然看见了那些白墙黑瓦。路边结满瓜果，空气中飘着潮湿的混合气味，玉米、甘蔗、番茄、辣椒、牛、羊、猪、鸡，散发出各自的气味。天空被雨水洗刷一新，蓝得刺眼，地面冒着热气。
我朝一户人家走去。狗在草丛后面低吼。我表面上不理它，却暗自提防着。它果然在我经过它面前后悄悄的从后面跟了上来。我讨厌这样的狗，像个阴险小人，暗中侍机下口。这样的狗，其实没胆儿，我突然转身，一脚将它踢进了路边的地里。
一棵水桶粗的拐枣树下，有人在乘凉。都是些不需要干活的老人和孩子。老人们安静得像树桩，闭着眼，干瘪的嘴脸让人想起枯瘦的冬天。而孩子们呢，却不放过这些老人，缠着他们，要听故事，要做游戏，好像爷爷奶奶就是他们的玩具。我走近的时候，有个胆大的孩子主动跟我搭话了。
“你找哪个？”他说。
我当然不会认真回答一个孩子的问题。便以开玩笑的口吻说，“找你呀，我就找你。”那孩子躲进了爷爷的怀里，老人睜开了眼睛。其实睁不睁眼都一样，我没有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一丝光亮。
“你找哪个？”他问。
“我找丁小猫。”
“一直往前走，门口有三棵芭蕉树那家。”
“那王长富家呢？” “你找到丁小猫就知道了。”
那是一座很普通的房子，它和整个村庄的风格完全一致。黑瓦，白墙，三间正房，两间偏房，围墙低矮。院门上了锁。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是在地里干活。但要在长满了庄稼的地里找到他们并不容易。我又回到了老人和孩子们玩耍的地方。
“没人在家，”我说，“会不会是干活去了？”
却没人回答我的问题。
孩子们发现了一窝蚂蚁，正在用树枝在地上划，以此阻断它们前行的路。他们像引水一样，成功将蚂蚁引上了一棵桑树。
“你找他们干什么？”有个老人打量着我。
“有点事。”我说，“一点私事。”
“那你等着吧，”他对我的含糊其词，报以淡淡的嘲笑。
“在哪里等？”我掏了香烟递过去，又给他点燃了火。
“就在这里，你会遇到他们的。”他说。
直到我兜里的香烟抽完，他们也没有放松对我的警惕。他们不时瞟我一眼，问我：“你找他们干什么？”我每次都回答，“有点事”。越是这样，他们越觉得有鬼，最后干脆闭嘴了。
不过，那个老人没有骗我。我真的等到了丁小猫。丁小猫是个老妇人，个子小，确实长得像一只苍老的猫。紧跟在她身后的，就是壮得像堵墙似的王长富。他们俩人的肩上都扛着锄头，刚从地里干活回来。那时候，太阳都快落山了。丁小猫和王长富走过那棵拐枣树前，看了我一眼，就被那个老人叫住了。
“丁小猫，这个小伙子等你们一天啦。”
俩人站住，看了看我，却不说话。
“阿姨，”我说，“我有事找你们。”
“啥子事？”王长富说，“回屋去说吧。”
挂在门上的那把铁锁好像是生锈了，王长富开得骂骂咧咧。俩人带我进了院子，将院门从里面闩上。院子里，除了几只闲庭信步的鸡，没有别的东西。进到客厅，我一眼就看到了挂在神龛前的黑白照。
“说嘛，你找我们有啥事。”丁小猫看了一眼王长富，俩人在我对面坐下。
“我在西陵镇遇见了二明子。”我说，“他叫你们别找他。”
俩人愣了一下，对视一眼，满脸愁云惨雾。
“他已经死了。”俩人异口同声地说，并且回头看了看那张黑白照。照片上的年轻人，二十来岁吧，戴着眼镜，笑得很灿烂。
我揉了揉眼睛，确定那黑白照片近在眼前;我闭上眼睛，玉米林里的声音也犹在耳畔。
“他没有死，”我说，“他和一个女人躲在西陵镇的玉米林里。”
丁小猫和王长富又对视了一眼。
“一个女人？”丁小猫有些诧异，“这个婊子，她连鬼都不放过。”
“我们的儿子一个月前就已经死了，白沙的人都可以证明，是他们亲自将他抬上山埋葬的。”王长富补充。
为了让我彻底死心，他们还带我去了山上。在离村庄两三公里远的一个较为平坦的地方，果真突起一座用石头和沙砌成的坟。祭奠用的酒瓶还在坟前，一只香烟尚未燃完就熄灭了。
“相信了吧？”王长富说，“谁会拿儿子的死来开玩笑？”
下山的时候，遇到了他们的两个熟人，又提起他们死去的儿子。
“唉，多好的年轻人，可惜被外面的人带坏了。”
我们默默回到屋里，丁小猫开始张罗晚饭，只剩下我和王长富坐在客厅里。
“天快黑了，”我说。
“今晚就在这里歇了，”王长富说，“二明子以前也很喜欢带朋友回来玩。”
“我和他不是朋友。”我说，“我来找你们，是为了得到报酬。”
此时，丁小猫刚好从外面走进屋来。她听了我的话，突然就愤怒了。
“又想来骗我们是吧？”她说，“我受够你们了。这几年，每年都有人来骗钱，我们已经倾家荡产啦。”她越说越愤怒，手上的锅铲就快戳到了我的脑门上。
“我没有骗你们。”我强调，“二明子真的躲在西陵镇的玉米林里，我还给他送过药。”
“你再说！”丁小猫跳得更凶了，“你这个讲鬼话的骗子，给我滚出去！”
“得啦，”王长富说，“狗都不咬上门人，留他在这里过夜吧。”
那天晚上，我睡了二明子的床。墙上挂了一把断弦的吉他，贴了几张明星照，还有一串纸鹤。床前的书桌上，放着几本书，我一眼就看见了《笑傲江湖》。原来他也喜欢读金庸。
我并不觉得害怕。睡前我曾想从丁小猫或王长富的嘴里得到一点二明子的信息，可他们除了承认他死亡的现实外，守口如瓶。实在问得烦了，他们反过来问我。
“你相信阴间和阳间吗？”
“你确定自己的神經正常吗？”
“你能讲讲你的事吗？”
我发现很多问题其实经不住盘问。比如说我自己的过去，很多已经忘记了（或许就没有发生过）。即使是那些我有印象的往事，也隔着一层朦胧的纱，像雾一般，风轻轻一吹就会消散。我越发怀疑自己。我真的在雨雾天独自沿着西线公路走？玉米林里真的有人？我是一个梦游症患者？这些问题折腾了我一夜。天亮时，我沉重的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去玉米林里看个究竟。
可当我回到西陵镇，继续投身到汗流浃背的补胎活计中时，我似乎渐渐忘记了玉米林这回事。这种淡忘是不经意的。当我某天想起时，不禁吓了自己一跳。或许是因为天气吧，我又安慰自己，有些记忆是需要天时地利，需要一些东西来勾引的。
