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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的斑点》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所写的一篇小说，被选入人教版选修教材《外国小说欣赏》。要读懂这样的小说，关键是要抓住它的流派特点。
一
读者阅读的初感（直觉）的问题是：这样的作品能算小说吗？既没有连贯的情节，很难说有什么人物性格，更没有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心理错位或者矛盾。只是一个不知姓名，没有形貌，没有行动，停留在原地的女性，在随意地、即兴地、断断续续地内审，毫无头绪地联想、回忆。引起这一切的，只是墙上的一个斑点，她一直以为是个钉子，想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六千多字），才发现并不是钉子留下的痕迹，而是一只蜗牛。
这样随机、漫长的感受，完全是个人内心无形的、无声的自白，有些还是“幻影”，几近于胡思乱想，和一般读者预期的小说相去甚远。是不是有点接近散文？似乎也不太像，其自言自语并不抒情，既不美化墙上的斑点，也没有叙事，它仅仅是浮想联翩，纷至沓来的感觉并不构成连贯的思绪，其间的联系只是边缘性的（近似切线的）相近性。这样的自由随想，也许有点像西方人所擅长的随笔（如《瓦尔登湖》），可随笔有一定的智性贯穿其间。《墙上的斑点》则谈不上任何智性的一贯性。
那么，它为什么叫作小说，而且获得举世的共识呢？
这是因为，它具有小说的基本功能。那就是对于人物外部感知和内心情志的深度探索，表现作者对于人的内心感知和情志的独特理解。这属于特殊流派的小说——文学史上所谓意识流小说。
传统的小说，不管是现实性的还是超现实的，或多或少都有或强或弱的情节，情节的功能就是把人物打出常轨，让人物遭遇意想不到的灾难或者幸运，进入非常环境，迫使人物在常轨情况下隐藏在人格面具下的、隐藏在深层的甚至连自己也不一定知道的情感思绪涌到表层。《项链》中那个追求虚荣的女人为了不被当作骗子，艰苦备尝，付出十年的青春代价，表现出“英雄气概”，堂堂正正地偿还了那条项链。《最后一课》中，那个讨厌法语的小学生变得无限热爱法语。故托尔斯泰在《复活》中说：“人往往变得不像他自己了，其实，他仍旧是原来那个人。”[1]情节把人物打出常轨的另一功能是使相互之间本来亲密的或者敌对的人物关系发生变幻、产生错位、催生矛盾，推动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心理就得到更奇妙、更独特的展示。《范进中举》中胡屠户本来对范进怀着极强的优越感，公然对之辱骂。一旦范进中了举，就极其自卑，为了给范进治疯病，打了他一耳光，居然认为得罪了天上的文曲星，遭到惩罚，手痛得弯过来了。这种情节性，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乃至部分超现实主义小说的不二法门，但是伍尔芙显然对几百年来的艺术成规发出挑战：难道这是唯一的，别无选择的吗？在《墙上的斑点》中，作者让人物停留在原本的环境中，没有外来的干扰，甚至没有亲人、友人、情人，也没有关系紧张的敌人，更没有外来的幸运和灾难，能不能表现人物感知的独特，揭示人物深层的心理奥秘呢？
二
艺术的生命就是革新，就是突破，《墙上的斑点》表现了艺术家的大器，对一向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情节进行勇敢的颠覆。作品和打出常轨的情节小说相反，让人物在常轨之中，没有事变，甚至没有动作，人物坐在那里，情思如万花筒一样，感知纷至沓来，迷离、纷纭、偶然、无序，如梦如幻。这就显示了和传统小说根本的不同，传统小说以人物的情思的动态为脉络，而这种小说则是表现人物的静态。不但环境是宁静的，而且心理也是宁静的。这有什么东西可写呢？她在追求什么呢？伍尔芙曾经这样叙述自己的追求：“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在普普通通的一天中的内心活动考察一下吧。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屑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这就是她追求的“真实的生活”。文学作品就应该“按照那些微尘纷纷坠落到人们头脑中的顺序，把它们记录下来”，“追踪它们的这种运动模式”。在《墙上的斑点》中伍尔芙这样宣称：
