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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多艰,活在这个时代的有些人,运势难料。中国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就是这样一位争议于朝野的命臣。说到身后定评,毁誉两面,他都占了。细读其驻日期间所写《使东述略》一书,可见一斑。
诮毁,来于上。当其时,怀有虎狼之心的列强对中国宗属国的图谋,跟朝中清流党(北派)观念一致的何如璋是有所觉察的。面对日本侵凌朝鲜、琉球,法国构衅越南,沙俄窥伺中国西北的严峻局面,他受使命驱动所提出的应对之策,有强硬之概而无软弱之气,足见他可算一个敢于承担历史重任、慨然有志于家国的人。
1884年7月,中法战端骤起。法舰闯入马尾军港,时任福建船政大臣的何如璋和福建海防大臣张佩纶,先谨遵清廷“严谕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旨意,不乘势举兵,坐失事机,后福建水师被动应战,多艘战舰不等起锚,即被击沉于闽江口,七百余官兵殉国。马尾造船厂和海岸炮台亦遭轰毁。战败,何张二人成了担罪之人。不好的名声进了官修的史书,世人耻其溃散,常将冷眼相看:“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守厂是其专责,乃于接仗吃紧之际,遽行回省,实属畏蒽无能,著开缺交部严加议处。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统率兵船,与敌相持,于议和时屡请先发,及奉有允战之旨,又未能力践前言。朝廷前拨陆路援兵,张佩纶辄以陆兵敷用为词,迨省城戒严,徒事张惶,毫无定见,实属措置乖方,意气用事。本应从严惩办,姑念其力守船厂,尚属勇于任事,从宽革去三品卿衔,仍交部议处,以示薄惩。”(《清实录·光绪朝实录卷之一百九十一》)
语句如同斧钺,砍杀下去,没有硬骨的人,只怕会就此倒掉。
嘉誉,来于下。何如璋的次子何士果就认为,祖上是遭诬褫革,才落得遣戍塞外的下场,“盖深以府君戍台为不平也。”身处战境的何如璋,并非畏敌如虎,“马江之战,毙法元戎,不惟无功,反以得过。府君一身之荣辱显晦所关几何,而不禁为吾国之不幸,长大息而流涕也”(《先府君子峨公行述》)设身而思,敌酋狂妄,肇衅生戎,清廷却一味忍辱求和,防务尽虚。尝日:“宗庙无主,则民不威,疆场无主,则启戎心。”远离烽烟的枢府,传令直似虚比浮词,哪里贴得上日紧的战情?这样看,马江鏖军的败责,怎能由前方将士独担?
何士果还是赞佩父亲的。何如璋将冤情都藏在肚子里,蒙着千古骂名,斥放荒寒之地,效力军台,却能写出篇长三十六卷的《管子析疑》,断非常人所能为。宦海浮沉,为臣入仕的路虽不好走,却总是有人走的,并且走出了令人钦敬的样子,尽管他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角色。![](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hfcn/hfcn201911/hfcn20191124-1-l.jpg)
何如璋像
《使东述略》是何如璋驻日的工作记录,其中对于国际形势的洞察,表现了世界眼光和外交识见,芸芸并世之人,他的胸怀无疑是开广的。何如璋这样写:“窃以欧西大势,有如战国:俄犹秦也;奥与德其燕赵也;法与意其韩魏也;英则今之齐楚也;若土耳其、波斯、丹、瑞、荷、比之伦,直宋、卫耳,滕、薛耳。比年来,会盟干戈,殆无虚日。故各国讲武设防,治攻守之具,制电信以速文报,造轮路以通馈运,并心争赴,惟恐后时。而又虑国用难继也,上下一心,同力合作,开矿制器,通商惠工,不惮远涉重洋以趋利。夫以我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有可为之资,值不可不为之日,若必拘成见、务苟安,谓海外之争无与我事,不及此时求自强,养士储才,整饬军备,肃吏治,固人心,务为虚憍,坐失良机,殆非所以安海内、制四方之术也。”
