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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博物院的文物藏品中，古籍藏品是很重要的一個门类，院藏古籍总计近万部，共十几万册之多。从早期唐代雕版印刷的佛经、唐人写经，到宋元时期经折装的佛经，再到明清时期的善本古籍，以及清末民国的普通古籍、日记、手稿、抄本等，种类丰富，数量众多。在这些众多的古籍藏品中，明版古籍占了一定比例，其中，明代文人的个人文集就是很特色的一个种类，本文列举以下六部重要明代善本文集，作以简要介绍，供研究者参考。
1、《空同集》六十四卷（图一）
明李梦阳撰，明万历二十九年李思孝刻本。木夹板装，1函16册全。半页10行，行20字。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双边。卷首钤有“孙恕之印”“绯江亭生”印章。此书为明代李梦阳的个人诗文集，内容为李梦阳撰写的乐府、古诗、赋以及墓志、碑文、传记、杂文等文章。李梦阳（1473-1530），字献吉，号空同子，明代中期著名文学家，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人物。强调复古，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书前有万历二十九年巡按陕西监察御史李思孝《空同集序》、嘉靖十年南京兵部尚书王廷相《空同集序》、嘉靖九年黄省曾《空同先生文集序》等三篇序言。李思孝序中对李梦阳集在当时的刊刻情况有所叙述：“海内刻献吉集者甚夥，以余所见盖有姑苏、汴梁、晋阳数种，关西实献吉故里，何独兹集无刻也”。于是李思孝：“出笥中藏本，付督学臧君订其豕亥，捐赎锾刻于京兆”。在万历二十九年刻成此书，写序记之。
《四库总目提要》有“平心而论，其诗才力富健，实足以笼罩一时。而古体必汉魏，近体必盛唐，句拟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所谓武库之兵，利钝杂陈者也。其文则故作聱牙，以艰深文其浅易。明人与其诗并重，未免怵於盛名。今并录而存之，俾瑕瑜不掩。且以著风会转变之由，与门户纷竞之始焉。”对李梦阳评价算得上客观。
2、《薛考功集》十卷、附集一卷（图二）
明薛蕙撰，明嘉靖刻本。1函4册。半页9行，行18字。白口，单黑鱼尾，左右双边。卷首钤有“冯云聊印”“聊飞父”“云翀”印。此书为明代大臣薛蕙的诗文集。薛蕙（1489-1539），字君采，号西原。明正德九年（1514）甲戌进士，授刑部主事。因谏武宗皇帝南巡，受廷杖夺俸，引疾归里。后复起用，任吏部考功司郎中。薛蕙性情耿直，明嘉靖初，朝中发生“大礼”之争，薛蕙撰写《为人后解》《为人后辨》等万言书上奏，反对皇上以生父为皇考，招致皇帝大怒，被捕押于镇抚司。后赦出。嘉靖十八年（1539）病死家中。薛蕙一生著有《西原集》、《五经杂录》、《大宁斋日录》、《老子集解》、《庄子注》、《考功集》、《约言》、《西原遗书》等著作。《薛考功集》收录了薛蕙一生所作诗文，其中薛蕙所作有名的《皇帝幸行南京歌》十首、《官词》十二首、《泛舟》等古诗均收录其中。书前有嘉靖十四年河南按察司佥事李宗枢序一篇。书后附集一卷，附有王廷撰《吏部考功郎中西原薛先生形状》、唐顺之撰《吏部考功郎中西原薛先生墓志铭》、文征明撰《吏部郎中西原先生薛君墓碑铭》，共三篇。
《四库总目提要》有：“蕙与湛若水俱为严嵩同年。嵩权极盛之时，若水年已垂耄，不免为嵩作《钤山堂集序》，反覆推颇，颂为盛德之累。蕙初亦爱嵩文采，颇相酬答。迨其柄国以后，即薄其为人，不相闻问，凡旧时倡和，亦悉削其稿。故全集十卷，无一字与嵩相关。人品之高，迥出流辈。其诗格蔚然孤秀，实有自来。是其所树立，又不在区区文字间也。”薛蕙不耻严嵩的为人，刊刻诗文集时，将之前与严嵩酬答的诗句全部删掉，可见其不畏强权的耿直品行。
3、《东里文集续编》六十二卷、《附录》四卷、《别集》三种（图三）
明杨士奇撰，明嘉靖刻本。4函30册。半页ll行，行20字。白口，四周单边。此书为明代杨士奇的文集。杨士奇（1366-1444），名寓，字士奇，以字行，号东里，谥文贞。江西泰和（今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澄江镇）人。明代大臣、学者，官至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历五朝，在内阁为辅臣四十余年，首辅二十一年。与杨荣、杨溥同辅政，并称“三杨”。
