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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可以分为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物理风险包括各种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和事件，比如旱灾、森林火灾、水灾、飓风、海平面上升等等。随着碳排放的加剧和全球气候变暖，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会上升，有些会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污染，尤其是水污染、土壤污染事故也属于物理风险。在中国，每年有500多起突发性污染事故。除此之外，由于过度消费、气候变化和污染等原因导致的水资源缺乏也是一个典型的物理风险。中国北方、印度、中亚、中东、北非等许多地区都面临严重的水资源匮乏的问题，而且还会不断加剧。水资源缺乏就导致水价格上升，有些地方的未来水价可能会有几倍、十几倍的上升。
转型风险一般由于政策和技术等人为因素导致的与环境相关的变化。比如，现在各国都在推出支持清洁能源政策，如果清洁能源发展得快，包括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的需求和盈利就会下降，甚至一些煤炭、石油、火电企业最终会被迫退出市场。这对煤炭、石油、火电行业来讲是危机，而对新能源来讲是机遇，这些都是由于政策导致的对相关行业的下行或上行风险。
另外，碳交易也是由政策引起的一个重要变化。比如，2017年底前，中国要建立统一的全国碳交易市场，未来可能会覆盖40%的中国碳排放量，我估计几年之后中国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碳市场形成以后，政府确定的碳额总量就基本决定了碳排放价格的水平。碳价格如果上升几倍，对于火电、钢铁、水泥、化工、建材等高碳行业来说无疑是很大的下行风险，但对低碳行业和减排努力的企业来讲则是一个福音。按世界银行的估算，碳价格可能会在未来十几年增长十倍以上。
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和资产管理机构，也可能面临环境气候变化导致的风险，如估值风险、信用风险、法律风险、业务风险等。另外，对保险公司的负债端来说，如果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巨灾的频率上升，而保险公司提供的巨灾保险的保费却没有充分反映这个概率，就会出现业务损失。这类风险或许可称为“负债端风险”。
目前我们已经看到的主要是金融机构层面做的环境分析，包括一些银行、保险公司和机构投资者对环境因素如何转化成自身风险的分析。但是，也有若干公共部门的机构，包括英格兰银行和几家欧洲的监管机构已经开始关注气候和环境因素是否构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来源。虽然由于定量分析还不够，因此还没有定论，但从一些初步的研究结果，可以感觉到在保险行业，气候变化有可能成为一个系统性风险因素;而对机构投资者和银行来说，在高污染和高碳行业过度集中的资产配置可能会导致较大的潜在风险;在一些污染严重的地区，由于未来这些地区的企业可能出现大规模倒闭，当地银行的环境风险敞口也值得特別关注。
在今年《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中，我们提出要鼓励公共部门开展环境风险分析。这里的“公共部门”，指的是包括国家的央行、金融监管部门、财政部，负责金融稳定问题的国际组织（如BIS、IMF），一些大的国家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等。我们认为，不光是私营部门应该开展环境风险分析，公共部门也有义务更多地关注这个问题，并给私营部门一个积极引导的信号。