以封建分封制下的诸侯国,类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列强,虽不科学,却显示了对激变中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版图的初步认识,对于封闭状态下的朝臣,实属难能。受李鸿章、沈桂芬举荐而履新的何如璋,置身广阔的国际空间,耳目所触皆为新异物事,这使其眼界放得开,洋务精神因之表露得异常明确,但也潜含着焦虑心情。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860年)的创痛并未从心底消去,作为驻外使臣,何如璋得以从跨文化交际中审视当时的国家关系,觉得很似中国上古时代的情状,因而他以春秋战国的诸侯国做比,希图让国人据此进行客观推量,厘清思路。十九世纪的世界,列强发动的战争颠覆了传统的国际秩序,在地缘政治版图发生迅速变易的情势下,当朝者亟须调整秉政方略,重构民族自信、文化传统和大国心理,使古老社稷在冷酷的国际竞争中奋起图强,延缓向半殖民地泥沼沉陷的速度,努力从严峻的民族危机中自拔。
自西徂东,何如璋更为关注的是出使的日本,对其两千年国史的综括,荦荦大端,一览梗概。“日本自神武创业,一姓相承,迄今二千余载”之句,上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道出该国源流。
何如璋的眼光更多地投向明治维新这场政治改革运动。文明开化带来观念的新变,殖产兴业带来经济的繁荣,都给他深刻的印象,“尝按其图籍,访其政俗”。改革后新确立的政体,即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特别引起他的注意。略述三权分立的政权组织架构,是《使东述略》一书中极富价值的部分:“其官制:內设三院九省,而外以府、县、开拓使辖之。三院者:日大政院,有大臣、议官,佐王出治,以达其政于诸省;曰大审院,掌邦法者也,内外裁判所隶之;曰元老院,掌邦议者也,上下各议员隶之。九省者:曰宫内,以掌王宫;曰外务,以理邦交;曰内务,以治邦事;曰大藏,以制邦用;曰司法,以明邦刑;曰文部,以综邦教;曰工部,以阜邦材;曰陆军、海军,以固邦防。”
此种政权机构的设置,大异于封建专制制度,是他前所未闻的。政治体系如何运作,权利资源如何配置,都是何如璋开始思考的内容。他的新观察,影响了随使的同乡黄遵宪,黄氏所著《日本国志》,也是一册醒人耳目的专著,带有思想启蒙性质,对日后的戊戌变法产生了深刻影响。
日本的国家大势,皆在何如璋胸中。官制之外,他亦论其兵制、学校、国计、疆域、国界,纵议疆域,用笔最富。对这个东亚邻国,他是持有大局观的。 在国家关系上,何如璋抱定的愿望是良善的,但也距离现实较远。他认为日本“国土孤悬,无所附着……环视五大部洲,惟中土壤地相接,唇齿相依。果能化畛域、联辅车,则南台、澎,北肥、萨,首尾呼应,呼吸可通。是由渤海以迄粤闽,数千里门户之问,外再加一屏蔽也!”联日疆土以御外侵,这种天真的设想,缺乏战略依据。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不是同一概念,唇齿相依只是空间意义上的表述,两国的界域和利害,究竟固存差歧。空想注定无法实现,这已为近代历史证明。
何如璋的政治作为,还体现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他在敦睦邦交的同时,不忘力捍国权,在华民聚居城市创建领事馆,进而收回领事裁判权便是极可称道的一例,这在《使东述略》中有所述及。