此书书前有正统九年李时勉《东里杨公续编文集序》、嘉靖二十九年严嵩《重刻东里杨公续集序》、嘉靖二十八黄如桂《类刻东里杨公全集纪语》等三篇序言。严嵩序中有：“其日续集者，板刻在岭南，世鲜得之，比岁予购得一帙，多脱落不全，讬公五世孙、吏部员外郎载鸣为校补之，始克完编，适黄侍御如桂按广重刻之”。黄如桂序中对刊刻过程之艰难，记叙的更为详细：“如桂尝在都下，见一写本，载公康济十余事，甚喜，及阅之，乃惟其节目仅数行，注云语在文集中，于时不知文集何所在……戊申（嘉靖二十七年）春，如桂承乏按粤东，闻藩司及督学道有遗刻，亟讯之，则散逸久矣。廼方伯蔡君云程督学，蔡君克廉，咸相与检括，校款识，芟复补亡，得五十九卷为元本……复移书于公之嫡孙载鸣……君闻而蹶然日：此吾之蚕夜不忘者也，出其所手录者二十册，驰寄且属之成，如桂得之，喜具以告督府欧阳约巷公，请梓以传”。其得书过程非常艰辛，刊刻实为不易。
《四库总目提要》有：“集分正、续二编。正集所载较少，续集几至倍之。其《别集》四种，一即《代言录》，一为《圣谕录》，一为《奏对录》，一为士奇传志诸文，缀於末为《附录》。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曰：‘杨文贞《东里集》，手自选择，刻之广东，为人窜人数首。后其子孙又刻为续集，非公意也。’然则《续集》乃士奇所自芟弃，非尽得意之作。以其搜罗较富，往往有足备考核者，故仍其旧并录之焉。”
4、《渼陂集》十六卷（图四）
王九思撰，明刻本。3册。半页10行，行21字。白口，四周单边。此书为残本，存乙、丙、戊三册，《渼陂集》二册，存卷五至卷十二；《渼陂续集》一册，存“卷上”一卷，主要内容为漠陂先生诗文著述之辑录。王九思（1468-1551），字敬夫，号渼陂，陕西郡县（今户县）人，明代文学家。弘治九年（1496）进士。选为庶吉士，后授检讨。其间，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等人陆续来北京，相聚讲论，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史称“前七子”。王九思曾任翰林院检讨、吏部郎中。武宗时宦官刘瑾败，因与刘瑾为陕西同乡，被迫革职归乡。王九思回到家乡郡县后，彻底放弃了做官的念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文学创作和倡导戏曲方面，历40年，84岁辞世。所著有诗文集《渼陂集》、杂剧《沽酒游春》、《中山狼》（一折），及散曲集《碧山乐府》等。 在我院藏书中，除了这套三册的残本外，还有两套完整的《渼陂集》，1函8册16卷全；一套完整的《渼陂续集》，1函3册3卷全。但是，完整的《渼陂集》及《渼陂续集》均为明刻清补配本，书中有很多页，都是王九思的八世族孙王枬补配的，只有这套三册残本为明代原刻，对比来看，王枬补配过的一些页码，在这套残本中都是原刻，虽为残本，但在版本上却非常珍贵。《渼陂集》有嘉靖十一年康海序及嘉靖十年王九思自序。《渼陂续集》有嘉靖二十四年张治道序和嘉靖二十五年万达序。
《四库总目提要》有：“是集前有《自序》，称始为翰林时，诗学靡丽，文体萎弱。其后德涵、献吉导予易其习。献吉改正予诗稿，今尚在；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多云云。是其平生相砥砺者，在李梦阳、康海二人，故其诗体文格与二人相似。而诗之富健不及梦阳，文之粗率尤甚於海。盖乐府是其长技，他皆未称其名也。正集十六卷，为嘉靖癸巳九思门人监察御史王献所刊。《续集》三卷，乃九思晚年之作，嘉靖丙午，巡抚翁万达，续刊行之。”
5、《升巷先生文集》八十一卷（图五）
明杨慎著，明万历二十九年刻本。2函8册。半页10行，行20字。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单边。此书为明代杨慎的诗文集。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明代文学家，内阁首辅杨廷和之子。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众臣因“议大礼”，违背世宗意愿受廷杖，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居云南30余年，死于戍地。杨慎一生著述颇丰，其著作涉及经学、小学、史地学、文学等诸多领域。著名的《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就是杨慎的诗作《临江仙》。
