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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禁疑惑，中国真的在实践一直挂在各级官员嘴边的“教育为本”、“教育立国”吗？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又一次重复承诺，“努力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在中国教育界，大约没有一个数字比这个4%，更让人熟悉到痛楚和困惑的地步了。
这个承诺的时间跨度实在太长了一点。如果，1993年有家长抱着新生的婴儿，读到当时新鲜出炉的《中国教育和改革发展纲要》，把国家首次承诺要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或“本世纪末”实现4%的教育投入，当成一枚即将到嘴的苹果，而感到无比欣喜的话，那么，当这孩子已然长到成年，即将高中毕业的时候，这枚曾经看上去很甜很美的“苹果”，至今还在天上飞着，迟迟难以落地。
作为国际通用的衡量标准，这枚“苹果”标志着国家对教育的投入程度或说重视程度。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教育投入一直低于3％。80年代末，当时的国家教委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这个比例在90年代中期或到2000年应达到发展中国家4％的水平”。然而，迄今为止，这个数字从未突破3.5%，从2002年开始，这个数字甚至还曾持续走低。时过境迁，当年很甜很美的“苹果”，如今就算落地，份量和成色也大打折扣了。因为，那个4%，是根据当时世界各地对教育的平均投入测算的。别人早就摘了更大更甜的“苹果”，美国1999年的教育投入就达到了7%，近邻印度2003年的教育投入就达到了5%。
对于一向以举国体制为傲，以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来说，一项上升到国家层面，从强势总理朱镕基到民生总理温家宝一再承诺的事关全中国几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财政安排，竟然履行得如此艰难，是相当异乎寻常的。我们可以投资巨大承办奥运和世博，可以一掷四万亿，拉动中国经济，抵御国际性金融危机来袭，可以举国相助，对口支援，让汶川和玉树灾区度过难关，然而，却对区区4%的教育投入一筹莫展。难怪教育界别的政协委员、武汉音乐学院院长彭志敏对此痛感“说不出话来”。
我们不禁疑惑，中国真的在实践一直挂在各级官员嘴边的“教育为本”、“教育立国”吗？改革开放30余年，国家财力日益雄厚，再以穷国办不成大教育当成理由，恐怕已经难以服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最关键的因素，是在各级官员的“政绩”榜上，教育始终趔趄着站不住脚，只能灰溜溜地看着GDP老大在房地产、重大工业项目等一众小兄弟的烘云托月下，无限风光地书写官员政绩最新最美的图画，而自己则只配在角落里瑟缩着乞讨。
三年前的一个画面，可以极为典型地为4%的尴尬处境写照。当时，财政部、教育部制定了《中职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规定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学校于入学一个月内要将助学金发到学生手中。陕西榆林市绥德县职中校长因开学三个多月也没拿到这笔钱，追着正要去开会的县长并打开车门，希望县长签完字再走——这样一个举动，居然带来了“停职、拘留”的塌天大祸，罪名是“妨害公务”。而漠视国家教育政策的县长，却没有因“妨害公务”被追究查处之虞。
这个真实的故事，充分地解释了为什么4%拖延18年难以落实，柿子只拣软的捏，在各地政府手里，教育投入就是最软的那个柿子，重大项目投入事涉GDP，不能不用钱；张书记要换辆车、王局长要带团出国考察，钱也非批不可；教育？看看还有没有富余的钱，那就给点儿算点儿——原因尽管摆不上桌面，但官员们心知肚明。
众所周知，这些年来，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一直大于GDP增速，而居民收入的增速却一直小于GDP增速。也就是说，在中国经济这块飞速膨胀的大蛋糕中，分蛋糕时，总是政府拿得多，国民拿得少。按说政府在提供诸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理应更周到更大方。