我希望能静静地、安稳地、从容不迫地思考，没有谁来打扰，一点也用不着从椅子里站起来，可以轻松地从这件事想到那件事，不感觉敌意，也不觉得有阻碍。
这样安稳地、从容不迫地思考有什么好处呢？这不仅因为，这是她所认为的真实，而且还有一种好处，他们叫作自由联想：“可以轻松地从这件事想到那件事”，即事件之间是跳跃性的，和传统小说事件的连贯性分道扬镳。这样的革新是大胆的，但是带来一个严峻的问题，情节有时间上的连贯性，有情感逻辑上的因果性，有发展变化，有悬念，有转折，才能吸引读者不由自主地注意（在心理学上叫作“无意注意”），放弃时间上的连贯性，情感逻辑上的因果性，展示一片散漫的感知，凭什么让读者专注呢？这当然有风险，有难度，最大的难度应该在于感知的“自由联想”是无序的。
此外，“自由联想”虽然在时间空间上是自由跳跃了，可自由不是绝对的。第一，所有的感知、回忆、遐想、幻影，总是围绕着一个焦点：墙上的斑点，斑点既是联想的起点，也隐约沉浮于联想的过程，最后结尾则是突然的、简洁的对转，那不是钉子的痕迹，而是一只蜗牛。从某种意义上说，斑点作为核心意象既是有序在无序中时隐时现，又在整体中首尾呼应。第二，墙上的斑点引起的纷纭的联想是随机的，但是微妙的联系还是有迹可循的。从墙上的“斑点”，联系到“炉子里的火”，“黃色的”，壁炉上有“菊花”，壁炉的炭块是“火红”的，联想到了城堡上“鲜红的旗帜”，从而又带出了“红色的骑士”。这完全是“幻觉”，甚至是“无意识”的，但又并不绝对是散漫的：“炉火”“黄色的菊花”“城堡上鲜红的旗帜”“红色的骑士”，不但同属于色彩，而且大体为热色调，就是这样的热色调把纷纭的感知、幻觉统一起来。作品后来从斑点猜想到在更高处可能有粉红、蓝色、“玫瑰花形状的斑块”，联想到莎士比亚，这不是脱离斑点了吗？但斑点是和炉火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伍尔芙让莎士比亚坐在椅子上，“凝视着炉火”。绝对的自由联想的可能本来是无限的，但是在伍尔芙这里，控制着它们只能向边际相关的方向延伸过渡，即使在时空上有些大幅度的跳跃，马上又回到核心意象（斑点/炉火）上来。 伍尔芙营造了这样隐含着有序的背景，就让人物的“思绪”“一哄而上，簇拥着一件新鲜事物”，传统小说的情节功能就是让人物在历时性的动荡中展示其内心的新异的动荡。这里把人物放在共时性、瞬间的宁静中，人物的情思也在运动，也有新异的变幻。只不过不是通过外部可感的动作、行为、语言，而是通过内心非逻辑的自白。这正是伍尔芙的追求：这才是人的内心的“真实”，在宁静的状态下，人的心灵，人的感知，人的回忆，是如此活跃、丰富，有一种“一哄而上”“簇拥新鲜”的感觉。这种既纷纭又新鲜的感觉正是小说对读者的感染力来源之一。
伍尔芙显然觉得，传统小说把人物放在大变动的过程中，有条有理地按着清晰的逻辑去行动或者说话并不“真实”。这样的想法，有一定的心理学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他的《心理学原理》中指出，人类的思维活动是一种斩不断的“流”，不是自觉地、有序地衔接，而是随机变幻、错综交融，因此将之称为“思想流”“意识流”。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则认为，“意识”存在于“不可分割的波动之中”。[2]这种心理学对于20世纪初的小说家影响甚大，以致在一些小说家中形成一种共识：只有把这样的无序的意识之流，以内心自白的办法描述出来，才是真实的。这就形成了一种文学流派，叫作意识流。很快产生了经典，如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英国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美国小说家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