其时,各大口岸均有旅日侨胞,“横滨为日本通商大埠,交易繁盛,榷税所入,岁逾百万。华商近三千人”,营商过程中“喧嚣纠葛,措理颇难”。为不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受损,国家力量的保障甚为重要。何如璋据实省察,提出设立领事的主张:“理事一官,今始创设。”这里的理事,即为领事。议设领事之举,在他眼里“此亦事势不得不然者乎”。当时,琉球事件(1874年)已发生三个年头,日本欲废侨居华人的留驻旧规,并剥夺中国在重要港口城市的领事裁判权。困难的状况下,何如璋依凭国际公约,和日本政府交涉事宜,经过奔走,始在横滨、长崎、神户设立领事馆,派驻领事,进而收回领事裁判权。何士果在《先府君子峨公行述》里记日:“府君据约与争,卒设三口领事官。横滨粤商多,民气甚嚣而强,狱讼尤滋。任范大守锡朋为横滨总领事官,听断明敏,当其材。吾国法权之受侮,莫甚于领事裁判权。而在国外,又不能以受于人者施之于人。惟在日本,以府君之争,而仅有此权,不幸以甲午之败,仍将此权失去也。”此乃国之憾,国之耻。何如璋没能看到这个结果,此时他已经辞世3年了。
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的国家形象,军国主义势力骤大,开疆拓土被视为业峻鸿绩。日本对于清朝藩属国琉球久有窃据之心,曾阻止琉球国向清朝进贡(1875年),欲霸图谋已现大端。何如璋有所洞察,其身近,其感深,深为戒惕。《先府君子峨公行述》里记日:“日本志在灭球,借阻贡发端……府君反复陈说利害,谓日人蓄志求逞,不如乘其国力未充,先发制之,以绝后患。”
对于阻贡之事,何如璋格外警觉,上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云:“是事大且有关于安危利害也,某虽至愚,曷敢以轻心尝试。论国事者,百闻不如一见。某来东数月,旁观目击,渐悉情伪。前寄呈使东述略,已大概言之。”他分析时局,表述了应对之策:“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次及朝鲜。否则,以我所难行,日事要求,听之乎,何以为国?拒之乎,是让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先发制人,后发为人所制,凡事皆然,防敌尤急。今日本国势未定,兵力未强,与日争衡,犹可克也。隐忍容之,养虎坐大,势将不可复制。”这番焦虑心情,在《使东述略》里也有流露:“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勿念乎?”沉重之语,表现了以一人之肩臂,担承经国之大任的君子精神。
何如璋对家国的竭诚盡智,未能叫庸怯的执政者省悟。此后,茫茫海上难见琉球贡使的身影。不久,日本废藩置县,琉球王国改称冲绳,蒙受殖民统治。世藩之国,终遭割占。昔日臣服之邦,不隶版籍,琉球沦丧的惨痛现实压着何如璋的心,他该是何等痛苦。
深谙洋务是何如璋博取李鸿章赏识的重要原因,而使日期间发生的一切,让他淡出了当权者的视野,李鸿章谓其“虽甚英敏,于交涉事情历练未深,锋芒稍重”。评价失去光彩,奉调回国也是自然的了,4年的外交生涯终结,何如璋黯然离场。悲剧人物的标签,跟随着他的名字。
《使东述略》带有浓厚的行记色彩,文字依时序展开,空间虽然不断转换,记叙者的主观视角始终是确定的。整篇看去,语流直贯,文脉清通,这尚属为文的常格。何如璋腹怀诗书,记人、述史、录游,皆有好笔墨。
赴任途中,观览人文遗迹,不禁感怀昔年战事。过平户岛,他生出一段追忆,思绪遥接弘安之役:“元至元中,范文虎、阿塔海帅舟师十万,以高丽为向导,渡海东伐,克对马、壹歧,乘胜进攻平壶。遇风舟覆,范文虎等弃其众,乘坚舰遁还。考地之势,盖此岛云。”
元朝东征日本,飓风吹浪,艨艟殁海,蒙古高丽联军攻取未竟,反遭杀败的史实,令人生叹。那道号为“元寇防垒”的石墙若是映入何如璋眼里,感慨当会更深。
