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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春天,台湾宜兰大学邀请我去台湾参加新武侠小说的学术研讨会。我想趁这个机会,对“台湾十大文化名人”作一次采访,这个计划得到单位领导同意后,我便开始拟定“台湾十大文化名人”的名单。
首先让笔者想到的是柏杨先生与余光中先生,柏杨是我最尊敬的当代作家之一,他为人正直、笔锋犀利,令吾深为佩服;余光中是台湾最有名的诗人,他的散文也独具一格。
名单中还有畅销书女作家罗兰,著名漫画家蔡志忠,以《杀夫》闻名于海内外的女作家李昂,以演琼瑶女主角走红影坛的胡茵梦,人到中年已写了110本书的林清玄,“非常男女”台湾电视节目主持人胡瓜,还有谁呢?
我向上海市台办报了两位:秦孝仪和张佛千。秦孝仪曾任蒋介石先生秘书25年,人称第二个“陈布雷”,后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张佛千,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军校,25岁以国民党少校军衔在北平创办抗日刊物《老实人》,后来又任胡宗南、孙立人将军麾下的处长,并担任过台湾地区政府主席吴国桢的机要秘书。这两位采访对象的经历有点复杂,是否通得过?我当时忐忑不安。
过了一个星期,上海市台办回答:OK。我于当年6月买好去香港的机票,再由香港转飞台北(当时大陆与台湾没有直飞),欣然前往。
“九万里堂”内见佛老
送我前去的司机说:“佛老是台湾文化界的一位‘老古董’,他早已退出台湾政坛,今天在文坛也是偶然露个面。您今天能见到他,真是大面子呀!”我连连说:“荣幸荣幸!”
张佛千生于1907年。当我走进他的寓所,一位仙风道骨的高大老人满面微笑迎出来,表示欢迎,我上前握住他的手:“久仰,久仰,佛老早上好!”
94岁的张佛千老人脸色红润、神清气爽,他把我迎进由张大千题字的“九万里堂”客厅兼书房。我仔细打量,书斋“爱晚斋”三字系集苏东坡书法字体,“爱晚书屋”四字则由著名学者钱穆所书,两边的条幅是沈尹默的墨宝。书架上放着一些诸子百家、唐诗宋词的书册,还有他写的楹语小品。
佛老(台湾人都这样尊称他)让仆人送上香茗,对我言道:“欢迎欢迎,秦公(孝仪)已给我打过电话,说你是上海最大报社的记者,想来采访我,但我现在已老矣。不过,新朋友老朋友,都是我的朋友。”说罢,他哈哈大笑,笑声十分洪亮。
我被张佛千老人的笑声所感染,也为94岁老人有这么健康的身体和豁达乐观的态度而欣喜,便饮了一口茶说:“台湾的高山茶醇味甚浓、香郁可口呀!”
张佛千也饮了一口茶:“台湾是个宝岛,不仅茶好,还有许多妙处,我慢慢说与你听。”
我知道时间有限,便问:“听说您早年也在上海读过书?”
张佛千说:“我是安徽庐江黄屯乡人,本名张应瑞,在南京江苏第一中学完成学业,便考进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他知道我出生于1950年代,便笑呵呵地说:“我在上海读大学时,你还没出生呢!”
我又问:“您在上海公学读大学几年?”
张佛千沉吟后說:“只一年多时间,因为战乱,我大学未毕业就投身革命,考进了南京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这个南京军校是国民党政府设置的最早军事教育机构。”
“您投笔从戎了?”
“是啊,当时形势动荡,我学习后获得国民党革命军少校军衔,毕业后我奉命去北平,创办了一份《老实话》旬刊,目的是想唤醒人民觉悟,为抗日做好精神准备与鼓励策动工作。”
我问:“这是军中刊物吗?”
张佛千说:“这是公开发行的,我当时身在报社,与外界的联系很多,除了军队中的同学,还有日益高涨的抗日群众。到了1939年,蒋介石委员长为了鼓舞士气,下令在石家庄与苏州各出一份《阵中日报》,以宣传抗日,唤醒民众为主。我也受命赴苏州创办报纸。”
我说:“苏州是我的故乡,您去苏州办报多少时间?”
张佛千叹一口气说:“当时形势骤息万变,我在苏州把准备工作完成,《阵中日报》便于‘九一八’出版,可惜只办了不到两个月,淞沪抗战失利后,我奉命随国民党政府西迁,经武汉、桂林来到重庆。1940年我在黄杰将军推荐下,担任胡宗南将军34集团军西安办事处上校处长,在此期间,我还见到周恩来先生,有过一次长谈,记得周公当时与我分手时还说,我们一定后会有期的。”
我问:“抗战胜利后,您仍在重庆,还是南下上海?”