天气晴了三天，又开始转阴，继而下雨，起雾。是去玉米林的最佳时机了，我提醒自己，千万别忘了那个叫白沙的地方。不管是幻觉还是现实，我都要紧紧抓住，问个明白。
这雨，这雾，这车流，这高速公路，这出口，都是我熟悉的。那片玉米林一直站在那里，等着被收割。雨打玉米叶的声音也是熟悉的。
“你们在吗？”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从白沙回来啦，你父母一切都好，还托我给你带了东西。” 玉米林里没有回应。只有风拂细雨唰唰响。
“你们要是不说话，那我走了。”我说，“你父母托我带来的东西，怎么办呢？”
我冷静一想，难道玉米林里的声音仅仅是我的想象？那二明子是我所虚构？那白沙镇呢？丁小猫呢？那我现在所处的环境呢？
我像一个陀螺，被无数的鞭子从不同方向抽着。它们像一群秃鹫在分享着尸体，撕裂的疼痛令我仰天长啸。我转身逃离，却见梭山路口突然亮起几束车灯，瞬间将我罩笼。我下意识地遮住眼前的灯光，耳畔响起了一阵吆喝：“——站住！警察！”
警察？我脑海里嗡的一声响，纵身跳进了玉米林里。就像跳进了水里，玉米林瞬间将我淹没。我两手拼命划拨，像一个别扭的溺水者，想要浮出水面。然而手电筒的光，像瞄准器般紧跟着我，吆喝声从未间断。他们说，要开枪了。他们穿过玉米丛林的声音像风声从四面响起。再跑几步，也许我就能见到那个一直陪我说话的二明子。
“二明子，你在哪里？”我喊了起来，“你他妈到底是人是鬼？”
警察越追越近，甚至朝着天空开了一枪。那枪声穿过夜空，很快被玉米秆晃动的声音掩盖。那些紧追着我的手电光，刚好照亮了我前行的路，这是分秒之差。
当我看见了那片倒下的玉米秆时，我站住了。在这片玉米丛林里，有十平米左右的玉米秆倒在地上，被当成了地铺。这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玉米秆已经枯黄，那时玉米尚未灌浆。我看见了雨伞、药盒、玉米棒子、卫生纸、蓝色工装、蓝白相间的条纹衫……
警察如林般将我包围，黑洞洞的枪口像一只只愤怒的眼睛。我犯了什么错？我怒吼。我举起了手。要卷起我的双手很容易，手铐的冰凉让我胯间颤了一下。他们将我带出玉米林，带上警车。朝城里开的时候，我看见补胎店里还亮着灯。我的老板坐在门口等生意，对于赚钱这事，他总是孜孜不倦。
他们给我做笔录：
“姓名？”
“邱小冬。”
“年龄？”
“18岁。”
“家庭地址？”
“板桥镇双塔村二社。”
“身份证？”
“没有。”
“号码？”
“不记得。”
“你好好回忆一下。”
“真的不记得，我有好多东西记不住了。”
“你和王明明是什么关系？”
“谁是王明明？我真的不认识你说的人。”
“那你去玉米林边做什么？”
“找二明子。”
“那我提醒你，王明明就是二明子。”
“噢，”我说，“警官，我想知道二明子是什么人。”
“是我审你，还是你审我？”
“我想喝水。”
“别做梦。不老实交待，渴不死你也要饿死你，憋死你，困死你。”
眼前的灯光晃得我如梦似幻，如坠刀山火海。我闭上了眼睛，反正已经看不清了。
“你找二明子干什么？”
“聊天。”
“你们聊了什么？”
“也没聊什么。只要有话说就可以了。”
“那你去白沙镇干什么？”
“找二明子的父母。他托我带话，就说在西陵镇见到了他。”
“然后呢？”
“我看到了二明子的坟。”
“你怎么证明是他的坟？”
“他父母说的。”
“真狡猾。”
“我說的都是实话。”
“我不是说你。”
“那你跟骆丽又是什么关系？”
“谁是骆丽？”
“二明子身边的女人。”
“噢，我知道她，没见过，只听过她说话。”
“说什么？”
“说我是玉皇大帝派来的，托塔李天王。”
“神经病。”
“我说的是真的。”
“我不是说你。”
然后，他们将我投进了黑屋子里。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开了门，将我带上了警车。车朝着西线公路方向开。我看到了我的老板，他正在推着一只滚动的轮胎。车上了西线公路，在梭山路口右转。那片玉米林，在阳光下闪着绿光。再往前走，我看到了监狱的白房子。心里一惊，问：
“你们要带我去哪里？”
没有人说话。再往前开，我看见了精神病院。我闭上了眼睛。
在画图这件事上，我得向我五岁半的儿子学习。他在白纸上画两道线，非说那是彩虹。彩虹不应该是七彩的吗？可他说是，那就是吧。那时候我还没有儿子，我才十八岁。
如果我在白纸上画两条线，那就是高速公路。我不知道它的起点和终点。在西陵镇这一段，人们叫它西线公路。它穿过西陵镇，延伸到了田野、村庄和群山之中。西陵镇也在延伸，从这里坐五块钱的中巴车，便可以到达暗流涌动的雅江边;如果往西走，会有面包车将你载向灰尘漫天的煤山。挖煤的工人，唇红齿白。
那时，我经常想搭上一辆长途货车，沿西线公路而去。可是，我的老板对我还不错。他此前有过十三个半途而废的学徒，他说我很有修理汽车的天赋。这是鬼话。我他妈只是个浑身油腻，整天忙得屁滚尿流的补胎工而已。
那一排两层高的红砖房，是临时建筑。卷帘门上挂着简陋的招牌：通达补胎店、川妹子饭店、高老庄、剪·爱、烧鸡公、立足点……那些跑长途的司机到了这里，总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红砖房后面的田地里，种着蔬菜、水稻或玉米。夏天的时候，庄稼长起来，将远处的监狱和精神病院遮挡了大半，我只能看到它们的屋顶。
那时候我还不认识西西弗斯。当多年以后我读到《西西弗斯的神话》时，突然热泪盈眶。我们多么相像，都是被惩罚的人，所不同的是，他推的是石头，我推的是废旧轮胎。
我来这里时，是春天。可是在西线公路上奔忙的车辆，并不能带来春天的气息。我的目光穿过光秃秃的田野，看到远处的监狱和精神病院。这两个地方，我都不想走近。
女人们带来了夏天的气息，白净的大腿紧绷在短裙里，奶子在胸前若隐若现。我躺在那间二十平米的屋子里，躺在旧轮胎、旧钢盆、破内胆和充气泵之间。无论白天黑夜，都有汽车从西线公路上奔驰而过，震得玻璃噌噌响。但如果引擎声越来越近，并伴随刹车声，我的情绪就会低落——又有车辆爆胎了。