如果要让4%这枚“苹果”在2012年稳稳落地，看来非得启动问责制不可。如果达不到，要么一票否决，要么乌纱不保，大约才会引发教育投资的热情，才能确保这一次的承诺不再落空。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又一次重复承诺，“努力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在中国教育界，大约没有一个数字比这个4%，更让人熟悉到痛楚和困惑的地步了。
这个承诺的时间跨度实在太长了一点。如果，1993年有家长抱着新生的婴儿，读到当时新鲜出炉的《中国教育和改革发展纲要》，把国家首次承诺要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或“本世纪末”实现4%的教育投入，当成一枚即将到嘴的苹果，而感到无比欣喜的话，那么，当这孩子已然长到成年，即将高中毕业的时候，这枚曾经看上去很甜很美的“苹果”，至今还在天上飞着，迟迟难以落地。
作为国际通用的衡量标准，这枚“苹果”标志着国家对教育的投入程度或说重视程度。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教育投入一直低于3％。80年代末，当时的国家教委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这个比例在90年代中期或到2000年应达到发展中国家4％的水平”。然而，迄今为止，这个数字从未突破3.5%，从2002年开始，这个数字甚至还曾持续走低。时过境迁，当年很甜很美的“苹果”，如今就算落地，份量和成色也大打折扣了。因为，那个4%，是根据当时世界各地对教育的平均投入测算的。别人早就摘了更大更甜的“苹果”，美国1999年的教育投入就达到了7%，近邻印度2003年的教育投入就达到了5%。
对于一向以举国体制为傲，以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来说，一项上升到国家层面，从强势总理朱镕基到民生总理温家宝一再承诺的事关全中国几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财政安排，竟然履行得如此艰难，是相当异乎寻常的。我们可以投资巨大承办奥运和世博，可以一掷四万亿，拉动中国经济，抵御国际性金融危机来袭，可以举国相助，对口支援，让汶川和玉树灾区度过难关，然而，却对区区4%的教育投入一筹莫展。难怪教育界别的政协委员、武汉音乐学院院长彭志敏对此痛感“说不出话来”。
我们不禁疑惑，中国真的在实践一直挂在各级官员嘴边的“教育为本”、“教育立国”吗？改革开放30余年，国家财力日益雄厚，再以穷国办不成大教育当成理由，恐怕已经难以服众。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最关键的因素，是在各级官员的“政绩”榜上，教育始终趔趄着站不住脚，只能灰溜溜地看着GDP老大在房地产、重大工业项目等一众小兄弟的烘云托月下，无限风光地书写官员政绩最新最美的图画，而自己则只配在角落里瑟缩着乞讨。
三年前的一个画面，可以极为典型地为4%的尴尬处境写照。当时，财政部、教育部制定了《中职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规定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学校于入学一个月内要将助学金发到学生手中。陕西榆林市绥德县职中校长因开学三个多月也没拿到这笔钱，追着正要去开会的县长并打开车门，希望县长签完字再走——这样一个举动，居然带来了“停职、拘留”的塌天大祸，罪名是“妨害公务”。而漠视国家教育政策的县长，却没有因“妨害公务”被追究查处之虞。
这个真实的故事，充分地解释了为什么4%拖延18年难以落实，柿子只拣软的捏，在各地政府手里，教育投入就是最软的那个柿子，重大项目投入事涉GDP，不能不用钱；张书记要换辆车、王局长要带团出国考察，钱也非批不可；教育？看看还有没有富余的钱，那就给点儿算点儿——原因尽管摆不上桌面，但官员们心知肚明。
众所周知，这些年来，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一直大于GDP增速，而居民收入的增速却一直小于GDP增速。也就是说，在中国经济这块飞速膨胀的大蛋糕中，分蛋糕时，总是政府拿得多，国民拿得少。按说政府在提供诸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理应更周到更大方。
如果要让4%这枚“苹果”在2012年稳稳落地，看来非得启动问责制不可。如果达不到，要么一票否决，要么乌纱不保，大约才会引发教育投资的热情，才能确保这一次的承诺不再落空。