三
伍尔芙固然受到詹姆斯“思想流”“意识流”的影响，但是作为艺术家，她有自己的创造，她并不以为人的思绪仅仅是单线的、平面的、长期的自由联想，在《墙上的斑点》中，她把意识和感知的流动集中到暂时的、瞬间的感知中来，从意识到潜意识，从现场感知到超越时空的回忆，展示为立体的隐显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单线的，不是浮于表层的，而是从五官的感知、想象、意识和潜意识向智性的判断深化的。在《墙上的斑点》中她这样自白：
我希望深深地、更深地沉下去，离开表面，离开表面的生硬的个别事实。让我稳住自己，抓住第一个一瞬即逝的念头。
不写事件，回避连贯性，乃是为了“离开表面的生硬的个别事实”。实际上，在她看来情节就是“生硬的”。“生硬”有什么坏处呢？那就是妨碍她“深深地、更深地沉下去”。这就是说，她认为描写情节（事实）妨碍她深入人物内心深处去。用什么办法突破事件的“生硬”外壳呢？那就是她自己在作品中所说的“抓住第一个一瞬即逝的念头”，从感知的纷纭中向智性深化，这样，意识流就不仅仅是感知的流动，而是感知一方面向潜意识，一方面向智性深层流动。
小说向智性深化的第一个层次，就是从斑点不像是钉子的痕迹深化为观念：“事件发生后”“没有人能够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从而引导出偶然性这样具有哲理意味的观念：“生命是多么神秘；思想是多么不准确！人类是多么无知……和我们的文明相比，人的生活带有多少偶然性啊。”接着是把偶然性循着感性来扩展，从遗失的物品、人被射出地铁，到纸袋被扔进邮包等，都是偶然的。
思绪深化的第二个层次：时间的流逝，在“绿色茎条”“杯盏形花”等，在此背景上，把偶然性从外延上拓展到人的生命：“为什么人要投生在这里，而不投生到那里，不会行动、不会说话、无法集中目光，在青草脚下，在巨人的脚趾间摸索呢？至于什么是树，什么是男人和女人，人们再五十年也是无法说清楚的。”这个层次时间和空间都有大幅度的跳跃，但还是有着意象的关联性：“一朵花”的出现，显然从开头壁炉上的“三朵菊花”“夏天残留下来的玫瑰花瓣”过渡来的“老房子的地基上的尘土堆里开了一朵花”。因为“花”的意象关联性，时空跳跃不是很突兀。
在“花”的意象（紫色的花穗）带动下，思绪进入了第三个层次，从偶然性向真实性过渡。人们总是美化自我：“在头脑里把自己的形象打扮起来”，本能地“崇拜自己的形象”，“偷偷地，而不是公开地”美化自己，如果“镜子”打碎了，浪漫的虚象消失了，“在这样的世界里是不能生活的”。意思是说，人总是不能面对“真实”，没有浪漫的打扮，没有自我欺骗，人就不能活。由于照镜子（在公共汽车和地铁里我们就是在照镜子）的欺骗性，人们像小说家一样，把“现实”“排除”，以“追逐”“幻影”为务，接着是把这种感性的“幻影”，拓展社会意识形态：“社论”“内阁大臣”等的套话，被人们认为是“正统”的“必须遵循”的标准，从希腊人、莎士比亚以来就是这样想的，不然，“就得冒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危险”，但是事实上“毫无价值”。这就是对统一的思想规格进行直接的批判了，传统套话束缚着人们本来可以自由的、多样的想法。每一件事都只有一个规矩，连桌布的黄色小格子都一样，换了一种花样就“不能算真正的桌布”。
第四个层次，引申出作者女权主义的直截了当的宣告：究竟是什么掩盖生活中“真实”，“也许是男人……男性的观点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是它制定了标准”。所谓神圣的“尊卑序列表”，森严的固定社会等级：“排在坎特伯里大主教后面的是大法官；而大法官后面又是约克大主教。每一个人都必须排在某人的后面。”“最要紧的是知道谁该排在谁的后面。”但是，这是僵化的，不自由的，只有它遭到讥笑，被扔进垃圾桶，人们才可能得到“自由感”，尽管这种自由感是“非法的”，然而是作者向往的，认为是非常“奇妙”的。