那时我是个精瘦的年轻人，脚下像安了马达一样。我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完成一只汽车轮胎的卸、补、装等各道工序。如果我的老板或老板娘刚好不在，这十块钱便进了我的兜里。若遇上好心的司机，他们还会发给我一支好烟，这让我心存感激。
我是一个面容模糊的鬼。甚至连鬼也不算，只是一台会干活的机器。司机们将车开到门口，停住，我必须在第一时间抱上两个三角木冲过去，固定好车的位置，防止它倒退。这感觉，像是抱着两个炸药包上前线。而使用那台老旧的螺丝拆卸机时，像是怀抱一挺机枪在扫射。除了对我发号施令，没有人跟我聊别的话题。
“小賊，”他们这样叫我。
“小贼，给我加气！”
“小贼，给我补胎！”
某天我和老板用大锤拆轮胎。我甩锤时，那八磅重的锤头突然飞向老板的脑袋。幸亏他偏了一下头，才躲过那场血光之灾。
“小贼，你想谋杀我啊？”他说这话时，他的老婆在一旁哈哈大笑。
那一天，西陵镇来了一个歌舞团。我一早便看到一辆小货车拉着几个袒胸露乳的女子，在逼仄的车厢里搔首弄姿。我接到了一张宣传单。傍晚突然下起了雨，我向老板请假去看演出，他仍然气呼呼的。
“不准去！晚上还要修车。”他说。
修你老婆。我像只被牛踩了的癞蛤蟆，坐在店门口一言不发。细雨如绵，雾气沉沉。我就是在那天晚上患上了暴走症。
西陵镇这地方，夏天常落雨，雾总是伴着雨来。这里的人把雾叫“罩子”，想想也挺形象。
我沿着西线公路走，在雾中。汽车从我身旁飞驰而过，车灯由远及近再消失在雾中。我就这样融入了世界，痛快极了。尽管有人狂按喇叭，有人则将头伸出来骂。但我毫不在乎。我的右边是大片的田地，玉米已经高过了人。黑黢黢的玉米林里，雨声沙沙响。风起时，雨点扑面，玉米林里响声更大了，像有一只猛兽扑将而出。
我穿过雨雾，看见了农舍、田地和庄稼。可是，我最想遇到一个人。不管是谁，只要是人就行。有时，高速公路上会有短暂的宁静，没有车经过，四周一片黑暗，只有风雨声。西陵镇被我甩在了身后，我已不知自己身在何方。但这并不重要。
一条黑狗湿淋淋地横穿马路，差点被汽车撞死。它经过我身边时，我看见它身上滴下来的不是雨水，而是血水。“哎，”我说。它不理我，一头扎进了甘蔗林中。在两片甘蔗林中间，有一户人家。三间土坯房，关着门，一只昏黄的灯泡挂在屋檐下晃荡。
“哎！”我站在路边，对着灯泡吼了一声，“有人吗？”
灯泡晃了一下。没人应我。一辆汽车从我身后飞驰而过。
前方向右有个出口，指示牌写了两个字：梭山。我从梭山出了高速，脚下变成了土路。路的两边是茂密的玉米林，在夜和雾的双重笼罩下，像是走到了世界尽头。没有车灯照我前行，我想转身往回走。
这时我听到了两声咳嗽，像两个气泡从夜色里冒出。我停下了侧转的身子。又响起两声咳嗽，连贯，有力，无法抑制地从玉米林深处传来。
“谁？”我问。
“那你又是谁？”那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又送来两声咳嗽。
“我是一个过路人。”
“你能帮我去买点药吗？”
“为什么你不自己去？”
“我不能去。”他说，“请不要问为什么，请给我买阿莫西林和阿司匹林。”
“你有伞吗？”
“没有。”
我决定帮他。有人需要我帮忙，说明他比我还要可怜。我让他等着。我说，如果我今晚不回来，那不是我不帮你，而是药店关门了。玉米地里没有了回应。玉米快成熟了，挂着红须。趁没有车辆时，我穿过了高速公路，准备在对面搭回程顺风车。可是，没有人会在高速公路上紧急停车搭一个疯子。如果你开车在夜晚的高速公路上，遇见伸手搭车的人，不要以为那是一个幽灵，那或许是一个不想变成幽灵的人。
车灯从我身后追上来，汽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嗖嗖嗖，像一只只蝗虫。细雨如丝，我的头发和衣服全湿了，在这闷热的天气中有一丝凉意。我闭着眼睛，想了一下。我的老板，此时他一定还守着那个路边店，等那些在雨中爆胎的车辆。其实这样的雨天，真的是人迹寥落。川妹子饭店会提前打烊，几个服务员聚在一起打扑克。有天我去围观了一下，但没有人跟我说话。至于立足点（足浴）里的那些女孩，她们在我面前更是高傲得像公主，从不拿正眼看我。很多话语在我心里的沸腾，像是一锅煮熟的饺子起起落落，但我的嘴就是盖子。 春天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走到西陵镇的。我在火车站被小偷划开了衣兜，偷走我仅有的二百块钱。我从火车站走到雅江、走到矿山，最后来到了西陵镇。我要活下去。
“我要活下去！”
我在高速公路上举手高呼，一辆大货车沉重地开过来，如一头带病的老牛。哈哈，它的轮胎瘪了，打开了应急灯。前方灯光连成片，西陵镇快到了。我抹了一把湿淋淋的脸，借着那辆爆胎车辆的灯光奔跑起来。
药房门还开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在看电视。那一年，四处发洪水，电视里在歌唱抗洪抢险的英雄事迹。我买了阿莫西林和阿司匹林，并且在旁边的店里买了一把大黑伞。
我先后拦了三辆出租车，他们见我湿淋淋的样子，全都拒载。这时候，有一辆摩托车在我面前停了下来。
“去哪里？”
“西线公路上的梭山出口。”
“十五元。”
贵了，但我别无选择。骑车的家伙有头盔可戴，我只能冒雨迎风。经过通达补胎店时，我看见那辆瘪了轮胎的货车已经停在了门口。我的老板正撅着屁股支千斤顶。
“骑快一点。”我说。
路滑。但他还是拧了一把油，摩托车向前蹿出去，险些滑倒。
“你去梭山干什么？”他问，“去看人？”
“你怎么知道？”
“后面有监狱和精神病院嘛，”他说，“路太爛了，别说下雨，晴天也没人愿意载你去。”
“我只到路口。”我说，“你生意好吗？”
“马马虎虎，”他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有可能吧，”我说。
确实有可能。在这半年里，奔跑在附近的很多包括摩托在内的车辆，我都补过胎。但是，谁会跟一个补胎工成为朋友呢？