过大阪,睹史迹而品论战国时代的政治家丰臣秀吉,何如璋用简练之笔,状其生平梗略:“秀吉奋迹人奴,袭织田之业,称雄东海。课列藩,筑城以自固。乃暮齿骄盈,不自量度,欲抗衡上国。暴十余万之师,西争高丽,卒为明兵所扼,力绌势穷,国为之敝。身殁未久,遂覆其宗。兵犹火也,不戢自焚,秀吉之谓乎!”末尾之语,一针见血。臧否他国人物,是把汉代名士贾谊的政论笔法借来了。
放眺日本的自然胜境,何如璋的摹状亦浪漫多姿,风光之前,愈显潇洒才情。东瀛的海岛景致,最触心神,故而着笔尤多。情陷微茫烟浪间,方能不厌描摹。
抵长崎港,他宛似走进浙东会稽的郊野美境:“北则群岛错布,大小五六,山骨苍秀,林木森然,雨后岚翠欲滴,残冬如春夏时。沿岛徐行,恍入山阴道中,应接不暇。”出长崎,“东北远望五岛诸山,峭拔鲸涛中,郁然为碧芙蓉倒映海面”。他与驻日参赞官黄遵宪、使馆随员廖锡恩晚泊小豆岛,登岸闲眺,此时“夕阳在山,黄叶满径,梯田露积,畦芥霜余。樵牧晚归,见异邦人,聚而相语,惜不通其语言。及旋舟,桅灯光射水际矣”,俨然桃花源的仙界妙景。这般清美的文字,给真实的记录添加一抹闲适的情调。
身为外交家的何如璋,文学根底不浅。溯其知识背景,使日之前,喜习科场,乡试中选举人,殿试中选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亦授职编修。不乏墨义、帖经、策问、诗赋、经义等学术训练,因而叙事、论理、追史、摹景,皆有文理。马江军溃,罢职后贬谪塞外,心境落寞之际,他尚能写出《管子析疑》,便不足怪。![](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hfcn/hfcn201911/hfcn20191124-2-l.jpg)
何如璋与家人及同僚合影
马尾海战
诮毁,来于上。当其时,怀有虎狼之心的列强对中国宗属国的图谋,跟朝中清流党(北派)观念一致的何如璋是有所觉察的。面对日本侵凌朝鲜、琉球,法国构衅越南,沙俄窥伺中国西北的严峻局面,他受使命驱动所提出的应对之策,有强硬之概而无软弱之气,足见他可算一个敢于承担历史重任、慨然有志于家国的人。
1884年7月,中法战端骤起。法舰闯入马尾军港,时任福建船政大臣的何如璋和福建海防大臣张佩纶,先谨遵清廷“严谕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旨意,不乘势举兵,坐失事机,后福建水师被动应战,多艘战舰不等起锚,即被击沉于闽江口,七百余官兵殉国。马尾造船厂和海岸炮台亦遭轰毁。战败,何张二人成了担罪之人。不好的名声进了官修的史书,世人耻其溃散,常将冷眼相看:“船政大臣詹事府少詹事何如璋,守厂是其专责,乃于接仗吃紧之际,遽行回省,实属畏蒽无能,著开缺交部严加议处。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统率兵船,与敌相持,于议和时屡请先发,及奉有允战之旨,又未能力践前言。朝廷前拨陆路援兵,张佩纶辄以陆兵敷用为词,迨省城戒严,徒事张惶,毫无定见,实属措置乖方,意气用事。本应从严惩办,姑念其力守船厂,尚属勇于任事,从宽革去三品卿衔,仍交部议处,以示薄惩。”(《清实录·光绪朝实录卷之一百九十一》)
语句如同斧钺,砍杀下去,没有硬骨的人,只怕会就此倒掉。
嘉誉,来于下。何如璋的次子何士果就认为,祖上是遭诬褫革,才落得遣戍塞外的下场,“盖深以府君戍台为不平也。”身处战境的何如璋,并非畏敌如虎,“马江之战,毙法元戎,不惟无功,反以得过。府君一身之荣辱显晦所关几何,而不禁为吾国之不幸,长大息而流涕也”(《先府君子峨公行述》)设身而思,敌酋狂妄,肇衅生戎,清廷却一味忍辱求和,防务尽虚。尝日:“宗庙无主,则民不威,疆场无主,则启戎心。”远离烽烟的枢府,传令直似虚比浮词,哪里贴得上日紧的战情?这样看,马江鏖军的败责,怎能由前方将士独担?