这样的思绪的深化，似乎离开斑点太远了，于是第五个层次，回到斑点上来：以漫画的笔法抨击所谓“学者”，他们投身于古墓、白骨的研究，搜寻证据，除了蹲在洞穴里盘问老鼠，记载巫婆和隐士的后代，他们什么也不会。这是对经院哲学，对奉为神圣的“知识”的反讽。正统的“知识”事实上是迂腐的、不自由的、僵化的、迷信的，然而人们却在崇拜他们。这就是说，一切神圣的学问，其实都迷信，都虚假，都可笑。归根结底，是不自由的。
第六个层次则是作者正面的理想，那就是思想自由：现有的“知识”都是迷信，颠覆对这些知识的迷信，才能“想象出一个十分可爱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教授、没有专家、没有警察面孔的管家，在这里人们可以像鱼儿用鳍翅划开水面一般，用自己的思想划开世界”。在这里，“没有尊卑序列表”。在看来纷纭无序的感知、回忆、幻觉、潜意识的流动中，居然升华出了对知识霸权如此尖锐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摆脱遮蔽，争取思想自由的宣言。 这是多么勇敢，多么深邃，多么彻底。作者说这样理想的、打破了迷信的世界是“可爱的”，但是，作者显然意识到这又是多么不现实，只能在“两百年后”才有可能。“大自然（按：现成的社会秩序）忠告你说，不要为此感到恼怒（按：不要怀疑现成的等级序列），而要从中得到安慰；假如你无法得到安慰，假如你一定要破坏这一小时的平静，那就去想想墙上的斑点吧。”这就是说，去看看墙上的斑点，去自由地联想，是唯一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虚幻的，在文章最后，回到墙上的“斑点”上来，发现那并不是想象中的钉子的痕迹，而是一只蜗牛。这最后一笔可谓真正的天才的一笔，既是现实的无奈，也是对自我的调侃，这里有深沉的黑色幽默。
四
伍尔芙对情节的批判：“表面的生硬的个别事实”，包含着两个意思，第一，情节是“表面”“生硬”，被她用自由联想瓦解，故能达到思想的深度。还有一点不可忽略，那就是“个别事实”。情节总是个别人的个别事情，而《墙上的斑点》达到的哲学的高度是普遍的，不是个别人的个别事件。把哲理的普遍性作为艺术的追求，不但是意识流小说家的追求，也是整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追求。
作者在扑朔迷离的浮想之中，居然蕴含着这么深邃的哲学性意义上的自由追求，在意识流小说中堪称一绝，但从小说艺术的精练性来说，作者的主题是不是太复杂了一点，起初关于“偶然性”的思考，和后来正统的霸权“知识”不自由的批判，是不是有机地统一，是很值得怀疑的。17世纪的斯宾诺莎（1632-1677）提出：自由乃是对于必然性的认识。[3]自由和必然处于对立和有机的统一之中，不管是启蒙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肯定了这个命题。伍尔芙在这里把自由和偶然联系在一起，显然缺乏内在的统一性，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耗费了多达六千余云雾漶漫的文字，对读者也不无折磨。语言的拖沓和玄虚并不是伍尔芙一个人的缺陷，而是意识流小说家，包括经典小说家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等共同的症候，因此意识流作为一个流派，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在中国也一度影响了白先勇、王蒙等作家，他们带着意识流风格的小说，一度风靡一时，但是作为文学流派是昙花一现，至今只在为数不多的诗歌中显示其生命力似乎还没有完全消亡。
参考文献
[1]列夫·托尔斯泰.复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262-263.（汝龙译文略有不同）
[2]参阅郑克鲁.意识流[M].//袁可嘉等选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册（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1.