张佛千说:“1947年,我应孙立人将军邀请,赴台任陆军训练司令部新闻处少将处长,兼管《精忠报》,至1949年蒋介石迁台,改组部队,我才离开孙部,后担任台湾地区政府主席吴国桢的机要秘书,时间不长。1962年黄杰将军出任台湾地区政府主席时,我也受邀协助他处理机要文书工作,做点文字润色。不过我基本上已脱离公职,以后便在几所大学任教。”
以诗撰联,享誉海内外
我环视室内书架,便问:“您一向喜爱中国古典诗词,就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成了台湾的对联大家?”
张佛千呵呵一笑:“写对联,这只是信手拈来,偶然得之。我从小喜读唐诗宋词,律诗有对仗,精妙的对仗句即是一副绝佳的对联。”他随口吟出几句杜工部的诗:“‘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即是有名的对联,还有杜工部的‘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岂不是非常好的对联吗?”
“听说您擅长写‘嵌名联’,而且广受欢迎,请教您怎么会触动这雅兴?”
张佛千哈哈大笑,说起一件往事。据他回忆,他一次偶遇100位教授学者聚会,有位熟人知晓张佛千是制联名家,便特地向众人介绍 ,有位教授十分热诚,想请他雅赐一副对联,张佛千推辞不了,翌日送给那位教授,大家见了,都特别喜欢,便争先恐后希望得到张佛千的嵌名联。张佛千花了一个星期,为100位教授学者每人制作了一副嵌名联,把各人的名字嵌入联中,十分巧妙,又很有特色。《联合报》知道后,便在每天副刊上刊出一联,以飨读者。此事传开,中国台湾、香港与欧美华人都发信来向张佛千求联,一时应接不暇,有人为求得一佳联,愿出30万台币,说到此处,佛老一笑:“我只是寻开心而已。” 我说:“您一定为许多知名人士撰了有趣的对联,能让我欣赏几首吗?”
张佛千知道我前两天刚去访问了女作家罗兰,便说:“我给罗兰女士就撰写过一副对联,把她与其丈夫的名字嵌入,并将喜庆与书香的内容写成对联贺之。”
随后他说梁实秋先生是他最喜欢的散文大家之一,梁实秋于1987年病逝于台北,张佛千写了一副挽联送他:
倾耳共清谈,老去秋郎,别有幽怀人不识;
极峰尊小品,久湮雅舍,却因采笔史长存。
张佛千又解释道:“联中说‘倾耳’,乃指梁先生耳聋,有重听。‘秋郎’指其笔名,‘极峰’是借余光中先生将梁实秋的文学成就形容如几座大山,‘雅舍’是指‘雅舍小品’,也是他的书斋,人所共知。”
我读了一遍,赞道:“果然妙极!”
张佛千让笔者观其撰的对联若干副,如赠梁羽生一联是:
羽客传奇,万纸入胜;
生公说法,千古通灵。
他赠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一联是:
悦是喜欢,文学万岁;
然乃肯定,评鉴千秋。
贺林语堂八十大寿之贺联是:
哲人嘉言,生活是艺术;
大师长寿,幽默即神仙。
这些妙联,不一而足,让人观之有美不胜收、回味无穷之妙。
张佛千虽大我四十余岁,又是初识,但谈笑之间,仿佛师友,他为自己自制一联,也很自为得意。我赶紧凑近去看:
上联是:纵横计、治平策、草檄手、扪虱谈、惜哉不用;
下联是:长短句、窈窕章、生花笔、雕龙辞、老矣方传。
细细回味,仿佛正是佛老一生的写照,笔笔有深意!
张佛千说:“当年黄苗子兄评曰:音则抑扬顿挫,辞则雄雅工整,意则有得有失,如词长叹息,如闻纵笑,如闻长啸。”
我频频点头:“您怎么不挂于书斋?”
张佛千回答:“苗子先生欲挥巨笔书之,我辞谢了。寒舍无此大壁,此联亦为戏言,亦不敢挂之。”
读书写作 自娱自乐
在“九万里堂”与佛老交谈一小时,他不时引经据典。
我们谈到报纸,我便取出带来的《新民晚报》请张佛千老人指教。
张佛千笑着摇摇手:“办报纸,对我来说很遥远了,办《老实人》旬刊时,我仅25岁,后来在苏州办《阵中日报》,我也仅29岁。兼管《精忠报》时,我39岁。没有什么办报经验。不过,我当年与贵报的赵超构先生有过一面之交,同时还见过主持贵报的张恨水先生,这两位真是中国报界翘楚人才。”他为此叹道:“我希望海峡两岸的人民团结起来,两岸人是一家人啊!”