梭山路口到了，雨还在下。我撑开伞，遮住了自己的上半身，递给他十五元钱。至此，我已经身无分文。待摩托车走远了，我才走近玉米林。
“哎！”我喊了一声，“你还在吗？”
风猛地刮过来，玉米林里响成一片，我的声音也被吹得七零八落。所以，我不确定他是否回答了我。待风过去，我才又出声。
“我买药回来了，你还在吗？”
“你把药放在路上就可以了。”回答我的却是一个女声，她似乎犹豫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谢谢你。”
我愣了一下，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听口音，她像是本地人，而他是外地人，具体哪里我不能确定。
“你听到了吗？”她又说，“放在路上就可以了，好心人。听你的声音像个孩子。”
隔着茂盛的玉米林，我无法想象地里的情景。但如果天不下雨，这大片的玉米林或甘蔗林是可以作为栖身之所的。我的脑子里冒出一句歌词：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
“把药放在路上，”她说。那语气不软不硬，既无威胁，也无乞求。
“我还买了伞，”我说，“药在伞下，别让风吹走了。”
那玉米林里没了声息，连咳嗽声也没有了。雨下得更大了一点，我已经习惯了身上湿淋淋的衣裤。我的鞋子打湿了，脚在鞋里滑得像两条鱼，走路的时候，发出咕唧咕唧的声音。十二年后，当我有了儿子，他穿上会叫的学步鞋时，我想到了当时的场景。
“你疯了？”当我的老板看到我浑身湿透地出现时，又怒又惊，“要不要我送你上精神病院？”这时候，那货车司机走了过来。他认出了我。
“你的徒弟？”他问。我的老板点了点头。
“刚才他在高速公路上跑，”司机说。
“真的是疯了。”
但很快，我的老板就知道我其实没疯。他收了司机的钱，疲倦地伸着懒腰上楼去了。他和老婆住在楼上，他们结婚十年了，没有孩子，一直在悄悄寻医问药。
我开始推轮胎。那些被雨淋湿的轮胎，码在店门口，像两座山。我得将它们一条一条推回店里，按原样码起来。这些轮胎其实毫无用处，它们堆放在门口时，只是一种标志：这里是家补胎店。更要命的是，这些废旧轮胎的数量在增加。每次有人换下旧轮胎，我的老板都如获至宝。我数了一下，已经有42条旧轮胎了。这才是他妈的疯了。
铺面的后门通向一个小院，院里有口井。我将自己脱光，来到井旁，雨还没有停，稀稀疏疏地洒在我身上，几乎可以忽略。井水很清，我们都只用来洗澡。有次我打水时，将头伸过去，跟井水里自己的影子打了照面。可是后来我越发觉得，那不是我的影子。那个影子在我脑海里打碎了，每一次拼贴都不一样，甚过变形金刚。
我将那只皮桶扔进井里，发出一阵空响。似乎有一只青蛙在水底，受到惊吓时叫了一声。我在这里学会了如何用吊桶向井下打水。刚开始的时候，那桶在水面晃晃悠悠，就是不朝水下钻。渐渐的，我可以将那井绳使用得如同一根长棍子。
我从井里打了一桶水，兜头浇下，然后接着打第二桶，第三桶。只有我一个人用这口井。当井水猛地灌向我时，我感谢那些弃用了这口井的人。我把它当成了我的。我除了拥有这一百多斤的肉身外，真的一无所有。
雨停不停无所谓。西陵镇这地方，除了不会下雪，什么天气都属正常。希望晚上不要有车爆胎。躺在床上，我很自然地竖起了耳朵，听高速公路上车辆的动静。我听到它们由近到远再消失，如此反复，在我入睡之前，没有人来打扰我。
我梦见了那片玉米林，清晰得不像梦境。我买去的阿莫西林和阿司匹林还在伞下，伞在地上像只钟摆晃动。玉米林里传来歌声，却听不清歌词，或许不是唱歌，而是吟咏，或者变异的叫声。那声音吸引我，走进了玉米林，双手拨开那些利剑样的玉米叶朝前走。可是，那声音并没有变得更真切或遥远，就是无法找到声源。我在玉米林里找了一夜。醒来时感觉双腿酸疼。我不知道自己在梦中是不是双腿也在动。
“滚开！你再过来我会杀了你。”
这却不是梦。是我真的走进了那片玉米林。被雨水淋透了的大地在下陷。我此前站在路上问，“你们在吗？我给你们送东西来。”却是没人应。 我停住脚步，像是陷在了泥潭里，动弹不得。听声音，他们离我不超过十米。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奔跑着，胎噪声像剑划过天空。我们都沉默了下来。我甚至试过悄悄朝前走，但玉米叶间只能容纳一只苍蝇飞过。
“离开这里，”他说，“否则我真的会杀了你。”
“我给你带了香烟，”我说，“红塔山，硬壳的。”
我的兜里确实有半盒香烟，这是白天一个司机掉在店里的。
“把烟放在路上就可以了，”是那个女人的声音，“你走吧，别再来了。”
我退出了玉米林，回到路上。伸手摸到兜里的香烟，抽了一支出来点上。白天的时候天晴了，黄昏时又开始下雨。我偷偷从补胎店里溜了出来。
“你为什么要给我送东西来？”玉米林里又传来声音。
“我想和你聊聊。”
“聊？聊什么？”
“就是说说话。说什么都可以。”
“那你聊吧，我听着。”
我语塞了。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告诉别人的话，我只希望在我想说话的时候有人听，或者做一个倾听者。
“你们为什么要在玉米林里？”
“你别想借聊天之名打听什么。如果你想说话，就说说你自己吧。”
“我杀过人。”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浑身抖了一下。一阵风将他的话吹过来。
“你跟老子吹牛，小心我杀了你。”
“真的，”我说，“我杀了一个欺负我母亲的男人，在我十三岁那年，在他睡着的时候。”
“谁睡着？”
“死人。噢，不对，是我父亲。他喝酒，赌博，淫乱，暴力，无恶不作。他总有一天会被人杀，与其别人动手，还不如我来。”
“死了？”
“我不知道。我走了，离开了那个鬼地方。霜桥镇，离这里很远。那是五年前的事了。我没有回去过，也不想回去。我已经渐渐忘记了那个地方。”
