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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春天，台湾宜兰大学邀请我去台湾参加新武侠小说的学术研讨会。我想趁这个机会，对“台湾十大文化名人”作一次采访，这个计划得到单位领导同意后，我便开始拟定“台湾十大文化名人”的名单。
首先让笔者想到的是柏杨先生与余光中先生，柏杨是我最尊敬的当代作家之一，他为人正直、笔锋犀利，令吾深为佩服;余光中是台湾最有名的诗人，他的散文也独具一格。
名单中还有畅销书女作家罗兰，著名漫画家蔡志忠，以《杀夫》闻名于海内外的女作家李昂，以演琼瑶女主角走红影坛的胡茵梦，人到中年已写了110本书的林清玄，“非常男女”台湾电视节目主持人胡瓜，还有谁呢？
我向上海市台办报了两位：秦孝仪和张佛千。秦孝仪曾任蒋介石先生秘书25年，人称第二个“陈布雷”，后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张佛千，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军校，25岁以国民党少校军衔在北平创办抗日刊物《老实人》，后来又任胡宗南、孙立人将军麾下的处长，并担任过台湾地区政府主席吴国桢的机要秘书。这两位采访对象的经历有点复杂，是否通得过？我当时忐忑不安。
过了一个星期，上海市台办回答：OK。我于当年6月买好去香港的机票，再由香港转飞台北（当时大陆与台湾没有直飞），欣然前往。
“九万里堂”内见佛老
送我前去的司机说：“佛老是台湾文化界的一位‘老古董’，他早已退出台湾政坛，今天在文坛也是偶然露个面。您今天能见到他，真是大面子呀！”我连连说：“荣幸荣幸！”
张佛千生于1907年。当我走进他的寓所，一位仙风道骨的高大老人满面微笑迎出来，表示欢迎，我上前握住他的手：“久仰，久仰，佛老早上好！”
94岁的张佛千老人脸色红润、神清气爽，他把我迎进由张大千题字的“九万里堂”客厅兼书房。我仔细打量，书斋“爱晚斋”三字系集苏东坡书法字体，“爱晚书屋”四字则由著名学者钱穆所书，两边的条幅是沈尹默的墨宝。书架上放着一些诸子百家、唐诗宋词的书册，还有他写的楹语小品。
佛老（台湾人都这样尊称他）让仆人送上香茗，对我言道：“欢迎欢迎，秦公（孝仪）已给我打过电话，说你是上海最大报社的记者，想来采访我，但我现在已老矣。不过，新朋友老朋友，都是我的朋友。”说罢，他哈哈大笑，笑声十分洪亮。
我被张佛千老人的笑声所感染，也为94岁老人有这么健康的身体和豁达乐观的态度而欣喜，便饮了一口茶说：“台湾的高山茶醇味甚浓、香郁可口呀！”
张佛千也饮了一口茶：“台湾是个宝岛，不仅茶好，还有许多妙处，我慢慢说与你听。”
我知道时间有限，便问：“听说您早年也在上海读过书？”
张佛千说：“我是安徽庐江黄屯乡人，本名张应瑞，在南京江苏第一中学完成学业，便考进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他知道我出生于1950年代，便笑呵呵地说：“我在上海读大学时，你还没出生呢！”
我又问：“您在上海公学读大学几年？”
张佛千沉吟后說：“只一年多时间，因为战乱，我大学未毕业就投身革命，考进了南京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这个南京军校是国民党政府设置的最早军事教育机构。”
“您投笔从戎了？”
“是啊，当时形势动荡，我学习后获得国民党革命军少校军衔，毕业后我奉命去北平，创办了一份《老实话》旬刊，目的是想唤醒人民觉悟，为抗日做好精神准备与鼓励策动工作。”
我问：“这是军中刊物吗？”
张佛千说：“这是公开发行的，我当时身在报社，与外界的联系很多，除了军队中的同学，还有日益高涨的抗日群众。到了1939年，蒋介石委员长为了鼓舞士气，下令在石家庄与苏州各出一份《阵中日报》，以宣传抗日，唤醒民众为主。我也受命赴苏州创办报纸。”
我说：“苏州是我的故乡，您去苏州办报多少时间？”