我向张佛千先生又介绍了《新民晚报》的情况,同时介绍《新民晚报》出美国版、欧洲版的发展趋势。
张佛千老人说:“《新民报》当年以副刊闻名于天下,现在大约也如此吧!”
谈起副刊,我们的话题又转到张佛千在报上开的专栏,他说:“我开过几个专栏,影响比较大的是‘一灯小记’与‘花下散記’,这些专栏都开了好些年,很受读者青睐,我也乐此不疲。”
谈到读书,张佛千对我执编的“读书乐”专刊很为赞赏:“一张报纸要有文史,要有娱乐,但‘读书’是一个大题目,世道变化再大,书还是要读的,读书对人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
我问佛老:“对您影响最大的一部书是什么书?”
张佛千脱口而出:“《资治通鉴》。”
“您特别喜欢司马光编撰的这部书?”
张佛千郑重其事地说:“古人云:文以简为贵。《资治通鉴》这部书包罗万象,中国人要知道中国的历史 ,这是一部最精简、最富内涵的书。它把几千年中国的历史按年代汇编成册,司马光几乎花了一生的心血。我前后读过二十多遍,每一次阅读都有新的得益。”
我又问:“文学类的书呢?”
张佛千说:“我现在老了,只偶尔读文艺类的书,《红楼梦》当然是经典名著,写人状物,文字技巧很高。”
佛老又让仆人为我茶杯加了水,又说:“写写对联,尤其是嵌名联,也是一种快乐,我写的对联,一般都集古人的辞句,或赋,或辞,或文,或诗,或词,或曲,我腹内藏之万千,但用时仍感不足,闲来翻翻旧诗文,亦为晚年之一乐。”
与张佛千老人谈话约两小时,我怕影响老人休息,起身告辞,94岁的佛老送我至门口,笑着送别:“你的名字很好,我隔天为你撰个嵌名联送你。”
我连声道谢,返回上海一周,便收到张佛千老人寄来的嵌名联:“正诚乃修身基本,文章有华国光辉。”上联用《大学》典,下联引陆云文。署名张佛千撰,徐新泉书。联语隽永而书法秀美,令吾一见倾心。
首先让笔者想到的是柏杨先生与余光中先生,柏杨是我最尊敬的当代作家之一,他为人正直、笔锋犀利,令吾深为佩服;余光中是台湾最有名的诗人,他的散文也独具一格。
名单中还有畅销书女作家罗兰,著名漫画家蔡志忠,以《杀夫》闻名于海内外的女作家李昂,以演琼瑶女主角走红影坛的胡茵梦,人到中年已写了110本书的林清玄,“非常男女”台湾电视节目主持人胡瓜,还有谁呢?
我向上海市台办报了两位:秦孝仪和张佛千。秦孝仪曾任蒋介石先生秘书25年,人称第二个“陈布雷”,后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张佛千,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军校,25岁以国民党少校军衔在北平创办抗日刊物《老实人》,后来又任胡宗南、孙立人将军麾下的处长,并担任过台湾地区政府主席吴国桢的机要秘书。这两位采访对象的经历有点复杂,是否通得过?我当时忐忑不安。
过了一个星期,上海市台办回答:OK。我于当年6月买好去香港的机票,再由香港转飞台北(当时大陆与台湾没有直飞),欣然前往。
“九万里堂”内见佛老
送我前去的司机说:“佛老是台湾文化界的一位‘老古董’,他早已退出台湾政坛,今天在文坛也是偶然露个面。您今天能见到他,真是大面子呀!”我连连说:“荣幸荣幸!”
张佛千生于1907年。当我走进他的寓所,一位仙风道骨的高大老人满面微笑迎出来,表示欢迎,我上前握住他的手:“久仰,久仰,佛老早上好!”
94岁的张佛千老人脸色红润、神清气爽,他把我迎进由张大千题字的“九万里堂”客厅兼书房。我仔细打量,书斋“爱晚斋”三字系集苏东坡书法字体,“爱晚书屋”四字则由著名学者钱穆所书,两边的条幅是沈尹默的墨宝。书架上放着一些诸子百家、唐诗宋词的书册,还有他写的楹语小品。
佛老(台湾人都这样尊称他)让仆人送上香茗,对我言道:“欢迎欢迎,秦公(孝仪)已给我打过电话,说你是上海最大报社的记者,想来采访我,但我现在已老矣。不过,新朋友老朋友,都是我的朋友。”说罢,他哈哈大笑,笑声十分洪亮。
我被张佛千老人的笑声所感染,也为94岁老人有这么健康的身体和豁达乐观的态度而欣喜,便饮了一口茶说:“台湾的高山茶醇味甚浓、香郁可口呀!”