那是我第一次跟人提起霜桥镇。那时我连张身份证也没有，如果某天暴毙街头，便是一具无名尸体。这也是我不离开补胎店的原因之一。自从我来到西陵镇，我开始随便编织我的故事。我大概向人说过十个故乡的名字，以及五六种家庭背景。
“你还不走？”玉米林里的那个女人说，“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他们就要来了。”她说，“你没看见他们？”
“谁？”我问。
“他们呀，”她说，“那些手拿套索的人，他们正在追你。”
我浑身抖了一下。回头看一眼黑夜中，只有车辆不时带来或带走灯光。如果真有手拿套索的人，他们是坐车来还是走路来？或者是从天而降？
“你们也在躲手拿套索的人？”
“不是。”她说，“我害怕打针，死也不打。”
我也怕打针。但我没说出来。八岁那年，我第一次动杀心，目标是那个将一管针水推进我肩膀的医生。
她哭了起来，那声音像一只狐狸在呜咽，有着破土而出的沉闷和压抑。我很快明白了，是有人捂住了她的嘴。
“别哭，”男人说，“那个给你打针的人，已经永远消失了。”
“你真的杀了他？”
玉米林里突然刮起一阵旋风。玉米秆在断裂，并伴随着挣扎时发出的声音，像是一场拉锯战。“放开我！你这个骗子。”她说。“你想要镇定剂吗？”他说出这句话，玉米林里便安静了。
我连续抽了三支烟，舌头已经发麻。车灯从高速公路上掠过，雾呈颗粒状升腾。我悄悄離开了梭山路口。
我开始陷入一种迷糊状态，将白天和夜晚搅成了一锅粥。走在高速公路上时，那紧追上来的灯光像升起的太阳;而在补胎的时候，我的眼前经常晃动着那片玉米林。风声飒飒，雾霭沉沉，玉米林里有什么？
某次我加气的时候，一只轮胎爆炸了。钢圈飞向了天空，不知去向。人们心有余悸地围着补胎店，对我指指点点。这事刚过了三天，一辆大货车在补前胎的时候，突然从千斤顶上塌下来，像一只受伤的野兽。原因是我忘记用三角木铆住另外的车轮了。
那几天艳阳高照，没有雨和雾。我越发想念那片玉米林。有晚我乘着月色，又去到梭山路口，对着那片玉米林喊了半天，可没有任何回应。我朝着那条路往上走，路两边的田地是对称的，无论是玉米林、甘蔗林，还是稻田。到了山下，我看到那片白房子，泛着月光的清幽。那是监狱。它的外表安静得像只沉默的怪兽，可里面关着若干不安的灵魂。连灯光也没有，有种人去楼空的错觉。
几只在路上闲逛的青蛙受惊跳进了草丛里。而更远的稻田里，蛙声一片，响彻整个坝子。我继续朝前走，就像这世界上只有我一个活物一样。一条河流将田坝一分为二。过了桥，我离精神病院更近了一些。没有我想象的众声喧哗，病人们都已安静下来。我在院墙下站了一会儿，我仿佛听到了自己身体破裂的声音，像果仁破壳而出，说不清是要发芽还是腐烂。
回到梭山路口时，我又朝玉米林里喊了几声。
“哎！”我说，“你俩在吗？出来聊会儿。”
没有回应。这让我觉得之前或者现在，总有一个时候是在做梦。
“我对你们没有恶意，我已经当你们是朋友了，”我说。
我是认真的，我觉得即使他们不说话，也在听。仿佛他们就坐在我面前。一个高个子男人，三十五岁左右，长着络腮胡，眉宇间有一股江湖气。女人呢，应该是娇小的，长着娃娃脸，乳房硕大，笑容中有腼腆和沉醉。
我席地而坐，地面冰凉。下次应该带瓶酒来，我想。人为什么一定要对人说话呢？对着空气、石头、庄稼，难道就不能说话？这不是自言自语，而是一种隐秘的问答。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我们一直在这里，像庄稼一样，由种子发芽长成。只不过，我们是由枯骨长成。”
“我见过骨头里长出鲜花。”
“你说的没错，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每一块骨头都活着。” “难道你们是两块骨头？”
“我是骨头，他不是。”女人回答。
“那他是什么？”
“他是你爹！”
我的老板突然在我身后吼了起来，摩托车停在不远的路口。他将我从想象中拉了回来。
“难道你真的疯了？”他说，“干活的时候魂不附体，半夜又像个幽灵似的悄悄溜出来。”
“我出来走走，”我说。
“你在跟谁说话？”
“我自言自语。”
他盯着我，绕着我走了一圈，又侧耳听玉米林的动静。确定没人之后，方才跨上了他那辆红陵摩托车。他载我回店里，一路无话。
有一辆长途大客车爆胎了，正停在店门口。乘客借此机会在路边撒尿，或奔向小卖部买水。老板娘在拖延着时间，她并不会干活，最多能搭把手。
“快一点！”她冲我吼，“天一黑就不见，你找鬼去了？”
“赶紧干活去吧，”老板缓和了一下语气，“再有半年，你就可以出师了，像我一样开个店，未来的日子就有指望了。”
未来。那一阵风似的未来，岂是我能把握得住的？我想起那些肚皮空空，走在路上的日子，便卑微到了尘土里。像一只蚂蚁面对山岗，渺小感已经将我的腰压弯。有人赞美年轻的生命，其实年轻是件多么无助的事情。年轻和年老，都是脆弱的。
那时我反复梦见一个老人。青色长衫，满头白发，没有了牙的嘴，像个无底洞。我觉得他这么大年纪，应该是个死人，但我每次都忘记问他这个问题。他的嘴里轻飘飘地吐出一些话语，像是孱弱的鸟儿，落在我的耳畔。他讲起一生的经历，逃难、战争、结婚、生病、挨饿、批斗、退休……他讲他的，我只听不说。因为他和我一样，只是需要一个听他说话的人。
当我将那辆长途大巴的轮胎补好，午夜已过。月亮躲到了远山上的云后面，流泻出薄光。如果高速公路上没有车辆驶过，我便陷入了黑暗中。那挂在门头上的灯泡，像是长在黑夜嘴里的泡，轻轻一戳，就会破灭。
我又开始推轮胎，机械重复着以前的动作。这一条条轮胎，曾经跟随它们的主人跑遍千山万水，没想到在退役之后，却成了我们这家补胎店的装点。这像一个人死而不葬。每一条轮胎都有过去，它们曾经碾死过一条狗、被一枚钉子刺穿、在泥泞里咆哮、在高速路上驰骋，最后躺在这里，成为我的负担。
那个老人又出现在我的梦中。今晚，他换了一身藏红色衣服，头上缠了一圈白帕子。我梦见自己在睡觉，他坐在我床边。
“我们聊聊，”他说。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要求。之前，他总是喃喃自语。
“聊吧，”我说，“我以为你只是需要一个人听你说话。”
