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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史上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齐名的里程碑性质的著作。深刻影响二十世纪西方左派哲学思想发展的大多数重大主题，大多能够在这里找到某种源流。就像另外两部巨著一样，《历史与阶级意识》也是历史的产物。虽然在创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时候，卢卡奇不过三十七八岁，但他在思想上经历的东西却太多太多：从新康德主义到新黑格尔主义，他差不多经历了上一个世纪之交德国哲学主流发展的全程。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对卢卡奇这一早期思想发展历程所知甚少。这种情况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对整个卢卡奇思想发展史的理解：面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那八篇并不特别艰涩的论文，我们很容易形成自己的理解，并按照晚期卢卡奇提供的自我批判思路，居高临下地形成对它的批判，然而，当我们自得地完成这些后，却尴尬地发现我们再也不能将《历史与阶级意识》还原到那段大师云集、巨著迭出的历史中去了。
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我们的困境是由不了解卢卡奇的早期思想发展历程引起的，那么，正确的解决之道就是回到《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前的卢卡奇那里去。《卢卡奇早期文选》(以下简称文选)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编译的。《文选》收录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前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小说理论》的全文，被戈德曼称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先声的《心灵与形式》一书的部分内容，以及卢卡奇1915年间的六封书信，主要展现了卢卡奇从“精神科学”运动向黑格尔哲学转变的思想历程，反映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一些核心问题(总体性、物化等)的“史前史”形态。
甫一看到这本书的目录，每一位对卢卡奇有所了解的读者都会奇怪译者的安排：《小说理论》这部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的作品，包括1962年卢卡奇自己写的序言在内，得到了完整的翻译；而更早完成的由十篇文章组成的《心灵与形式》却仅仅翻译了与前者相关的三篇文章；最后选译的六封书信也都是与《小说理论》的写作密切相关的。显然，《文选》的编选是围绕《小说理论》进行的。这种编选充分表明编译者对卢卡奇的早期思想发展的认识是非常准确的：《小说理论》是卢卡奇在从新康德主义者转变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思想发展过程的最终产物，它是卢卡奇前期思想发展的终点，又是卢卡奇后期思想发展的起点。相对于《历史与阶级意识》来说，《小说理论》显然比主要受新康德主义影响的《心灵与形式》重要多了。
作为卢卡奇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思想提出新理解的尝试，《历史与阶级意识》受到了黑格尔思想方法的深刻影响。这主要是体现在对辩证法的研究上(具体体现在对总体性、历史、阶级意识等概念的阐述上)。但就像卢卡奇并不是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也不是一个天生的黑格尔主义者。同十九世纪后半叶出生的大部分哲学探寻者一样，卢卡奇最先接受的是新康德主义的精神科学，受到的是韦伯、齐美尔、狄尔泰等人的影响，可是随着理论研究和现实的发展，卢卡奇却从被当作死狗踢开的黑格尔哲学那里找到了自己理论上新的生长点。