张佛千叹一口气说：“当时形势骤息万变，我在苏州把准备工作完成，《阵中日报》便于‘九一八’出版，可惜只办了不到两个月，淞沪抗战失利后，我奉命随国民党政府西迁，经武汉、桂林来到重庆。1940年我在黄杰将军推荐下，担任胡宗南将军34集团军西安办事处上校处长，在此期间，我还见到周恩来先生，有过一次长谈，记得周公当时与我分手时还说，我们一定后会有期的。”
我问：“抗战胜利后，您仍在重庆，还是南下上海？”
张佛千说：“1947年，我应孙立人将军邀请，赴台任陆军训练司令部新闻处少将处长，兼管《精忠报》，至1949年蒋介石迁台，改组部队，我才离开孙部，后担任台湾地区政府主席吴国桢的机要秘书，时间不长。1962年黄杰将军出任台湾地区政府主席时，我也受邀协助他处理机要文书工作，做点文字润色。不过我基本上已脱离公职，以后便在几所大学任教。”
以诗撰联，享誉海内外
我环视室内书架，便问：“您一向喜爱中国古典诗词，就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成了台湾的对联大家？”
张佛千呵呵一笑：“写对联，这只是信手拈来，偶然得之。我从小喜读唐诗宋词，律诗有对仗，精妙的对仗句即是一副绝佳的对联。”他随口吟出几句杜工部的诗：“‘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即是有名的对联，还有杜工部的‘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岂不是非常好的对联吗？”
“听说您擅长写‘嵌名联’，而且广受欢迎，请教您怎么会触动这雅兴？”
张佛千哈哈大笑，说起一件往事。据他回忆，他一次偶遇100位教授学者聚会，有位熟人知晓张佛千是制联名家，便特地向众人介绍 ，有位教授十分热诚，想请他雅赐一副对联，张佛千推辞不了，翌日送给那位教授，大家见了，都特别喜欢，便争先恐后希望得到张佛千的嵌名联。张佛千花了一个星期，为100位教授学者每人制作了一副嵌名联，把各人的名字嵌入联中，十分巧妙，又很有特色。《联合报》知道后，便在每天副刊上刊出一联，以飨读者。此事传开，中国台湾、香港与欧美华人都发信来向张佛千求联，一时应接不暇，有人为求得一佳联，愿出30万台币，说到此处，佛老一笑：“我只是寻开心而已。” 我说：“您一定为许多知名人士撰了有趣的对联，能让我欣赏几首吗？”
张佛千知道我前两天刚去访问了女作家罗兰，便说：“我给罗兰女士就撰写过一副对联，把她与其丈夫的名字嵌入，并将喜庆与书香的内容写成对联贺之。”
随后他说梁实秋先生是他最喜欢的散文大家之一，梁实秋于1987年病逝于台北，张佛千写了一副挽联送他：
倾耳共清谈，老去秋郎，别有幽怀人不识;
极峰尊小品，久湮雅舍，却因采笔史长存。
张佛千又解释道：“联中说‘倾耳’，乃指梁先生耳聋，有重听。‘秋郎’指其笔名，‘极峰’是借余光中先生将梁实秋的文学成就形容如几座大山，‘雅舍’是指‘雅舍小品’，也是他的书斋，人所共知。”
我读了一遍，赞道：“果然妙极！”
张佛千让笔者观其撰的对联若干副，如赠梁羽生一联是：
羽客传奇，万纸入胜;
生公说法，千古通灵。
他赠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一联是：
悦是喜欢，文学万岁;
然乃肯定，评鉴千秋。
贺林语堂八十大寿之贺联是：
哲人嘉言，生活是艺术;
大师长寿，幽默即神仙。
这些妙联，不一而足，让人观之有美不胜收、回味无穷之妙。
张佛千虽大我四十余岁，又是初识，但谈笑之间，仿佛师友，他为自己自制一联，也很自为得意。我赶紧凑近去看：
上联是：纵横计、治平策、草檄手、扪虱谈、惜哉不用;
下联是：长短句、窈窕章、生花笔、雕龙辞、老矣方传。
细细回味，仿佛正是佛老一生的写照，笔笔有深意！
张佛千说：“当年黄苗子兄评曰：音则抑扬顿挫，辞则雄雅工整，意则有得有失，如词长叹息，如闻纵笑，如闻长啸。”
我频频点头：“您怎么不挂于书斋？”
张佛千回答：“苗子先生欲挥巨笔书之，我辞谢了。寒舍无此大壁，此联亦为戏言，亦不敢挂之。”
读书写作 自娱自乐
在“九万里堂”与佛老交谈一小时，他不时引经据典。
我们谈到报纸，我便取出带来的《新民晚报》请张佛千老人指教。