有不少专家问，金融监管部门是否应该对与环境相关的金融风险做出反应。我认为，目前已经有一些反应，未来可能更多。英格兰银行行长Mark Carney已经公开呼吁要重视气候因素作为金融风险的一个来源。法国的《能源转型法》已经要求金融机构披露与环境相关的信息。中国央行等七部委在关于绿色金融的《指导意见》中已经明确支持银行和机构投资者开展环境压力测试，要求建立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最近七部委下发的关于落实《指导意见》的分工方案要求绿金委组织专家编写《金融机构环境风险分析方法研究》报告，并在业界推广。未来，如果在金融机构层面的分析以及各类汇总信息显示，确实在整个金融体系，或者在某些金融子行业、某些地区，气候和环境因素可能导致大的金融风险，监管部门就可能加大对环境风险敞口的监测、评估和管理的力度，对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相关的金融风险的披露要求也会加强，对各类控制环境风险敞口措施的讨论也会得到关注。
如何运用环境风险分析的结果？这些运用会有什么效果？我举三个例子说明。
对银行来讲，主要是“绿化”其信贷结构。如果银行发现，在环境高风险领域中贷款不良率会上升，这个结果自然就会影响银行的信贷政策，银行会对环境高风险领域的贷款提高利率，以覆盖未来额外发生的信用成本。银行如此运用环境风险分析结果的内在动机是防范自身面临的信用风险，提升本机构的稳健性，但从宏观角度来看，实际上达到了一个减少对污染行业的贷款、增加对绿色行业贷款的目的，推动了经济向绿色化转型。
对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资管业务来讲，环境风险分析一个典型用途就是影响其投资配置。如果一家公司投资了许多污染性和高碳行业的资产，通过压力测试发现，这些投资的估值未来可能会下降百分之几十，那就应该尽早减少对高风险行业的投资，将更多资产配置到低碳、绿色的行业。许多实证研究表明，投资于绿色指数产品的长期回报率好于主流指数，主要原因就是绿色“筛选”（或环境风险分析）帮助投资者减少了由于环境因素导致的下行风险。从微观上讲，环境风险分析所推动的资产配置变化保护了这些资管公司;从宏观意义上来讲，它也达到了加速投资结构和经济结构向绿色的转型的效果。
对保险公司的负债端来说，加强环境风险分析可以帮助其较为准确地设定与环境相关的保险产品的保费，如各类巨灾保险、农业保险、财产保险和环境污染责任险的保费，以保护公司的财务可持续性。如果保险公司低估了对气候变化导致的各类自然灾害的概率和各类污染事故的概率，就可能出现保费过低而无法覆盖未来赔付支出所带来的损失。从保险公司自身来看，环境风险分析可以让其少受损失，增强其稳健性;从对投保企业的影响来看，合理设定与环境相关的保险产品的保费，会给投保企业一个关于未来发生环境和污染事件概率的警示，就可能改变这些企业的行为，降低其过度参与环境高风险的经济活动的冲动。
物理风险包括各种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和事件，比如旱灾、森林火灾、水灾、飓风、海平面上升等等。随着碳排放的加剧和全球气候变暖，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会上升，有些会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污染，尤其是水污染、土壤污染事故也属于物理风险。在中国，每年有500多起突发性污染事故。除此之外，由于过度消费、气候变化和污染等原因导致的水资源缺乏也是一个典型的物理风险。中国北方、印度、中亚、中东、北非等许多地区都面临严重的水资源匮乏的问题，而且还会不断加剧。水资源缺乏就导致水价格上升，有些地方的未来水价可能会有几倍、十几倍的上升。
转型风险一般由于政策和技术等人为因素导致的与环境相关的变化。比如，现在各国都在推出支持清洁能源政策，如果清洁能源发展得快，包括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的需求和盈利就会下降，甚至一些煤炭、石油、火电企业最终会被迫退出市场。这对煤炭、石油、火电行业来讲是危机，而对新能源来讲是机遇，这些都是由于政策导致的对相关行业的下行或上行风险。
另外，碳交易也是由政策引起的一个重要变化。比如，2017年底前，中国要建立统一的全国碳交易市场，未来可能会覆盖40%的中国碳排放量，我估计几年之后中国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碳市场形成以后，政府确定的碳额总量就基本决定了碳排放价格的水平。碳价格如果上升几倍，对于火电、钢铁、水泥、化工、建材等高碳行业来说无疑是很大的下行风险，但对低碳行业和减排努力的企业来讲则是一个福音。按世界银行的估算，碳价格可能会在未来十几年增长十倍以上。