这种理论上的探索在《小说理论》中已经初见端倪，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不断出现的总体性概念和历史的分析方法，在作者评论小说时已经屡见不鲜。在《小说理论》第一部分，卢卡奇从文化入手引出了对于艺术形式的历史性分析，在第二节《形式的历史哲学问题》中，作者提出不同的艺术形式应该因为不同的历史哲学问题而有所不同；接下来对作为艺术形式的史诗、戏剧、小说，也是按照历史的方法来进行深入分析的，古希腊、中世纪、近现代不同时期的生活凸现出不同的历史哲学问题，相应的艺术类型——史诗、戏剧、小说也就应运而生；在第二部分《对小说形式所作的类型学尝试》中，无论是对“理性主义小说”、“浪漫主义小说”及“教育小说”的研究，还是对托尔斯泰的分析，都体现了历史分析的方法，简言之，不同的时代产生了不同的小说类型。但是在对不同的艺术形式、小说类型按照历史的方法进行的分析中，一条红线贯穿始终，这就是总体性概念。只有从对于世界总体性的把握出发，不同的类型才得以区分开来，也就是说，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都服务于艺术家把握世界总体性的目的。在古希腊史诗中可以直接发现世界的总体性，因为希腊人本身就生活在总体性的世界之中；而小说却必须通过赋形、反讽的方式去发现那个总体世界，因为世界的总体性已经被深深遮蔽了。在这个遮蔽了总体性的世界中，谁将把我们从奴役中拯救出来?《小说理论》隐含的回答就是那些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总体世界的艺术家，是他们的艺术作品帮助我们趋向一个新的世界。这个寻找新世界的旅途是一个我们的心灵主动去发现的过程，这会令很多读者联想到卢卡奇对阶级意识的阐述。
虽然在《小说理论》中可以发现很多黑格尔式的思维和术语，但是正如卢卡奇自己承认的，当时“对于所谓‘精神科学’方法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这种态度来自于他在青年时代阅读狄尔泰、西美尔、韦伯的著作时所留下的种种印象。也就是说，作者虽然已经成为黑格尔主义者了，但却并不是一位绝对或者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这种“精神科学”运动的明显特点就是抽象的综合方法，而对这种方法的否定恰恰是黑格尔的一项重要遗产。在对小说类型的分析中，这种方法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卢卡奇根据对于心灵与世界的关系设定了不同的小说类型并进行分类，而对其他形式的小说漠不关心；虽然小说类型的分类与世界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但是在不同的小说类型、艺术形式内部我们却看不到内在的历史性联系：虽然史诗、戏剧、小说，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及对两者综合的尝试都表现为与历史相关的三个阶段，但是在不同阶段之间缺乏历史性的联系，这种不同阶段间的过渡完全不同于《精神现象学》中各种意识现象的历史性发展，前者更多是根据类型分析的需要而排列在一起的，在这里C．H．R．帕金森甚至直接发现了狄尔泰的影子。
所以，正如卢卡奇在后来的序言中所说：如果有人读《小说理论》是为了更熟悉地把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重要的意识形态的思想前史，那么，用批判的方式阅读它，将能够获益匪浅。《文选》虽然并不能将处在马克思主义学徒期的卢卡奇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对于理解青年卢卡奇所处的历史环境、早期思想及其历史效应本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文选》的出版，《历史与阶级意识》将会以一个更加丰满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
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我们的困境是由不了解卢卡奇的早期思想发展历程引起的，那么，正确的解决之道就是回到《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前的卢卡奇那里去。《卢卡奇早期文选》(以下简称文选)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编译的。《文选》收录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前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小说理论》的全文，被戈德曼称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先声的《心灵与形式》一书的部分内容，以及卢卡奇1915年间的六封书信，主要展现了卢卡奇从“精神科学”运动向黑格尔哲学转变的思想历程，反映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一些核心问题(总体性、物化等)的“史前史”形态。
甫一看到这本书的目录，每一位对卢卡奇有所了解的读者都会奇怪译者的安排：《小说理论》这部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的作品，包括1962年卢卡奇自己写的序言在内，得到了完整的翻译；而更早完成的由十篇文章组成的《心灵与形式》却仅仅翻译了与前者相关的三篇文章；最后选译的六封书信也都是与《小说理论》的写作密切相关的。显然，《文选》的编选是围绕《小说理论》进行的。这种编选充分表明编译者对卢卡奇的早期思想发展的认识是非常准确的：《小说理论》是卢卡奇在从新康德主义者转变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思想发展过程的最终产物，它是卢卡奇前期思想发展的终点，又是卢卡奇后期思想发展的起点。相对于《历史与阶级意识》来说，《小说理论》显然比主要受新康德主义影响的《心灵与形式》重要多了。