张佛千笑着摇摇手：“办报纸，对我来说很遥远了，办《老实人》旬刊时，我仅25岁，后来在苏州办《阵中日报》，我也仅29岁。兼管《精忠报》时，我39岁。没有什么办报经验。不过，我当年与贵报的赵超构先生有过一面之交，同时还见过主持贵报的张恨水先生，这两位真是中国报界翘楚人才。”他为此叹道：“我希望海峡两岸的人民团结起来，两岸人是一家人啊！”
我向张佛千先生又介绍了《新民晚报》的情况，同时介绍《新民晚报》出美国版、欧洲版的发展趋势。
张佛千老人说：“《新民报》当年以副刊闻名于天下，现在大约也如此吧！”
谈起副刊，我们的话题又转到张佛千在报上开的专栏，他说：“我开过几个专栏，影响比较大的是‘一灯小记’与‘花下散記’，这些专栏都开了好些年，很受读者青睐，我也乐此不疲。”
谈到读书，张佛千对我执编的“读书乐”专刊很为赞赏：“一张报纸要有文史，要有娱乐，但‘读书’是一个大题目，世道变化再大，书还是要读的，读书对人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
我问佛老：“对您影响最大的一部书是什么书？”
张佛千脱口而出：“《资治通鉴》。”
“您特别喜欢司马光编撰的这部书？”
张佛千郑重其事地说：“古人云：文以简为贵。《资治通鉴》这部书包罗万象，中国人要知道中国的历史 ，这是一部最精简、最富内涵的书。它把几千年中国的历史按年代汇编成册，司马光几乎花了一生的心血。我前后读过二十多遍，每一次阅读都有新的得益。”
我又问：“文学类的书呢？”
张佛千说：“我现在老了，只偶尔读文艺类的书，《红楼梦》当然是经典名著，写人状物，文字技巧很高。”
佛老又让仆人为我茶杯加了水，又说：“写写对联，尤其是嵌名联，也是一种快乐，我写的对联，一般都集古人的辞句，或赋，或辞，或文，或诗，或词，或曲，我腹内藏之万千，但用时仍感不足，闲来翻翻旧诗文，亦为晚年之一乐。”
与张佛千老人谈话约两小时，我怕影响老人休息，起身告辞，94岁的佛老送我至门口，笑着送别：“你的名字很好，我隔天为你撰个嵌名联送你。”
我连声道谢，返回上海一周，便收到张佛千老人寄来的嵌名联：“正诚乃修身基本，文章有华国光辉。”上联用《大学》典，下联引陆云文。署名张佛千撰，徐新泉书。联语隽永而书法秀美，令吾一见倾心。
首先让笔者想到的是柏杨先生与余光中先生，柏杨是我最尊敬的当代作家之一，他为人正直、笔锋犀利，令吾深为佩服;余光中是台湾最有名的诗人，他的散文也独具一格。
名单中还有畅销书女作家罗兰，著名漫画家蔡志忠，以《杀夫》闻名于海内外的女作家李昂，以演琼瑶女主角走红影坛的胡茵梦，人到中年已写了110本书的林清玄，“非常男女”台湾电视节目主持人胡瓜，还有谁呢？
我向上海市台办报了两位：秦孝仪和张佛千。秦孝仪曾任蒋介石先生秘书25年，人称第二个“陈布雷”，后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张佛千，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军校，25岁以国民党少校军衔在北平创办抗日刊物《老实人》，后来又任胡宗南、孙立人将军麾下的处长，并担任过台湾地区政府主席吴国桢的机要秘书。这两位采访对象的经历有点复杂，是否通得过？我当时忐忑不安。
过了一个星期，上海市台办回答：OK。我于当年6月买好去香港的机票，再由香港转飞台北（当时大陆与台湾没有直飞），欣然前往。
“九万里堂”内见佛老
送我前去的司机说：“佛老是台湾文化界的一位‘老古董’，他早已退出台湾政坛，今天在文坛也是偶然露个面。您今天能见到他，真是大面子呀！”我连连说：“荣幸荣幸！”
张佛千生于1907年。当我走进他的寓所，一位仙风道骨的高大老人满面微笑迎出来，表示欢迎，我上前握住他的手：“久仰，久仰，佛老早上好！”
94岁的张佛千老人脸色红润、神清气爽，他把我迎进由张大千题字的“九万里堂”客厅兼书房。我仔细打量，书斋“爱晚斋”三字系集苏东坡书法字体，“爱晚书屋”四字则由著名学者钱穆所书，两边的条幅是沈尹默的墨宝。书架上放着一些诸子百家、唐诗宋词的书册，还有他写的楹语小品。