此书有万历二十九年王藩臣《重刻杨升庵先生文集叙》、陈邦瞻《杨用修太史集叙》、万历十年宋仕《订刻太史升庵文集序》、万历十年陈文烛《杨升庵先生文集序》、万历十年张士佩《订刻太史升庵文集序》等五篇序言。书后有万历十年郑曼《订刻太史升庵文集跋》、万历十年蔡汝贤跋、万历二十九年萧如松《重刻杨太史升菴先生文集后序》三篇跋语。该书版本为万历二十九年王藩臣、萧如松秣陵刻本，王藩臣序中有“其集初刻，遗文逸翰家多有之”，陈邦瞻序中说“用修集初刻于蜀，今侍御王公复刻之秣陵”。王序中提到的江阳位于四川泸州，陈序中也说“初刻于蜀”，他们二人提到的初刻，应指在杨慎生前，嘉靖三十五年宋少宇在泸州刊刻的《升庵集》25卷本。该书后三篇序及前两篇跋均为万历十年所作，即王藩臣在万历二十九年重刻时，也刻上前一个版本万历十年蔡汝贤刻本的所有序跋。王藩臣、萧如松秣陵刻本为此书在明代的第三个刻本。
《四库总目提要》有：“慎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於明代独立门户。文虽不及其诗，然犹存古法，贤於何、李诸家窒塞艰涩，不可句读者。盖多见古书，薰蒸沉浸，吐属自无鄙语，譬诸世禄之家，天然无寒俭之气矣。至於论说考证，往往恃其强识，不及检核原书，致多疏舛，又恃气求胜，每说有窒碍，辄造古书以实之，遂为陈耀文等所诟病，致纠纷而不可解。”
6、《牧斋初学集》一百一十卷（图六）
明钱谦益著，明崇祯末年刻本。8函32册。半页10行，行18字。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单边。此书为明末清初文坛领袖钱谦益诗文集。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学者称虞山先生。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苏州府常熟县鹿苑奚浦（今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奚浦）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一甲三名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崇祯年间（1628-1644），他作为东林党首领，已颇具影响。明亡后，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南明弘光政权，钱谦益依附之，為礼部尚书。后降清，为礼部侍郎。钱谦益学问极深，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有东林党魁、文坛祭酒的桂冠，被黄宗羲称为“四海宗盟五十年”。文学外，经、史，释、道都有深入研究，硕果累累，可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并列，但受政治污点所累，鲜有人提及和重视。
此书为残本，缺卷四十八至五十二、一0一至一0五，共十卷。前有程嘉燧《牧斋先生初学集序》、崇祯十七年曹学俭《钱受之先生集序》、萧士玮书《读牧翁七则》三篇序言。程嘉燧序云“岁癸未冬，海虞瞿稼轩刻其师牧斋先生《初学集》一百卷。”扉叶中心刻：钱牧斋先生初学集，右上刻：崇祯癸未岁刊行，左下刻：燕誉堂藏板。该刻本就是版本学上说的明崇祯十六年瞿式耜刻本。书前曹学俭崇祯十七年序，应为该书刻板历时一年之久，书板刻成之后，付梓之前，请曹氏补作的序。此书刊刻于钱谦益生前，明亡之际，为钱谦益文集的最早刻本。
以上六部明版文集，分别是明代李梦阳、薛蕙、杨士奇、王九思、杨慎、钱谦益的个人文集。版本基本都集中在嘉靖、万历、崇祯三朝。“嘉靖本”在版本学上是一大特色，黄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学》一书中说到：“明刻本到这个时期起了一次大变化。变化的最显著之点，即字体由此前的赵体突然改换为整齐的欧体，而版式也由此前的大黑口变成了白口。”六部文集中的《薛考功集》和《东里文集续编》均是嘉靖刻本，符合标准嘉靖本这一版刻特点。到了万历以后，明刻本又出现不同于标准嘉靖本的新风格。字体风格变为“更加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完全脱离欧体字的新字体。这种新字体世称‘方体字’，但也有人称之为‘宋体字”’。《升菴先生文集》为万历刻本，其版式特点也完全符合这种标准万历本的特征。《渼陂集》是地方刻本，在版式上尚未受到当时流行的标准版式的影响。《牧斋初学集》为手书写刻上版，字体隽秀，为明末写刻精品。这六部文集，在版本上均有其独有的特点，为我院藏明版古籍中的精品，代表了我院古籍藏本的质量之精和水平之高，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版本价值和文献价值。