[3]这是长期以来，对斯氏思想的概括的说法。斯氏的原话是：“凡是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的东西叫作自由。反之，凡一物的存在及其行为均按一定的方式为他物所决定，便叫作必然或受制。”（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页）严格说来，斯氏的思想更准确的表述是：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首先不仅仅限于认识，而且还有行动，也就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才能获得自由。
一
读者阅读的初感（直觉）的问题是：这样的作品能算小说吗？既没有连贯的情节，很难说有什么人物性格，更没有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心理错位或者矛盾。只是一个不知姓名，没有形貌，没有行动，停留在原地的女性，在随意地、即兴地、断断续续地内审，毫无头绪地联想、回忆。引起这一切的，只是墙上的一个斑点，她一直以为是个钉子，想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六千多字），才发现并不是钉子留下的痕迹，而是一只蜗牛。
这样随机、漫长的感受，完全是个人内心无形的、无声的自白，有些还是“幻影”，几近于胡思乱想，和一般读者预期的小说相去甚远。是不是有点接近散文？似乎也不太像，其自言自语并不抒情，既不美化墙上的斑点，也没有叙事，它仅仅是浮想联翩，纷至沓来的感觉并不构成连贯的思绪，其间的联系只是边缘性的（近似切线的）相近性。这样的自由随想，也许有点像西方人所擅长的随笔（如《瓦尔登湖》），可随笔有一定的智性贯穿其间。《墙上的斑点》则谈不上任何智性的一贯性。
那么，它为什么叫作小说，而且获得举世的共识呢？
这是因为，它具有小说的基本功能。那就是对于人物外部感知和内心情志的深度探索，表现作者对于人的内心感知和情志的独特理解。这属于特殊流派的小说——文学史上所谓意识流小说。
传统的小说，不管是现实性的还是超现实的，或多或少都有或强或弱的情节，情节的功能就是把人物打出常轨，让人物遭遇意想不到的灾难或者幸运，进入非常环境，迫使人物在常轨情况下隐藏在人格面具下的、隐藏在深层的甚至连自己也不一定知道的情感思绪涌到表层。《项链》中那个追求虚荣的女人为了不被当作骗子，艰苦备尝，付出十年的青春代价，表现出“英雄气概”，堂堂正正地偿还了那条项链。《最后一课》中，那个讨厌法语的小学生变得无限热爱法语。故托尔斯泰在《复活》中说：“人往往变得不像他自己了，其实，他仍旧是原来那个人。”[1]情节把人物打出常轨的另一功能是使相互之间本来亲密的或者敌对的人物关系发生变幻、产生错位、催生矛盾，推动情节的发展，人物的心理就得到更奇妙、更独特的展示。《范进中举》中胡屠户本来对范进怀着极强的优越感，公然对之辱骂。一旦范进中了举，就极其自卑，为了给范进治疯病，打了他一耳光，居然认为得罪了天上的文曲星，遭到惩罚，手痛得弯过来了。这种情节性，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乃至部分超现实主义小说的不二法门，但是伍尔芙显然对几百年来的艺术成规发出挑战：难道这是唯一的，别无选择的吗？在《墙上的斑点》中，作者让人物停留在原本的环境中，没有外来的干扰，甚至没有亲人、友人、情人，也没有关系紧张的敌人，更没有外来的幸运和灾难，能不能表现人物感知的独特，揭示人物深层的心理奥秘呢？
二
艺术的生命就是革新，就是突破，《墙上的斑点》表现了艺术家的大器，对一向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情节进行勇敢的颠覆。作品和打出常轨的情节小说相反，让人物在常轨之中，没有事变，甚至没有动作，人物坐在那里，情思如万花筒一样，感知纷至沓来，迷离、纷纭、偶然、无序，如梦如幻。这就显示了和传统小说根本的不同，传统小说以人物的情思的动态为脉络，而这种小说则是表现人物的静态。不但环境是宁静的，而且心理也是宁静的。这有什么东西可写呢？她在追求什么呢？伍尔芙曾经这样叙述自己的追求：“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物在普普通通的一天中的内心活动考察一下吧。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琐屑的、奇异的、倏忽即逝的或者用锋利的钢刀深深地铭刻在心头的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这就是她追求的“真实的生活”。文学作品就应该“按照那些微尘纷纷坠落到人们头脑中的顺序，把它们记录下来”，“追踪它们的这种运动模式”。在《墙上的斑点》中伍尔芙这样宣称：