何士果还是赞佩父亲的。何如璋将冤情都藏在肚子里,蒙着千古骂名,斥放荒寒之地,效力军台,却能写出篇长三十六卷的《管子析疑》,断非常人所能为。宦海浮沉,为臣入仕的路虽不好走,却总是有人走的,并且走出了令人钦敬的样子,尽管他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角色。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hfcn/hfcn201911/hfcn20191124-1-l.jpg)
《使东述略》是何如璋驻日的工作记录,其中对于国际形势的洞察,表现了世界眼光和外交识见,芸芸并世之人,他的胸怀无疑是开广的。何如璋这样写:“窃以欧西大势,有如战国:俄犹秦也;奥与德其燕赵也;法与意其韩魏也;英则今之齐楚也;若土耳其、波斯、丹、瑞、荷、比之伦,直宋、卫耳,滕、薛耳。比年来,会盟干戈,殆无虚日。故各国讲武设防,治攻守之具,制电信以速文报,造轮路以通馈运,并心争赴,惟恐后时。而又虑国用难继也,上下一心,同力合作,开矿制器,通商惠工,不惮远涉重洋以趋利。夫以我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有可为之资,值不可不为之日,若必拘成见、务苟安,谓海外之争无与我事,不及此时求自强,养士储才,整饬军备,肃吏治,固人心,务为虚憍,坐失良机,殆非所以安海内、制四方之术也。”
以封建分封制下的诸侯国,类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列强,虽不科学,却显示了对激变中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版图的初步认识,对于封闭状态下的朝臣,实属难能。受李鸿章、沈桂芬举荐而履新的何如璋,置身广阔的国际空间,耳目所触皆为新异物事,这使其眼界放得开,洋务精神因之表露得异常明确,但也潜含着焦虑心情。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860年)的创痛并未从心底消去,作为驻外使臣,何如璋得以从跨文化交际中审视当时的国家关系,觉得很似中国上古时代的情状,因而他以春秋战国的诸侯国做比,希图让国人据此进行客观推量,厘清思路。十九世纪的世界,列强发动的战争颠覆了传统的国际秩序,在地缘政治版图发生迅速变易的情势下,当朝者亟须调整秉政方略,重构民族自信、文化传统和大国心理,使古老社稷在冷酷的国际竞争中奋起图强,延缓向半殖民地泥沼沉陷的速度,努力从严峻的民族危机中自拔。
出使日本
自西徂东,何如璋更为关注的是出使的日本,对其两千年国史的综括,荦荦大端,一览梗概。“日本自神武创业,一姓相承,迄今二千余载”之句,上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道出该国源流。
何如璋的眼光更多地投向明治维新这场政治改革运动。文明开化带来观念的新变,殖产兴业带来经济的繁荣,都给他深刻的印象,“尝按其图籍,访其政俗”。改革后新确立的政体,即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特别引起他的注意。略述三权分立的政权组织架构,是《使东述略》一书中极富价值的部分:“其官制:內设三院九省,而外以府、县、开拓使辖之。三院者:日大政院,有大臣、议官,佐王出治,以达其政于诸省;曰大审院,掌邦法者也,内外裁判所隶之;曰元老院,掌邦议者也,上下各议员隶之。九省者:曰宫内,以掌王宫;曰外务,以理邦交;曰内务,以治邦事;曰大藏,以制邦用;曰司法,以明邦刑;曰文部,以综邦教;曰工部,以阜邦材;曰陆军、海军,以固邦防。”