“因为你也需要一个人听你说。两个都想说话的人在一起，当然就是聊天。”
“你为什么要经常出现在我梦里？”
“我走不出去，四面都是墙。”
“哪里有墙？”
“你心里。”
卷帘门声大作，却不是有人来补胎，而是狂风吹。我醒过来，松了一口气。跟补胎相比，夜风惊心并不算什么。暴雨紧随而至，借着风势扑向了卷帘门。我又想起了玉米林，在这暴风雨中，那两个人怎么办？我送给他们的雨伞，在这暴风雨中，估计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若是往日，这风雨声会让我激动得睡不着。因为如果雨持续到天亮，店里的生意就会骤减，我可以心安理得地闲下来。
接下来，令人绝望的事情发生了。雨持续到了天亮，并且没有一丝停下的迹象。我的老板娘大清早穿了一套花睡衣，趿拉着拖鞋來店里检查我是否已经准时开门。“老天爷，你还要下到几时哟？”她打着哈欠，上楼去了。
那一天，所有的轮胎都很坚强，店里的收入为零。中午时老板娘送饭来，凝重的脸上能拧出水来。我用筷子扒开米饭，找到了指甲盖大小的几块鸡蛋——老板的心情和生意，看看我的伙食就知道了。
“好好守着店，”她说，“今天补胎时每只轮胎多收五块钱。”
我坐在店里，心神不宁，翻完了一本《笑傲江湖》。即使是令狐冲和任盈盈，也无法将我带离现实的忧虑之中。雾沉沉的，过往的车辆打开了双闪灯，开得小心翼翼。老板来店里转了一圈，递了一支烟给我，说：“如果这样的雨下上三天，你知道该怎么办吗？”
“知道。去路上撒钉子。”
这是补胎店公开的秘密。如果你在路上被钉子扎破了轮胎，不要紧，因为你离补胎店也不远了。
天终于黑了下来，像一扇门被关上。这一排店铺陆续打烊了。我早已如坐针毡。待老板将头从二楼的窗口伸出来，叫我关门的时候，这如获大赦的幸福让我想流泪。
大雨如注。我没使用任何雨具就一头扎进了雨里。幸亏有一辆出租车极不情愿地停了下来。三十块钱，他说，不打表。我对这乘人之危的敲诈心存感激。没问题，我说，您真是个好人。
这个好人将我载到梭山路口，我下车时他说，我也是刚好顺路，不然谁愿意拉你？离下一个掉头点还有五公里。但即使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还是对他说了感谢的话。
置身雨中，衣服很快湿透了，但我并不觉得冷。雨落在玉米叶上，像有千万只蝗虫在啃噬，足以淹没其他的声音。
“你们在吗？”我的声音发抖。
我回头看了一眼路口，老板并没有跟来。雨下得肆无忌惮。除了雨声，玉米林里连蛐蛐都噤声了。蚂蚁们或许也正在因为雨水泛滥成灾而四处逃亡。所以，我的声音突兀得能将自己吓一跳。
“你们在吗？”我继续问。
玉米秆摇晃起来，枝叶间的摩擦让我感觉像是有人在锉我的骨头，不寒而栗。不一会儿，那声音突然消失了，只有雨声随风入耳。
“你怎么又来了？”那个男人压低了声音，咳嗽声被捂在了手心里。
“你又生病了，”我说，“需要我再去给你买药吗？”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一而再地来这里？”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们，跟你们说说话。”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女人突然插话，“你是玉皇大帝派来的，托塔李天王。”
“让你见笑了，”男人说，“她有时候会胡说八道，请别介意。”
“只要有人跟我说话就行，说什么无所谓。”
“我明白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比死还难受。”他说，“你应该去谈一场恋爱。”
“我不爱你！”女人插了一句。
“我一直很想知道，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我说，“如果庄稼收了，你们怎么办？”
“这是我们的家，”女人高声说，“这是我们的婚房。”
“你如果真的想知道原因，就帮我一个忙吧。”男人说，“你去白沙镇的沙沟找一个人。”
“找谁？”
“丁小猫，或者王长富，”他说，“告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你遇见了我，但让他们别来找我。他们会给你酬劳的。”
“你叫啥？”
“二明子。”
我没去过白沙镇，但听说过，要横过雅江才能到达。某次我曾为一辆往来于白沙镇和西陵镇之间的中巴车补过胎。那中巴车脏得像刚出土的，沾满了灰，挤满了人，车门口站着一个售票员，一手拿零钱，一手拿小喇叭，嘴里不停地高喊：白沙镇，五块、白沙镇，五块……
那个售票员居然还记得我。他冲我笑了笑，侧身让出一条通往车厢的空隙。“到哪里？”他问。我说，“沙沟有没有路口？”“四块钱。”他说。车厢里挤得快喘不过气来了。车开动起来，走走停停，摇摇晃晃，竟然把站着的乘客摇得松散了些。我挪到车窗前，伸手抓住行李架下的吊扣，贪婪地吸收着那些扑入眼帘的人和物。他们多好看啊，那些红男绿女，穿着时尚，轻松自如地行走在街头。不像我，即使用井水洗了两遍澡，还是能闻到一股机油味。所有挨近我的人们都撅着鼻子嗅，像一只只发情的狗。那时我想，只要是能让我穿得干净一点，做什么工作我都愿意。
我请假的时候跟老板发生了冲突。他觉得像我这样一个没有来路的人，居然要去白沙镇找一个朋友是不可思议的。
“你别胡思乱想，”他说，“好好在我这里干，你就快出师了呀。”
“我从来没有休息过。”我说，“我只想请两天的假，你可以扣我工资。”
“没人补胎的时候你不就在休息么？”他说。
我无可辩驳，提了吊桶去打水洗澡，然后换上了现在穿的这件白衬衫。那时候我喜欢穿白色，招牌似的，白衬衫，白色休闲裤，白皮鞋，穿成白马王子的样子，其实就是一个黑炭头外面刷了一层白石灰。
中巴车不断地有人上上下下，姑娘们穿得很少，小伙子们目光像钩子。在某个瞬间，我甚至发现站在我旁边的姑娘朝我笑了一下。我回了她一个笑，可站她旁边，一直搂着她的男人瞪了我一眼。到了下一站，他们牵着手下车了。售票员朝我走过来，他轻声地说：