（责任编辑：耿坤）
1、《空同集》六十四卷（图一）
明李梦阳撰，明万历二十九年李思孝刻本。木夹板装，1函16册全。半页10行，行20字。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双边。卷首钤有“孙恕之印”“绯江亭生”印章。此书为明代李梦阳的个人诗文集，内容为李梦阳撰写的乐府、古诗、赋以及墓志、碑文、传记、杂文等文章。李梦阳（1473-1530），字献吉，号空同子，明代中期著名文学家，复古派前七子的领袖人物。强调复古，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书前有万历二十九年巡按陕西监察御史李思孝《空同集序》、嘉靖十年南京兵部尚书王廷相《空同集序》、嘉靖九年黄省曾《空同先生文集序》等三篇序言。李思孝序中对李梦阳集在当时的刊刻情况有所叙述：“海内刻献吉集者甚夥，以余所见盖有姑苏、汴梁、晋阳数种，关西实献吉故里，何独兹集无刻也”。于是李思孝：“出笥中藏本，付督学臧君订其豕亥，捐赎锾刻于京兆”。在万历二十九年刻成此书，写序记之。
《四库总目提要》有“平心而论，其诗才力富健，实足以笼罩一时。而古体必汉魏，近体必盛唐，句拟字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所谓武库之兵，利钝杂陈者也。其文则故作聱牙，以艰深文其浅易。明人与其诗并重，未免怵於盛名。今并录而存之，俾瑕瑜不掩。且以著风会转变之由，与门户纷竞之始焉。”对李梦阳评价算得上客观。
2、《薛考功集》十卷、附集一卷（图二）
明薛蕙撰，明嘉靖刻本。1函4册。半页9行，行18字。白口，单黑鱼尾，左右双边。卷首钤有“冯云聊印”“聊飞父”“云翀”印。此书为明代大臣薛蕙的诗文集。薛蕙（1489-1539），字君采，号西原。明正德九年（1514）甲戌进士，授刑部主事。因谏武宗皇帝南巡，受廷杖夺俸，引疾归里。后复起用，任吏部考功司郎中。薛蕙性情耿直，明嘉靖初，朝中发生“大礼”之争，薛蕙撰写《为人后解》《为人后辨》等万言书上奏，反对皇上以生父为皇考，招致皇帝大怒，被捕押于镇抚司。后赦出。嘉靖十八年（1539）病死家中。薛蕙一生著有《西原集》、《五经杂录》、《大宁斋日录》、《老子集解》、《庄子注》、《考功集》、《约言》、《西原遗书》等著作。《薛考功集》收录了薛蕙一生所作诗文，其中薛蕙所作有名的《皇帝幸行南京歌》十首、《官词》十二首、《泛舟》等古诗均收录其中。书前有嘉靖十四年河南按察司佥事李宗枢序一篇。书后附集一卷，附有王廷撰《吏部考功郎中西原薛先生形状》、唐顺之撰《吏部考功郎中西原薛先生墓志铭》、文征明撰《吏部郎中西原先生薛君墓碑铭》，共三篇。
《四库总目提要》有：“蕙与湛若水俱为严嵩同年。嵩权极盛之时，若水年已垂耄，不免为嵩作《钤山堂集序》，反覆推颇，颂为盛德之累。蕙初亦爱嵩文采，颇相酬答。迨其柄国以后，即薄其为人，不相闻问，凡旧时倡和，亦悉削其稿。故全集十卷，无一字与嵩相关。人品之高，迥出流辈。其诗格蔚然孤秀，实有自来。是其所树立，又不在区区文字间也。”薛蕙不耻严嵩的为人，刊刻诗文集时，将之前与严嵩酬答的诗句全部删掉，可见其不畏强权的耿直品行。
3、《东里文集续编》六十二卷、《附录》四卷、《别集》三种（图三）
明杨士奇撰，明嘉靖刻本。4函30册。半页ll行，行20字。白口，四周单边。此书为明代杨士奇的文集。杨士奇（1366-1444），名寓，字士奇，以字行，号东里，谥文贞。江西泰和（今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澄江镇）人。明代大臣、学者，官至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历五朝，在内阁为辅臣四十余年，首辅二十一年。与杨荣、杨溥同辅政，并称“三杨”。