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和资产管理机构，也可能面临环境气候变化导致的风险，如估值风险、信用风险、法律风险、业务风险等。另外，对保险公司的负债端来说，如果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巨灾的频率上升，而保险公司提供的巨灾保险的保费却没有充分反映这个概率，就会出现业务损失。这类风险或许可称为“负债端风险”。
目前我们已经看到的主要是金融机构层面做的环境分析，包括一些银行、保险公司和机构投资者对环境因素如何转化成自身风险的分析。但是，也有若干公共部门的机构，包括英格兰银行和几家欧洲的监管机构已经开始关注气候和环境因素是否构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来源。虽然由于定量分析还不够，因此还没有定论，但从一些初步的研究结果，可以感觉到在保险行业，气候变化有可能成为一个系统性风险因素;而对机构投资者和银行来说，在高污染和高碳行业过度集中的资产配置可能会导致较大的潜在风险;在一些污染严重的地区，由于未来这些地区的企业可能出现大规模倒闭，当地银行的环境风险敞口也值得特別关注。
在今年《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中，我们提出要鼓励公共部门开展环境风险分析。这里的“公共部门”，指的是包括国家的央行、金融监管部门、财政部，负责金融稳定问题的国际组织（如BIS、IMF），一些大的国家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等。我们认为，不光是私营部门应该开展环境风险分析，公共部门也有义务更多地关注这个问题，并给私营部门一个积极引导的信号。
有不少专家问，金融监管部门是否应该对与环境相关的金融风险做出反应。我认为，目前已经有一些反应，未来可能更多。英格兰银行行长Mark Carney已经公开呼吁要重视气候因素作为金融风险的一个来源。法国的《能源转型法》已经要求金融机构披露与环境相关的信息。中国央行等七部委在关于绿色金融的《指导意见》中已经明确支持银行和机构投资者开展环境压力测试，要求建立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最近七部委下发的关于落实《指导意见》的分工方案要求绿金委组织专家编写《金融机构环境风险分析方法研究》报告，并在业界推广。未来，如果在金融机构层面的分析以及各类汇总信息显示，确实在整个金融体系，或者在某些金融子行业、某些地区，气候和环境因素可能导致大的金融风险，监管部门就可能加大对环境风险敞口的监测、评估和管理的力度，对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相关的金融风险的披露要求也会加强，对各类控制环境风险敞口措施的讨论也会得到关注。
如何运用环境风险分析的结果？这些运用会有什么效果？我举三个例子说明。
对银行来讲，主要是“绿化”其信贷结构。如果银行发现，在环境高风险领域中贷款不良率会上升，这个结果自然就会影响银行的信贷政策，银行会对环境高风险领域的贷款提高利率，以覆盖未来额外发生的信用成本。银行如此运用环境风险分析结果的内在动机是防范自身面临的信用风险，提升本机构的稳健性，但从宏观角度来看，实际上达到了一个减少对污染行业的贷款、增加对绿色行业贷款的目的，推动了经济向绿色化转型。
对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资管业务来讲，环境风险分析一个典型用途就是影响其投资配置。如果一家公司投资了许多污染性和高碳行业的资产，通过压力测试发现，这些投资的估值未来可能会下降百分之几十，那就应该尽早减少对高风险行业的投资，将更多资产配置到低碳、绿色的行业。许多实证研究表明，投资于绿色指数产品的长期回报率好于主流指数，主要原因就是绿色“筛选”（或环境风险分析）帮助投资者减少了由于环境因素导致的下行风险。从微观上讲，环境风险分析所推动的资产配置变化保护了这些资管公司;从宏观意义上来讲，它也达到了加速投资结构和经济结构向绿色的转型的效果。
对保险公司的负债端来说，加强环境风险分析可以帮助其较为准确地设定与环境相关的保险产品的保费，如各类巨灾保险、农业保险、财产保险和环境污染责任险的保费，以保护公司的财务可持续性。如果保险公司低估了对气候变化导致的各类自然灾害的概率和各类污染事故的概率，就可能出现保费过低而无法覆盖未来赔付支出所带来的损失。从保险公司自身来看，环境风险分析可以让其少受损失，增强其稳健性;从对投保企业的影响来看，合理设定与环境相关的保险产品的保费，会给投保企业一个关于未来发生环境和污染事件概率的警示，就可能改变这些企业的行为，降低其过度参与环境高风险的经济活动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