张佛千也饮了一口茶:“台湾是个宝岛,不仅茶好,还有许多妙处,我慢慢说与你听。”
我知道时间有限,便问:“听说您早年也在上海读过书?”
张佛千说:“我是安徽庐江黄屯乡人,本名张应瑞,在南京江苏第一中学完成学业,便考进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他知道我出生于1950年代,便笑呵呵地说:“我在上海读大学时,你还没出生呢!”
我又问:“您在上海公学读大学几年?”
张佛千沉吟后說:“只一年多时间,因为战乱,我大学未毕业就投身革命,考进了南京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这个南京军校是国民党政府设置的最早军事教育机构。”
“您投笔从戎了?”
“是啊,当时形势动荡,我学习后获得国民党革命军少校军衔,毕业后我奉命去北平,创办了一份《老实话》旬刊,目的是想唤醒人民觉悟,为抗日做好精神准备与鼓励策动工作。”
我问:“这是军中刊物吗?”
张佛千说:“这是公开发行的,我当时身在报社,与外界的联系很多,除了军队中的同学,还有日益高涨的抗日群众。到了1939年,蒋介石委员长为了鼓舞士气,下令在石家庄与苏州各出一份《阵中日报》,以宣传抗日,唤醒民众为主。我也受命赴苏州创办报纸。”
我说:“苏州是我的故乡,您去苏州办报多少时间?”
张佛千叹一口气说:“当时形势骤息万变,我在苏州把准备工作完成,《阵中日报》便于‘九一八’出版,可惜只办了不到两个月,淞沪抗战失利后,我奉命随国民党政府西迁,经武汉、桂林来到重庆。1940年我在黄杰将军推荐下,担任胡宗南将军34集团军西安办事处上校处长,在此期间,我还见到周恩来先生,有过一次长谈,记得周公当时与我分手时还说,我们一定后会有期的。”
我问:“抗战胜利后,您仍在重庆,还是南下上海?”
张佛千说:“1947年,我应孙立人将军邀请,赴台任陆军训练司令部新闻处少将处长,兼管《精忠报》,至1949年蒋介石迁台,改组部队,我才离开孙部,后担任台湾地区政府主席吴国桢的机要秘书,时间不长。1962年黄杰将军出任台湾地区政府主席时,我也受邀协助他处理机要文书工作,做点文字润色。不过我基本上已脱离公职,以后便在几所大学任教。”
以诗撰联,享誉海内外
我环视室内书架,便问:“您一向喜爱中国古典诗词,就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成了台湾的对联大家?”
张佛千呵呵一笑:“写对联,这只是信手拈来,偶然得之。我从小喜读唐诗宋词,律诗有对仗,精妙的对仗句即是一副绝佳的对联。”他随口吟出几句杜工部的诗:“‘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即是有名的对联,还有杜工部的‘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岂不是非常好的对联吗?”
“听说您擅长写‘嵌名联’,而且广受欢迎,请教您怎么会触动这雅兴?”
张佛千哈哈大笑,说起一件往事。据他回忆,他一次偶遇100位教授学者聚会,有位熟人知晓张佛千是制联名家,便特地向众人介绍 ,有位教授十分热诚,想请他雅赐一副对联,张佛千推辞不了,翌日送给那位教授,大家见了,都特别喜欢,便争先恐后希望得到张佛千的嵌名联。张佛千花了一个星期,为100位教授学者每人制作了一副嵌名联,把各人的名字嵌入联中,十分巧妙,又很有特色。《联合报》知道后,便在每天副刊上刊出一联,以飨读者。此事传开,中国台湾、香港与欧美华人都发信来向张佛千求联,一时应接不暇,有人为求得一佳联,愿出30万台币,说到此处,佛老一笑:“我只是寻开心而已。” 我说:“您一定为许多知名人士撰了有趣的对联,能让我欣赏几首吗?”