此种政权机构的设置,大异于封建专制制度,是他前所未闻的。政治体系如何运作,权利资源如何配置,都是何如璋开始思考的内容。他的新观察,影响了随使的同乡黄遵宪,黄氏所著《日本国志》,也是一册醒人耳目的专著,带有思想启蒙性质,对日后的戊戌变法产生了深刻影响。
日本的国家大势,皆在何如璋胸中。官制之外,他亦论其兵制、学校、国计、疆域、国界,纵议疆域,用笔最富。对这个东亚邻国,他是持有大局观的。 在国家关系上,何如璋抱定的愿望是良善的,但也距离现实较远。他认为日本“国土孤悬,无所附着……环视五大部洲,惟中土壤地相接,唇齿相依。果能化畛域、联辅车,则南台、澎,北肥、萨,首尾呼应,呼吸可通。是由渤海以迄粤闽,数千里门户之问,外再加一屏蔽也!”联日疆土以御外侵,这种天真的设想,缺乏战略依据。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不是同一概念,唇齿相依只是空间意义上的表述,两国的界域和利害,究竟固存差歧。空想注定无法实现,这已为近代历史证明。
何如璋的政治作为,还体现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他在敦睦邦交的同时,不忘力捍国权,在华民聚居城市创建领事馆,进而收回领事裁判权便是极可称道的一例,这在《使东述略》中有所述及。
其时,各大口岸均有旅日侨胞,“横滨为日本通商大埠,交易繁盛,榷税所入,岁逾百万。华商近三千人”,营商过程中“喧嚣纠葛,措理颇难”。为不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受损,国家力量的保障甚为重要。何如璋据实省察,提出设立领事的主张:“理事一官,今始创设。”这里的理事,即为领事。议设领事之举,在他眼里“此亦事势不得不然者乎”。当时,琉球事件(1874年)已发生三个年头,日本欲废侨居华人的留驻旧规,并剥夺中国在重要港口城市的领事裁判权。困难的状况下,何如璋依凭国际公约,和日本政府交涉事宜,经过奔走,始在横滨、长崎、神户设立领事馆,派驻领事,进而收回领事裁判权。何士果在《先府君子峨公行述》里记日:“府君据约与争,卒设三口领事官。横滨粤商多,民气甚嚣而强,狱讼尤滋。任范大守锡朋为横滨总领事官,听断明敏,当其材。吾国法权之受侮,莫甚于领事裁判权。而在国外,又不能以受于人者施之于人。惟在日本,以府君之争,而仅有此权,不幸以甲午之败,仍将此权失去也。”此乃国之憾,国之耻。何如璋没能看到这个结果,此时他已经辞世3年了。
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的国家形象,军国主义势力骤大,开疆拓土被视为业峻鸿绩。日本对于清朝藩属国琉球久有窃据之心,曾阻止琉球国向清朝进贡(1875年),欲霸图谋已现大端。何如璋有所洞察,其身近,其感深,深为戒惕。《先府君子峨公行述》里记日:“日本志在灭球,借阻贡发端……府君反复陈说利害,谓日人蓄志求逞,不如乘其国力未充,先发制之,以绝后患。”