我希望能静静地、安稳地、从容不迫地思考，没有谁来打扰，一点也用不着从椅子里站起来，可以轻松地从这件事想到那件事，不感觉敌意，也不觉得有阻碍。
这样安稳地、从容不迫地思考有什么好处呢？这不仅因为，这是她所认为的真实，而且还有一种好处，他们叫作自由联想：“可以轻松地从这件事想到那件事”，即事件之间是跳跃性的，和传统小说事件的连贯性分道扬镳。这样的革新是大胆的，但是带来一个严峻的问题，情节有时间上的连贯性，有情感逻辑上的因果性，有发展变化，有悬念，有转折，才能吸引读者不由自主地注意（在心理学上叫作“无意注意”），放弃时间上的连贯性，情感逻辑上的因果性，展示一片散漫的感知，凭什么让读者专注呢？这当然有风险，有难度，最大的难度应该在于感知的“自由联想”是无序的。
此外，“自由联想”虽然在时间空间上是自由跳跃了，可自由不是绝对的。第一，所有的感知、回忆、遐想、幻影，总是围绕着一个焦点：墙上的斑点，斑点既是联想的起点，也隐约沉浮于联想的过程，最后结尾则是突然的、简洁的对转，那不是钉子的痕迹，而是一只蜗牛。从某种意义上说，斑点作为核心意象既是有序在无序中时隐时现，又在整体中首尾呼应。第二，墙上的斑点引起的纷纭的联想是随机的，但是微妙的联系还是有迹可循的。从墙上的“斑点”，联系到“炉子里的火”，“黃色的”，壁炉上有“菊花”，壁炉的炭块是“火红”的，联想到了城堡上“鲜红的旗帜”，从而又带出了“红色的骑士”。这完全是“幻觉”，甚至是“无意识”的，但又并不绝对是散漫的：“炉火”“黄色的菊花”“城堡上鲜红的旗帜”“红色的骑士”，不但同属于色彩，而且大体为热色调，就是这样的热色调把纷纭的感知、幻觉统一起来。作品后来从斑点猜想到在更高处可能有粉红、蓝色、“玫瑰花形状的斑块”，联想到莎士比亚，这不是脱离斑点了吗？但斑点是和炉火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伍尔芙让莎士比亚坐在椅子上，“凝视着炉火”。绝对的自由联想的可能本来是无限的，但是在伍尔芙这里，控制着它们只能向边际相关的方向延伸过渡，即使在时空上有些大幅度的跳跃，马上又回到核心意象（斑点/炉火）上来。 伍尔芙营造了这样隐含着有序的背景，就让人物的“思绪”“一哄而上，簇拥着一件新鲜事物”，传统小说的情节功能就是让人物在历时性的动荡中展示其内心的新异的动荡。这里把人物放在共时性、瞬间的宁静中，人物的情思也在运动，也有新异的变幻。只不过不是通过外部可感的动作、行为、语言，而是通过内心非逻辑的自白。这正是伍尔芙的追求：这才是人的内心的“真实”，在宁静的状态下，人的心灵，人的感知，人的回忆，是如此活跃、丰富，有一种“一哄而上”“簇拥新鲜”的感觉。这种既纷纭又新鲜的感觉正是小说对读者的感染力来源之一。
伍尔芙显然觉得，传统小说把人物放在大变动的过程中，有条有理地按着清晰的逻辑去行动或者说话并不“真实”。这样的想法，有一定的心理学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在他的《心理学原理》中指出，人类的思维活动是一种斩不断的“流”，不是自觉地、有序地衔接，而是随机变幻、错综交融，因此将之称为“思想流”“意识流”。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则认为，“意识”存在于“不可分割的波动之中”。[2]这种心理学对于20世纪初的小说家影响甚大，以致在一些小说家中形成一种共识：只有把这样的无序的意识之流，以内心自白的办法描述出来，才是真实的。这就形成了一种文学流派，叫作意识流。很快产生了经典，如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英国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美国小说家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
三
