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天成都下了一场大雨，位于蓝顶艺术区的何多苓美术馆遭了殃——库房的一面墙渗水，它的主人不得不在第二日守在那里，和维修工一起查找漏雨的源头，再重新修补一番。等何多苓回到工作室时，已经比约定的采访时间晚了40分钟。进了门，他快步上楼，站在一幅画前，仔细端详了几秒，这才坐下来开始我们的谈话。
　　那是一幅未完成的画。长发青年女子坐在沙发一角，两只细长的胳膊张开，随意放在沙发棱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之上，似乎有意用了些力，几乎贴成了一条直线，向下延伸。最吸引人的莫过于她的眼神，有不羁、有凌厉、有茫然，还有淡淡的忧郁。整部画上半身已经着了色，两条腿也勾勒出了轮廓，等待上色。
　　如果没有意外发生，何多苓每天下午都是在这间画室里度过。“像上班一样，到点儿就走。笔一放，门一关，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画画之外的世界。”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在那个世界里，他和朋友吃饭、喝酒、聊天，偶尔打打羽毛球。每当夜深人静时，他打开电脑，将一个个音符组合，编成曲子。和画作不同，电脑里存放的那100多首曲子是他的私藏，不曾公开发表过。
　　日复一日，画家何多苓隐居在成都的角落里，简单生活。“不是每个人的生活都轰轰烈烈，我觉得越平淡越好，这样才有更多的精力去创作。”他创作的领地一直是画布，就像他在新出版的《何多苓文献集》后记里写的那样，“除了旅行，推不脱的社交，有年伤了腰躺了20天，我还想不起哪天没动笔”。至于为何数十年不曾变过，何多苓的回答很简单：喜欢，或者说热爱。

伤痕与诗意

　　何多苓的画室，是一个空旷的水泥房间。前方正中央是他的画架，还有一些颜料。四周被他的作品填满，有的挂在墙上，有的立在墙边，有花草，有森林，更多的是女人。靠右墙的角落里，有一幅半身女人像，主人公是彝族人，侧身目视前方，头顶正好有一只乌鸦掠过。
　　画的名字叫《乌鸦是美丽的》，是据原作复制而成的版画，原作于2012年被龙美术馆以1380万元拍得并收藏。“这是我上世纪80年代的画，当时画了一批以凉山彝族为题材的作品。”何多苓说，其中就有他赖以成名的《春风已经苏醒》，这幅畫让很多人记住了何多苓的名字，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中国当代抒情现实主义油画画家的代表。

　　1981年，何多苓在四川美术学院读研究生的最后一年。他在《世界美术》杂志上偶然看到一篇介绍画家安德鲁·怀斯的文章。怀斯是美国20世纪怀乡写实主义绘画大师，他的画常常表现出一种孤寂感和怀乡哀愁。那篇文章配了一幅怀斯的名作《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一个残疾的女孩，半卧在山坡下，仰望着山坡上的房子。偏远的农场、荒草、孤独的人，何多苓被那股忧伤打动，“原来可以这么画啊！那种孤寂的情调和我当年‘上山下乡’时的感受是一致的”。
　　这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一直萦绕着何多苓。他开始构思自己的毕业作品，3个月后完成《春风已经苏醒》。画的主人公是一个农村的小女孩，在春风的沐浴下，坐在枯黄的草上，神情似有希望，又怕失望。她的旁边是一只仰头看天的狗，和一头直视前方的牛。
　　何多苓把画交上去，没有得到导师的认可，“他说你在画什么呀？根本看不出你要表现的东西。因为当时中国受苏联的影响，一定要表现个什么东西，有个主题。没办法，谁都看不懂，老师连分都没给我打”。
　　当时，艺术家栗宪庭在《美术》杂志任责任编辑，看到这幅画后认为它“有一种特别伤感的、诗意的东西”，力排众议，将之放在《美术》第二期的封面上，一下子在全国引起轰动，被评论界认为是“伤痕美术”的代表作之一。后来，这幅画还代表中国到法国展出，回国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所谓“伤痕美术”， 是那些经历过“文革”的中青年艺术家基于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反思、批判“文革”中诸多现象的作品。当年涌现了一批这样的作品，如罗中立的《父亲》、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画》等。如今再谈“伤痕美术”，何多苓有一番新的解读：“我的早期作品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伤痕，或者是伤痕的一种，但这种‘伤痕’是一种表象、一种符号，其实是想表现它背后的一种诗意。你可以把伤痕看作诗意的一种，但那里面并没有包含苦难的意思，而是一种很美的东西。”
　　之后，何多苓的作品，包括同样以凉山为题材的《青春》、彝族系列等，都延续着《春风已经苏醒》的基调：唯美、忧郁、诗意、神秘主义，以及一种不确定性。