佛老（台湾人都这样尊称他）让仆人送上香茗，对我言道：“欢迎欢迎，秦公（孝仪）已给我打过电话，说你是上海最大报社的记者，想来采访我，但我现在已老矣。不过，新朋友老朋友，都是我的朋友。”说罢，他哈哈大笑，笑声十分洪亮。
我被张佛千老人的笑声所感染，也为94岁老人有这么健康的身体和豁达乐观的态度而欣喜，便饮了一口茶说：“台湾的高山茶醇味甚浓、香郁可口呀！”
张佛千也饮了一口茶：“台湾是个宝岛，不仅茶好，还有许多妙处，我慢慢说与你听。”
我知道时间有限，便问：“听说您早年也在上海读过书？”
张佛千说：“我是安徽庐江黄屯乡人，本名张应瑞，在南京江苏第一中学完成学业，便考进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他知道我出生于1950年代，便笑呵呵地说：“我在上海读大学时，你还没出生呢！”
我又问：“您在上海公学读大学几年？”
张佛千沉吟后說：“只一年多时间，因为战乱，我大学未毕业就投身革命，考进了南京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这个南京军校是国民党政府设置的最早军事教育机构。”
“您投笔从戎了？”
“是啊，当时形势动荡，我学习后获得国民党革命军少校军衔，毕业后我奉命去北平，创办了一份《老实话》旬刊，目的是想唤醒人民觉悟，为抗日做好精神准备与鼓励策动工作。”
我问：“这是军中刊物吗？”
张佛千说：“这是公开发行的，我当时身在报社，与外界的联系很多，除了军队中的同学，还有日益高涨的抗日群众。到了1939年，蒋介石委员长为了鼓舞士气，下令在石家庄与苏州各出一份《阵中日报》，以宣传抗日，唤醒民众为主。我也受命赴苏州创办报纸。”
我说：“苏州是我的故乡，您去苏州办报多少时间？”
张佛千叹一口气说：“当时形势骤息万变，我在苏州把准备工作完成，《阵中日报》便于‘九一八’出版，可惜只办了不到两个月，淞沪抗战失利后，我奉命随国民党政府西迁，经武汉、桂林来到重庆。1940年我在黄杰将军推荐下，担任胡宗南将军34集团军西安办事处上校处长，在此期间，我还见到周恩来先生，有过一次长谈，记得周公当时与我分手时还说，我们一定后会有期的。”
我问：“抗战胜利后，您仍在重庆，还是南下上海？”
张佛千说：“1947年，我应孙立人将军邀请，赴台任陆军训练司令部新闻处少将处长，兼管《精忠报》，至1949年蒋介石迁台，改组部队，我才离开孙部，后担任台湾地区政府主席吴国桢的机要秘书，时间不长。1962年黄杰将军出任台湾地区政府主席时，我也受邀协助他处理机要文书工作，做点文字润色。不过我基本上已脱离公职，以后便在几所大学任教。”
以诗撰联，享誉海内外
我环视室内书架，便问：“您一向喜爱中国古典诗词，就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成了台湾的对联大家？”
张佛千呵呵一笑：“写对联，这只是信手拈来，偶然得之。我从小喜读唐诗宋词，律诗有对仗，精妙的对仗句即是一副绝佳的对联。”他随口吟出几句杜工部的诗：“‘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即是有名的对联，还有杜工部的‘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岂不是非常好的对联吗？”
“听说您擅长写‘嵌名联’，而且广受欢迎，请教您怎么会触动这雅兴？”
张佛千哈哈大笑，说起一件往事。据他回忆，他一次偶遇100位教授学者聚会，有位熟人知晓张佛千是制联名家，便特地向众人介绍 ，有位教授十分热诚，想请他雅赐一副对联，张佛千推辞不了，翌日送给那位教授，大家见了，都特别喜欢，便争先恐后希望得到张佛千的嵌名联。张佛千花了一个星期，为100位教授学者每人制作了一副嵌名联，把各人的名字嵌入联中，十分巧妙，又很有特色。《联合报》知道后，便在每天副刊上刊出一联，以飨读者。此事传开，中国台湾、香港与欧美华人都发信来向张佛千求联，一时应接不暇，有人为求得一佳联，愿出30万台币，说到此处，佛老一笑：“我只是寻开心而已。” 我说：“您一定为许多知名人士撰了有趣的对联，能让我欣赏几首吗？”