作为卢卡奇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思想提出新理解的尝试，《历史与阶级意识》受到了黑格尔思想方法的深刻影响。这主要是体现在对辩证法的研究上(具体体现在对总体性、历史、阶级意识等概念的阐述上)。但就像卢卡奇并不是一个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也不是一个天生的黑格尔主义者。同十九世纪后半叶出生的大部分哲学探寻者一样，卢卡奇最先接受的是新康德主义的精神科学，受到的是韦伯、齐美尔、狄尔泰等人的影响，可是随着理论研究和现实的发展，卢卡奇却从被当作死狗踢开的黑格尔哲学那里找到了自己理论上新的生长点。
这种理论上的探索在《小说理论》中已经初见端倪，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不断出现的总体性概念和历史的分析方法，在作者评论小说时已经屡见不鲜。在《小说理论》第一部分，卢卡奇从文化入手引出了对于艺术形式的历史性分析，在第二节《形式的历史哲学问题》中，作者提出不同的艺术形式应该因为不同的历史哲学问题而有所不同；接下来对作为艺术形式的史诗、戏剧、小说，也是按照历史的方法来进行深入分析的，古希腊、中世纪、近现代不同时期的生活凸现出不同的历史哲学问题，相应的艺术类型——史诗、戏剧、小说也就应运而生；在第二部分《对小说形式所作的类型学尝试》中，无论是对“理性主义小说”、“浪漫主义小说”及“教育小说”的研究，还是对托尔斯泰的分析，都体现了历史分析的方法，简言之，不同的时代产生了不同的小说类型。但是在对不同的艺术形式、小说类型按照历史的方法进行的分析中，一条红线贯穿始终，这就是总体性概念。只有从对于世界总体性的把握出发，不同的类型才得以区分开来，也就是说，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都服务于艺术家把握世界总体性的目的。在古希腊史诗中可以直接发现世界的总体性，因为希腊人本身就生活在总体性的世界之中；而小说却必须通过赋形、反讽的方式去发现那个总体世界，因为世界的总体性已经被深深遮蔽了。在这个遮蔽了总体性的世界中，谁将把我们从奴役中拯救出来?《小说理论》隐含的回答就是那些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总体世界的艺术家，是他们的艺术作品帮助我们趋向一个新的世界。这个寻找新世界的旅途是一个我们的心灵主动去发现的过程，这会令很多读者联想到卢卡奇对阶级意识的阐述。
虽然在《小说理论》中可以发现很多黑格尔式的思维和术语，但是正如卢卡奇自己承认的，当时“对于所谓‘精神科学’方法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这种态度来自于他在青年时代阅读狄尔泰、西美尔、韦伯的著作时所留下的种种印象。也就是说，作者虽然已经成为黑格尔主义者了，但却并不是一位绝对或者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这种“精神科学”运动的明显特点就是抽象的综合方法，而对这种方法的否定恰恰是黑格尔的一项重要遗产。在对小说类型的分析中，这种方法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卢卡奇根据对于心灵与世界的关系设定了不同的小说类型并进行分类，而对其他形式的小说漠不关心；虽然小说类型的分类与世界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但是在不同的小说类型、艺术形式内部我们却看不到内在的历史性联系：虽然史诗、戏剧、小说，理性主义、浪漫主义及对两者综合的尝试都表现为与历史相关的三个阶段，但是在不同阶段之间缺乏历史性的联系，这种不同阶段间的过渡完全不同于《精神现象学》中各种意识现象的历史性发展，前者更多是根据类型分析的需要而排列在一起的，在这里C．H．R．帕金森甚至直接发现了狄尔泰的影子。
所以，正如卢卡奇在后来的序言中所说：如果有人读《小说理论》是为了更熟悉地把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重要的意识形态的思想前史，那么，用批判的方式阅读它，将能够获益匪浅。《文选》虽然并不能将处在马克思主义学徒期的卢卡奇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对于理解青年卢卡奇所处的历史环境、早期思想及其历史效应本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文选》的出版，《历史与阶级意识》将会以一个更加丰满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