此书书前有正统九年李时勉《东里杨公续编文集序》、嘉靖二十九年严嵩《重刻东里杨公续集序》、嘉靖二十八黄如桂《类刻东里杨公全集纪语》等三篇序言。严嵩序中有：“其日续集者，板刻在岭南，世鲜得之，比岁予购得一帙，多脱落不全，讬公五世孙、吏部员外郎载鸣为校补之，始克完编，适黄侍御如桂按广重刻之”。黄如桂序中对刊刻过程之艰难，记叙的更为详细：“如桂尝在都下，见一写本，载公康济十余事，甚喜，及阅之，乃惟其节目仅数行，注云语在文集中，于时不知文集何所在……戊申（嘉靖二十七年）春，如桂承乏按粤东，闻藩司及督学道有遗刻，亟讯之，则散逸久矣。廼方伯蔡君云程督学，蔡君克廉，咸相与检括，校款识，芟复补亡，得五十九卷为元本……复移书于公之嫡孙载鸣……君闻而蹶然日：此吾之蚕夜不忘者也，出其所手录者二十册，驰寄且属之成，如桂得之，喜具以告督府欧阳约巷公，请梓以传”。其得书过程非常艰辛，刊刻实为不易。
《四库总目提要》有：“集分正、续二编。正集所载较少，续集几至倍之。其《别集》四种，一即《代言录》，一为《圣谕录》，一为《奏对录》，一为士奇传志诸文，缀於末为《附录》。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曰：‘杨文贞《东里集》，手自选择，刻之广东，为人窜人数首。后其子孙又刻为续集，非公意也。’然则《续集》乃士奇所自芟弃，非尽得意之作。以其搜罗较富，往往有足备考核者，故仍其旧并录之焉。”
4、《渼陂集》十六卷（图四）
王九思撰，明刻本。3册。半页10行，行21字。白口，四周单边。此书为残本，存乙、丙、戊三册，《渼陂集》二册，存卷五至卷十二；《渼陂续集》一册，存“卷上”一卷，主要内容为漠陂先生诗文著述之辑录。王九思（1468-1551），字敬夫，号渼陂，陕西郡县（今户县）人，明代文学家。弘治九年（1496）进士。选为庶吉士，后授检讨。其间，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等人陆续来北京，相聚讲论，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史称“前七子”。王九思曾任翰林院检讨、吏部郎中。武宗时宦官刘瑾败，因与刘瑾为陕西同乡，被迫革职归乡。王九思回到家乡郡县后，彻底放弃了做官的念头，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文学创作和倡导戏曲方面，历40年，84岁辞世。所著有诗文集《渼陂集》、杂剧《沽酒游春》、《中山狼》（一折），及散曲集《碧山乐府》等。 在我院藏书中，除了这套三册的残本外，还有两套完整的《渼陂集》，1函8册16卷全；一套完整的《渼陂续集》，1函3册3卷全。但是，完整的《渼陂集》及《渼陂续集》均为明刻清补配本，书中有很多页，都是王九思的八世族孙王枬补配的，只有这套三册残本为明代原刻，对比来看，王枬补配过的一些页码，在这套残本中都是原刻，虽为残本，但在版本上却非常珍贵。《渼陂集》有嘉靖十一年康海序及嘉靖十年王九思自序。《渼陂续集》有嘉靖二十四年张治道序和嘉靖二十五年万达序。
《四库总目提要》有：“是集前有《自序》，称始为翰林时，诗学靡丽，文体萎弱。其后德涵、献吉导予易其习。献吉改正予诗稿，今尚在；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多云云。是其平生相砥砺者，在李梦阳、康海二人，故其诗体文格与二人相似。而诗之富健不及梦阳，文之粗率尤甚於海。盖乐府是其长技，他皆未称其名也。正集十六卷，为嘉靖癸巳九思门人监察御史王献所刊。《续集》三卷，乃九思晚年之作，嘉靖丙午，巡抚翁万达，续刊行之。”
5、《升巷先生文集》八十一卷（图五）
明杨慎著，明万历二十九年刻本。2函8册。半页10行，行20字。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单边。此书为明代杨慎的诗文集。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明代文学家，内阁首辅杨廷和之子。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众臣因“议大礼”，违背世宗意愿受廷杖，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居云南30余年，死于戍地。杨慎一生著述颇丰，其著作涉及经学、小学、史地学、文学等诸多领域。著名的《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就是杨慎的诗作《临江仙》。