“你的裤子拉链开了。”
我红着脸在裆前摸了一把，他便笑出了声，“逗你玩的。”旁边几个人也笑起来，他们似乎认识，这个恶作剧更令他们抱成了团。
“沙沟还有多远？”我试图让自己从这尴尬的氛围中脱身。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说，“你撒一泡尿的时间，沙沟就到了。”
这个售票员和我一样，来自外地，尽管他竭力想学本地人讲话，但还没有完全将乡音抹去。他像一颗玻璃珠混进了珍珠的队伍，就快以假乱真了。他和人聊起售票途中的见闻，滔滔不绝，就像只有他一个人坐过车一样。
“上下车要特别担心钱包哪，”他说，“这条路的小偷本事可真大，一眨眼就能得手。”
“不过，在我们这辆车上，他们不敢，”他又说，“有一次上来一个小杂种，还没得手便被我一脚踹下去了。”
听的人将信将疑，也无所谓信或不信。可偏偏在这时，一直坐在远处窗边的一个乘客高声插话了。
“你再吵吵嚷嚷影响我睡觉，小心我才是真的将你一脚踹下去。”
众人的目光被吸引过去，那是一个剃了光头的男子，右边耳朵上吊个耳环，穿一件黑色背心，看不清手臂上纹的是何物。
“沙沟到了，”那售票的小伙子提醒我，“朝路口一直往里走，就是村寨。”
我的脚下是松软的白沙，远处的山上没有树，光秃秃，白惨惨一片。而身边的地里种满了庄稼。中午的太阳烘烤着，就要将我化作水蒸发掉。滚烫的沙子跳进我的鞋里，像是烧红的盐。我张着嘴喘气，后悔没有随身带着水。路边的玉米林，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此行的目的。沿着这条路走，就会有陌生人和村庄。当耳边传来狗叫声，我知道村庄不远了。
茂密的庄稼遮掩住了那个叫白沙的村寨。我沿着玉米地边的路走了很远，陡然看见了那些白墙黑瓦。路边结满瓜果，空气中飘着潮湿的混合气味，玉米、甘蔗、番茄、辣椒、牛、羊、猪、鸡，散发出各自的气味。天空被雨水洗刷一新，蓝得刺眼，地面冒着热气。
我朝一户人家走去。狗在草丛后面低吼。我表面上不理它，却暗自提防着。它果然在我经过它面前后悄悄的从后面跟了上来。我讨厌这样的狗，像个阴险小人，暗中侍机下口。这样的狗，其实没胆儿，我突然转身，一脚将它踢进了路边的地里。
一棵水桶粗的拐枣树下，有人在乘凉。都是些不需要干活的老人和孩子。老人们安静得像树桩，闭着眼，干瘪的嘴脸让人想起枯瘦的冬天。而孩子们呢，却不放过这些老人，缠着他们，要听故事，要做游戏，好像爷爷奶奶就是他们的玩具。我走近的时候，有个胆大的孩子主动跟我搭话了。
“你找哪个？”他说。
我当然不会认真回答一个孩子的问题。便以开玩笑的口吻说，“找你呀，我就找你。”那孩子躲进了爷爷的怀里，老人睜开了眼睛。其实睁不睁眼都一样，我没有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一丝光亮。
“你找哪个？”他问。
“我找丁小猫。”
“一直往前走，门口有三棵芭蕉树那家。”
“那王长富家呢？” “你找到丁小猫就知道了。”
那是一座很普通的房子，它和整个村庄的风格完全一致。黑瓦，白墙，三间正房，两间偏房，围墙低矮。院门上了锁。这个时候，他们应该是在地里干活。但要在长满了庄稼的地里找到他们并不容易。我又回到了老人和孩子们玩耍的地方。
“没人在家，”我说，“会不会是干活去了？”
却没人回答我的问题。
孩子们发现了一窝蚂蚁，正在用树枝在地上划，以此阻断它们前行的路。他们像引水一样，成功将蚂蚁引上了一棵桑树。
“你找他们干什么？”有个老人打量着我。
“有点事。”我说，“一点私事。”
“那你等着吧，”他对我的含糊其词，报以淡淡的嘲笑。
“在哪里等？”我掏了香烟递过去，又给他点燃了火。
“就在这里，你会遇到他们的。”他说。
直到我兜里的香烟抽完，他们也没有放松对我的警惕。他们不时瞟我一眼，问我：“你找他们干什么？”我每次都回答，“有点事”。越是这样，他们越觉得有鬼，最后干脆闭嘴了。
不过，那个老人没有骗我。我真的等到了丁小猫。丁小猫是个老妇人，个子小，确实长得像一只苍老的猫。紧跟在她身后的，就是壮得像堵墙似的王长富。他们俩人的肩上都扛着锄头，刚从地里干活回来。那时候，太阳都快落山了。丁小猫和王长富走过那棵拐枣树前，看了我一眼，就被那个老人叫住了。
“丁小猫，这个小伙子等你们一天啦。”
俩人站住，看了看我，却不说话。
“阿姨，”我说，“我有事找你们。”
“啥子事？”王长富说，“回屋去说吧。”
挂在门上的那把铁锁好像是生锈了，王长富开得骂骂咧咧。俩人带我进了院子，将院门从里面闩上。院子里，除了几只闲庭信步的鸡，没有别的东西。进到客厅，我一眼就看到了挂在神龛前的黑白照。
“说嘛，你找我们有啥事。”丁小猫看了一眼王长富，俩人在我对面坐下。
“我在西陵镇遇见了二明子。”我说，“他叫你们别找他。”
俩人愣了一下，对视一眼，满脸愁云惨雾。
“他已经死了。”俩人异口同声地说，并且回头看了看那张黑白照。照片上的年轻人，二十来岁吧，戴着眼镜，笑得很灿烂。
我揉了揉眼睛，确定那黑白照片近在眼前;我闭上眼睛，玉米林里的声音也犹在耳畔。
“他没有死，”我说，“他和一个女人躲在西陵镇的玉米林里。”
丁小猫和王长富又对视了一眼。
“一个女人？”丁小猫有些诧异，“这个婊子，她连鬼都不放过。”
“我们的儿子一个月前就已经死了，白沙的人都可以证明，是他们亲自将他抬上山埋葬的。”王长富补充。
为了让我彻底死心，他们还带我去了山上。在离村庄两三公里远的一个较为平坦的地方，果真突起一座用石头和沙砌成的坟。祭奠用的酒瓶还在坟前，一只香烟尚未燃完就熄灭了。
“相信了吧？”王长富说，“谁会拿儿子的死来开玩笑？”
下山的时候，遇到了他们的两个熟人，又提起他们死去的儿子。
“唉，多好的年轻人，可惜被外面的人带坏了。”
我们默默回到屋里，丁小猫开始张罗晚饭，只剩下我和王长富坐在客厅里。
“天快黑了，”我说。
“今晚就在这里歇了，”王长富说，“二明子以前也很喜欢带朋友回来玩。”