伍尔芙固然受到詹姆斯“思想流”“意识流”的影响，但是作为艺术家，她有自己的创造，她并不以为人的思绪仅仅是单线的、平面的、长期的自由联想，在《墙上的斑点》中，她把意识和感知的流动集中到暂时的、瞬间的感知中来，从意识到潜意识，从现场感知到超越时空的回忆，展示为立体的隐显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单线的，不是浮于表层的，而是从五官的感知、想象、意识和潜意识向智性的判断深化的。在《墙上的斑点》中她这样自白：
我希望深深地、更深地沉下去，离开表面，离开表面的生硬的个别事实。让我稳住自己，抓住第一个一瞬即逝的念头。
不写事件，回避连贯性，乃是为了“离开表面的生硬的个别事实”。实际上，在她看来情节就是“生硬的”。“生硬”有什么坏处呢？那就是妨碍她“深深地、更深地沉下去”。这就是说，她认为描写情节（事实）妨碍她深入人物内心深处去。用什么办法突破事件的“生硬”外壳呢？那就是她自己在作品中所说的“抓住第一个一瞬即逝的念头”，从感知的纷纭中向智性深化，这样，意识流就不仅仅是感知的流动，而是感知一方面向潜意识，一方面向智性深层流动。
小说向智性深化的第一个层次，就是从斑点不像是钉子的痕迹深化为观念：“事件发生后”“没有人能够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从而引导出偶然性这样具有哲理意味的观念：“生命是多么神秘；思想是多么不准确！人类是多么无知……和我们的文明相比，人的生活带有多少偶然性啊。”接着是把偶然性循着感性来扩展，从遗失的物品、人被射出地铁，到纸袋被扔进邮包等，都是偶然的。
思绪深化的第二个层次：时间的流逝，在“绿色茎条”“杯盏形花”等，在此背景上，把偶然性从外延上拓展到人的生命：“为什么人要投生在这里，而不投生到那里，不会行动、不会说话、无法集中目光，在青草脚下，在巨人的脚趾间摸索呢？至于什么是树，什么是男人和女人，人们再五十年也是无法说清楚的。”这个层次时间和空间都有大幅度的跳跃，但还是有着意象的关联性：“一朵花”的出现，显然从开头壁炉上的“三朵菊花”“夏天残留下来的玫瑰花瓣”过渡来的“老房子的地基上的尘土堆里开了一朵花”。因为“花”的意象关联性，时空跳跃不是很突兀。
在“花”的意象（紫色的花穗）带动下，思绪进入了第三个层次，从偶然性向真实性过渡。人们总是美化自我：“在头脑里把自己的形象打扮起来”，本能地“崇拜自己的形象”，“偷偷地，而不是公开地”美化自己，如果“镜子”打碎了，浪漫的虚象消失了，“在这样的世界里是不能生活的”。意思是说，人总是不能面对“真实”，没有浪漫的打扮，没有自我欺骗，人就不能活。由于照镜子（在公共汽车和地铁里我们就是在照镜子）的欺骗性，人们像小说家一样，把“现实”“排除”，以“追逐”“幻影”为务，接着是把这种感性的“幻影”，拓展社会意识形态：“社论”“内阁大臣”等的套话，被人们认为是“正统”的“必须遵循”的标准，从希腊人、莎士比亚以来就是这样想的，不然，“就得冒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危险”，但是事实上“毫无价值”。这就是对统一的思想规格进行直接的批判了，传统套话束缚着人们本来可以自由的、多样的想法。每一件事都只有一个规矩，连桌布的黄色小格子都一样，换了一种花样就“不能算真正的桌布”。
第四个层次，引申出作者女权主义的直截了当的宣告：究竟是什么掩盖生活中“真实”，“也许是男人……男性的观点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是它制定了标准”。所谓神圣的“尊卑序列表”，森严的固定社会等级：“排在坎特伯里大主教后面的是大法官；而大法官后面又是约克大主教。每一个人都必须排在某人的后面。”“最要紧的是知道谁该排在谁的后面。”但是，这是僵化的，不自由的，只有它遭到讥笑，被扔进垃圾桶，人们才可能得到“自由感”，尽管这种自由感是“非法的”，然而是作者向往的，认为是非常“奇妙”的。
这样的思绪的深化，似乎离开斑点太远了，于是第五个层次，回到斑点上来：以漫画的笔法抨击所谓“学者”，他们投身于古墓、白骨的研究，搜寻证据，除了蹲在洞穴里盘问老鼠，记载巫婆和隐士的后代，他们什么也不会。这是对经院哲学，对奉为神圣的“知识”的反讽。正统的“知识”事实上是迂腐的、不自由的、僵化的、迷信的，然而人们却在崇拜他们。这就是说，一切神圣的学问，其实都迷信，都虚假，都可笑。归根结底，是不自由的。