此书有万历二十九年王藩臣《重刻杨升庵先生文集叙》、陈邦瞻《杨用修太史集叙》、万历十年宋仕《订刻太史升庵文集序》、万历十年陈文烛《杨升庵先生文集序》、万历十年张士佩《订刻太史升庵文集序》等五篇序言。书后有万历十年郑曼《订刻太史升庵文集跋》、万历十年蔡汝贤跋、万历二十九年萧如松《重刻杨太史升菴先生文集后序》三篇跋语。该书版本为万历二十九年王藩臣、萧如松秣陵刻本，王藩臣序中有“其集初刻，遗文逸翰家多有之”，陈邦瞻序中说“用修集初刻于蜀，今侍御王公复刻之秣陵”。王序中提到的江阳位于四川泸州，陈序中也说“初刻于蜀”，他们二人提到的初刻，应指在杨慎生前，嘉靖三十五年宋少宇在泸州刊刻的《升庵集》25卷本。该书后三篇序及前两篇跋均为万历十年所作，即王藩臣在万历二十九年重刻时，也刻上前一个版本万历十年蔡汝贤刻本的所有序跋。王藩臣、萧如松秣陵刻本为此书在明代的第三个刻本。
《四库总目提要》有：“慎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於明代独立门户。文虽不及其诗，然犹存古法，贤於何、李诸家窒塞艰涩，不可句读者。盖多见古书，薰蒸沉浸，吐属自无鄙语，譬诸世禄之家，天然无寒俭之气矣。至於论说考证，往往恃其强识，不及检核原书，致多疏舛，又恃气求胜，每说有窒碍，辄造古书以实之，遂为陈耀文等所诟病，致纠纷而不可解。”
6、《牧斋初学集》一百一十卷（图六）
明钱谦益著，明崇祯末年刻本。8函32册。半页10行，行18字。白口，单黑鱼尾，四周单边。此书为明末清初文坛领袖钱谦益诗文集。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学者称虞山先生。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苏州府常熟县鹿苑奚浦（今张家港市塘桥镇鹿苑奚浦）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一甲三名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崇祯年间（1628-1644），他作为东林党首领，已颇具影响。明亡后，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建立南明弘光政权，钱谦益依附之，為礼部尚书。后降清，为礼部侍郎。钱谦益学问极深，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有东林党魁、文坛祭酒的桂冠，被黄宗羲称为“四海宗盟五十年”。文学外，经、史，释、道都有深入研究，硕果累累，可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并列，但受政治污点所累，鲜有人提及和重视。
此书为残本，缺卷四十八至五十二、一0一至一0五，共十卷。前有程嘉燧《牧斋先生初学集序》、崇祯十七年曹学俭《钱受之先生集序》、萧士玮书《读牧翁七则》三篇序言。程嘉燧序云“岁癸未冬，海虞瞿稼轩刻其师牧斋先生《初学集》一百卷。”扉叶中心刻：钱牧斋先生初学集，右上刻：崇祯癸未岁刊行，左下刻：燕誉堂藏板。该刻本就是版本学上说的明崇祯十六年瞿式耜刻本。书前曹学俭崇祯十七年序，应为该书刻板历时一年之久，书板刻成之后，付梓之前，请曹氏补作的序。此书刊刻于钱谦益生前，明亡之际，为钱谦益文集的最早刻本。
以上六部明版文集，分别是明代李梦阳、薛蕙、杨士奇、王九思、杨慎、钱谦益的个人文集。版本基本都集中在嘉靖、万历、崇祯三朝。“嘉靖本”在版本学上是一大特色，黄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学》一书中说到：“明刻本到这个时期起了一次大变化。变化的最显著之点，即字体由此前的赵体突然改换为整齐的欧体，而版式也由此前的大黑口变成了白口。”六部文集中的《薛考功集》和《东里文集续编》均是嘉靖刻本，符合标准嘉靖本这一版刻特点。到了万历以后，明刻本又出现不同于标准嘉靖本的新风格。字体风格变为“更加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完全脱离欧体字的新字体。这种新字体世称‘方体字’，但也有人称之为‘宋体字”’。《升菴先生文集》为万历刻本，其版式特点也完全符合这种标准万历本的特征。《渼陂集》是地方刻本，在版式上尚未受到当时流行的标准版式的影响。《牧斋初学集》为手书写刻上版，字体隽秀，为明末写刻精品。这六部文集，在版本上均有其独有的特点，为我院藏明版古籍中的精品，代表了我院古籍藏本的质量之精和水平之高，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版本价值和文献价值。
（责任编辑：耿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