张佛千知道我前两天刚去访问了女作家罗兰，便说：“我给罗兰女士就撰写过一副对联，把她与其丈夫的名字嵌入，并将喜庆与书香的内容写成对联贺之。”
随后他说梁实秋先生是他最喜欢的散文大家之一，梁实秋于1987年病逝于台北，张佛千写了一副挽联送他：
倾耳共清谈，老去秋郎，别有幽怀人不识;
极峰尊小品，久湮雅舍，却因采笔史长存。
张佛千又解释道：“联中说‘倾耳’，乃指梁先生耳聋，有重听。‘秋郎’指其笔名，‘极峰’是借余光中先生将梁实秋的文学成就形容如几座大山，‘雅舍’是指‘雅舍小品’，也是他的书斋，人所共知。”
我读了一遍，赞道：“果然妙极！”
张佛千让笔者观其撰的对联若干副，如赠梁羽生一联是：
羽客传奇，万纸入胜;
生公说法，千古通灵。
他赠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的一联是：
悦是喜欢，文学万岁;
然乃肯定，评鉴千秋。
贺林语堂八十大寿之贺联是：
哲人嘉言，生活是艺术;
大师长寿，幽默即神仙。
这些妙联，不一而足，让人观之有美不胜收、回味无穷之妙。
张佛千虽大我四十余岁，又是初识，但谈笑之间，仿佛师友，他为自己自制一联，也很自为得意。我赶紧凑近去看：
上联是：纵横计、治平策、草檄手、扪虱谈、惜哉不用;
下联是：长短句、窈窕章、生花笔、雕龙辞、老矣方传。
细细回味，仿佛正是佛老一生的写照，笔笔有深意！
张佛千说：“当年黄苗子兄评曰：音则抑扬顿挫，辞则雄雅工整，意则有得有失，如词长叹息，如闻纵笑，如闻长啸。”
我频频点头：“您怎么不挂于书斋？”
张佛千回答：“苗子先生欲挥巨笔书之，我辞谢了。寒舍无此大壁，此联亦为戏言，亦不敢挂之。”
读书写作 自娱自乐
在“九万里堂”与佛老交谈一小时，他不时引经据典。
我们谈到报纸，我便取出带来的《新民晚报》请张佛千老人指教。
张佛千笑着摇摇手：“办报纸，对我来说很遥远了，办《老实人》旬刊时，我仅25岁，后来在苏州办《阵中日报》，我也仅29岁。兼管《精忠报》时，我39岁。没有什么办报经验。不过，我当年与贵报的赵超构先生有过一面之交，同时还见过主持贵报的张恨水先生，这两位真是中国报界翘楚人才。”他为此叹道：“我希望海峡两岸的人民团结起来，两岸人是一家人啊！”
我向张佛千先生又介绍了《新民晚报》的情况，同时介绍《新民晚报》出美国版、欧洲版的发展趋势。
张佛千老人说：“《新民报》当年以副刊闻名于天下，现在大约也如此吧！”
谈起副刊，我们的话题又转到张佛千在报上开的专栏，他说：“我开过几个专栏，影响比较大的是‘一灯小记’与‘花下散記’，这些专栏都开了好些年，很受读者青睐，我也乐此不疲。”
谈到读书，张佛千对我执编的“读书乐”专刊很为赞赏：“一张报纸要有文史，要有娱乐，但‘读书’是一个大题目，世道变化再大，书还是要读的，读书对人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
我问佛老：“对您影响最大的一部书是什么书？”
张佛千脱口而出：“《资治通鉴》。”
“您特别喜欢司马光编撰的这部书？”
张佛千郑重其事地说：“古人云：文以简为贵。《资治通鉴》这部书包罗万象，中国人要知道中国的历史 ，这是一部最精简、最富内涵的书。它把几千年中国的历史按年代汇编成册，司马光几乎花了一生的心血。我前后读过二十多遍，每一次阅读都有新的得益。”
我又问：“文学类的书呢？”
张佛千说：“我现在老了，只偶尔读文艺类的书，《红楼梦》当然是经典名著，写人状物，文字技巧很高。”
佛老又让仆人为我茶杯加了水，又说：“写写对联，尤其是嵌名联，也是一种快乐，我写的对联，一般都集古人的辞句，或赋，或辞，或文，或诗，或词，或曲，我腹内藏之万千，但用时仍感不足，闲来翻翻旧诗文，亦为晚年之一乐。”
与张佛千老人谈话约两小时，我怕影响老人休息，起身告辞，94岁的佛老送我至门口，笑着送别：“你的名字很好，我隔天为你撰个嵌名联送你。”
我连声道谢，返回上海一周，便收到张佛千老人寄来的嵌名联：“正诚乃修身基本，文章有华国光辉。”上联用《大学》典，下联引陆云文。署名张佛千撰，徐新泉书。联语隽永而书法秀美，令吾一见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