天生就会画

　　何多苓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画画，第一次接触是在7岁。一天，妈妈让他画一辆小汽车，他在纸上描描画画，最后画出来的小车竟然带有一种透视感。最终，这幅画发表在少儿杂志上，作为奖品，他收到了一盒彩色铅笔。
　　“我发现自己画画没有幼稚时期，当其他孩子在画飞鸟、草地、太阳时，我已经开始画公路通车、大炼钢铁了。这是为什么呢？好像天生就会画。”后来，何多苓一度想考美院附中，但被父母否决，梦想中断。
　　再次意识到对画画的热爱正是在凉山下乡的时候。当时下乡的一批人里有朱成——如今已是著名雕塑家，两人早些年在成都时相识。朱成住在山的另一边，农活不太忙的时候，何多苓就翻山越岭去看他。 　　朱成当时在画画，手里有很多流传的画册，“有三本画册是英国皇家学院的，当时觉得画得太好了”。何多苓回忆说。读的多了，他自己也动起手来画，有时看到彝族人觉得形象好，回去就凭记忆把他们画下来。后来，朱成看到他的速写，就跟他说：“画画就是你终生的一件事。”不承想，一语成谶。
　　“现在回头看，我的终生绘画审美取向也是在那一时期形成的。”何多苓说。在凉山，从1969年到1972年，他整整待了3年，“对大多数人来说，知青下乡可能是人生最悲剧的时刻，但我却体验到了另外一种东西”。
　　回忆起当年的时光，何多苓最先想到的是美丽的风景。辽阔、荒凉的土地，山峦绵密，一山比一山高。很多同学觉得生活太苦，想方设法调回城里。后来大家都走了，最后一年只剩下何多苓一个人。
　　当时最惬意的事，莫过于带本书躺在太阳坝里看，一会儿睡着了，一会儿醒来又接着看。书都是从同学那里借来的——周围全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很多人把家里的书带到乡村，到处流传。“我全部的重要阅读都在那个阶段。包括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契诃夫、托尔斯泰等。”那段日子，他痴迷俄罗斯文学，以至于后来将俄罗斯当作自己的“精神故乡”。
　　当地产梨，何多苓有时会摘上一书包，跑到山上，躺在草地上——这草地后来被画进了《春风已经苏醒》里。天高云淡，他边啃梨边听风涛的声音。到了晚上，躺在山坡上看星空，周围一片漆黑，“觉得自己融入浩瀚的宇宙之中”。当时就住在山坡上，门也不关，经常狂风大作，自己点一盏煤油灯，在豆大的灯光下，看书、画画。他很享受那种孤独的感觉。
　　孤身一人身处莽莽大山中，致使何多苓此后画画都是内向的，和外界保持一种疏离。“我对绘画有一些偏执的见解。我关心社会生活，也关心政治，但这些永远不会出现在我的绘画中。我的作品完全是游离于这些因素之外的。”何多苓说，面对社会、面对时代，他更像是一个“沉默的大多数”。他更关注的是个体，“比如一个星系、一棵树、一朵花。比如一个人，他独自面对世界，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而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结果是，何多苓的画面都是单个人物，基本不画群像，唯一画过的一幅，就是他和艾轩在1984年共同创作的《第三代人》。画面上，共和国的第三代青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貌，站在最前面的是翟永明、张晓刚们，入画的人后来都发达了，成为名流翘楚。2011年，這幅画在保利秋拍上拍出了2875万元的高价。但是人们发现，何多苓之后的画里再也没有出现过群像。

艺术家永远是孤独的

　　“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何多苓人生才气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一个阶段。”诗人翟永明说，她和何多苓便相识于那一时期。当时正值诗歌的黄金年代。何多苓痴迷于诗歌，结交了很多诗人，比如欧阳江河、柏桦、钟鸣等。一帮人经常在草堂、川大的茶铺里，参加诗歌活动。作为画家，何多苓有一个宏伟计划，“把所有的诗意都画出来”。
　　翟永明记得，当时何多苓和周春芽都在成都画院，两人住隔壁。“每天有很多人去找他们，很像后来的白夜和小酒馆，是成都文化人的聚集地。”有一次，她去找何多苓，满屋子都是人，占据了他的桌子、椅子和空间，高谈阔论。何多苓被逼到一个角落里，缩在一边画画，“这个本事是他独有的，哪怕众声喧哗，也不影响他创作”。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何多苓创作了彝族系列、连环画《雪雁》《带阁楼的房子》，以及《小翟》系列，这些作品让他在80年代红极一时。
　　1988年，何多苓为翟永明画了一幅肖像画《小翟》。在一个空旷的房子里，女诗人扎起长发，穿着牛仔，光脚坐在地板上，神态寂寞。后来，这幅画被拿去日本横滨参展，画家张晓刚看到，“看得都傻了，如果何多苓沿着这个路子画下去，其他中国画家没什么可画的了”。
　　但是对何多苓本人来说，当在一种风格或者主题上停留太久时，他便开始反思是否要继续。
　　第二年，正好美国一个画廊邀请他参展，他毫不犹豫地答应。那段日子他转遍了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看了大量西方经典绘画原作。先前对西方艺术的崇敬之情渐渐消失，他认为那些作品大部分“缺少诗意”，“西方艺术的高度物质化，与中国人的东方气质并不相符”。
　　也是在这时，何多苓开始逛各种博物馆，看到了很多中国古代艺术藏品。“我之前从来不关注、不看中国画，当时看到后给我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他慢慢地对中国传统画感兴趣，尤其是宋画，“可能一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就显现出来”。
　　1992年，何多苓回国。当时正值西方当代艺术涌入国内，尤以波普艺术为代表——那是一种更关心社会议题、更加玩世不恭的艺术表现形式，强调运用新的科技、新的语言和新的观看方式。但何多苓不为所扰，依然是“想画什么就画什么”，“这一次很彻底，把原来的彻底抛弃了，全部不要了”。他先后画了“迷楼”和“春宫”系列，在创作时融入中国画与中国园林建筑的元素。当大家都在追逐先锋艺术时，他却转过身，回归传统。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何多苓就从绘画最中心的人物有点被边缘化了。”欧阳江河说。
　　何多苓本人也意识到自己在整个90年代“几乎从美术界消失了”。有人给他写信，有人找他面谈，“说你怎么能把过去都抛弃了？这会影响你在美术史上的地位。我当时想画画有那么重要吗？我本来就胸无大志，也一直没打算进入主流，只想画自己想画的画。潮流让人兴奋，但艺术家永远是孤独的”。
　　直到2000年后，何多苓又把80年代的人物加背景的模式用到画面上，他再次回归到公众视线中。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俄罗斯系列。