张佛千知道我前两天刚去访问了女作家罗兰,便说:“我给罗兰女士就撰写过一副对联,把她与其丈夫的名字嵌入,并将喜庆与书香的内容写成对联贺之。”
随后他说梁实秋先生是他最喜欢的散文大家之一,梁实秋于1987年病逝于台北,张佛千写了一副挽联送他:
倾耳共清谈,老去秋郎,别有幽怀人不识;
极峰尊小品,久湮雅舍,却因采笔史长存。
张佛千又解释道:“联中说‘倾耳’,乃指梁先生耳聋,有重听。‘秋郎’指其笔名,‘极峰’是借余光中先生将梁实秋的文学成就形容如几座大山,‘雅舍’是指‘雅舍小品’,也是他的书斋,人所共知。”
我读了一遍,赞道:“果然妙极!”
张佛千让笔者观其撰的对联若干副,如赠梁羽生一联是:
羽客传奇,万纸入胜;
生公说法,千古通灵。
他赠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一联是:
悦是喜欢,文学万岁;
然乃肯定,评鉴千秋。
贺林语堂八十大寿之贺联是:
哲人嘉言,生活是艺术;
大师长寿,幽默即神仙。
这些妙联,不一而足,让人观之有美不胜收、回味无穷之妙。
张佛千虽大我四十余岁,又是初识,但谈笑之间,仿佛师友,他为自己自制一联,也很自为得意。我赶紧凑近去看:
上联是:纵横计、治平策、草檄手、扪虱谈、惜哉不用;
下联是:长短句、窈窕章、生花笔、雕龙辞、老矣方传。
细细回味,仿佛正是佛老一生的写照,笔笔有深意!
张佛千说:“当年黄苗子兄评曰:音则抑扬顿挫,辞则雄雅工整,意则有得有失,如词长叹息,如闻纵笑,如闻长啸。”
我频频点头:“您怎么不挂于书斋?”
张佛千回答:“苗子先生欲挥巨笔书之,我辞谢了。寒舍无此大壁,此联亦为戏言,亦不敢挂之。”
读书写作 自娱自乐
在“九万里堂”与佛老交谈一小时,他不时引经据典。
我们谈到报纸,我便取出带来的《新民晚报》请张佛千老人指教。
张佛千笑着摇摇手:“办报纸,对我来说很遥远了,办《老实人》旬刊时,我仅25岁,后来在苏州办《阵中日报》,我也仅29岁。兼管《精忠报》时,我39岁。没有什么办报经验。不过,我当年与贵报的赵超构先生有过一面之交,同时还见过主持贵报的张恨水先生,这两位真是中国报界翘楚人才。”他为此叹道:“我希望海峡两岸的人民团结起来,两岸人是一家人啊!”
我向张佛千先生又介绍了《新民晚报》的情况,同时介绍《新民晚报》出美国版、欧洲版的发展趋势。
张佛千老人说:“《新民报》当年以副刊闻名于天下,现在大约也如此吧!”
谈起副刊,我们的话题又转到张佛千在报上开的专栏,他说:“我开过几个专栏,影响比较大的是‘一灯小记’与‘花下散記’,这些专栏都开了好些年,很受读者青睐,我也乐此不疲。”
谈到读书,张佛千对我执编的“读书乐”专刊很为赞赏:“一张报纸要有文史,要有娱乐,但‘读书’是一个大题目,世道变化再大,书还是要读的,读书对人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
我问佛老:“对您影响最大的一部书是什么书?”
张佛千脱口而出:“《资治通鉴》。”
“您特别喜欢司马光编撰的这部书?”
张佛千郑重其事地说:“古人云:文以简为贵。《资治通鉴》这部书包罗万象,中国人要知道中国的历史 ,这是一部最精简、最富内涵的书。它把几千年中国的历史按年代汇编成册,司马光几乎花了一生的心血。我前后读过二十多遍,每一次阅读都有新的得益。”
我又问:“文学类的书呢?”
张佛千说:“我现在老了,只偶尔读文艺类的书,《红楼梦》当然是经典名著,写人状物,文字技巧很高。”
佛老又让仆人为我茶杯加了水,又说:“写写对联,尤其是嵌名联,也是一种快乐,我写的对联,一般都集古人的辞句,或赋,或辞,或文,或诗,或词,或曲,我腹内藏之万千,但用时仍感不足,闲来翻翻旧诗文,亦为晚年之一乐。”
与张佛千老人谈话约两小时,我怕影响老人休息,起身告辞,94岁的佛老送我至门口,笑着送别:“你的名字很好,我隔天为你撰个嵌名联送你。”
我连声道谢,返回上海一周,便收到张佛千老人寄来的嵌名联:“正诚乃修身基本,文章有华国光辉。”上联用《大学》典,下联引陆云文。署名张佛千撰,徐新泉书。联语隽永而书法秀美,令吾一见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