第六个层次则是作者正面的理想，那就是思想自由：现有的“知识”都是迷信，颠覆对这些知识的迷信，才能“想象出一个十分可爱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教授、没有专家、没有警察面孔的管家，在这里人们可以像鱼儿用鳍翅划开水面一般，用自己的思想划开世界”。在这里，“没有尊卑序列表”。在看来纷纭无序的感知、回忆、幻觉、潜意识的流动中，居然升华出了对知识霸权如此尖锐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摆脱遮蔽，争取思想自由的宣言。 这是多么勇敢，多么深邃，多么彻底。作者说这样理想的、打破了迷信的世界是“可爱的”，但是，作者显然意识到这又是多么不现实，只能在“两百年后”才有可能。“大自然（按：现成的社会秩序）忠告你说，不要为此感到恼怒（按：不要怀疑现成的等级序列），而要从中得到安慰；假如你无法得到安慰，假如你一定要破坏这一小时的平静，那就去想想墙上的斑点吧。”这就是说，去看看墙上的斑点，去自由地联想，是唯一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虚幻的，在文章最后，回到墙上的“斑点”上来，发现那并不是想象中的钉子的痕迹，而是一只蜗牛。这最后一笔可谓真正的天才的一笔，既是现实的无奈，也是对自我的调侃，这里有深沉的黑色幽默。
四
伍尔芙对情节的批判：“表面的生硬的个别事实”，包含着两个意思，第一，情节是“表面”“生硬”，被她用自由联想瓦解，故能达到思想的深度。还有一点不可忽略，那就是“个别事实”。情节总是个别人的个别事情，而《墙上的斑点》达到的哲学的高度是普遍的，不是个别人的个别事件。把哲理的普遍性作为艺术的追求，不但是意识流小说家的追求，也是整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追求。
作者在扑朔迷离的浮想之中，居然蕴含着这么深邃的哲学性意义上的自由追求，在意识流小说中堪称一绝，但从小说艺术的精练性来说，作者的主题是不是太复杂了一点，起初关于“偶然性”的思考，和后来正统的霸权“知识”不自由的批判，是不是有机地统一，是很值得怀疑的。17世纪的斯宾诺莎（1632-1677）提出：自由乃是对于必然性的认识。[3]自由和必然处于对立和有机的统一之中，不管是启蒙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肯定了这个命题。伍尔芙在这里把自由和偶然联系在一起，显然缺乏内在的统一性，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耗费了多达六千余云雾漶漫的文字，对读者也不无折磨。语言的拖沓和玄虚并不是伍尔芙一个人的缺陷，而是意识流小说家，包括经典小说家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等共同的症候，因此意识流作为一个流派，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在中国也一度影响了白先勇、王蒙等作家，他们带着意识流风格的小说，一度风靡一时，但是作为文学流派是昙花一现，至今只在为数不多的诗歌中显示其生命力似乎还没有完全消亡。
参考文献
[1]列夫·托尔斯泰.复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262-263.（汝龙译文略有不同）
[2]参阅郑克鲁.意识流[M].//袁可嘉等选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册（上）.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1.
[3]这是长期以来，对斯氏思想的概括的说法。斯氏的原话是：“凡是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的东西叫作自由。反之，凡一物的存在及其行为均按一定的方式为他物所决定，便叫作必然或受制。”（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页）严格说来，斯氏的思想更准确的表述是：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首先不仅仅限于认识，而且还有行动，也就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才能获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