“我和他不是朋友。”我说，“我来找你们，是为了得到报酬。”
此时，丁小猫刚好从外面走进屋来。她听了我的话，突然就愤怒了。
“又想来骗我们是吧？”她说，“我受够你们了。这几年，每年都有人来骗钱，我们已经倾家荡产啦。”她越说越愤怒，手上的锅铲就快戳到了我的脑门上。
“我没有骗你们。”我强调，“二明子真的躲在西陵镇的玉米林里，我还给他送过药。”
“你再说！”丁小猫跳得更凶了，“你这个讲鬼话的骗子，给我滚出去！”
“得啦，”王长富说，“狗都不咬上门人，留他在这里过夜吧。”
那天晚上，我睡了二明子的床。墙上挂了一把断弦的吉他，贴了几张明星照，还有一串纸鹤。床前的书桌上，放着几本书，我一眼就看见了《笑傲江湖》。原来他也喜欢读金庸。
我并不觉得害怕。睡前我曾想从丁小猫或王长富的嘴里得到一点二明子的信息，可他们除了承认他死亡的现实外，守口如瓶。实在问得烦了，他们反过来问我。
“你相信阴间和阳间吗？”
“你确定自己的神經正常吗？”
“你能讲讲你的事吗？”
我发现很多问题其实经不住盘问。比如说我自己的过去，很多已经忘记了（或许就没有发生过）。即使是那些我有印象的往事，也隔着一层朦胧的纱，像雾一般，风轻轻一吹就会消散。我越发怀疑自己。我真的在雨雾天独自沿着西线公路走？玉米林里真的有人？我是一个梦游症患者？这些问题折腾了我一夜。天亮时，我沉重的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去玉米林里看个究竟。
可当我回到西陵镇，继续投身到汗流浃背的补胎活计中时，我似乎渐渐忘记了玉米林这回事。这种淡忘是不经意的。当我某天想起时，不禁吓了自己一跳。或许是因为天气吧，我又安慰自己，有些记忆是需要天时地利，需要一些东西来勾引的。
天气晴了三天，又开始转阴，继而下雨，起雾。是去玉米林的最佳时机了，我提醒自己，千万别忘了那个叫白沙的地方。不管是幻觉还是现实，我都要紧紧抓住，问个明白。
这雨，这雾，这车流，这高速公路，这出口，都是我熟悉的。那片玉米林一直站在那里，等着被收割。雨打玉米叶的声音也是熟悉的。
“你们在吗？”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从白沙回来啦，你父母一切都好，还托我给你带了东西。” 玉米林里没有回应。只有风拂细雨唰唰响。
“你们要是不说话，那我走了。”我说，“你父母托我带来的东西，怎么办呢？”
我冷静一想，难道玉米林里的声音仅仅是我的想象？那二明子是我所虚构？那白沙镇呢？丁小猫呢？那我现在所处的环境呢？
我像一个陀螺，被无数的鞭子从不同方向抽着。它们像一群秃鹫在分享着尸体，撕裂的疼痛令我仰天长啸。我转身逃离，却见梭山路口突然亮起几束车灯，瞬间将我罩笼。我下意识地遮住眼前的灯光，耳畔响起了一阵吆喝：“——站住！警察！”
警察？我脑海里嗡的一声响，纵身跳进了玉米林里。就像跳进了水里，玉米林瞬间将我淹没。我两手拼命划拨，像一个别扭的溺水者，想要浮出水面。然而手电筒的光，像瞄准器般紧跟着我，吆喝声从未间断。他们说，要开枪了。他们穿过玉米丛林的声音像风声从四面响起。再跑几步，也许我就能见到那个一直陪我说话的二明子。
“二明子，你在哪里？”我喊了起来，“你他妈到底是人是鬼？”
警察越追越近，甚至朝着天空开了一枪。那枪声穿过夜空，很快被玉米秆晃动的声音掩盖。那些紧追着我的手电光，刚好照亮了我前行的路，这是分秒之差。
当我看见了那片倒下的玉米秆时，我站住了。在这片玉米丛林里，有十平米左右的玉米秆倒在地上，被当成了地铺。这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玉米秆已经枯黄，那时玉米尚未灌浆。我看见了雨伞、药盒、玉米棒子、卫生纸、蓝色工装、蓝白相间的条纹衫……
警察如林般将我包围，黑洞洞的枪口像一只只愤怒的眼睛。我犯了什么错？我怒吼。我举起了手。要卷起我的双手很容易，手铐的冰凉让我胯间颤了一下。他们将我带出玉米林，带上警车。朝城里开的时候，我看见补胎店里还亮着灯。我的老板坐在门口等生意，对于赚钱这事，他总是孜孜不倦。
他们给我做笔录：
“姓名？”
“邱小冬。”
“年龄？”
“18岁。”
“家庭地址？”
“板桥镇双塔村二社。”
“身份证？”
“没有。”
“号码？”
“不记得。”
“你好好回忆一下。”
“真的不记得，我有好多东西记不住了。”
“你和王明明是什么关系？”
“谁是王明明？我真的不认识你说的人。”
“那你去玉米林边做什么？”
“找二明子。”
“那我提醒你，王明明就是二明子。”
“噢，”我说，“警官，我想知道二明子是什么人。”
“是我审你，还是你审我？”
“我想喝水。”
“别做梦。不老实交待，渴不死你也要饿死你，憋死你，困死你。”
眼前的灯光晃得我如梦似幻，如坠刀山火海。我闭上了眼睛，反正已经看不清了。
“你找二明子干什么？”
“聊天。”
“你们聊了什么？”
“也没聊什么。只要有话说就可以了。”
“那你去白沙镇干什么？”
“找二明子的父母。他托我带话，就说在西陵镇见到了他。”
“然后呢？”
“我看到了二明子的坟。”
“你怎么证明是他的坟？”
“他父母说的。”
“真狡猾。”
“我說的都是实话。”
“我不是说你。”
“那你跟骆丽又是什么关系？”
“谁是骆丽？”
“二明子身边的女人。”
“噢，我知道她，没见过，只听过她说话。”
“说什么？”
“说我是玉皇大帝派来的，托塔李天王。”
“神经病。”
“我说的是真的。”
“我不是说你。”
然后，他们将我投进了黑屋子里。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开了门，将我带上了警车。车朝着西线公路方向开。我看到了我的老板，他正在推着一只滚动的轮胎。车上了西线公路，在梭山路口右转。那片玉米林，在阳光下闪着绿光。再往前走，我看到了监狱的白房子。心里一惊，问：
“你们要带我去哪里？”
没有人说话。再往前开，我看见了精神病院。我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