回归“杂花写生”

　　何多苓毫不讳言自己有一种俄罗斯情结——早在凉山下乡的那段日子，他的心中已埋下俄罗斯的种子。2014年，何多苓和學生受邀参加“中俄文化交流艺术活动”，总算了却了一桩夙愿。
　　在何多苓心中，一直有俄罗斯的风景。“就像俄罗斯风景大师列维坦画中的意境，很阴郁但又很辽阔;像俄罗斯音乐一样，有很悠长的旋律”，“所以以前一直想去却不敢去。没想到这次去，它就是我心目中的样子”。

　　他们一行人在深秋抵达，气温一日比一日低，树叶也从金黄到凋零。写生地点选在圣彼得堡附近的小镇诺夫哥诺德，当时户外温度降到零下2摄氏度，很少能看到人。正好赶上阴天，天气郁沉，云霭层层叠叠。何多苓摊开画具，开始写生，“手拿不稳笔，手指已完全没知觉，中间连我都整了几大口伏特加，要不会冻僵……”
　　“在现场画和在室内画气场很不一样，现场寒冷的感觉都会体现在作品里。”何多苓说。他还记得画最后一张时，他站在高坡上，往下看是一片大平原，森林像一堵堵墙一样排起，一直排到天边。很巧的是，河岸有一缕烟升起，等他画完，那缕炊烟也消散了。最终，他一共完成了4幅写生作品。
　　回国之后，何多苓觉得意犹未尽，又开始了俄罗斯系列的创作。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构思，将俄罗斯文学巨擘和风景画结合起来。“我感觉他们应该一个个都是从俄罗斯的森林里走出来的。我想从文化的角度来画这些俄罗斯大师，我把他们放到森林里面，让他们跟森林有一种密切的联系。”
　　他画作家托尔斯泰，面容如同苦修的僧侣，只背了一个背囊，持杖往密林深处隐去;他画诗人阿赫玛托娃，双手抱胸，瘦削的身体立在苍凉的山坡上。画阿赫玛托娃时正值冬天，画到几近抑郁。“外面天气很阴冷，那个画面也很阴冷，自己有点太投入了。”他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因为这批画实在太沉重了。
　　俄罗斯系列告一段落后，何多苓又继续开始自己的“杂花写生”。在他的“带工作室的花园”里，植物野蛮生长，花草树木都被他纳入画中。于他而言，现在画画不需要太投入，完全了然于胸，就像一名熟练的运动员，已经变成了一种肌肉记忆，可以一边聊天一边作画。他的技法也越来越娴熟，“人物的情绪可以量化到毫米，多少毫米的忧伤都能画出来”。
　　算起来，何多苓已经画了50多年了。年龄渐长，他一点儿都不在意，甚至感到庆幸，庆幸自己依然对自然万物保有一颗好奇心和惊奇感，“很多人对生活熟视无睹，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看到一朵花不惊奇呢？为什么你看到一只鸟不惊奇呢？这些来源于自然，来源于远古宇宙产生的基本状态，在我看来是可贵的东西。‘旷野中一株百合也比魔王的所有宝藏还要珍贵’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正因如此，年过七十的何多苓越画越自由，一片小树林可以画，乱七八糟的草丛也可以画。“随心所欲地画画，正是我一直所追求的。”他说。
　　何多苓
　　1948年生于四川成都，中国当代油画界代表人物。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上世纪80年代初以《春风已经苏醒》《青春》等作品轰动一时，在国内外多次举办个人画展。代表作品有连环画《雪雁》《带阁楼的房子》，油画《小翟》《乌鸦是美丽的》《俄罗斯森林》系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