对于阻贡之事,何如璋格外警觉,上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云:“是事大且有关于安危利害也,某虽至愚,曷敢以轻心尝试。论国事者,百闻不如一见。某来东数月,旁观目击,渐悉情伪。前寄呈使东述略,已大概言之。”他分析时局,表述了应对之策:“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次及朝鲜。否则,以我所难行,日事要求,听之乎,何以为国?拒之乎,是让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先发制人,后发为人所制,凡事皆然,防敌尤急。今日本国势未定,兵力未强,与日争衡,犹可克也。隐忍容之,养虎坐大,势将不可复制。”这番焦虑心情,在《使东述略》里也有流露:“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勿念乎?”沉重之语,表现了以一人之肩臂,担承经国之大任的君子精神。
何如璋对家国的竭诚盡智,未能叫庸怯的执政者省悟。此后,茫茫海上难见琉球贡使的身影。不久,日本废藩置县,琉球王国改称冲绳,蒙受殖民统治。世藩之国,终遭割占。昔日臣服之邦,不隶版籍,琉球沦丧的惨痛现实压着何如璋的心,他该是何等痛苦。
深谙洋务是何如璋博取李鸿章赏识的重要原因,而使日期间发生的一切,让他淡出了当权者的视野,李鸿章谓其“虽甚英敏,于交涉事情历练未深,锋芒稍重”。评价失去光彩,奉调回国也是自然的了,4年的外交生涯终结,何如璋黯然离场。悲剧人物的标签,跟随着他的名字。
《使东述略》
《使东述略》带有浓厚的行记色彩,文字依时序展开,空间虽然不断转换,记叙者的主观视角始终是确定的。整篇看去,语流直贯,文脉清通,这尚属为文的常格。何如璋腹怀诗书,记人、述史、录游,皆有好笔墨。
赴任途中,观览人文遗迹,不禁感怀昔年战事。过平户岛,他生出一段追忆,思绪遥接弘安之役:“元至元中,范文虎、阿塔海帅舟师十万,以高丽为向导,渡海东伐,克对马、壹歧,乘胜进攻平壶。遇风舟覆,范文虎等弃其众,乘坚舰遁还。考地之势,盖此岛云。”
元朝东征日本,飓风吹浪,艨艟殁海,蒙古高丽联军攻取未竟,反遭杀败的史实,令人生叹。那道号为“元寇防垒”的石墙若是映入何如璋眼里,感慨当会更深。
过大阪,睹史迹而品论战国时代的政治家丰臣秀吉,何如璋用简练之笔,状其生平梗略:“秀吉奋迹人奴,袭织田之业,称雄东海。课列藩,筑城以自固。乃暮齿骄盈,不自量度,欲抗衡上国。暴十余万之师,西争高丽,卒为明兵所扼,力绌势穷,国为之敝。身殁未久,遂覆其宗。兵犹火也,不戢自焚,秀吉之谓乎!”末尾之语,一针见血。臧否他国人物,是把汉代名士贾谊的政论笔法借来了。
放眺日本的自然胜境,何如璋的摹状亦浪漫多姿,风光之前,愈显潇洒才情。东瀛的海岛景致,最触心神,故而着笔尤多。情陷微茫烟浪间,方能不厌描摹。
抵长崎港,他宛似走进浙东会稽的郊野美境:“北则群岛错布,大小五六,山骨苍秀,林木森然,雨后岚翠欲滴,残冬如春夏时。沿岛徐行,恍入山阴道中,应接不暇。”出长崎,“东北远望五岛诸山,峭拔鲸涛中,郁然为碧芙蓉倒映海面”。他与驻日参赞官黄遵宪、使馆随员廖锡恩晚泊小豆岛,登岸闲眺,此时“夕阳在山,黄叶满径,梯田露积,畦芥霜余。樵牧晚归,见异邦人,聚而相语,惜不通其语言。及旋舟,桅灯光射水际矣”,俨然桃花源的仙界妙景。这般清美的文字,给真实的记录添加一抹闲适的情调。
身为外交家的何如璋,文学根底不浅。溯其知识背景,使日之前,喜习科场,乡试中选举人,殿试中选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亦授职编修。不乏墨义、帖经、策问、诗赋、经义等学术训练,因而叙事、论理、追史、摹景,皆有文理。马江军溃,罢职后贬谪塞外,心境落寞之际,他尚能写出《管子析疑》,便不足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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